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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牛人们

《中国近代的牛人们》
作者: 李清找
张学良和杜月笙关系不错。
有一次张学良到上海,杜月笙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能罩得住,就给了张学良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颇有底气的对张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打电话给他,他都能摆平。
但是杜月笙向张学良说完这些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遇到王亚樵你要小心。
可见像杜月笙这样,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大佬,对这个叫王亚樵的也畏惧三分。
看看王亚樵的策划的暗杀行动,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可怕的能量:

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当这些小鬼子在中国的领土上庆祝自己的胜利,耻笑中国人的软弱无能可欺时,轰得一声,就让这些志得意满的日本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让他们回姥姥家了。
在庐山刺杀蒋介石。只可惜刺客的业务素质太差,没有等到蒋介石走的再近些,就胡乱开枪,结果蒋毫发无伤,有惊无险的躲过一劫。要是刺客有出色狙击手的素质,中国的近代史恐怕要改写了。蒋介石的命真是够大的,在1925年的一天,蒋在共产党人陈赓的背上逃命成功,这次他又在刺客拙劣的枪法下侥幸逃生。并且在这两次关键的逃命过程中,除了精神上受到些惊吓外,并没在他的肉体上留下什么严重的创伤。

命运总是很诡异,谁能想到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生命是被他的部下提前结束了。
就是蒋在撤退到台湾后,某天,自己的汽车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军车结结实实的撞在一起。这次车祸是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蒋的还算不错的身体就彻底的垮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刺杀汪精卫。这次汪精卫没有蒋介石幸运。据在现场的目击人张学良说,这次刺客孙凤鸣杀手素质堪比荆轲,异常冷静的开了三枪,枪枪毙命。第一枪准备打汪的后心,由于汪转身,这一枪打在汪的胳膊上。另外两枪分别打在腰上,头上。虽然这次刺杀没能把大汉奸立即干掉,但是正是这次刺杀中留在汪精卫肋骨里的毒子弹,使这个民族败类在十年后病发而死。这次刺杀若干年后,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但只是错杀了汪的贴身侍卫。汪精卫的身上没有留下一颗军统特务的子弹。

刺杀宋子文。我总感到王亚樵这帮人的勇气和胆量可嘉,但是专业素质却不敢恭维。不是枪法不准,就是枪法准时,却打在不该打得人身上。
这次刺杀宋子文,就是刺客的的枪法很准,却打在了宋子文同学兼秘书唐腴胪的身上。唐是宋子文的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学。回国后当了宋的秘书。
唐腴胪的妹妹现在还健在,老太太居住在上海,人到老年却还是依旧风度翩翩的跳舞。年龄和美妙的舞姿的反差,时常会引来境外媒体的采访。从老人不凡的气质里,我们隐约能感到唐家的当年煊赫的家庭背景。
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不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这个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眼睛的王亚樵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为什么能凝聚那么多人为他卖命?他不高兴时敢跳上桌子,掌掴当时的上海市的警察总长,而总长挨完巴掌后却还得满脸陪笑。

回答这些问题前,先讲个故事。
一个古代的名将,非常属于带兵,与兵士们同吃同住。一天看到一个伤兵,
伤口溃烂流脓,非常痛苦。这个将军就俯下身子,用自己的嘴替这个士兵吸脓。这一幕恰巧被这个士兵的母亲看到了,老太太伤心的大哭起来。
旁边的人有些奇怪的问老太太哭得为何如此伤心,老太太回答:我恐怕要失去这个儿子了,因为我丈夫受伤时,这个将军也为他用嘴吸过脓,结果丈夫为了报答将军的恩情就战死在沙场上了。
这就是驭人之术。
这个王亚樵也是深谙此道的人。

他的部下死后,家属所有的用度开销,他都安排的无微不至。所以他的部下都没有后顾之忧。
不仅如此,他还好像有种特殊的气场和手段,能让部下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比如那个刺杀汪精卫的孙凤鸣。据说行动的头天晚上,王亚樵就把自己的老婆让孙睡了。
{二}够狠!!!!!
人面对死亡时经常用两种东西麻醉自己―――酒和女人。

经常看到很多这类似曾相识的故事:在旧军队里。将要对强奸犯实行死刑时,为了显得比较人道,在行刑的头天晚上,往往给犯人找个妓女,陪他这最后一夜。
或者躺在担架上那些垂死的年轻的士兵,往往最后的愿望就是让旁边站着的小护士吻一下。女人的怀抱和温柔,对男人有种天然的镇定作用。
那个年轻时,曾经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头一天晚上,他的爱慕者陈璧君,也把身体献给了汪。
孙凤鸣也对得起王亚樵。
孙凤鸣在中弹被俘后,被送到医院。
医生对孙说:你恐怕熬不过明天了。

孙答:死就死吧。
医生又说: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们通知你家人给你收尸。
孙答:家里没人,就我一个,死了喂狗,不用收尸。
够绝决。这种狠劲比起日本的武士道,也毫不逊色。
这种狠劲成了王亚樵这个叫斧头帮的团队的特色,而这种特色能使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在上海和王亚樵有过节的人,每天都惴惴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

难怪上海滩的另一位黑社会老大黄金荣对部下说:以后你们遇到斧头帮的人都要躲着走,他们都不要命,我们惹不起。
难怪王亚樵敢敲诈杜月笙,一张嘴就是十万。而杜月笙只得乖乖的拿出来。
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真理。
西方有句谚语: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等,这些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有神奇的效果。
在你身边的敌人,或者曾经在你身边过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了解你的一切,饮食起居,脾气禀性,社交网络??????。
阿拉法特躲避暗杀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千万不要生活特别有规律。一个被暗杀的对象,生活越有规律,那他离自己的坟墓就越近。

即使睡觉,一夜也要没规律的换几个房间。就像萨达姆一样。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了解你的敌人。
王亚樵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他曾经的学生——戴笠。
戴笠是什么人?虽然很多书上说他是什么“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杀人魔王”,其实用两个字,就可以准确概括他的身份和特性,那就是――酷吏。
如果做精神分析,中国的这些酷吏都是施虐狂。

用最残酷的,最狠毒,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来折磨人和摧残人的肉体。而犯人的尖叫和哀嚎能使他们感到快感。
唐朝的武则天,明朝的锦衣卫??????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那些可怕的酷吏们,落在他们的手里,就是落在了人间地狱里,生不如死。
但是酷吏并不是谁都能当的了。尤其是魔鬼级的。他首先需要过人的,甚至是变态的心里素质。
据说戴笠能把刚刚杀完的死尸,往床地下一塞,然后倒头呼呼大睡。
从戴笠的狠毒与阴险上,不能不说多少能看到王亚樵的影子。
戴笠这个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学生。没有像他的诸多校友们,成为军事方面的一代名将,而是成了一个颇有破坏力的特务头子。这里面肯定也有王亚樵的“功劳。”
王亚樵的可怕使蒋介石惴惴不安。他决定要除掉他。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戴笠的身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句话不幸在王亚樵和戴笠的身上应验了。
王亚樵也许没想到,他曾经无数的艰险,凭着他的机智敏感都全身而退,但是他最终会栽倒他自己学生的手里
{四}人类是智慧的动物,所以人类之间相互的争斗与搏杀,不单单是体力劳动,而更多的是脑力劳动。
制造各种武器,运用各种计谋,什么三十六计,兵法韬略,战略,战术。这些都离不开智力。
在各种动物的群体里,都是年轻,最能打斗,最有体力的那只动物作为首领。比如什么狼王,猴王什么的。

但是这条规律在人类的群体里不适用。
在成熟的人类社会里,做首领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慧。
所以经常能杀别人,而不被别人所杀死的人都是很有头脑的人。智慧不足的一介武夫很难成大器。这是历史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樵,戴笠这些经常杀人的人是很有智慧的人。
虽然这样说起来有点像绕口令。
王亚樵和戴笠有很多共同之处。
超乎常人的机敏,凶狠,深谙人内心的各种弱点;善于结交巴结各种对自己有用的人;游刃有余的游走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
这些素质使他们成为暗杀战线的高手。
但是在当年的上海,还有一个人,这种地下工作的业务能力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
这个人我们大家也许并不太陌生。
他就是陈赓。
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党政训练班,蒋亲自主持,还对学员做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有一题是问大家: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
我想把蒋的这个问题再引申一步,使它具体一点: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包括在特工方面。

戴笠没能抓到陈赓,因为陈在上海所营造的社交网络已深入到国民党的内部高层。
在国民党的高层里有自己的线人。
看看两人的资历对比,就会明白陈赓的各方面的素质为何不在戴笠之下。
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且陈在校期间是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所谓“三杰”就是各方面最为突出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和蒋介石很有关系。
三杰之一: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对这位本家“视之如手足”。对此人的能力很是器重。

三杰之二:贺衷寒,是蒋介石的死硬追随者,一直跟蒋到台湾。是蒋介石黄埔嫡系中的一名得力干将。
三杰之三:陈赓,也是三杰中名气最大的一位。1925年,曾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的救命恩人。
三者排名不分前后。
而戴笠是是1926年才进的黄埔。也是在这一年,陈赓已经从黄埔军校毕业,然后进入苏联开始接受秘密工作方面的系统培训。
当时陈赓和周恩来在上海共同负责“中央特科”。
巧合的是,陈赓和戴笠这两个脾气秉性截然不同的人,在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特工生涯。
这一年是1928年。
这一年,戴笠32岁,而陈赓只有25岁。
秘密工作是一个对情商和智商都要求很高的行业。
胆大心细,缺一不可。
戴没有受过系统的特工训练。但是他这方面的能力却非同寻常。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这除了戴笠本身的素质外,不可否认王亚樵对他的影响。
戴笠就亲口说过,王亚樵是一个很有政治魅力的人,对下属极好,而戴原来对自己的下属很冷淡,但受到王亚樵的影响后,就逐渐改变了自己对下属的态度。
还有一件事对戴笠的刺激挺大。
一次戴笠知道王亚樵在香港后,准备到港缉拿他。
因为王亚樵的耳目眼线很多,戴笠为了保密,就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到港,而是和几个随从秘密进港。

但是王亚樵活动能量真是厉害,他竟然和香港警察总长关系也很不错。
戴笠一进港,王亚樵就得到了消息。然后通知香港警方。
而香港警方对于戴笠屡次进入香港,擅自抓人的行为早就不满,这次恰好能出口恶气。
某天,在香港街头的戴笠依靠着职业敏感,察觉到好像被警方跟踪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他仍旧没有忘记迅速的和随从交换手提箱。
因为他拎着的手提箱里,有无声手枪,子弹等刺杀王亚樵用的武器。而在香港,擅自带武器入境是违法的。

可是还是太晚了。
香港警方把戴笠还有随从关了起来。
知道国民政府出面,戴笠才被放了出来。
鱼没吃着,还弄了一身腥。
戴笠在感到屈辱的同时,还有莫名的憋屈。
老师王亚樵又给他上了一课—-多个朋友多条路。要想有效的躲避追杀,强大有效的社交网络是必不可少的。
你的社交网络就是你的眼和耳朵,有时也是有效的逃避危险的避风港。
王亚樵我们可以称他为“暗杀行业的职业自由人”,他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什么主义。

虽然他早年追随过孙中山。
王更多意义上是:江湖上的一个活动能量非常巨大的杀手。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王亚樵还杀了徐国梁—-淞沪警察厅厅长,一个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好官。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王亚樵仅靠自己的力量,就有如此大的能量。可见这个人在某方面的过人之处。
这种暗杀与被暗杀的工作,就像在悬崖边上行走,或者就像走钢丝,要用上你全部的心智和能量,小心翼翼,而又充满勇气的向前走,有时哪怕是一丝的恐惧和慌张往往能使你丧命。

真不是人干的活。但真有人干。
我们再看一下同时和戴笠步入情报工作的陈赓,就会感到在陈在秘密工作的素质确实比戴笠略胜一筹。先看一份介绍陈赓在中央特科期间的活动资料: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展了训练
训练项目包括:
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

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
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
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
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
他常用的化名是王庸。
“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
谁也说不清楚。甚至包括后来叛变的陈赓的上级顾顺章。也不能说清楚。
顾顺章被捕后,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
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
但顾顺章向国民党供出:
“中央特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

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
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
陈赓手下有几个非同一般的情报工作者,这些人又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
陈赓的有些线人,层次高到可以直接接触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中央特科许多及其有用的情报网,就是陈赓建立的。
让我们大概看一下陈赓当时在上海的活动能力。
从1928到1931年——就是陈赓在上海特科工作的这段时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的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这样一个名字—–王庸。也就是陈赓的化名。
有的中共党员不小心在公交车上丢了文件,这位“王庸”先生一出马,不到两天就由流氓给送了回来。

可见陈赓在当时的上海滩,手眼通天的何种地步。
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许文强。
甚至比许文强更厉害。因为陈所能达到的高层社交网络,就不是许文强这种偏底层的人物所能企及的了。
简单列举几位。
杨登瀛——“中央驻沪特派员”,这是什么官职呢?是奉蒋介石的手谕,直属国民党中央的职务。独立于上海军警和其他的侦查机关。可以说是拿着“尚方宝剑”的,国民党秘密机关在上海的负责人。

但他却成了陈赓的线人。
很多中央特科里准备投奔国民党的人,做梦也没想到,接受他们“投诚”的,这位国民党在上海情报机关的最高领导,却是共产党的“线人”。
杨登瀛这位“线人”倒也做的比较合格,他把这些准备叛变的人,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陈赓。
然后陈赓很干脆的如数接受,接着审讯,然后毫不留情的“做掉”。
在秘密工作中,对敌人的宽容,就是给自己设置遗患无穷的陷阱和地雷。

每个叛变的人都是一颗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杨度——–这个人更是非同寻常。只简单罗列一下他的经历吧,因为此人的经历太丰富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几个及其重要的人物,几乎都和他有关。
和梁启超关系不错。据说清政府的许多“立宪”文件,就是杨度和梁启超在日本合写的。而此时梁启超还是清朝的“通缉犯”。
救过袁世凯。后来成为袁世凯的谋士。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是杨拒不奉诏,冒死相救。
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认识。黄对与孙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知道是杨度促成了他们俩人合作的不多。孙中山和黄兴对杨度很是器重,多次邀请他加入国民党,都被杨婉拒了。
“狗肉将军”张宗昌他对杨度言听计从,视若座上宾。
杜月笙的清客。什么是“清客”,就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给你钱,高危的活,杀人放火,脏活累活不用你干,拿钱把你供着,有重大的事让你帮着拿拿注意,提提意见。
这种工作不太好找,除非自己的资历,智慧,经验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但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成了陈赓在上海的重要情报的提供者。
董健吾——–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也是上海圣彼得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种关系他经常陪着宋子文的母亲——–当然也是宋美龄的母亲,蒋介石的岳母,孙中山的岳母——倪老太太去礼堂做礼拜。
倪老太是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对未来女婿资格有一项不可更改的条件——-必须是基督徒。
蒋介石就是为了能娶到宋美龄才信的基督教。
你老太的另外两个女婿—–孙中山和孔祥熙当然是老牌的基督徒。因为两人都是从很小就接受的西方教育,都上过基督教会办的学校。

不过孙中山有一点曾被人诟病过:称孙中山是假基督徒,因为基督教尊奉是一夫一妻制,而孙曾经有过一妻一妾(孙的妻子卢氏,还有一个妾叫陈粹芬,一直在他哥哥孙眉家里生活)。
董健吾和宋家的这种关系,使他能比较容易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
董健吾还做过冯玉祥的秘书,和张学良的交往也比较密切。
但董还有其他重要的身份:中央特科的成员,中共党员。陈赓的直接联络人。
写到这里,我对陈赓的特工的能力真的有点无语了。
西方的战争学家曾做过一个统计:一个训练过的军队和没有训练过的军队的战斗力是1:20。

简单的说就是:经过训练过的十个人战斗力,相当于没有训练过的200个人的战斗力。
就像是李昌镐同时和几十个人下棋,但是他却能轻而一举的赢这几十个人。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
陈赓就是这么一个专业的特工高手。
还是一流高手。
记得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说过:中国的近代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赶不上西方,是因为中国最聪明的人都搞政治去了。

深刻。严重的深刻。
中国有个传统,聪明要用在“得君行道“上—-简单的说,就是要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读古书,中科举,当大官上。
觉得把聪明用在这上面,才是正道。
什么研究蒸汽机,研究虫子,研究数学等等,那都是“奇技淫巧”,不务正业,没出息,辱没读书人的脸面。
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

当大官,衣锦还乡,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些东西深埋每个中国人骨子里。
于是在中国搞政治的,是人类最出类拔萃的精华。
看看他们的手腕,勇气,谋略,花样,哪个民族能比。
可惜的是这些智慧很多时候都用在内斗上了。
这些中国政治家的洞察力,有时会令我发自内心的赞叹一句:真是太有才了。

什么是洞察力?
先讲一个故事。
明朝的大将洪承畴战败,被清兵俘虏。皇太极爱才,想招降洪承畴。
但这个洪承畴好像死了心要做大明朝的烈士,就是不松口。态度坚决。
眼看好像又一个忠臣的典范就要诞生了。
但是皇太极的洞察力发挥了作用。使忠臣变成了汉奸。
一次他亲自苦口婆心的给洪承畴做思想政治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洪承畴的态度依然是比石头还硬。不降,死也不降。
皇太极有点灰心了。

但是就在这时,洪承畴的一个对常人来说微不足道的举动,让皇太极又看到了希望。
什么举动?
就是洪承畴用手弹从屋顶落自己在衣服上的土。
我要是看到这个动作,一定会想,这小子有洁癖。都快死了,还在乎衣服上的这点土,有病。
但皇太极对洪承畴这个动作的心理分析是:他(洪承畴)既然连一件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对于自己的命。

真是一代奸雄,英雄。智慧简直武装到牙齿了。从一个小动作直接洞悉内心最深处的弱点。
高,实在是高。
也难怪,没有这两下子,怎么能统驭的了那么多能人谋士。无论那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有“三下子”。有“两下子”都不行。
皇太极还真是没看错,洪承畴终于降了。
洪承畴没有做文天祥,因为洪承畴内心深处的软弱怕死,注定了他这种结果的必然性。

而文天祥虽然爱玩美女,奢侈,但是他内心深处的刚烈,使他在蹲了三年又脏又臭的大牢后,依然没屈服。
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也适用于王亚樵。
他的性格也注定了他的结局,而他的这种性格是被他的学生戴笠“洞察”出来了
戴笠用的手段和皇太极的现代版。

但和皇太极的思路是一样的:找到对方性格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个弱点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人。这种洞察力使他在和自己的老师王亚樵的较量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在一开始在和王亚樵的较量中,戴笠屡战屡败。
被别人追杀是什么滋味?是什么心理状态?
这是常人没机会体验,也不想体验的感觉。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有机会听那些落网的通缉犯,谈他们亡命天涯的心理状态。

恐惧,焦躁,草木皆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逃亡者往往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乱世里,某些人的心理状态,强悍到超出我们想象。
在险恶无比的环境里,他们没有屈服,没有被压垮。而是积极,但又充满智慧的,与那些要消灭他们的周旋。
张学良曾经说过,即使第二天枪毙他,他头天晚上也能睡的很香。
难怪他经历过那么多艰难险恶,还能活到一百岁。

真是超抗压的心理素质。
王亚樵虽然只活到49岁,只是张学良寿命的一般。
但是他的心理抗压力绝对不输于张学良。
敌人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这是毛泽东的诗。
在险境里,王亚樵也有这种定力与沉着。

一次,王亚樵的老婆准备出来买菜时,发现家已经被特务包围,便连忙叫醒王亚樵。
王很冷静的让老婆把衣服脱下,然后他穿在自己身上,又找了块头巾顶在头上,还笑着转身问他老婆像不像女的。
然后穿着这身女装大摇大摆,挎着菜篮子,在众多特务的眼皮底下溜掉了。
像这样的,关于王亚樵的顺利逃生的故事还有很多。
也许生死对于王亚樵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杀别人,也看着自己的人被别人杀。
我有时觉得应该叫王亚樵“不怕死帮的帮主”更为确切。
因为他手下的“亡命精神”在旧上海滩的所有帮派中,堪称第一。
日本侵略上海的期间,在路上抓到一个叫陈阿毛的卡车司机,强迫他开车运送武器和军队到前线,陈阿毛开着满载日军和武器的卡车,全速冲入海中,与日军同归于尽。
这件事使日军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似乎看到了中国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以前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只有他们日本人才配有的素质。
这件事给正在和日军奋战的上海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人们口耳相传着这个血性汉子的事迹。
而这个陈阿毛,就是王亚樵的部下和追随者。
王亚樵的这些追随者很多,以至后来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招安”王时,王亚樵一张口就说500万,理由就是给他的人很多,只有多给点钱才能遣散。

王亚樵,这个纵横黑白两道的枭雄,在1936年9月20日的晚上被杀,并被割下脸皮。
成功猎杀他的,就是他曾经的学生—-戴笠。
王亚樵杀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要杀他。但是他的侦察与反侦察的能力,他的飘忽不定,他的机智敏锐,使他的敌人们只能“心有余,力不足”了。
但只有戴笠成功了。
如果把王亚樵比作一个猎物的话,那么戴笠就是最了解这个猎物的人。
王的脾气,行事风格,生活习惯,戴笠都了如指掌。
这样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
戴笠就像是一个有非凡洞察力的猎人。
他洞悉了王亚樵的性格里最主要的一点——讲义气。
并抓住这一点,给王亚樵挖了个“陷阱”。

这个“陷阱”是为王亚樵“量身定做”的,所以这个“陷阱”对王亚樵有致命的杀伤力。
但要说明的是,王亚樵绝对算的上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险恶的环境,造就了王亚樵的超乎寻常的敏锐机警,和滴水不漏的思维。
比如有一次,王亚樵在一朋友家里遇到另外两个朋友,当这两个朋友由于有事,想先告辞回家时,王亚樵拔出手枪指着这两个想走的朋友说:对不起了,老兄,非常时期,不得不这样做,请不要见怪,在我走之前,你们两位不能走。
戴笠也曾经派人卧底到王亚樵的团队里,虽然戴笠费尽心思,这个卧底几乎连王亚樵的面都见不到,更别提掌握王的动向了。
王亚樵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一个成就非凡的奥运冠军说过:真正的敌人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实力已经在到那里了,只要你自己不出错发挥好,就没有人能打败你。
王亚樵很强大,就像一只老虎,只有当它打瞌睡的时候戴笠才有机会。
但是可悲的是,王亚樵终于“打瞌睡”了。
戴笠的机会来了。
1936年,王亚樵为了躲避追杀,从香港来到广西梧州。
从大上海,还有香港,回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小地方,王亚樵的内心深处那高度敏感的警觉,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松。
危险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对危险的麻木,哪怕是丝毫的麻木。

客观的说,在梧州这个让王亚樵送命的“陷阱”,如果放到上海来实施,以王的一贯的谨慎完全能躲得过,但是这个“陷阱”恰恰是在梧州,恰恰是王亚樵的警觉有点麻木的时候。
所有的因素都恰好的加在一起—-时间,地点,时机。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很玄的一句话,但是很正确。
这个“陷阱”是这样滴:
王亚樵的手下余力奎被抓。而余力奎的老婆被戴笠收买。于是余力奎的老婆和戴笠设了一个局:余力奎的老婆谎称,自己的老公被抓,没了经济来源,要王亚樵过去看她。

但戴笠这个局的高明之处是:他让余力奎的老婆同样来到梧州。要是这个女人在上海或是在香港,王亚樵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去主动见她。
“斗智斗勇”,“智勇双全”,这些成语中,“智”都在“勇”的前面。
智比勇更重要,有勇无谋是很危险滴。
这次王亚樵的“勇”依然和从前一样。但是“智”没有了平时的水准。
当他自己踏入余力奎老婆的屋里时,他为他自己的这一丝的疏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没有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上海,香港丢掉性命,而是在这个小地方:梧州—-这个在他潜意识中觉得相对安全的地方—-恰恰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余力奎老婆住的小屋,成了王亚樵的坟墓与刑场。
王一进门,迎接他的是扑面而来的石灰粉。中央特科也常用这种石灰粉战术。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暗杀的成功率。眼睛看不见,你就不能有效的躲避和逃跑。对付那些有很强的逃脱能力和放抗能力的人,石灰粉是必杀技。
据说王亚樵眼睛被迷后,并没有束手就擒,而仍然是很顽强的搏斗,最后特务们看抓活的困难,就只能要死的了。
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就这样死了。
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那个动乱的时代,暗杀被暗杀都时常发生。从达官贵人,到军阀政客,都可能陷入到利益的纷争中,成为被暗杀的对象。
随便拉出那时民国政坛的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和暗杀有关——曾被作为暗杀对象或曾参与暗杀过别人。
拿这个间接造成王亚樵被杀的余力奎来说吧:他曾经在陈其美的手下做过刺客。帮陈刺杀袁世凯的手下郑汝城。
而蒋介石也曾经是陈其美的刺客,他帮陈杀掉了陶成章。因为蒋介石一开始就是跟陈其美混的。陈其美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大哥”。
但是陈其美也被人给暗杀掉了。陈的死和王亚樵的死很相似:也是被人骗到一个屋子里,然后埋伏的人出来把他干掉。

看起来够乱的。要不然怎么能叫乱世呢。
我经常想要是王亚樵能穿上防弹衣,他就很有可能躲过这次被杀的厄运。因为在1901年前后防弹衣在美国就有了。而王亚樵死的时候已经是1936年了。
估计特务射杀他的武器,最先进也不过是驳壳枪,就是毛瑟手枪。因为那个时代这种手枪最流行。这种枪的子弹速度是122米每秒,穿个防弹衣抵挡这种速度的子弹没问题。并且王亚樵的人还在后面跟着,要是他能拖延几分钟,他的手下就能赶到。
可惜那个时候的资讯不够发达,没有互联网。那时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别说是王亚樵了,就是宋子文,这种和美国渊源很深得人,好像也没听说有防弹衣这种先进的东西。要是知道的话,恐怕早就用上了。因为宋在火车站遭遇王亚樵的刺客后,有一阵子好像是惊弓之鸟,被吓破了胆。但是从没有史料记载过宋曾经用过防弹衣。

有时愚昧是能害死人的。
就在王亚樵被杀的那天的夜里,陈赓正在长征的途中。、
这两个曾经都在上海的帮会中,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王亚樵死的这一年,也就是1936年,王亚樵曾经考虑去延安,他曾托李济深写介绍信给周恩来。他自己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之所以去延安,倒不是他信仰“共产主义”,也未必是对中共有多认同。
王想去延安,理由很简单,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走投无路”。

看看1936年的局势,我们就能明白王亚樵的处境。
从1934年到1936年,红军主力被压制在陕北的一角,国内各派军阀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渐渐处于劣势。蒋介石的实力空前强大。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利益的游戏——-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斗不过人家,就得忍,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这是搞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则。喜欢鸡蛋碰石头的书呆子,往往不得善终,成不了大事,他们往往勇气很有余,但是做法很愚蠢。
这些军阀都是老手,他们最会见风使舵。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还有很多,看老蒋不顺眼的人物,不得不对蒋俯首帖耳起来。因为这是对他们自己最好,最有利益的选择。
原来和王亚樵走的很近的陈济棠,李宗仁也慢慢对他冷淡起来。难怪王亚樵哀叹:现在只有延安那边还敢和老蒋对着干。
既然只有延安敢和老蒋干,那就投奔延安吧。
就在他死后的十余天里,他派去延安的余亚农,张献庭匆匆从延安赶回,给王亚樵带来一个好消息:延安愿意接纳王亚樵。
但是一切斗太晚了。他的心愿只能由他的学生来实现了。
在他死后他的学生,斧头帮的副帮主华克之加入共产党,并在解放后做了内务部副部长。
另外一个王亚樵最欣赏的学生,也是做过冯玉祥的秘书的郑抱真,也加入中共,并且后来成了合肥市市长。

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周围的人也很杰出。
就像林彪之所以那么能打仗,除了自己的天赋,还因为他从北伐开始,就随叶挺作战,叶挺的战略,带兵都使林彪深受影响。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林彪最好的启蒙老师。
看他周围的朋友,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西方的谚语。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中国的智慧。
这些都是说,要交杰出的,有能力的人,你也会变的杰出,有能力。

在1936年去世的还有鲁迅。当时的鲁迅住在上海,而他家对面,就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司令部。
不知道鲁迅听到,对面日军总部里的汽笛和军号声,会有怎样的感受。
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王亚樵的老对头,蒋介石在东北被张学良扣留,在夜里纷乱的枪声中,蒋介石狼狈的从被窝里爬起来,穿着睡袍,爬墙逃到野外。
历史也是在这一年转了个弯,众多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张学良曾经说过,他的生命就是从21岁到36岁,因为在36岁后,他就被蒋介石软禁,从历史上消失了。
1936年,也是张学良政治生命的结束。

从这一年,张从一个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囚徒。
有人称张学良是史学界的“大熊猫”。因为他的史学价值太高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张都是亲身的经历者。
别人知道的,只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结果,但是其中扑朔迷离的内幕,只有亲历者明白。
就像张学良自己说的,他人生的高潮就是从21岁到36岁。
“高潮”到什么程度?随便写几条。
是当时最年轻的,最有实力的,最有权势的军阀。从天津市长到北平市长,张学良只要打声招呼,就能让自己的人当上。

东北军的装备,当时恐怕只有蒋介石的中央军能够相比,飞机大炮什么都有。
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其实还是很有独立性的军阀。张学良就是当时的一个砝码,他支持反蒋派,反蒋派差不多就有把握胜利了。他支持蒋介石,蒋的胜算就能十拿九稳。
对这么一个关键人物,蒋介石也得给几分面子。不敢轻易得罪。
“权利是女人最好的春药”。据人类学家研究,女人喜欢和有权力的男人做爱。权力能刺激女人的情欲。
有权力,有地位的男人身边都不缺乏女人。

有权力,有地位的年轻的男人更不缺乏女人。
年纪轻轻的张学良,当然就成了许多贵妇,和大家小姐的性幻想对象。张学良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系统完整的说出了他对女人的态度,这种态度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狂热。
他自曝他的“第一次”是被他的一位表嫂引诱。张学良不是想出名的三流明星和“美女作家”,不是用这些隐私来炒作自己。他是真的有这方面的“癖好”,才津津有味的说出自己曾经和什么女人做过,和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中,哪个欲望最强。
人是复杂的,人性是更复杂的。
张学良遗传了他爸爸的凶狠果断,聪明机敏,也有鲁莽冲动。但是毕竟张作霖是从最底层混上来的,他还有很简朴的一面。张学良就曾说过,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吃饭时,要吃到碗里一粒米都不剩。掉口饭就会挨打。因为曾经是穷孩子的张作霖知道,那一口饭,关键时刻能延续一个人的生命。

不但是张作霖,那个时侯的老军阀有几个生活也很很朴素。
像冯玉祥,段祺瑞,在日常生活上穿粗布,吃粗茶淡饭。孙传芳后来也吃斋念佛起来。
但是作为“富二代”的张学良就不同了,身上多了些纨绔子弟的浮华奢靡。生活很奢侈。吸毒,玩女人,开舞会。玩的很疯。
但是纨绔子弟会玩爱玩不稀奇,但是张学良还是很有能力的。
有句老话,叫做“慈不带兵”,带兵有时需要铁腕,需要勇猛果断。该杀人时要杀人。要不然关键时候你镇不住。
张学良有这种狠劲,他曾经杀了自己的堂弟。

张学良的东北军的战斗力怎么样呢?
我看至少比吴佩孚,阎锡山这些人强。不过和苏联和日本比就不怎么样了。
在1929年“中东铁路”中,东北军,这支在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被苏联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也许这次惨败,使张学良产生了严重的害怕外国人的心理。
这也为两年后,东北军更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可否认的是,咱们中国人有很“熊”的一面。

记得一个日本人,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四五个手里拿着枪的日本士兵,就可以押送几千个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温顺的像绵羊一样接受宰割。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止一次的上演。
1930年底到1931年初,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关东军开展了频繁的军事演习。
在离沈阳几公里的北大营里,驻扎着张学良东北军的精锐—-第七旅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点多。离第七旅大概有800多米的芦苇地里,忽然响起几声枪声。

在枪声响过十几分钟后,几百名日本士兵突然袭击第北大营。这时大部分中国军人还在睡梦中。第七旅旅长通过军用电话,紧急请示是否抵抗。在沈阳城里的值班参谋荣臻,接到这个十万火急的电话,被雷到两眼发晕。
张学良是整个东北军的主心骨,这种重大事件,只有请他亲自决断了。荣臻心急火燎的电话联系张学良,可是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少帅”。
因为此时,张学良正悠闲的坐在北京的戏院里看戏呢。
日本军队可不管你看不看戏,他们不会等你戏散场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张学良,这个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做的太不专业,也太不敬业了。连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都没有。日本军队的频繁军演没有引起东北军的丝毫警惕吗?
整个东北军麻木到这种地步。所有的情报机构,预警机制,应急措施都统统缺失。这就是张学良的治军水平。
张氏父子对政治和军事的敏感度,确实不怎么样,就像当年“黄谷屯事件”,张氏父子就错以为,日本人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没有采取任何秘密措施,堂而皇之的开着专列往回赶,结果被日本人炸个正着。

可怜的荣臻没能找到张学良,只能自己拿主意了。他想到平时张学良对日本军队的一贯软弱态度,揣测张学良要是下命令的话肯定是:不抵抗。
只能说荣臻是个好部下,很会揣测上司的心思,这也是咱中国人的特长。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都他妈的打到家门上来了,军情急似火,还请示可屁。这样请示来请示去,敌人早把咱们消灭了。
而在一年后,上海十九路军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军人作风。
不管你老蒋的命令,只知道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我们就要拼死给跟他们干。所以上海的日本鬼子没东北的幸运,他们遭到了可敬的,十九路军的拼死抵抗。
荣臻,这个张学良“合格”的部下,不合格的军人,含泪向北大营下了个命令:放弃抵抗。
就这样,6000个装备精良的中国军人,被五百个日本兵给俘虏了。
这6000个中国军人拥有飞机,大炮,坦克。而在东北的日本军队—关东军—–还没配备这些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却把中国人给俘虏了。

这真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张学良在他老年后的自述里,也检讨了自己:“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占据高位,却能力不足,会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还考虑自己的享受与利益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凶悍的战斗力。
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投降做战俘的人数最少。哪个国家在这方面都不能与之相比。

宁死不降,一息尚存,战斗不止。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这不是美化日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中国的兵法上,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以少胜多。但是翻开日本入侵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少胜多。
咱们中国人应该感到脸红。
我在机场的书店里,总能看到什么所谓的国学应用大师,在滔滔不绝的讲孙子兵法的影碟。说什么海湾战争时,美国士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好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孙子兵法有很大功劳似的。
对他的这种说法,我只有两个字:扯淡。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纯属虚构”。
美国打伊拉克,是拿石头砸鸡蛋。怎么砸都能砸碎,别动不动就扯孙子兵法。

八国联军几千人就能直捣北京,那时我们的“孙子兵法”在那。毛泽东就曾经说过,他是很晚才读孙子兵法的。
没人能否认孙子兵法的价值,但是战争的成败并不是一部兵法,几条规律就能决定的。
别老拿老祖宗的东西自我陶醉,正视我们的缺点和差距吧。
看看日本在中国的作战史,有哪场战役,我们死的人比日本人少?又有那一场战役,我们是真正的“以少胜多”?
粗略的看一下抗战期间的统计: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
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 931次。

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全军覆没。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 日军损失48万3,708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其中129名日本将官阵亡于和国军作战的战场,3名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我们中国和两个世界强国打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和日本,另外一次是和美国。一次在本土,一次在朝鲜。
虽然战争的结果我们达到了预期,但是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
这两次战争,我们的伤亡率都远远高于对方。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拿,几条命才能换人家的一条命。
这两次战争我们都借助了外力。如果没有苏联和美国的参战,我们和日本鬼子的战争还不知要拖到哪一年。虽然我们有信心能取的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为胜利付出的代价要多很多。
同样的,在朝鲜战场上,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装备,我们在和老美的作战中,根本就维护不住战争的成果。
落后就会挨打,你要是想还手,就准备着付出更大的代价吧。就是比人家多死人。

张学良后来说,不让东北军抵抗是他的主张,和蒋介石无关。又有传闻说,蒋介石曾经下过不让东北军抵抗的手令,这个手令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手里。
但无论如何,从当时的种种迹象上,都能看出张学良和蒋介石,对日本深深的恐惧。
蒋介石应该算是对日本比较了解的。因为蒋曾经在日本军校学习过。至于是否真的进入日本的军校学习过,这点有人质疑。但是他肯定在日本生活过。
对于日本的强大,日本军人素质,蒋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这种印象,直接影响了蒋的一系列对日政策。
蒋介石就曾经很郁闷的对部下说过:要是现在对日开战,只要三天我们就会亡国。

1931年的中国,能有实力和资本与日本做对抗的只有蒋介石。
当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力量弱小,在蒋介石的围剿中自顾不暇。
高处不胜寒,蒋介石当时内心的迷茫和痛苦,我们可以他的日记上看出来。只要是中国人,被别的国家欺凌,内心都会有挣扎,蒋介石也不例外。
但此时的蒋介石也许没想到,就在他的监狱里关着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早在1923年,就预见日本人一定会侵略中国。此人从日本考察归来后,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观点。还呼吁当时的中国当局,要积极备战。
听上去有点神,有点象诸葛亮。能预见一个几年后不可避免的战争,好像不比预言一个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容易。
成功预言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应该发给此人一个“诺贝尔战争奖”,如果有这个奖项的话。
这个人不但预言了这场战争的必然性,还提出了要战胜日本人的若干原则,象什么“以空间换时间”“与日本的战争是持久战”“要打运动战”等观点。
这些观点听起来很耳熟是吧?

好像毛泽东经常说的那些吧,但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这个有点“神”的人叫蒋百里。他的持久战观点发表在毛泽东之前。
据说这个蒋百里,曾经在日本陆军学校拿过第一名。并且获得天皇的佩剑。第二名是另外一个中国人蔡锷。
这只是“据说”。但是蒋百里的成绩在陆军学校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人确实有雄才大略。我们看看他提出的那些和日本人的作战原则,都被实践检验很正确。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完整,准确的提出对付日本人的策略的。
这个蒋介石的本家,还很有计谋。
他和蔡锷的关系很好,蔡锷被袁世凯软禁,不能脱身的时候,是他给蔡出主意,让蔡锷整天花天酒地,不时还逛逛妓院(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这就麻痹了袁世凯。果然袁世凯慢慢的对蔡锷放松了警惕,蔡才得以脱身。
这又有点象诸葛亮给刘备的锦囊妙计。刘备到孙权那里被孙软禁,刘备按诸葛亮的计策,和刚娶的孙尚香成天的也是缠绵悱恻,乐不思蜀。孙权被刘备的举动给误导了,以为刘备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刘备也在孙权放松警惕后马上开溜。

蒋百里不但在日本学过军事,还在德国学过。并在德国部队里亲身体验过。军事方面的才能不是蒋介石能比的。
有人说蒋百里“曾两次打败过日本陆军”,一次是在陆军学校毕业时,拿第一,另一次就是说他提出了战胜日本人的正确的战略。
在全中国人都没信心的时候,这个先知式的人物,给国人很大的信心
翻看人类的战争史,所有善于作战的将领,不外乎以下三类:
战术型:这类将领善于打具体的战役。作战能力很强。攻城略地,纵横奔袭,穿插切割,各种战术能用的游刃有余,机动,灵活,勇猛,严密,一场场战役,就像他们的一个个完美的艺术作品,气韵生动,淋漓尽致。这类将领具有很强的操作能力,指挥能力,和临机应变的能力。可以说是虎将级的人物。大多善战的将领属于这一类。
战略型:这类人物擅长制定各种长期的战略。能够从战争的整体思考问题,制定策略。以开阔的视觉统领协调全局。善于治军。曾国藩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治军有很多过人之处。把他的一些军事原则,和主张简单列举一下。
什么“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
还有什么“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理论很正确,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的部下也用的很好。但奇怪的是,曾国藩直接指挥具体战役时,几乎每战必败。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的实际操作能力太差。“善将将,而不善将兵”。

综合性:这类人物是上两种的综合。这种人物极少。在历史上挑不出来几个。他们不但战略理论厉害,自己打起仗来也很是凶猛。可以说是理论家和实战家的复合体。
既是秀才又是兵,既能说理,也能打架。有智力,也有体力。
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看蒋百里亲自指挥作战过。没办法检验他是不是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所以有人说蒋百里是“军事学家”而不是“军事家”
但是他绝对算的上是战略型的人才。

蒋百里还是一个很有军人气质的人。所谓的军人气质包括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军人,生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荣誉,命令,制度。
蒋百里在出任保定学校校长时,就拿自己的生命,给全体学生上了一课。摘录一段文字,比较具体描述一下这件事。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炒作,不是作秀,不是苦肉计。用枪真打啊!
即使是最懂人体解剖结构的医学专家,也不能保证自己用枪打自己左胸,而能只伤不死。
是个血性汉子。
可是,奇迹发生了,这一枪并没结束蒋百里的生命。
不但没死,还通过这一枪打出了威名,也雷倒了所有来开会的学生。他们真正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军人。

奇人身上总发生一些奇怪的事。记得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被四人帮迫害时,不堪忍受屈辱,纵身从四楼上跳下来,居然没事。有人讽刺陈景润是算好角度跳的。
记得一个西方的作家说过“你想死的时候,上帝却放你一条生路,并且在你以后的人生路上,迅速的给你份不错的礼物。”
这句话用在蒋百里的身上,也很合适。
在这次自杀不成后,他迅速的得到了“上帝给他的一份不错的礼物”。
这份礼物是一位漂亮的日本女人—-日本驻华使馆的看护长佐藤氏。
蒋百里真是“因祸得福”,并且还是“艳福”。
蒋百里受伤后,很器重他的袁世凯通过关系,找来一个医术很好的日本军医,马上给他救治。和这位日本军医一起来的就是佐藤氏。
很周到的安排,医生高超的医术治疗了蒋的肉体,而护士的温柔体贴抚慰了蒋的精神。
护士和病人之间的恋情,真好像一个很小资的电视剧。

我觉得日本女人最具护士的素质。她们身上温柔婉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人所不具备的。
林语堂说过,一个男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住西洋房子,吃中国菜,娶日本老婆。
那个时代的名男人,喜欢娶日本老婆或找日本情妇。这种例子,随便一抓就一大把。
周作人,周建人兄弟娶了一对日本的姐妹。郭沫若,辜鸿铭,康有为,蒋介石,戴季陶,郁达夫,徐志摩,吴清源??????这些人或娶了日本老婆,或找了日本情妇。
那时我们国家很弱,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国家的男人在这方面并不弱。弱国的男人娶强国的女人。看来这些名男人们还是蛮有魅力的。
日本女人的温柔体贴,辜鸿铭这个老怪物还是深有体会的,他要是哪天不让他那个日本小妾给他按摩,便无法入睡。

据李敖考证,孙中山就曾娶过一位日本女人。
蒋纬国就是戴季陶和一位日本的侍女生的。
总而言之,那时中国的男人和日本的女人,还是挺有缘分的。也说明日本的女人,对中国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
看看郁达夫,徐志摩,辜鸿铭的那些赞美日本女人的文章,你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被称为“名将之花”的蒋百里也不能免俗,他迅速的爱上了这个日本的小护士。并将爱进行到底,狂追不止,最终抱的美人归。并且和这位日本女人结婚生子,若干年后,这个日本女人和蒋百里所生的女儿,嫁给了钱学森——被美国称“一个人能抵的上一个师”的著名科学家。

但是蒋百里这次受伤,也给他的身体埋下了隐患。他后来的猝死也和他这次受伤有关。
在他去世的头天晚上,还和拜访他的人聊天,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就是在这天夜里,就突然死亡。
冯玉祥在香港的报纸上发文,怀疑是蒋的日本老婆把蒋害死的。其实还是心脏病,而这次受伤,对他的心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蒋百里的军事素养要比蒋介石好很多。
他曾经说过“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

后来他真的去了德国。并且在德国部队里当过连长。所以他在军事方面的视野和见识,在当时的中国应该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
德国兴登堡元帅曾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但是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有一份傲骨与傲气。蒋百里也是这样。
他没有曾国藩式的老奸巨猾,精通权术。但是曾国藩是他的本家蒋介石的偶像,所以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斗败其他实力派,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很多手段都是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有很深的曾派风格。
在中国,有时光有能力是不行滴,光有能力也不一定有人用你。权力场的角逐,最重要的是忍耐的智慧,是装孙子的智慧。太锋芒毕露,往往会吸引更多的火力,让你提前出局。
蒋百里在权斗方面不如蒋介石。好的军人与好的政治家不是一回事。
能够亲自带兵打败日本人,是蒋百里一生的梦想。但可悲的是,他一生都没机会去实现这个梦想。
日本的军事能力,在蒋百里看来,只是二流水平。德国才是一流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对日本人有多少敬畏。

这种对日本的态度,是由于蒋百里个人的能力,经历和见识决定的—–在日本的军校里拿过第一,曾任职过德国的部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德国都成绩斐然。如果以个体的人来看,中国人能力,并不比任何国家差。
但是一变成团体就瞎了。有人说,中国人是个体能力最强,团体能力最差的民族。
一个中国人是龙,两个中国人是虫,三个中国人连抬水喝的都没了。
马克思说过:当你觉得别人高大的时候,是因为你跪着。
蒋介石们是习惯跪着看日本人的,所以在他们眼里,日本人是那么的高大,那么的不可战胜。
这种心理决定了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
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抵抗时,他们没援军,好几个月没发军饷。要知道,很多士兵要用微薄的军饷,来养活一家老小。
冬天到来时,十九路军的将士们连御冬的棉衣都没有,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宋庆龄,何香凝来到上海,号召上海市民,为这些英勇的将士们捐赠棉衣。上海市民热烈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万套棉衣迅速送到士兵们手里。

结束战斗后,蒋介石把这个极富战斗力的十九路军,拆分调整,让他们去围剿红军去了。
把东北三省,这个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拱手让于日本,使日本迅速掠夺到各种资源,极大的增强了自身的实力。日本本来就是只老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又给这个老虎添加了翅膀。使他们如虎添翼,更凶猛的来伤害中国人。
我不否认蒋介石也爱中国,也不想别国入侵自己的国家。在知道日本入侵东北时也极度悲愤。
但也不能否认,蒋介石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慈禧不也是痛恨八国联军,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也是和蒋一样,要卑躬屈膝,容忍退让吗?
当然也不能否认,国名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要是把国民党的作用,完全归功于蒋介石的爱国之心,也有点不靠谱。
蒋介石是在当时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全力抗日的。

“攘外必先安内”,要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不知道要“安内”到什么时候,才能“攘外”。
蒋介石的一开始的抗战决心,甚至比不上汪精卫——这个十足的汉奸。
很奇怪是吧?只能说人是很复杂的,历史也是很复杂的。
孙中山临终前,在弥留之际,还叫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就是汪精卫。
我们比较熟悉的孙中山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出自这个被成为“亚洲第一美男子”汪精卫之手。

可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与倚重。
看过汪精卫年轻时候照片,第一印象就一个字:帅。即使以现代的审美观,也是顶级的帅。
是那种有点奶油的帅。好像有点现在港台明星的气质。
这个绍兴师爷的后代,身上也遗传了许多绍兴师爷的特性。
这个绍兴师爷的后代,身上也遗传了许多绍兴师爷的特性——为人处事态度谦和,处事细致周到,最能理解上级的心思。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幕僚,最重要的素质。
绍兴是一个盛产师爷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周恩来的原籍也是浙江绍兴的。和鲁迅是可能还是同族本家。

性格决定命运,汪精卫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决定的。
我们为了更深入的分析汪精卫的性格,有必要从他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谈起,汪精卫的父亲就是一个绍兴的师爷。
有着绍兴师爷气质的汪精卫pk精神偶像是湖南人曾国藩的蒋介石,有什么优劣势呢?
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湖南人的精神特质。
“无湘不成军”,湘人的性格是很强悍的,不说别人,只说清朝中兴的两个重臣,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是曾国藩的湘军,扫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没有这两个人,清朝早完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最牛的师爷,不过他不是绍兴人,而是湖南人。他的风格和绍兴的师爷差别极大,这个最牛的师爷就是左宗棠。
在清朝能以举人身份位极人臣,成为封疆大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左宗棠。左宗棠的能力极强,强到什么程度?在做湖南巡抚骆秉章师爷的时候,骆把大小事物一律交给左宗棠处理。
那时就流行一句话,叫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以至于左宗棠这个普通的师爷,连咸丰帝都知道。
左宗棠的脾气和傲气也很大,一个普通的师爷,代替他老板骆秉章接受朝廷要员的汇报时,还要人家给他这个没有任何功名的举人行礼。一次,一个进士出身的朝廷要员,看不惯左宗棠的骄横,说我一个堂堂的朝廷官员,凭什么给你这个师爷行礼,你算什么东西。还没等他说完,就被左宗棠一脚踹翻在地。左宗棠还余怒未消,冲上前去,还要动手。真是够横的。

不过横就有横的资本。就像你有本事,老板离了你就办不成事,就算你横点,他也不敢拿你怎么样,实力就是硬道理。没办法。
那个被左宗棠踹的官员,回去弹劾,告状,申诉,都没起多大作用。正处乱世,皇上老板怎么舍得处分这么一个,能给他独挡一面的人物。
这就是湖南人有能力并且强悍的一面。
蒋介石性格里就有这种特点,虽然他不是湖南人,但是他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这种气质。
汪精卫一开始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远高于蒋介石。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也不是蒋介石能比的。但是在与蒋介石的斗法中却节节败退,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自己的原因。
汪精卫的脾气要比蒋介石更平易近人。不像蒋介石那样爱发脾气,在国民党内,有很多人更喜欢汪精卫。

如果孙中山不死,汪精卫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肯定不会次于蒋介石。因为汪的这种性格,是比较受领导喜欢的。属于最好的副手那种类型,汪的口才,文采,宣传能力,使他在贯彻领导思想,传达上级指示时,得心应手。显得很有能力。
但如果让汪精卫出来做一把手,做领袖,那就是用人不当了。因为汪缺少一个领袖最重要的素质:魄力。
容易摇摆不定,优柔寡断,缺少判断能力,这些文人容易有的毛病,汪精卫都具备。
一开始抗日时,他比谁都坚决。但是当他看到,日军那么强的战斗力时,立即使他变的,比蒋介石还要悲观一千倍。觉得抗日简直是死路一条,中国人绝不可能战胜日本人。
帅哥汪精卫,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个偶像级的人物。除了的外形特好,口才和文采也是一流。汪还是英雄,因为他曾经冒死刺杀摄政王载淳—-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
失败后被关在监狱,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年轻的汪精卫就像谭嗣同,写了一首慷慨赴死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可是汪精卫命大,庆亲王欣赏他的才华,放他一马。使他后来有了当汉奸的机会。庆亲王救了汪精卫的性命,却坏了汪的名声——要是汪在那时被杀的话,他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就是烈士。
汪精卫当时就有很多粉丝。在这些粉丝中,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张学良。张学良经常在报纸上,注意汪的行踪。真有点追星的味道。
看来好的形象和名声,对生存很重要,在你身处困境,仿佛站在悬崖边上时,有很多喜欢你的人会拉你一把。这轻轻的拉一下,就救了你的命。
作为一个名男人,并且是一个很帅的名男人,是会令很多女人发狂的,恐怕汪一出现女人面前,会令很多女人的荷尔蒙上升八个百分点。要是那时全民投票选总统的话,女人会成为汪精卫的最大的票仓。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是汪的一个崇拜者。
男人征服自然,女人征服男人。一个女人能改变一个男人的一生。陈璧君就是这样一个改变汪精卫一生的女人。
汪精卫的很重要的一个帮手——陈公博就曾说过,“没有陈璧君汪办不了大事,但也不至于坏事。”看来强悍的女人能量很惊人。一个女人居然会对汪精卫有如此的影响力。
这个女人不简单。
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的前一夜,陈璧君对他说,我没什么能给你的,就让你干一下吧。很强悍的一句话。很强悍的做法。
西方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越是杰出的女人,性方面表现不太正常的比率也越高。也就是说变态的比率也越高。
什么叫不太正常?我的理解是,在性这方面的欲望和能力更强,对男人更有征服力。
比如伟大的居里夫人,在寡居期间,写给一些男人的情书被发现,令人有些吃惊的是,在这些信里,有很多赤裸火热的词,对自己性欲望的毫不掩饰的表露无遗。这与外界对她的一贯形象,很不一致。
这些杰出的女人,在心理,行动,思想上,更趋向于男性。她们大脑中主管性的区域比一般女人的大。

在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妓女加才女柳如是,在和当时一些文坛名流的书信中,自称为“弟”而不是“妹”。拿自己不当女人。而柳如是自己性格暴烈刚强,毫不逊于男人。
这些都是杰出的女人,也是对男人有致命杀伤力的女人。
陈璧君就是这些“不平凡”女人中的一员。
1935年,汪精卫被王亚樵派去的刺客,用手枪接连击中致命的三枪。陈璧君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
汪精卫看到老婆来了,禁不住流下泪来。说自己恐怕自己活不成了。而陈璧君却板起面孔说,你刚强点好不好,我们干革命的早晚有这一天。
与一般女人在这种场合的反应截然不同。连在一旁看着的张学良,都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强悍的太可怕了。

陈璧君后来蹲过国名党的监狱,接着蹲共产党的监狱。一直死在监狱里。但是她在狱中从没哭哭啼啼过,依然是那么固执,倔强,不思悔改。
1945年,陈璧君被国民政府逮捕,以汉奸罪被定为无期徒刑。中共接管政权后,仍将陈璧君收押,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曾经背叛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人。宋庆龄曾去狱中劝说陈,但是陈璧君依然是痴迷不悔。
最后终于老死在狱中。
女人难懂,搞政治的女人更难懂,搞政治误入其途的女人最难懂。
想不明白,陈璧君凭什么征服了汪精卫。是美貌,性,气质还是别的什么?但是毋庸置疑,如果陈璧君是一个爱国的女人,以她对汪精卫的影响力,汪的结局未必是这样。

真是一个败家娘们。
即使一个指挥千军万马,杀人不眨眼,意志钢铁般坚强的男人,也会被一个柔弱的女人征服,荷尔蒙的力量真是强大。
孙中山准备娶比他小27岁的宋庆龄时,孙的部下都反对,理由是两人的年龄相差太大。况且宋庆龄的爸爸,还是孙中山的部下——财务大臣宋嘉树。娶同事的女儿,自己的晚辈,以中国传统的伦理来看,显得有些不地道。
孙中山一贯做事注意影响,但是在关于女人的事上,孙表现的经常一反常态。他有些哀求的对部下说,我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就让我过几天好日子吧。
原来在孙中山的概念里,他的“好日子”就是宋庆龄在他身边的日子。
但在孙中山接触宋庆龄以前,就与宋霭龄——宋庆龄的姐姐——传过绯闻。因为宋霭龄曾经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有的史料上甚至说,孙中山与宋霭龄,已经发展到同居的状态。

以孙对于女人的多情,我看这也未必不可能。
据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曾与宋霭龄一起逃亡到日本,住在在他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家。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人家梅屋家住的时候,竟然看上了梅屋的女儿梅子,并且向梅子求婚。
梅子看到,孙中山和宋霭龄,已经处于实际的同居状态,就拒绝了孙。
孙中山后来遇到宋庆龄,对别人说:遇到庆龄,我才知道什么是爱。
真是多情的孙中山。

宋嘉树是坚决反对女儿和孙中山结合的。
自己的上级,敬重的革命领袖,还是自己的好朋友,自己大女儿的绯闻男友,忽然又爱上了自己的二女儿,我想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
真是够乱的。
宋嘉树辞职回到上海,然后迅速的准备给宋庆龄找个婆家。
按照中国的传统伦理,朋友妻不可欺,朋友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虽然宋嘉树喝过洋墨水,多年生活在国外,但毕竟还是中国人。对和自己的年龄相仿的多年好友,忽然要当自己的女婿,还是接受不了。

孙中山不但搞革命意志坚定,对追女人也很顽强。
他一封封的发电报给宋庆龄,还有宋嘉树。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孙中山是领袖,自己手下人才济济,组织暗杀都不在话下,何况是“营救”一个被“软禁”在家的女人。
孙中山的手下,果然不怎么费劲的把宋庆龄从上海,带到孙中山的身边。两人在日本完婚。
宋嘉树夫妇看到生米做成熟饭了,也没别的办法。便连忙准备丰厚的嫁妆,送到日本,以平息外界的流言蜚语。
孙中山就曾经说过,革命在他的生命中第一重要。生命中第二重要的,就是女人了。

有趣的是,宋氏姐妹的老三宋美龄,也迷倒了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蒋介石。害的蒋介石狂追一通,甚至为了能娶到宋美龄,而信基督教。
有句话在现在的小资女性中很流行,那就是,自己干的好不如嫁的好。宋氏三姐妹,可以说把这个标准做到了极致。
她们三位中的两位,先后成了第一夫人。他们的丈夫,全部是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绝无仅有。
倪桂珍和宋嘉树,按世俗的标准来说,应该是最成功的父母。六个儿女中,两个第一夫人,三个洋博士。

这样的父母,如果放在现在的时代,写些什么《成功父母全攻略》一类的书,肯定能成为中国卖的最火的畅销书。
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和宋氏姐妹结婚以前,都有过几次婚姻。
孙中山有:卢氏,陈粹芬,还有一个日本妻子。
蒋介石有:毛氏,姚怡诚,陈洁如。
当然,这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在实际中生活中,两人所经历的女人恐怕比这要多。
但是两人在和宋氏姐妹结婚后,生活中就再也没有别的女人出现。

声名显赫的男人,最难驾驭。但是宋氏两姐妹在感情上,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这两个男人。
女人做到这种境界很难。但是她们做到了。
她们大家闺秀的气质,流利的中英双语能力,学贯中西的眼界和学识,压过了当时所有的中国女人。
宋庆龄写给宋子文的很多信,就是用的英文。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用典雅的英文演讲,流利的语调里,还带着点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精彩的演讲,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等她演讲结束后,全体国会议员起立鼓掌。她的美丽,智慧,和优雅征服了美国各界,也成功的给蒋介石争取到了巨额的援助。
作为大姐的宋霭龄,也是地位不凡。她不像一般人称蒋介石为“总裁”委员长”,而是称“介兄”。蒋介石对她也是恭敬有加。在很多事上,也很给她面子。
但是宋子文好像跟蒋介石,关系不怎么样,在蒋介石的日记里,也有痛骂宋子文的记录。宋子文和蒋介石吵架,甚至激烈到砸椅子摔板凳的程度,一般人绝对不敢跟蒋介石这样,除非他活的不耐烦了。

毕竟小舅子和姐夫,亲戚要紧。
宋庆龄和蒋介石也经常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因为个人利益。
蒋介石能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胜出,绝不是偶然。这个人确实是权利运作的高手。很有他精神导师曾国藩的风格。
曾国藩是什么风格?八个字可以概括:老奸巨猾,手段毒辣。
曾国藩确实注意修身,什么静坐,反思,养气啦,什么简朴啦,还让全家的女眷,不论尊卑,必须每天要织布做鞋。

蒋介石深受曾的影响,也注重反思,静坐,比如发了脾气,或在街上看见好看的女人动心,这些事也要写在日记上,检讨一下,引以为戒,争取下次不再犯。
曾国藩不仅仅是个道学先生,他有及其狠毒的一面。曾国藩常常从容部下屠城,奸淫烧杀,劫掠财务。湘军的残暴,不能不说没有得到曾国藩的默许和纵容。
作为一个在官场打拼的政治老手,曾国藩当然称的上老奸巨猾,很懂的进退知道。需要装孙子时就装孙子。
这些蒋介石都掌握运用的很好。
他经常在孙中山最需要他时,甩手不干了。有人统计过,在四年里,蒋介石曾经辞职过十多次。

每次都得孙中山发电报,请求其回来。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的谋略。向孙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很懂得自己实力还不够时,不锋芒毕露。
蒋介石身上还有上海滩黑帮的特性:喜欢暗杀。
早期他自己亲自动手杀掉陶成章。后来大权独揽时,更是暗杀的很疯狂。顺便说一下,孙中山是很反对暗杀的。
不能不说,孙中山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当代民主领袖的气质和特性。因为孙中山很小时,就跟哥哥孙眉去夏威夷读书,深受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熏陶。
但蒋介石身上更多的是上海帮会气质。没办法,成长环境不同。
政治斗争,有时候要的不是道德,而是效果。尤其是在一个乱世里,千万不要把道德典范和政治家画上等号。
在一个纷乱的时代,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上,有无数的艰险和看不见的暗流。不淘汰别人,就会被别人淘汰。
你可以怀疑蒋介石的治国能力,军事能力,搞经济的能力,作为一个真正现代领导人的能力。但是你不用怀疑,蒋的权力斗争的能力。
他在这方面真的是个高手。
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哪个不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的资格老,威望高。

但蒋介石凭借着自己极强的权斗能力,一步步走到了权力的顶峰。权力斗争就像下围棋,需要极高的情商和智商。如果把权力斗争的能力,像下围棋那样也分为九段。那蒋介石绝对能称的上最高段——九段。
下面把蒋介石九段的权力斗争风格,简单分析一下。
一 及善于和直接上级搞关系。再大的树也是从一粒种子开始发育,蒋介石一开始,也是从别人手下的“小瘪三”开始干起的。
但是蒋介石最厉害的能力,就是能把自己和“直接上级”的关系搞得很好。什么是“直接上级”——就是直接管你的上级。如果这种关系处理不好,即使你很有能力,也很难在以后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一开始蒋的“直接上级”是陈其美,蒋介石和陈其美的关系很铁。陈其美也对他很是看重。蒋介石对陈其美惟命是从,很听话,办事也很卖力。谁不喜欢这样的部下,既有能力又很听话,没有傲气。办起事来兢兢业业,从不动不动就跟领导谈条件,唱反调。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会用很恰当的方式提出,既给足领导面子,也不损害领导权威。

蒋介石也正是通过陈其美,才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蒋介石后来的直接上级是许崇智。孙中山请许崇智做粤军总司令时,许崇智向孙提了几项条件,要孙答应后他才赴任。这几项条件之一就是,让蒋介石做他的参谋长。
因为蒋此前就做过许崇智的参谋长,许崇智很喜欢蒋介石这个部下。所以再带军时,还想蒋做他的下手。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许崇智对他好,而内心充满感激,而是背后经常说许的坏话。等待自己羽翼丰满后,准备对许取而代之。
二 懂得在权力斗争中,武力是最后的决定力量。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他在主持黄埔军校时,就注意培育自己的军队班底。所以“手中有枪,心里不慌”,虽然三番两次下野,但总能卷土重来,这就是实力派。

但是“偶像派”的汪精卫,在这方面就表现的很弱智。他一直和军界走的比较远。这也注定他和蒋介石的权力斗法中,毫无胜算可言。
三 极善于寻找斗争的机会。蒋的权力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很善于抓住机会,打击对手。
1925年,廖仲恺在守备森严的中央党部门前,被刺客用乱枪打死。蒋介石在医院里抚着廖仲恺的尸体痛哭。但在几年后,蒋介石就秘密抓捕了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要不是宋庆龄的营救,这位国民党的总裁,就会杀了国民党烈士的儿子。
但廖仲恺的死亡对蒋介石来说不是坏事。
据说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早就知道,借助这件事,蒋介石狠狠打压了国民党内,能和他抗衡的元老。直接改变了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在被刺杀前早就听说有人要暗杀他,有人劝他避避,他说自己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在一个乱世里,激进是很危险的。有时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就是在廖仲恺被刺的前几个月,临终的孙中山还拉着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的手,用含糊不清的语调,拜托何香凝在他去世后,要好好帮他照顾宋庆龄。
这两个女人在都在同一年里,都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们依然不知疲倦并肩战斗,去实现自己丈夫的理想
这两个女人也是很让蒋介石头痛的,老和自己作对。要是换成别人,蒋介石早就下手了。即使宋子文,蒋介石也敢把他关起来。直到宋子文道歉,蒋介石才把他放出来。

可是对这两个女人,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
宋庆龄和他的亲戚关系不用说了,单“孙中山的夫人”这个身份,就让蒋介石脑浆子痛。对蒋有很大的威慑力。所以宋庆龄在营救一些被蒋介石抓捕的人士时,敢拍着桌子对蒋说“姓蒋的,你到底放不放人”。蒋介石也只能满脸陪笑的解释。
宋庆龄和鲁迅关系也很好。鲁迅生病,宋庆龄亲自写信去慰问。两人还不怕蒋介石的恐吓,一起出现在邓演达的追悼会上。
邓演达和宋庆龄一块在苏联工作过,关系很密切。邓被蒋抓捕后,宋庆龄迅速的展开营救,但是蒋介石比她的动作更快。还没等宋庆龄进一步行动,就杀了邓演达。在这之后,蒋介石故意泄露暗杀名单,名单里有鲁迅和宋庆龄,但是两人还是勇敢的出现在邓的追悼会上。
真是有骨气。

有一次,蒋介石对戴笠说:孙夫人你们要好好照顾,注意她的安全,”
戴笠好像心领神会的回答:卑职明白总裁的意思
蒋介石阴阳怪气的说:明白就好,那就去办吧。
这些谈话无意被宋美龄听到,她连忙冲到蒋介石面前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暗害我二姐。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一起生活,她当然了解蒋介石的说话风格,行事方式。

蒋介石尴尬的辩解说:戴笠,我让你暗杀孙夫人了吗?
看戴笠有些支吾,蒋介石连忙说:你可不要太聪明,我可没让你对孙夫人不利。
宋美龄气愤的对蒋说:要是我二姐有什么意外,我绝对不放过你。
宋美龄猜的没错,其实军统的特务已经用“美男计”勾引,买通了宋庆龄的女佣,他们准备用制造车祸的假象,除掉宋庆龄。
也许是宋美龄的这次警告起了作用。蒋介石才没采取进一步行动。

蒋介石真是够阴的。这就是很多枭雄的特征。但是这样的枭雄,却在历史上往往有很强的能量。希特勒,斯大林都是如此。
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展开的“大清洗”杀人无数。严重到很多高级将领,晚上经常吓得彻夜难眠。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深夜被敲开门带走,然后就永远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他们对斯大林极度的恐惧,据说一个将军不小心把墨水,滴到斯大林的衣服上,斯大林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吓得晕了过去。
魔鬼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披着人皮的魔鬼。斯大林在某些人的心中,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蒋介石也很擅长这种统治风格。

宋庆龄曾营救过很多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
邓演达,林彪的堂兄林育南,陈赓,廖承志等等,宋庆龄和何香凝都不顾个人的安慰,努力去营救。
何香凝不但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还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是孙中山遗嘱的签注人之一。资格比蒋介石还老。所以蒋介石还要让她三分。
但是对一般的部下,有谁挑战触犯他的权威,蒋介石是会痛下杀手的
蒋介石杀人是够多的。我曾经特别注意过,这些杀人者的心理状态。觉得很有趣。有时会想,蒋介石杀那么多人,他难道不做恶梦吗?看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自己过早的结束生命,难道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波动?

中国有句很流行的话:自古英雄皆归佛。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英雄”,在岁数大的时候往往皈依宗教,来寻求内心的宁静。
宁当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宁愿做和平时代的一条狗,悠闲的晒晒太阳,也不愿做动乱时代的人,因为在乱世里,你要东奔西跑,朝不保夕,生命没有保障,随时会被别人杀死,那种担惊受怕的感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要是以现代人脆弱的心理素质,不被杀死,也会被吓死,或是超过心理承受力,而得抑郁症自杀。
在乱世里,这些杀人如麻的“英雄“们,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也不会没有挣扎,不会没有对“因果报应”的恐惧。他们刀下的鬼魂,也会萦绕在他们灵魂的深处,使他们坐卧不安。
这时,宗教就成了他们精神的最好镇定剂。
冯玉祥被被称为基督将军。甚至给他的部队配备牧师,还在军队里建祷告用的场所。让士兵们经常祷告,这很有点西方军队的作风。
张学良一开始信佛教,后来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连给别人题字,都经常写上“上帝祝福你”。
蒋介石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基督教越来越虔诚,后来退守台湾时,在日记里还经常写:在乱世里,还有台湾这块净土,让他和他的家人,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这真是上帝的恩赐。
大军阀孙传芳后来也皈依佛教,每天都吃素食,定时去烧香拜佛。但是,可能他是杀人太多,佛祖没能保佑他。在1935年11月13日下午3点半,当他跪在地上,虔诚的在佛像前面烧香祷告时,一个年轻的女人,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很是镇定的拿出一把手枪,然后对这他的后脑连开数枪。他就在佛祖面前倒地而死。

这个杀死他的女人叫做施剑翘。她之所以杀孙传芳,就是因为孙传芳杀了她的父亲。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佛教讲因果报应,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影响挺大。据说这种因果报应,有时会应验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
我们中国人经常骂人“让你断子绝孙,不得好死”。这实际上也是讲因果报应。但是很有趣,我们看看蒋介石的子孙的下场。
蒋介石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应该是就一个亲儿子蒋经国。但是到蒋介石的孙子辈,怪事出现了。怎么个“怪”法。蒋介石有五个孙子,把其中四个孙子的寿命列举一下:
蒋孝文:54岁。

蒋孝武:46岁。
蒋孝勇:48岁。
蒋孝慈:54岁。
很令人震惊的一组数字。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早英年早逝。他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除了蒋孝慈没有享受到最高待遇外,其他的三位应该是台湾最好的。
其中蒋孝文和蒋孝勇兄弟俩都是因为癌症去世,切先后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个病房里去世。
这是巧合,但是巧的让人有点很多联想。
蒋纬国就曾经找算命大师,给指点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因果报应吗?

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有趣的事例。
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有趣的事例。这些事例,好像都和因果报应有关系。简单的说,就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打败我,整我,杀我。以后我儿子孙子,可能就要打败,征服,杀掉你的儿子孙子。你现在让我没好下场,我的后代就会让你的后代没好下场。
用现在港台黑帮电影里的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无论是你还,还是你的后代还。
简单说几个这样的例子。先说个近点的。
地球人都知道,大清的建立者是爱新觉罗氏——-女真族的一支。但是在女真族里,还有重要的另外一支——–叶赫纳拉氏。

叶赫纳拉氏,也许听起来没有爱新觉罗氏熟悉,但是叶赫那拉氏里,也有几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最出名的应该是慈禧老太太了。别的身居高位的还有明珠,(当然还有明珠的儿子,号称清朝第一才子词人的纳兰性德也是叶赫那拉氏的),苏克萨哈等。
叶赫纳拉氏的势力,一开始并不比爱新觉罗氏差,在女真内部的斗争中,屡次打败爱新觉罗氏。这种局面,一直等到爱新觉罗氏中的一个牛人出现,才被结束。
这个牛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率领爱新觉罗氏,征服了叶赫纳拉氏—–这个曾经是女真里最强悍的家族。
这种部族的所谓“征服”,就是要杀人,杀到你实在受不了为止。叶赫那拉氏就这样被爱新觉罗氏征服。这种征服一直持续了200年左右。

直到叶赫那拉氏里,一个叫“兰儿”的女孩子出生。这个兰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慈禧。
我们都知道,清朝最后就是慈禧老太太的清朝。什么光绪帝,什么溥仪,什么皇子龙孙,这些爱新觉罗氏的后代,都成了傀儡,都得听这个败家老妇人的。
即使是作为爱新觉罗氏皇子又怎么样,还不得看慈禧的脸色说话。
连极能干,和慈禧关系不错的奕?,稍微跟慈禧顶两句,慈禧就会轻蔑并且愤怒吼他:你是什么人?敢和我顶嘴。
奕?还是有点骨气的回答:臣乃宣宗六子。
慈禧依旧轻蔑的说:那又怎么样,我革了你。
奕?也被激了起来:太后革了臣的王位,革不了臣的皇子。

奕?是唯一一个敢和慈禧这样顶的人。但也仅此而已,不过快活快活嘴。
那些被努尔哈赤干掉的,叶赫那拉氏的先辈们,如果在地下遇到努尔哈赤,一定会异常得意,异常有复仇快感的对努尔哈赤说:
老努,你他娘的看到了吗?你过去征服了我们叶赫那拉氏,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叶赫那拉氏的一个女人,就“征服”你们爱新觉罗氏,看看你的这些后代子孙,真熊,哈哈。
200年前爱新觉罗征服叶赫那拉,200年后调了个个儿。
这种因果报应定律还真够玄妙的。

再说一个宋朝的例子。
关于宋朝的一大迷案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底是怎么死的。
最大的嫌疑就是被他弟弟赵光义害死的。就是所谓的“烛影斧声”。哥哥死后,自己开始干皇帝,把宋朝的皇位继承,挪到自己这一支来。直到宋朝灭亡。
灭亡北宋的是金国皇帝吴乞买。
后来有的南宋官员,见到吴乞买。他们发现吴乞买长的很像一个人,像谁?像宋太祖赵匡胤。因为这些南宋官员祭祀时,在太庙里经常看到宋太祖的画像。
甚至有人附会说,是不是宋太祖投胎转世成吴乞买,来报自己的被害和被夺江山的仇恨。

这种说法很玄,但很有趣。
蒋介石活到八十九岁,真不容易。
一位哲学家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现象,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
蒋介石活这么大岁数,也是有原因的。
要知道,在一个乱世里,在部队和权力斗争这种高危行业中,既没有在战场上被打死,也没有被暗杀,还能站到权力的顶峰,这不仅仅是运气,个人的生存智慧也很重要。

蒋介石这个人,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两下子滴。
先说一下很有实力的汪精卫。他是国民党内,最有实力和蒋介石争老大的人选。
汪精卫的死,我们上文中曾经说过,和被暗杀时留在身体里的子弹很有关系。这种很致命的枪伤,彻底了摧毁了汪的健康。因为经常因为旧病复发,而躺在家里备受煎熬。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本来这么大的事应该先通知他的,但是因为身上的伤又犯了,汪在家里的床上躺着,没有精力去干别的了,让蒋介石钻了空子。
在战争年代,看来想活的久一点,千万在别受致命伤。即使这种伤不能马上要你的命,但是确实会缩短你的寿命。
这种例子不在少数。林彪也是这种情况。
在1938年的一天凌晨,林彪带领部队突围,忽然一颗改变命运的子弹降临的林彪身上,这颗子弹从林彪的前胸射入,后背射出。损害了他的脊髓。
这颗子弹也使林彪吃尽苦头。后来他的身体完全垮掉,也和这颗子弹有密切的关系。
林彪身体最糟糕到什么程度?

他怕冷,怕热,怕光,怕风,怕水。林彪的屋子里永远都是不开灯。窗户上,门上24小时都挂着厚厚的帘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屋里需要手电筒时,都得要蒙上布,以免光太亮,刺激到林彪。
林彪还怕风,即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身边经过时,走的稍微快一点,他都受不了,因为走的快带的“风”也越大。
林彪还有个怪毛病,就是只有在颠簸的汽车上才能睡着觉。所以他想睡觉的时候,就坐上军用吉普,让司机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疯狂的颠簸。
有时他被肉体的痛苦,折磨的实在受不了时,会躺在床上,拉着身边工作人员的手说:兄弟,救救我吧,给我来点痛快的吧。
真是“英雄能指挥千军万马,却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
有人说,林彪不去朝鲜抗美援朝,是有私心和阴谋的,其实他的身体那时的确是不行了。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在部队里混,你伤亡的概率和你在部队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参加的战斗越多,你的伤亡概率就会越大。
蒋一开始直接参加的战斗都不大,也不是太激烈,后来打大仗的时候,他的地位也上去了。大多的时候不用站在第一线,直接参与作战了。而是更多的负责战略层面的。
如果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身经百战,靠着自己死拼硬打,一步步成为高级将领的,如果从不受伤,那他肯定不是人。
翻开近代的历史,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在中共方面,就有两个从最基层干起,但是最后成为中共内,最有作战能力和作战智慧的人。

两个人就是林彪和粟裕。
凑巧的是两人都在叶挺的部队干过。在作战风格和战术上,都或多或少受到叶挺的影响。
成龙说过:有疤男人最性感。心理学家也做过测验,确实有的女人对脸上有伤疤的男人更倾心。
但是林彪的伤疤不在脸上,而是在身上。所以平时他的伤疤,并不能给他对女人的吸引力加分。
据说在建国后,林彪有一次参加苏联人组织的舞会时,看到一个苏联女人长的不错,就过去要邀请那个女人跳舞。但是这个女人看到林彪,瘦小枯干,脸色苍白,不是她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拒绝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给面子,不顾全大局,以林彪的身份,即使长的比鬼都难看,你也应该毫无理由的陪他跳一会。

苏联大使知道后,气的暴跳如雷,准备狠狠的处分这个不识时务的女人,但是林彪却很坦然的说: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像我一样,喜欢在军事地图前一站就是一天。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在这方面林倒是一个很豁达,很开明的一个人。
但是伤疤应该是一个军人最好的勋章。轻伤不下火线,在残酷的战场上,只有比敌人更残酷,更狠,才是胜利的王道。
粟裕和林彪相比,受伤更多。不过他有一处伤受的很奇怪。
那是在一次战役中,粟裕头部受伤,晕了过去。后来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就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就没太在意。

但是从那以后,粟裕只要用脑时间一长,就会感到脑子里又热又疼。尤其是不敢碰头上的几根头发,如果一碰,感觉头发就像钢针一样,往脑子里扎,会钻心的疼。
后来逝世火化后,家人在他的骨灰里,竟然发现了几粒弹片,原来那次头部受伤后,这几粒弹片就一直留在他的头内。
可以想象这几粒留在粟裕脑子里的弹片,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因为大脑是人体最娇嫩的部位。而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每指挥部属一场战役,就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脑力劳动。无论是林彪,粟裕,还是毛泽东,经常会在地图前,苦苦思索,甚至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几天几夜。
林彪就曾说过:我多累一点脑子,人就会少死一点。
粟裕长时间思考后,就会用不住的用凉水浇头,以缓解发热发疼的大脑。

这就是战争,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游戏,但也最能激发人肉体和精神的潜力。
竭尽自己所有的智力和体力,目的只有一个:打败对方。面对战争你没有选择,要么消灭对方,要么被对方消灭。要么成为别人的噩梦,要么别人你的噩梦。
林彪曾经把自己的作战要诀总结成一句话,写给刘亚楼,这句话是: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在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自己的生死在很大程度上握在自己的手中。
自己的生死在很大程度上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不仅仅是指,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战争和权力的决斗场上取胜,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要注意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注意养生。
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已经被现代科学证明有很紧密的联系。有人说过孙中山的肝病,与他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1923年,当孙中山看到那些表面顺从他的军阀,实际上却在他的家乡广东横征暴敛,搞的民不聊生,孙中山气的经常以头撞墙,有时候会痛哭。他对那些军阀说:我是让你们来革命的,不是让你们来祸害我的乡亲的。
引述李敖的一段文字说明孙中山当时的处境。
“孙中山于1923年2月返抵广州后,到1924年11月才离粤北上。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人民的反对声,使孙中山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这极大的摧毁了他的健康。

孙也就是1924年去世的。
搞政治的心理承受力要比常人强一千倍,否则你根本活不下去,不被吓死,也会被气死,不会被气死,也会被委屈死。没有强悍的精神,你在权力的决斗场上永远撑不到最后。也笑不到最后。
比如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只活了五十二岁。这和他的精神状态不能说没关系。
当他杀死自己的亲兄弟,而登上皇位后,一方面政治方面做得不错。另一方面,内心笼罩着极大的阴影,经常在睡梦里,梦见自己的兄弟向他来索命。闹得整天精神恍惚,吃不下,睡不着。按今天的标准,绝对是很重的忧郁症。不过那时没有特效的安眠药,只能让大将秦琼和尉迟恭给他站岗,他才能睡的比较安稳些。
李世民后来痴心占卜,炼丹,美色。这些多少能给他带来些安慰。使他精神上得到些许的平静。
蒋介石在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做得很好。他经常请牧师到自己的官邸里做礼拜。用宗教来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平时他自己也有固定的时间,来静坐,来祷告。

心理的平静是健康最好的保障。据现代的科学研究,很多身患癌症者,都在患病前有很长一段情绪异常低落期。
世界上最有强悍的精神的人,往往不一定是那些体力过人的勇夫,而往往长的弱不禁风但有很强精神信仰的人。像甘地,特雷萨修女。
记得老画家黄苗子的夫人,郁风女士,曾回忆过一个和她同在秦城监狱的修女。
那个修女也是因为四人帮的迫害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但是无论别人怎么打骂她,她都是面带微笑,毫无怨言。她对每个人都很友善,虽然被关在监狱,而且备受凌辱,她仍然微笑着平静积极的面对每一天。她勤快的打水扫地。
直到有一天,她很高兴的告诉狱友,就在今天晚上,上帝要带她去天堂。别人都觉得她疯了。

但是真的就在那天晚上,她真的死掉了。死的很平静。而且不是自杀。
那种修为很高的高僧也会有这种能力。能预知自己的死亡,穿好该穿的衣服,然后盘腿“坐化。”
精神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控制肉体。
就像美国时代周刊上的一侧报道。
一个患严重脑瘤晚期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长满了肿瘤,而且连续昏迷了很久。所有的医学专家都相信,他再也不会醒过来。他会在昏迷中走向生命的尽头。但是奇迹发生了,他在某天突然清醒过来,然后和家人一一告别,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说完这些话不久,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医学专家很困惑,也很吃惊,因为从医学角度来看,他那种状况是不可能再清醒过来的。

这就是人精神的力量。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每个权力场上的胜出者,在性格上都有一些同的特点:百折不挠,永不言败,能屈能伸,意志坚定,失败后重新再来的那种劲头,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
看看古今枭雄级的人物,都是如此。
没这种素质,就别想在权力场中混,赶紧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老老实实过日子吧,否则即使肉体不被消灭,精神也会被拖垮。
出来混,精神上要经得起折腾。

历史上所有的枭雄类人物,都是有智力,有意志,有手段的人。发起狠来,是一条凶残的狼,装起孙子来,就是一条温顺的小绵羊。他们是人类中,最狡猾的品种。把他投进监狱里,他可能就变成监狱里的狱霸,把他放到黑帮里,也许他就能混成黑帮里的老大。总之,无论在人类社会的那个群体里,他都能混的不赖。
无论你喜不喜欢,尤其是在一个纷乱的社会里,各种群体
“老大”往往都有这种特质。否则也当不了“老大”。
还有一种人,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类人智力很高,骨头很硬。在他们心中,自己的理想是第一位的,而性命是第二位的。可是这种人在和枭雄的斗争中,往往吃败仗。
我觉得蒋介石绝对可以称得上枭雄级的人物。
比如所谓的“花园口事件,”最能体现蒋介石的这种性格。

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凶猛的进攻,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直接导致89万老百姓死亡,间接损失更是无可估量。日军只是伤亡1000多人。而这只暂缓日军三四个多月的进攻。四个月后武汉失守。对于抗日战争这种持久战来说,这真是毫无必要。严重的得不偿失。
390多万灾民,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及时救助,在逃难的路上,很多人饿的实在受不了,居然吃起了倒在路边灾民的死尸。人吃人,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
但是跟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发了一部分粮食给灾民,以至于很多中国的灾民投向日本一边,帮日本人和国民党部队作战。这真是对蒋最大的讽刺。
在蒋介石做这个决定前,他的“文胆”陈布雷曾劝他,不要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全却说陈布雷是“妇人之仁”。
这就是典型的枭雄作风,不讲道德,不管别人的死活,只讲手段,只要效果。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行,别的都不重要。

蒋的这种作风,使陈布雷经常抓狂,最后陈终于承受不了精神的压力,自杀了。
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把良心和道德放在第一位的。像陈布雷这样。
但是这种很纯净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时太脆弱了,他们容易心灰意冷,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他们的战斗力和手段不够。
李敖就曾写过一篇《我们从奸雄那学到了什么》来论述这种现象。
这种很纯的,很有学问,很有骨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地位的保护,一旦沦落到和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流氓生活在一起时,会很惨。

著名的知识分子胡风,在1955年因为政治运动,而被关进了监狱。很不幸的是,和他同一所监狱的,不是像他这样的有知识,有修养的“政治犯”,而是一些刑事犯罪分子。
他们把脏活累活全让胡风干,动不动就会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辱骂殴打。这对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了任何做人的尊严。
有一次,他们让已经是57岁的胡风给他们端饭,胡风在下台阶时,站立不稳,把手里端着的一盆饭散在地上。这些人一看,嘴里骂骂咧咧的冲上去,把胡风照死里打。
尊严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胡风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处于崩溃的边缘。
从屈原到方孝孺,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殉道者。

枭雄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最高原则就是保存自己,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他们知道,只要自己活着,一切还都有希望。
但要觉得像蒋介石这样的枭雄们没有文化,那就错了。蒋介石还是很爱读书的。而且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读书可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是为了能学以致用。
老蒋不但读诸子百家,还读现代西方哲学,什么黑格尔,尼采,他都读的不少。甚至是马克思的著作,他也很有研究。
和宋美龄结婚后,看到她流利的英文所起的巨大作用,蒋介石甚至对手下说:这年头,不学好英文就跟不上时代了。
毛泽东学英文的劲头也很足,甚至在飞机上的时间都用来学英文,我们都知道他的英文老师是章含之。毛泽东的英文到什么程度呢?能看英文报纸。可是他的英文发音有很重的湖南口音。

建国后,把《毛泽东选集》译成英文的那些学者,才是当时中国英文造诣最好的人。比如这些学者之一的钱钟书,英文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曾经聘请他去教英国文学。
请一个中国人到英国去教英国文学,没搞错吧?没错,钱的学问就这么牛。
这位不但英文好,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不是一般的好,在美国的大学访问时,钱钟书一会用英文,一会用法文,一会又换成德文,旁征博引,把那些西方的教授们唬的一愣一愣的。
真是个人才。
中国的精英,要是单个拿出来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相比,并不差。但是要是比全体国民的素质,那就很难说了。

比如把咱们中国人那时的素质和日本人对比一下。
蒋介石,汪精卫他们都对日本比较了解。所以他们知道,当时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差距,这种差距造成了他们对日本的心理恐惧。
都是同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确实是大。
我们那时候和日本人拼刺刀,两三个人才能对人家一个。射击的命中率更差,粟裕曾经说过,日本人在二百米内命中率惊人。而当时中国的军队,有时打不但打不中敌人,还把自己的人给打死了。不过这也难怪,人家日本士兵每年实弹射击训练,每人都平均都1000多发。中国人的实弹射击训练,有的部队是零。

本来子弹就少,装备就差,士兵还这种素质。岂不败哉。
不过也别太悲观,中国最能打仗的那些将领们的军事素质,并不比日本将领差。甚至说比他们强。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头狮子可以率领一群羊,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只有我们将领的素质比日本人强,才有机会胜利。
很幸运的是,像我们上面说过的,中国人单个的精英,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在军事方面的精英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过蒋百里,可惜他没机会实战。咱们说一下真正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先说一下粟裕。
粟裕这个人,确实很厉害。

刚开始抗日时,中共的军队不多,装备更差,但是敢领着部队在敌后游击战。这种游击战就是摸老虎屁股,要是没有一定的能力和技术,确实和送死也差不多。但是这种游击战有时还能小胜。真不容易!
看看粟裕的作战智慧。
他要求部队宿营时,要选好地形。要面对敌人,而不是背对敌人,并且不要靠着大河或者不利于撤退的地形。
选好地形宿营后,马上切断宿营地和外界的交通,任何人不能随便出去,防止部队里的叛徒,和日伪军的汉奸卧底通风报信。并且宿营时不能生火做饭,夜里不准有灯光。更要注意不能弄枪走火。也不能在宿营时大喊大叫,要安静。越安静越好。
撤离后把宿营时的生活垃圾彻底清除干净。因为日军的侦查能力极强,一点点疏忽,就意味着被敌人消灭。

在行军时,队伍的前面,侧面都有侦查分队,无论哪个方向上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能及时感知,迅速采取措施。
并且行军时,本来是向西,但是他们却往往从大路先往东走,然后从小路有悄悄的折回过来。
裕甚至要求宿营时,把部队的排泄物都要用特殊的袋子装好,然后妥善处理。
在行动后,把所有的路标,都要清除干净。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粟裕作为一个极有作战能力的将领,并非浪得虚名。

心细如发,粟裕的军事专业素质,简直无可挑剔。
因为他知道,很专业的侦查人员,可以从敌方留下的粪便,脚印等蛛丝马迹,判断出所经过部队的方向,经过的时间,人数,甚至有没有大型的设备,有没有伤员。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将领大都没上过大学,但是经过学习,就可以带兵打仗,很多的时候还能打胜,而国民党的一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都达不到这种程度。中共的高级将领,在红军抗大的定期轮训,还有实战的锻炼,都造就了他们很卓越的军事能力。
看来打仗,可不仅仅是体力活,简直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智力对抗。
在及其凶悍善战的日军敌后活动,就是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活可不好干。难啊!
粟裕在和日军的首次交锋,对日本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次的作战任务是阻击日军的汽车。
我们伏击的枪声一响,日本鬼子就从卡车上很有组织的跳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卡车前后左右都没挡板,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有突发情况,遭到伏击时,这些日本鬼子就能同时从车上跳下,以最快的速度分散开。
他们跳下车,非常迅速的躲到草丛里隐蔽起来。没有丝毫的慌乱。从这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到日本军队的训练有素。很善于运用作战时的地势地形,隐蔽自己。粟裕后来总结说,单从利用地形地势的意识和能力,我们就比日本人差很多。
更令粟裕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被包围的日本人,很多利用道路旁边的河道,从水路潜水突围,他们的水性之好,让我方没有想到。
还有他们及其快速的反应能力,当战斗开始仅仅半小时,附近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车来增援了,要不是我方撤的快,就会被日军反包围。

好厉害的小日本。
这次战斗也反应了我方士兵的弱点。
一个是枪法太差,我们上文说过,差到自己能把自己人打死。基本的军事素质太差,比如用手榴弹炸敌人汽车时,竟然直接投掷到敌人正在行驶中的车下方,等我们的手榴弹响时,日军的汽车已经开过去了,真是成了“马后炮”。
粟裕通过这次的教训,制定了相应的对付日军汽车的策略。
比如他规定,当我们要用手榴弹,炸正在行驶的汽车时,投掷点应该在车的二十米左右,这样的提前量,才能保证手榴弹在车的正下方爆炸。

我方埋伏时,最好选择道路的拐弯处,并且最好能用树干设置路障。只要日军的汽车一停,我们的手榴弹的命中率就会提高很多。
粟裕还设计了“梯级火力”,就是扔的手榴弹按梯级分布,你躲过第一个,也躲不过第二,第三,第四,第n个。而且他还提出了袭击汽车的必杀技,那就是尽量打汽车的汽缸或者驾驶员。
看来日本人的汽车,要是让粟裕惦记上算是倒大霉了。
粟裕所制定的游击战原则里,还有些乍看起来让人有些不解的规定,比如强调每人晚上都得把脚洗干净。为什么呢?因为在紧急的行军过程中,脚最容易受伤起泡,要是再不清洁的话,感染的机率很大。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有很重要的原因:
脚出了毛病,就会影响部队的机动性,机动性是我方在敌后和日军周旋的法宝。我们撤退时,极少走直线,而是走8字形,s形,等各种形状,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这样才能消磨敌人,逃脱敌人,而这种战略都是靠走来实现。脚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

但是在队伍里,不会每个人的脚都那么脆弱吧?没错,但是即使有一个人因为脚感染掉队,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这是没有后方的游击战,掉队就意味着落在日军手中的可能性极大,自己的人落在敌人的手中,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所有的行动计划都有可能被暴露了。对我方来说,这是致命的。所以粟裕特别特别(必须用两个特别,才能准确表达粟裕对此事的及其慎重的态度)重视收容这些掉队人员。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
粟裕这些中共将领,把游击战发挥的淋漓尽致。叶剑英曾经说过,那时有人甚至提议,把中国的军队全部用来搞游击战。正面战场不要了。
这种提议当然很荒谬。真那样的话,抗日战争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了。
游击战毕竟只是正面战场的补充。不能舍本逐末。
但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打的确实很窝火。淞沪会战,蒋介石投入70万人,中国伤亡30万,歼敌6万。有的资料上说中国伤亡25万,歼敌9万,无论那组数字更接近真实,中国的这次战役以失败告终。就是说咱们比日本人死的多很多,但只坚持了大概三个月。
有人说这已经很不错了,小日本多厉害,日俄战争中,都把俄国人打败了。看来咱们中国人的阿Q精神倒是发挥的不错。
蒋介石后来总结说,我们的人数比日本军队多几倍,我们的军队也很勇敢,整个营整个营的死,我们的德式装备有的比日本人还好,但是我们却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士兵的军事素质太差了。
叶剑英在1938年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转述了蒋介石的这些话。
我觉得蒋介石说得不错,但是不全面,因为战败不光是士兵的素质不行,他这个总指挥的军事素质也不怎么样。
但从军事角度,看看军队的部署,就知道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引述一段张爱萍将军的话,足以说明这次战役,所犯的战略上的错误。

“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
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70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
国民党军队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

蒋介石的这种军事指挥水平,难怪让他手下的军阀不服气。陈济棠就曾经说过:老蒋就会拉拢收买分化,真有本事的话,就在战场上拼个高下。
蒋介石是“窝里斗”的高手,和那些反对他的军阀们掐架,很有两下子。但是真正一和日本人干,就力不从心了。
整个一个“内斗内行,外都外行”。
不过蒋介石的话也不完全错。就是上文中我们提到过的,中国士兵的素质问题。
中国军队表现的“很猛很天真”。比如日本的飞机飞过来轰炸,很多士兵就在那站着,跳着脚,指着飞机大骂,而不是赶紧找掩体藏起来,结果还没到最前线,就被炸死,你说死的冤不冤。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粟裕说中国士兵不善于利用地势地形隐蔽自己,枪法又烂。这些士兵都习惯了内斗,内战。平时训练极差。蒋介石的那些德式先进武器,很多士兵根本不会用。
这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那时咱们中国士兵军事素质,差到让人苦笑不得程度。
比如有一次,张作霖和吴佩孚打仗。张作霖一看形势有点紧迫,就决定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吴佩孚的军队。什么化学武器?氯气。
在当时确实够先进的。
但是老张第一次用这高科技武器,结果严重在他意料之外:一点没能“毒”到吴佩孚。反而把自己给熏得不轻,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撮火啊。
人素质“高级”不起来,给你高级武器你也玩不了。
所以粟裕在各种会议上,一再提到要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只有有文化,才能较快掌握各种复杂武器设备的使用,和作战的战略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提高战斗的协调能力,和突破能力。
据说很多日本的士兵,都能把作战前的地图,画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反复熟悉作战的目标。
单从文化水平,就能看出差距确实不小。这也是日军之所以有强悍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军里,还有很多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专打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中国军官。这种做法在战场上极其有效。
准确的命中率,在战斗中的威慑力是惊人的。在大别山的辽县,当几百日军展开围剿时,有个叫刘二堂的,带着几个打猎的人,当然这几个人绝对算得上是神枪手,因为他们能“每颗子弹都能消灭一个敌人”,弹无虚发。结果把硬是把这些日本人打退了。

可惜当时中国像刘二堂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在战场上,命中率就是第一战斗力。
有人统计过,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统计过,每25万发子弹才击毙一个“敌人”。而以色列的著名狙击部队“野小子”击毙一个人,平均只需要1.3——1.7发子弹。
谁有准确的枪法,谁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比如苏军在芬兰就吃尽狙击手的苦头。芬兰这个国家很小,只有几百万人,而苏联有2亿多。并且苏联的作战和军事能力,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都领教过。
苏联可能是他们最不愿梦到的恶梦。
但正是苏联这样一个在国际上的很角色,却在芬兰吃了狙击手的大亏。和芬兰交战以前,没人会料到这种结局。但交战后,没人不会吃惊交战的结果。

苏联死在芬兰20多万人,而芬兰自己却只死了二点五万人。天哪,不可思议的芬兰人。我以为他们只会造诺基亚手机呢。
难道是他们武器比苏联的先进很多吗?也不是,他们狙击手用的还是沙俄时期的莫辛纳甘步枪。
这就完全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了。
芬兰人民风很彪悍,也很野,很开放。据说他们现在国家发福利,就有性服务这一项。像发个消费卷似的,让你免费去体验一下。现在这个国家还实行男女学生同一个宿舍。
总之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狂野的民族。
他们可能有狩猎的传统,所以很多人有很好的枪法,这些人在战争中就成了结束苏军生命的狙击手。他们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冰天雪地里。弹无虚发的猎杀着傲慢的苏军士兵。
国家之间的强弱,说白了,就是国民素质的比拼。强国必有高素质,现代化的国民。要想强国,先要强民。没有国民的觉醒与奋发,一切都是白费。
有软实力,才会有硬实力。

可是回头看看,中国国民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表现,真让我们脸红。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咋会落后愚昧到这种程度?
鸦片战争时,在广州的名将杨芳,和英国人开始打仗时,让所属部队收集女人的尿,说是要用来破英军的妖法。
这些在广州和英军作战的清军将领们,骑着结实的小马,然后让士兵排成队,向英军冲锋。于是这些士兵就成了英军枪弹的理想的活靶子。
在和英军的乍浦之战中,清军们脸上带着白纸糊的面具,装神弄鬼,跳着大神,冲向英军,结果可想而知。
即使像关天培和林则徐,这样多少有点见识的将领,和洋鬼子作战时表现的幼稚无知,也让人痛心。
关天培在和英军对垒时,让他的士兵围着炮台后的圆山旋转着跑,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给英军造成增兵的错觉。

这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水平。他可能把英军当成智力不足的小孩子了,他好像觉着,这些老外就是枪炮厉害,智力高不到哪去。咱们中国人稍微耍点计谋,就能把这些看上去,像大猩猩一样多毛的“洋毛子”给糊弄住。可是那边英军只是愉快而轻松的微笑着,看着这些愚昧清兵的拙劣表演。
林则徐比关天培在对洋人的了解上,也强不到哪去。因为老林偶然看到洋鬼子走路的时候,脚步僵硬(他好像不知道,那是洋鬼子军队里的一种行走步伐),就武断的认为,洋鬼子的关节跟咱们不一样,膝盖不会弯。于是他设想,打仗时弄根竹竿,专门捅洋鬼子的腿弯处,一定能把洋鬼子给轻易打翻在地。
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素质的中国人,打仗不败,那太阳应该从西方升起。
见过愚昧的,没见过这么愚昧的。
洋鬼子一定感觉到,什么中国,简直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原始部落。这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遍地都是黄金国度吗?这就是西方航海家,寻找上百年的先进的国度吗?不像。愚昧落后的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那些土著部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
1878年10月,日本海军就开着自己国家制造的“清辉”号军舰,到西欧各国进行访问。航程26300海里,航行的时间大概有5个多月。这令英国社会很受震动。英国的《先驱报》惊叹,日本海军的素质与英国海军比毫不逊色。
而后来大清看到差距后,也搞洋务运动,请外国教练训练中国海军。但据在中国执教过的老外,后来回忆说,中国这些海军学生,长的都是身材单薄,没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因为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尚文轻武。不喜欢运动。平时训练,不想动手操作设备,怕把自己的手给弄脏。

平时不流汗,战时多流血。这些书呆子们,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
战争不是不怕死就行,战争需要智慧,智力,技术,知识,见识。没有这些,即使再勇敢,也不过徒增不必要的死亡罢了。
在随后的1894年中日海战中,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是必然的结果。
有很多专家说,其实日本舰队损失也很大,不能算中国失败。但是战争只看结果。结果是日本先后控制黄海海域,威海卫。
这难道还不叫打败吗。
中国的管带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寅、林履中都与座舰同归于尽,1000余人壮烈牺牲。
方伯谦在丰岛战役中还十分勇敢,但是在黄海战役中却迅速逃跑。为什么呢?因为被日本海军打怕了。
镇远舰的管带,因为喝了度数很高的酒,打仗时醉卧在指挥台上。
中国海军表现的勇敢的很勇敢,害怕的很害怕。真是打得乱七八糟。

我们的武器装备,士兵的军事素质,还有战术上的灵活性,都和日军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最忌讳的就是:大白天在平原地区,和日军硬碰硬的打阵地战。
最好是利用险峻的地形,河网,密林,再加上灵活的战术,和日军周旋。这样对我们有利。
要是迫不得已和日军在平原上打的话,最好是夜战。
这些都是和日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小日本不但打仗很厉害,谍报侦查工作做的也很到位。粟裕在他的军事著作里,反复强调情报工作,因为这关乎一场战争的胜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日本人不仅靠汉奸伪军搞情报,还有时自己亲自动手。他们经常化妆成中国老百姓的模样,来刺探我们军队的动向。
刘伯承曾经总结过,怎么抓日军的奸细: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长相上很难辨别。但是语言和行动,并不是那么能够轻易模仿的。比如美军的作战手册里,就分析了伊斯兰国家的人们,谈话时的彼此距离要比欧美人近。在一个文化里,从小养成的言行,会不经意的透露出来。很难一丝不露的。
刘伯承在判断是否是日本间谍时,还提到一点,我感到很新鲜,也很难理解。那就是直接脱鞋看看“他的脚趾叉的大小。”可能是日本人的脚趾间的距离比咱们中国人大。这个判断标准可不是八卦消息,道听途说,而是清楚的写在刘伯承的军事著作中,想必有很高的准确率。
这可能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之谈。
奸细和叛徒是最可怕的,他们的破坏力惊人。不说别的,但说中共的很多高级将领的被捕,被杀害,都和叛徒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列个名单的话,可以列的很长:
瞿秋白,方志敏,项英,叶挺,杨靖宇??????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中,恰好遇到一个身高体壮的新四士兵,但是没想到,偶遇的这个士兵,没有把枪口对准国民党,而是把项英打死,然后卷走了项英身上所有的现金,投敌了。

这个可耻的叛徒,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在解放后被找出来,枪决了。
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最困难的时候,部队的一个参谋,在战斗中被俘变节,成了日军的走狗。由于他是参谋,所以部队的作战计划,武器情况,人员数目,活动范围都比较清楚。这些极其珍贵的情况被日军掌握后,对抗日联军是致命的。
这使抗日联军的境遇变得越来越艰难。人数在敌人有针对性的围捕中,伤亡急剧增大。
在部队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日联军中又有一个人,带着几乎是抗日联军的仅存的所有现金,投降日本人。
这个叛徒是杨靖宇很亲密的人,杨靖宇从十五岁时把他养大。真称得上是个百分之百的白眼狼。以怨报德。没有人格,更没有国格,真该千刀万剐。

这样一来,日军抓捕杨靖宇的行动,更有针对性了。
杨靖宇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在山上的密林中,又冷又饿,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感冒。
狡猾的日本人,让奸细装扮成打柴人,想诱杨靖宇出来。
杨靖宇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看到两个打柴人,就走上前去求助。这两个打柴人正是日军的奸细。
这两个奸细一看,出来的这个人,长脸长眼,知道此人就是他们千方百计要找的杨靖宇,但是这两个奸细迫于杨靖宇的威名,竟没有敢立即动手。而是赶紧回去找援兵,把杨靖宇迅速包围起来。

结果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杨靖宇被日军砍掉头颅,然后又残忍的把肚子剖开,日军看到他的肚子里只有棉絮和树皮。
中华民族正是有这些硬骨头,才能在一次次的生死存亡时,杀出一条血路。一次次濒临险境,但又一次次能奋起。
但是历史上这种悲剧,不止一次发生,并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让我们重建一下现场,换一种视觉审视一下,我们会发现,项英和杨靖宇的这种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能避免的。
叛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为了活命,为了钱。
在突围时,打死项英的人叫刘厚总。这家伙又黑又壮,枪法很准。项英自从遇到他后,就对他很喜欢,甚至超过了对于原来身边的警卫人员。
由于皖南的春天气温,有时变化很大,一次热的时候,项英把身上的厚衣服脱掉,身边的人,包括叶挺都很吃惊,项英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现金首饰。这一幕恰好也被刘厚总看到。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刘厚总打死项英时,是打在项的太阳穴上。然后打死项英的另外两个卫士。

在关键时刻,背叛杨靖宇的叫张秀凤,他是警卫队机关枪队队长,我们上文中说过,抗联的最后所有的现金,都由此人保管。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被敌人包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意志薄弱,容易动摇,比较喜欢钱的人,反水叛变的高发期。
在这种时刻,突围的将领除了注意敌人外,还要特别注意身边的人。因为说不定你身边的人,已经惦记上你的钱,还有你的命了。
财物和险境,是诱发叛变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防人之心不可无。谨慎无大错。这些永远都是真理。
别说是别人,在关键时刻,就是亲儿子也不一定保险。

刘伯承有一个在乡下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有一次带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来找刘伯承。来的目的就一个字:钱。并且要的数目还不少。刘伯承说,我搞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没有那么多钱,再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动不动就找父亲要钱。
这个儿子气哼哼的走了。
等这个儿子走后,刘伯承马上对跟着他的人说,现在咱们马上转移,否则就会被抓。
果然等刘伯承他们走后不久,就有人来抓他们了。身边的人都很佩服刘伯承的料事如神。
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只有具备这样的敏感力才会躲过一次次的危险。即使一次麻木和疏忽,结果也可能是致命的。

有的错误一次都不能犯,因为犯一次就会送命。红灯可以再等,但是生命不能重来。有的错误就像红灯一样。不能乱闯,要不然结果是致命的。
凡是能活下来的的将领,没有一个不是机敏过人的。
比如陈毅被围困在山上时,处境也是异常的艰难,敌人把山上所有的住户都赶到山下,然后把盐油粮食的买卖管制起来。企图切断山上陈毅部队的后勤供应,活活把部队困死在山上,并且像用梳子梳头一样,一遍遍的上山搜查。
陈毅应是挺过来了。没有被敌人抓到,这与他的机敏细致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只要他派出的人不能按时回来,他就马上转移。
因为在那样一个危机重重的险境里,只有极有生存的智慧的人才能活下来。活下来不只靠运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自己。

说道机敏细致,我们不能提周恩来。
周恩来这个人了不得。
所有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博古,王明,甚至包括毛泽东,所有这些中共党内最高层领导,他们的地位起伏都很大。
有的一开始是在最高领导层里,但后来因为犯错误,逐渐从最高层消失。像陈独秀,博古,王明他们。
有的是一开始在被排斥在最高领导层外,但是后来逐渐得到重用。像毛泽东。
只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在中共最高层里。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中共元老都受冲击,被打到。,只有周恩来依然在最高层。这很厉害。
并且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远高于毛泽东。
毛泽东受到打压时,周已经是三人小组的重要成员了。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博古负责政治工作,而周恩来督促军事的执行。
我们不谈周恩来的军事方面的成绩。单说一下他的谍报方面的能力。因为谍报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机敏,智慧,和思维的缜密等各方面素质的强弱。情商和智商缺一不可。

国民党的中统局长许恩曾,曾经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周恩来:
“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辐射线却四通八达,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搅得你寝食不安。这些还是可以看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周恩来布置得“看不见的线索”不但有,层次还高的吓人。要是国民党的特务知道周的这些线索,会被吓死,至少要吓得半死。
因为国民党的三大实力战将——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身边都有周恩来布置“线人”和“卧底”。
其实这比香港电影《无间道》更牛逼。因为一份情报,就关乎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周恩来安置在胡宗南身边的“卧底”叫熊向晖。强将手下无弱兵,作为周恩来的部下,熊向晖也是才干过人,凭着自己的能力竟然当上了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天哪,机要秘书,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你的机要秘书竟然是敌方的卧底。这就意味着你的作战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敌方就已经了如指掌。这仗还打个屁!
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时,作战计划还没下达到自己部队的军长这一级,毛泽东就已经知道了。而等胡的部队进入延安时,中共中央早撤了。
毛泽东说这份情报能抵得上几个师。我觉得岂止是抵得上几个师,简直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生死攸关。因为这可是进攻的延安啊!
再说周恩来安置在白崇禧身边的“卧底。”

如果这不是活生生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巧合:这个周恩来安排在白崇禧部队里的卧底——谢和庚——也成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你要知道,无论是熊向晖还是谢和庚,都不是像大学生分配工作,一开始就指定是胡宗南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这两人都是靠自己能力,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的。
这很难!这真的要有真本领!这得是什么样的人才啊!
不得不感叹一下。太厉害了。
这也证明了,周恩来的知人善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很厉害,周恩来就更厉害了。
至于周恩来设置在傅作义身边的卧底阎又文,虽然不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但也是傅作义的亲信。并能够接触到傅的极为机密的作战计划。
阎又文也是这三个卧底中,隐藏最深的一个。

因为傅作义后来阵前起义,投奔了共产党,并且做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所以阎又文一直就没暴露身份,大部分人,包括傅作义,一直认为阎又文和自己一样,是起义的国民党,但不知道,其实阎又文早就是中共的卧底了。
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阎又文不要公开身份,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继续留在身边”的含义就是——注意傅的一切动向,真心归顺最好,要是还有别的想法,中共就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傅作义始终不知道,这个一直是他亲信的人,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不光傅作义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就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及其重要的卧底,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系,就是说除了周恩来,没人知道那些身居国民党高位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比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名士杨度,是周恩来在去世前,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对外公布杨度其实早就是共产党了。
可见周恩来心思的细密和谨慎。
作为上海特科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即使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顾顺章,也是防备的很严。
不得不承认,顾顺章也是很有能力的。中统特务万亚刚,就曾写文章这样赞扬顾顺章:
“文的方面,如化妆,表演魔术,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但是这个人很放荡不羁,行事张扬。这可是做秘密工作的大忌。
以周恩来德聪明睿智,料到了顾迟早要出事。正准备换掉顾时,还是晚了一步,顾叛变了。
但由于周恩来平时的谨慎和思维缜密,顾对几个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的“线人”一无所知。
也是在这极其危险的关键时刻,这三个“线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挺身救主”。使周恩来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时脱身。
这让陈立夫暴跳如雷的说:“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极为恼怒的破口大骂:“娘希匹”。
不过没办法,谁让他们遇到的对手是周恩来。

看起来是侥幸逃生的背后,是周恩来做的极其到位的周密布局。就像一个围棋高手,把每粒棋子的能量都发挥的淋漓尽致。每位被他布置的特工,就像他深思熟虑后,落在棋盘上的棋子。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最关键的作用,从而能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周恩来最重要的素质,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智,勇。
我们上面着重说的是周恩来的智。但是一个能化解种种险境的人物,光有智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勇”,他的“智”有时也就不能发挥出来。
在美国特种部队的作战手册里就提到:恐惧,慌乱和愤怒,能模糊你的视线,混乱你的思维,影响你的判断。
宫本武藏和李小龙在他们的著作里也多次提到,在遭遇危险要做致命一击时,保持平静的情绪是多么重要。

周恩来就有这种过人的冷静。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他不会有丝毫的慌乱。这样的情绪控制能力,才能保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最有效的判断,采取最明智的行动。
而这种关键时刻的“冷静”,没有深藏在内心的“勇”做支撑是做不到的。
认真的研究一下近代史,就会发现,周恩来无论是在军事,情报,外交,政治素养方面,都展现出非凡的才干。
我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当的起这样的评价。
周恩来在武汉的叶挺教导团讲课时,对站岗的士兵很客气。用今天的观点看,好像没什么。但那时,相对旧军队里动不动就对士兵打骂,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仍然令很多士兵感动。
在这些感动的士兵里,就有一个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内,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这个人的名字是:粟裕。

那时粟裕还是教导团里普通一兵。而周恩来已经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领导了一二次东征。巩固了广东的根据地。
这时的周恩来只有27岁。而现在的很多人,如果能在27岁时,当上一个部门经理,就狂妄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社会越来越进步,但人变的也越来越狂妄,浅薄,和脆弱,一有点打击就会得抑郁症。
社会在发展,而精神在退化。看看那时整天在刀尖上滚的人,他们的精神是多么的顽强和凶悍。
这些搞革命的人,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丝毫退缩和哀叹。
粟裕在这一年,正式加入了中共的部队,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风采。这一年是1925年。
也是在一年,孙中山去世,廖仲恺被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正联手打击国民党的各派系,逐渐大权在握。
廖仲恺被刺后,周恩来坐车赶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是在中央党部前,由于口令临时改换,以至于周恩来所坐的汽车,遭到站岗士兵的袭击。司机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而周恩来以一贯的机敏,迅速的趴下,听着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他身上穿的,也是他仅有的一件西服,沾满鲜血。不过幸好不是他自己的血。他高声呼喊,对方才停止射击。

这种误伤事件也很经常发生,内部的配合不好,协调不好,交流不畅,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比如后面的枪法不好,可能打不到敌人,到把自己的人给干掉。自己的飞机炮兵,可能把自己的步兵错当成敌人。这在战场上时常发生。
这次就是因为口令改变,而周恩来不知道。
林彪的致命伤也是这种误伤。
1938年的一天,林彪和部队的几名干部,赶往阎锡山部队驻地。刚打完平型关战役,林彪骑着缴获来的日本的高头大马,要命的是他还穿着一件日本的军大衣,刚打完胜仗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不知道危险正朝他慢慢逼近。
在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clothing makes people。翻译成中文是“人靠衣装”。人往往通过衣服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尤其是远远望去。

阎锡山的士兵看到一个身穿日军军大衣的人,而这个人又骑着日本的军马,就很果断的判断,这是日本人。
于是举枪瞄准,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这一枪还真准,林彪被从马上击落,倒在地上。真是这一枪,彻底摧毁了林彪的健康。
被自己人打伤,真的很冤。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尤其是首长要去哪,一般会有侦察兵头前开路。
首长就是一个部队的灵魂,和大脑。一个部队没了大脑,就会变得一盘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这个部队有多强大。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为了保护首长,可能死十个,但是没有首长,就可能多死一百个,一千个,甚至全军覆没。
就像下象棋,老将一死,就算输了。
战争不讲平等,只讲强弱,讲实力,讲效果。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

所以可见,一个好的首长有多么重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打仗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智力博弈,所以要想打败对手,尤其是以弱生强时,首长的智力,智慧起决定作用。
很幸运的是,中共有很多这样极具战争智慧的将领。把战争的战术,技术,总结运用的淋漓尽致。
就像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就能“砸出”牛顿定律一样。有敏锐的观察力,就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刘伯承就有这样的能力。

有一次,刘伯承和李达,骑马参加一个会议。忽然李达的马不知为什么惊了,一路狂奔起来,刘伯承的马也被感染,紧随其后,一直跑了一里多地。这才停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一群黄蜂跟在马的后面蛰。
这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的,蛰就蛰了,该干么干么去。
但是有智慧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和异常敏锐的观察力,这群黄蜂给中国军队战术改进,做了很大的贡献。应该记功,因为它们直接启发了刘伯承,使刘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术:黄蜂战术。
小小的一群黄蜂,无论力量的强弱和体积的大小,能难以和马相比,但是却能把马蛰的一路狂奔,束手无策。你要是想打它们,它们会敏捷的躲开。

直接抄袭黄蜂这种有效的战术,来对付实力强大的日本鬼子。
这个想法很妙。在以后的实际运用中也非常有效。
在实际的战斗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用集中少数兵力,狠击敌人部队的尾部和侧翼,打完就跑。这和游击战消磨敌人,保存自己的策略不谋而合。
这和那些武林高手在深山中,观察某种动物,从而创立什么螳螂拳,猴拳的行为很相似。真是智慧无处不在,但只给有准备的人。
这些将领里常年的征战,他们的大脑里整天运转着各种战法,外界的某种刺激,很可能会在他们的头脑里起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战术战法。

就像化学家门捷列夫,整天想着那些化学元素,在睡梦里,忽然想出这些元素应该怎样排序。
这还像阿基米德整天想着怎么算浮力,但想不出来。等他洗澡泡在浴缸里时,他的灵感忽然闪现。发现了浮力定律。
理同事不同。
和黄蜂战术齐名的,还有一种战术,就是叫“麻雀战”。用起来效果也很好。不过这种麻雀战,不是因为看到麻雀才想起来的。而是歪打正着。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滴。
中共部队386旅771团下属的一个连,去太谷县范村一带征兵。但是由于这是敌占区,所以被日军发现。
并且日军还不少,足有六七百。要知道日本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且来势凶猛,想跑不太容易,那就打吧。
要知道一个连也就一百人左右。敌人几倍于我。

并且是在大白天,地势也称不上险峻。这些都不理于我军。
但是奇迹发生了。
这个连用了他们从没试过的一种战法。一种极其有效的战法。没有考证起来想起这种战法的具体人。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战法,不但救了这个连,还在后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威力。
具体怎么打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分散开,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一会出现在北面,一会出现在南面,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忽悠来忽悠去,把日本鬼子给忽悠晕了。
主力到底在哪?到底有多少人?到底应该集中力量去追哪拨人?搞得这些日本人有点迷茫了。
张飞拿线穿针眼——有劲使不上。郁闷!

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共产党这边,产生了一些极有智慧战略战术。和日军相比,他们的各方面的力量那么的弱小,但是却能顽强的生存下来,以小博大,并且不时会有小胜。
很不容易!
国民党那边的战略战术,就显得僵化呆板了。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上下级分明,军队等级分明。看着严肃严整,其实广大的中下级军官(更不用说士兵了),没有积极性。更谈不到创造力。
而中共部队极其善于思想工作,组织工作,这一点连孙中山一开始就有深刻认识。在他的讲话里,也一再提到和称赞。
粟裕回忆,一开始加入教导团,开党内会议时,不管上下级,都可以尽情批评和提意见。即使在延安开会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们,也是自己拿着小板凳,走到窑洞外面开会,气氛很活跃。
但是国民党就不一样了,比如,每次开会,只要念道文件里“委员长”这三个字,全体与会人员都必须起立站好。要是有的文件里“委员长”这三个字多的话,开会的人就惨了,来回站起立坐下。
细微处见精神,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朵花里能窥见天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会隐隐感到国民党的最后失败,有必然的原因。
国民党的这种失败,即使不谈政治方面的原因,单从军事角度来看,共产党军事上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要比国民党强。

我们看一下国共两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在抗日战场上的pk。
卫立煌是国民党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美国人“称他是一百零一胜将军”,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他们觉得“百战百胜”都不足以形容卫立煌的善战,和能战。
这是因为卫立煌当过远征军总司令,和日军作战。在打通滇缅公路战役中,有机会接触美军顾问团的将领。也得到了美军顾问的极度赞赏。
可见卫立煌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是相当厉害的。
更富富传奇色彩的是,卫立煌虽然仗没少打,但是从没受过伤。包括轻伤。如果身上有伤疤的话,估计也是走路不小心,自己磕的。

但是在1937年,能力非凡的卫立煌部,也抵挡不住日军对山西的凶猛进攻,只有一个选择:跑。
这不仅是“败”,而且是不战而败。没迎战就跑。国军简直是患上了严重的“恐日症”。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严重出乎卫立煌的意料之外:装备不怎么样,人数不怎么多,“土里土气”的共产党的部队,竟“不知死活”的迎了上去。
卫立煌在感佩共产党勇气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不战而退,多少一点感到一点羞愧。但是虽然佩服共军的勇气,但是卫立煌内心觉得,共产党的做法还是有点不靠谱。
就想提醒一下“友军”,省的以卵击石,曾加不必要的伤亡。就决定给八路军129师的师长通电话,大意是说,国军的装备很好,能打阵地战,都不能挡住日军。贵军的装备不怎么样,给养也不好,人数也不多,单凭你们的“游击战”,恐怕更不能与日军较量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提示这位八路军师长:你们正在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但是这位八路军的师长,掷地有声的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击日寇侵略,甘捐血肉之躯!”
这位不怕日本人的八路军的师长,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刘伯承。
刘伯承可不像卫立煌,没有在战场上受过伤。他在战场上身经百战,并且还是疤痕累累。最严重的一次是,一颗子弹从头顶打入,从右眼眶飞出。
并且他眼部动手术时,没用麻药,任凭手术刀在人体最敏感的眼部,割腐肉,摘烂眼球,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没有呻吟一声。
这比关羽的刮骨疗毒厉害多了。

有人称赞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时,他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说:这都是枪子交给我的。
凡是这种伤痕累累的将领,都是从部队的最基层,一仗仗的打上来的。因为只有长期深入作战的第一线,才有机会受这么多伤。
凡是这种将领,都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善于指挥具体的战役。这类将领,可不是曾国藩那种——只善于战略层面调度布局,一亲自打具体的战役就瞎了,即所谓的“将将必胜,将己必败”
换句话说,他们对战役的实际操作能力很强。
刘伯承不但有极丰富的,长期一线作战经验,还有极高的理论修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这就厉害了。
我们上文中所说的“麻雀战术,黄蜂战术”都是刘伯承总结出来的。还有什么“以散耗集,以集耗散”——就是你的队伍集中时,我就分散来扰乱你,等你分开追我时,我再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刘伯承还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是说战争不可捉摸,毫无规律。而是说战争形式是随时变化的,但是在变化中会有规律。任务,地形,敌情,我情,时间是无行,“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
理论再好,还得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检验刘伯承理论的机会来了。连卫立煌部都不敢打的仗,他敢打吗?能打得胜吗?
刘伯承在电话里,对卫立煌的慷慨陈词,表明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勇敢,和勇气。
但是没有智慧和理智做支撑的勇敢和勇气,只能称为鲁莽。在战场上如果只有勇气勇敢,没有智慧的话,那只能使你死的更快。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一个明智的将领,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幸运的是,刘伯承是明智的。他不光有勇气,还有智慧。
无论是粟裕还是刘伯承,可以说都是游击战的大师。

一支装备很差,人数不多的部队,经过他们的绝妙的布局,配合有利的地形,恰当的时机,精确的侦察,能奇迹般的把敌我的强弱转变过来。
其实打仗就像发射卫星,要有及其精确的计算。
粟裕打伏击的时候,有时会算一个队伍的人数,要是排成一队走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一米五左右,那么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这个队伍的头部进入伏击圈的什么位置时,尾部全部才能全部进入伏击圈。还要考虑地形,地势等等,这些极其细致的因素都要考虑在内。
这样才能有打胜的把握。
刘伯承也是大师级的游击战专家,当然能把这些原则运用的淋漓尽致。

他先选地形。选的伏击地点是两边是山,只有中间一条很窄的小路的地点。把侦察到的日军情况综合分析,详细安排了在何时打,怎么分割包围,怎么撤退,怎么布置火力。
陷阱都设计好了,就等猎物了。
1937年10月26日,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名步兵的护卫下,大摇大摆的向平定方向行进。
因为这些日军知道,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早就撤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抵抗了。但真正的危险也正慢慢逼近他们。骄兵必败。
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了。但是这些八路军战士,依旧静静的趴着,因为他们知道,时机还没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首长的意料之中。
后面的辎重部队一看先头部队,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就不再犹豫,紧随其后。但他们的恶梦就要开始了。

等的就是这些辎重部队。眼看着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八路军所有的火力开始尽情的“招呼”他们,前后的部队被火力阻截,整个队伍被切割成几段,首尾不能相顾。又由于两边的地形,火力发挥不了作用,部队不能展开。
八路军像下山的猛虎,冲入日军部队,展开肉搏战。日军顿时打乱。部队就怕乱,一乱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就会成倍下降。
后面的少数掩护部队看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那只有一个选择:赶紧跑吧。
这次八路军大胜。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我方只伤亡十多人。
威力无比的游击战术,威力无比的智慧的力量。诸葛亮再生也不过如此。

地形,时机,侦察,火力配置,都配合的天衣无缝。
但这次战斗还没真正结束。
28日,日军在打扫完战场后,辎重部队再一次要经过此地。不能怨鬼子一根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路线可走。前方的部队又急需这些物资。再说,你八路军刚打完,不可能再打了吧。因为这种事发生了第一次,我们日本人就有准备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兵法里不是有条重要的原则,叫做“不得尊常。”
但是第二次,日军可真是比上次谨慎很多,先头部队是300多骑兵,反复在前面侦察了几次。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过去了,但是当辎重部队走到上次同样的位置时,“悲剧”再一次上演。
这次毙敌100多人,俘获骡马几十匹。

这就像玩“剪子包袱”,刘伯承能快速摸准日军的心里。知道你这次出的还是“包袱”,那我这次仍然出“剪子”。让你以同样的方式失败两次。
第一次失败痛苦,第二次以同样的方式失败,痛苦加窝火。
刘伯承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军刀,战马,大衣等战利品,送给卫立煌一部分。卫立煌亲自点验,对刘伯承佩服不已。
尤其是对刘的这种“重叠的待伏”战术,卫感到真是用的巧夺天工,因为这种战法本来是兵家的大忌,但刘伯承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大获成功。表现了刘伯承在战术和战法上的成熟老练,灵活机动。
所有的兵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胜仗。
能够打胜仗的兵法战术,才是有效,有用的。
卫立煌正是在和共产党的逐渐接触中,逐渐喜欢上了这些蒋介石口中的“共匪”。

尤其是在1938年,就是和刘伯承这次打交道的几个月后,卫去洛阳开会时,恰好和朱德同一车厢,看到这个八路军的总司令,衣着简朴,面容慈祥。像一个长者,和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浮夸讲排场,有很大的区别,对朱德和中共顿生好感。
他还请朱德到他的部队里做客,并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欢迎。卫立煌从延安回来后,送给八路军很多枪和子弹。
这一切都令蒋介石很不高兴。
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刘伯承之所以能让卫立煌,这样很能打仗的人佩服,足以说明刘伯承卓越的军事能力。
因为卫立煌是打仗的内行,应该是专家水准,内行看门道,没有真本领是糊弄不住专家的。
刘伯承绝非浪得虚名,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可以从最基层士兵的素质反应出来。
每个士兵,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所有的战略战术直接的执行者,只有他们的素质提高,所有的战略战术,落实起来才事半功倍。

尤其是游击战,更需要发挥基层士兵的应变能力,机动能力,对士兵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所以刘伯承特别重视部队的轮训。
他的努力没白费。
我们从一些资料里的事例,可以查找到刘伯承部,在长期的训练后,所展现出来的很高的综合素质。
举几个例子。
刘伯承部王乃贵支队一个通信员,有一次在送信的途中,遇到一百多日本鬼子。这是很恐怖的。结果好像可以预见,不是被捕就是壮烈牺牲。或者在关键时刻,被我军部队救出,应该没有别的可能,独立逃脱,实在太难了。都是人,单凭奔跑的速度也不能甩开日军,除非这位兄弟,是马拉松加登山的双料冠军。

或者像武侠电影里,能一下凌空飞走,那样也能逃脱。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用钢丝拉出来的效果,要是钢丝绑不结实,还会掉在地上摔个半死。
会有奇迹吗?会的,很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
这个兄弟不愧是刘伯承军队里的,素质极高。首先是冷静。我们上文中论述过,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清醒冷静的头脑是你转危为安,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当代的各国的特种部队,都特别注重训练这种心里素质。
这位有特种兵素质的兄弟,在这种万分险恶的危急时刻,没有慌不择路。而是注意选择地形。他清醒的知道,单纯的跑,是另一种方式的送死。
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放手一搏。即使死,也要多打死几个日本鬼子。
这位兄弟选择了一个地势很有利的山洞。在这个洞口,他创造了奇迹。
他每次扣动扳机,就会有一个鬼子倒下。,对不起,枪法就这么准,没办法。这一百多鬼子被彻底的雷住了!

在十多个鬼子被干掉后,竟没有人敢上前了。威慑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力量,太可怕了。
关于威慑力,被现代的警察和部队采用,比如在平息游行示威的骚乱中,警察常常在骚乱的队伍前面画一条线,规定谁跨过这条线,就开枪打谁,无论是真子弹还是橡胶子弹,这种策略十分管用。
这就抓到了人的心理弱点。
这位勇敢,冷静,枪法极准的八路军士兵,竟然使一百多个日本兵有点束手无策。在这些日本兵的面前,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线。谁越过那条线,谁就能直接进入另外一个谁也不想去的世界。
这条线就是他们的生死线。给他们画这条线的人,就是躲在山洞里的那个八路军。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找了一位翻译对着山洞喊话,想招降。也许这位翻译喊话时,感情有点过于投入了,没隐蔽好。只听一声枪响,翻译再也喊不出来了,只能呻吟出来了。
日本鬼子彻底没招了。已经死了十多个了,再死十多个,即使把里面的八路给干掉,那也太不划算了,今天算老子倒霉,好了,算了,撤吧。
这是刘伯承部队的参谋长李达,在一次训练课上讲的实例。真人,真事,没有半点虚构。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以一胜百。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训练有素,军事素质超群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能量。
这个了不起的八路军战士,之所以能在一百日本鬼子追捕下脱身,绝不仅仅是靠运气,而是凭借自己异常出色的军事素质:善于选择地形,奇准的枪法,还有极好的心理素质。
凡是真正射击过的人都知道,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心跳,那么身体和手的颤抖,都会极大的影响你射击的准度。

一个战场上真正的神枪手,不仅有平时训练积累的超常“枪感”,还要有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在奥运会的射击比赛中,如果心理素质不过硬,大不了拿不上奖牌,但要是被一百多日本鬼子围住,那种心理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好,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粟裕在他的文集里曾经说过,八路军的枪法要比新四军好,我没考证过其中的原因。但是一个部队射击准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一个部队的战斗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例子。
毛泽东曾提过“攻赣,防湘,不惹粤”的原则。但是当时没有被中共中央重视。粟裕只好服从中央的决定,进攻广东。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广东梅县的陈唯元的教导团,战斗力极强。

战斗力强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个部队的枪法出奇的准。这种很准的枪法是由于平常的极其严格的训练的结果。
和这种部队作战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面对的,几乎都是能枪枪毙命的狙击手。所以粟裕的部队被压制在掩体后面。这时很荒谬的一幕发生了。
粟裕部队有个小通讯员,平时活跃好动,他躲在掩体的后面,忽然突发奇想:不是说敌人这个部队的枪法准么?那么我测验一下到底有多准。
用什么方法测验呢?这个方法真是称得上“好傻,好天真”。作为一个军人来说,极不专业。极其愚蠢。

专业点的做法可以把帽子,或别的什么东西伪装一下,从掩体里移出来。让敌人误认为是目标出现。从而吸引火力。
这个小士兵倒是省事,没有做任何伪装目标,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手从掩体里伸出来。用自己的手来试验敌人的枪法!
敌人也没让他“失望”,刚一伸出来,一粒子弹就准确的把手掌打穿。
是够准的!
遇到这样厉害的部队,那简直就是恶梦。

结果是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梅县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撤了。
所以部队的战斗力,和平时的训练成正比。所有战斗力极强的部队,都是注重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的。
刘伯承对部队的训练是全方位的。不有基本的军事技能,还有让广大的官兵深刻理解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广大的官兵逐渐在培训中,掌握了游击战的精髓。并运用到了实战中。
比如辽县训练班的秦基伟支队,在寿阳,用两三个人散伏在日军据点周围,干什么呢?不分黑夜白天,24小时向日军打冷枪。
让你日夜不得安生。弄得日军连上厕所都不敢。用几个人来消磨那么多日军,真够划算的。典型的游击战方法。

刘伯承通过讲课轮训,把智慧的种子种在普通官兵的心理,等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创造性,为增强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动力。
连日军也弄来刘伯承写的《游击集团》,《游击战与运动战》,认真研读,并下发部队。
每当翻开粟裕或者刘伯承的那些军事著作时,都会有种很震撼的感觉。我们能在其中读到智慧,创造力,勇气,激情,缜密的思维,严谨的逻辑。
这比一切的小说都要精彩,都要耐人寻味。
书中一个简单的常识和创造,也许就是用很多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美国一个著名的成功学家格拉德韦尔,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超常之辈》,他的理论是说:无论在任何领域,要想取得成就,必须有足够的练习。把他的理论引证一下:

“ 格拉德韦尔一直致力于把心理学实验、社会学研究、法学论文,对飞机失事和古典音乐家、冰球运动员的统计调查改造成流畅、好懂的文字。
比如他总结出了一个1万小时定律,研究显示,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跟天分无关,只是练习的问题,需要练习1万小时——10年内,每周练习20小时,大概每天3小时。好像大脑需要这么长时间,以吸收达到精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在每个领域要想成为专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训练。打仗也是一样。
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刘伯承,还是粟裕,他们有时甚至连续几天站在地图前面,冥思苦想,思考怎样能打胜。这就是一种训练。在反复的战斗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最后升华成自己超群的作战智慧。
这些都是在长期的实战中摸索出来的。红军一开始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也有极其幼稚时候。比如使用所谓的“火牛阵”就是其中的一次。
那是1930年8月攻打打长沙,长沙的守军有31个团。大概有十万人左右。并且这些长沙的守军,有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这给红军的攻城,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难度。

红军当时的军事素质很差,甚至不知道壕坑该怎么挖。
也许红军的哪个指挥官对《三国演义》熟悉,于是突发奇想。在三国演义里,不是诸葛亮用过火牛阵攻城吗?今天就试试。看是否能奏效。
把在评书里的情节,直接在现实的现代战场中复制,这种做法有点不靠谱。小说评书都是艺术加工过的东西,只是看着有趣,至于其中的情节,在现实中操作复制,那就太悬了。
但是红军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火牛当敢死队用了。
红军战士找到很多的牛,然后按着小说评书里如法炮制。把牛的屁股上弄上火把绑上炸药。
你还别说,这牛一开始还真的往前冲,但现实不是那种书呆子瞎编的小说,现实很复杂。
当这些牛向敌人的阵地冲去时,敌人只是用机枪扫射,就打死很多牛,然后没死的牛扭身向红军的阵地反冲过来。
这可倒好,没达到预期效果不说,还使自己的人死伤不少。
那种小说上写的,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故事情节,读起来津津有味,不过可别当真,很多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操作性。
比如草船借箭,在现实中根本没可能。用简单的物理知识分析一下,就觉得那纯属虚构。其实在历史的真相是,东吴一艘船的一侧中了曹军的很多箭,这艘船就有点倾斜了。船上的官兵把船调了个头,让另一侧也受箭,是两侧的重量平衡。就这种简单的情节,后来被小说家说演绎成草船借箭了。

战场上的许多东西,经过实践才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这都有一个科学演变过程的。
比如刺刀上原来是没槽的,但是在实战中发现,用这种没槽的刺刀时,会有一个问题:这种刺刀刺进人体后很难拔出来。至于有多难拔,我们这些没用刺刀捅过人的人很难想象。但是真的在战场上有实际经历的人,确实对此深有体会。
因为这种没槽的刺刀插进人体后,会被人体内的压力吸住。于是后来经过改进,就在刺刀上加了个槽。
加槽后的效果是:不但刺刀好拔了,而且拔得时候还可以把肠子都带出来,这都是因为气压的作用,显得惨不忍睹。
我们可以联想到,有的杀人犯用三棱刮刀杀人,这种三棱刮刀就相当于加槽的刺刀。对人伤害的剧烈程度,要比那种片刀严重的多。

看上去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就凝结了物理力学,人体生理学,还有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知识。
所以战争的实质,就是敌我双方科技,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pk.。为什么八国联军几万人,就能横扫整个大清帝国?为什么西方殖民者,能轻易灭绝一些部落的土著居民?
这些都是因为科技和经济的差距。
有的人说文化不分高下优劣。但是经济和科技绝对是硬东西,先进就是先进,落后就是后,无可争议。
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是靠智慧占领这个世界的,而不是单靠体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智慧的人,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人。最有智慧的群体,才是最有战斗力的集体。
中国人虽然当时,我们的科技经济比不上日本,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一旦爆发,却不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差。包括日本人。
我们的游击战,不但能以弱胜强,即使在丛林里,我们也不会输给日本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我们中国的远征军,也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
在丛林中作战,就像是在地狱里作战。因为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这对中国军队是一种全新的环境。
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整天看不见太阳。各种藤萝纵横交错,使人寸步难行。地上是烂泥,还有很厚的的枯树叶,踩上去,就像踩在很厚的棉花上,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中,大炮,坦克等各种重型武器很难发挥作用。

在这种环境中,交战时有时根本看不见对方。只能凭感觉,和对地形的熟悉。就像京戏里一出戏:两个人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只能摸着打。
还有虐蚊,这种蚊子不但个大,更可怕的还会传染疟疾。还有树上随时掉落的蚂蝗,这种蚂蝗像钉子一样,可以迅速的钉在人的身上。你直接用手扯都不容易扯掉。最好的办法是在它叮的上方,用手拍打,把它震掉。
除了这些,丛里里还有各种野兽。
据曾经是远征军战士的薛文涛老人回忆,他曾经遇见过一条凶猛的大蟒蛇,打两枪都没打死。这是恰好一辆坦克从这个蟒蛇的身上压过,把这条蟒蛇给你碾碎了。
令薛文涛吃惊的是,在这个蟒蛇的身体里,居然看到了士兵的钢盔,军装,还有一堆没有完全消化的人的肢体,这种场景真是很恐怖。

可见这条蟒蛇,刚吃人不久。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不要说是打仗,就是单纯的生存下去都难。
在军用地图上标的路,早已找不到了。只能凭着以前人死后留下的白骨,勉强判断。人的尸骨成路标了。可以想象,这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但是在丛里中作战的日本人,很有经验。显然是受过很好的丛林作战训练。
这些日本人一般都住在树上。因为这些树,有的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树”——树干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他们在树上修了吊床,还把弹药挂在树上。并且树与树之间,还有索道和警铃相连,可以转移的转移,传递信息,发出警报。

这就使这些日本鬼子,能够连续的在树上作战。
这方法很科学,不但使自己能够免受地面上野兽的袭击,还极大的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并且一旦交火,这种居高临下的射击,也很有火力优势。
这种方法一开始很奏效,使中国部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后来中国部队也有了应对机制——经常用机枪往树上扫射。
随着密集猛烈的扫射,掉下来不仅是树的枝叶和鸟类,竟然还有日本人。
在丛林里作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饮用水。
据研究,人三天不吃饭,能活下来。但是三天不喝水,肯定玩完。但水只能靠空投。因为在这种寸步难行的丛林里,靠地面上运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空投也会有问题,原因是,在丛林里,大规模的阵地战根本不可能,只能是把队伍分成一个个小分队,分开作战。这就导致没有严格的敌我区域分界线。哪个区域是敌人,哪个区域是我方。很难分,所以只能“瞎投”了。
这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类似点:在前线敌我犬牙交错的猫耳洞前,经常有这样的情景。
送饭的士兵会迅速的把饭丢在猫耳洞前,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开。因为你一旦出现,就会有枪口瞄准你,停留的时间越长,被敌方击中的概率也越大。
但是猫耳洞没有标志,也没有明确的敌我区域划分。

所以时常会看到有些搞笑的一幕:/敌人的士兵,会把食物迅速准确的丢在我军的洞口。然后扭身跑开。当然我方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不过在缅甸丛林里,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所以日军只能抢我方空投的水了。
这时水就真正成了“生命之水”。所以为了抢夺一桶水,双方可能要展开拉锯战,要死几个人。
不过后来,随着丛林作战经验的丰富,士兵们发现,要想在丛林里找到能够饮用的泉水,有一个诀窍,就是顺着有蚁穴的方向下挖,十有八九就会能挖出清凉的泉水。
学会了这种找水的“必杀技”后,“夺水之战”才有所缓解。

看到南怀瑾的书里,有所谓的道家军学秘笈,提到古代的部队在沙漠里找水,用一个很绝妙,也很玄的方法,就是在沙漠里挖一个洞,然后在洞里填上艾草点燃,如果能从另一个地点冒出烟来,那就从冒烟的地点挖下去,据说就能挖出水来。
不过,正如我上文中提到的,听起来更像很有趣的小说趣闻,在实际中恐怕没有什么可行性。
中国的话本,小说,评书,甚至史书里,都能找到很多这种所谓
“兵法秘笈”。当故事听听还行,要在现实中用的话,怕是有点不靠谱。
比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红军用所谓的“火牛阵”,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我高度怀疑其真实性,总觉得是中国很多文人,对战争的“意淫”,应该是纯属虚构。挑两个写出来,大家可以用各种现代的知识,判断一下真实性与可行性。
一则是关于杨延昭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将中的杨六郎。杨六郎在对付契丹部队时,也用了牛。不过不是“火牛”,而是用的“饿牛”。具体做法是这样滴:
杨延昭让人扎了很多稻草人,然后把这些稻草人的内部装上黄豆,外面则穿上契丹士兵的衣服,然后诱使大量的饿了很久的牛,用绑着尖刀的角挑开稻草人,这样牛就能吃到藏在里面的黄豆了。
利用牛的条件反射,在真正的战场上,牛就会把契丹士兵,当成肚子里藏着黄豆的那些“稻草人”,然后这些饥肠辘辘的“饿牛”会用角上的尖刀,毫不犹豫的挑开这些契丹兵的肚子。
据说这条妙计是大获成功。
还有一侧,是说唐朝的大将李光弼,去平定叛乱。叛乱的士兵故意把膘肥体壮的军马,拉到李光弼军队的对面洗刷。

而李光弼则想出了条妙招,对付这些叛军的高调“示威”:利用异性相吸引的原则,让士兵们赶快找到很多母马。这些年轻“好色”的公马们,忽然发现河的对岸,竟然出现那么多“性感的美女”,情不自已,体内荷尔蒙的冲动,使它们奋不顾身的朝那些母马跑过去。
结果当然是叛军弄巧成拙,赔了公马又搓火。
这与特种部队带条母狗,用来来对付敌人看门的公狗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美人计”不只在人类中起作用。
但是这种故事的真实性,好像经不起仔细推敲。
这就是中国所有的兵法书里都犯的一个毛病——只谈作战谋略,计策,和原则。但是几乎不谈具体的,比如怎样练兵,比如作战手册,后勤保障,部队编制,军法条文等等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极少论述。总之“务虚”部分太多,“务实”的部分太少。
这是和西方权威的军事书籍的最重要的区别。
不过在中国,有一本中国的兵书,很有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风格。在这部兵书里,各种作战的具体操作,写得非常具体,从兵器到队形,甚至还谈到一种干粮的做法。

这部在中国很另类的兵书叫做《纪效新书》,他的作者是戚继光。
在中国和日本所有的战斗中——从明朝抗击倭寇,在朝鲜和日本人交手,一直到到二十世纪抗战结束——只有一个人打日本打得最痛快。也只有这个人,才能使我们中国人在和日本的交手中,感到最爽。这个人就是戚继光。
为什么感到爽呢?因为戚继光每次和日本人打仗,只有一个原则:全歼。
各位看好,不是打败,不是消耗,不是赶跑,不是俘虏,而是全歼!就是对日本小鬼子,要统统干掉,一个不留,统统死啦死啦地。
即使一仗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争取在下次实现这样的目标。反正就是一个也不放过。

戚继光是中国军事史上,不,应该是世界军事史上唯一一个,每次都以歼灭战为目的的军事将领。
极度强悍的一个中国人。
在明朝,日本的倭寇就到中国开始种种兽行。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还掠夺大量中国人口,卖到日本做奴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黑奴一样的贩卖。这些卖到日本的中国人,处境极其悲惨。
这些倭寇对“占领区的”的中国人,“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白天让咱们中国妇女给他们干活,晚上还要奸淫这些无辜的良家妇女。
在明朝日本人就这样了,看来日本人野兽般的凶残是有传统的。
他妈的,这些日本鬼子。

我们可以理解,戚继光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人赶尽杀绝。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戚继光是中国军事世上的真正的奇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说戚继光的死是“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
因为戚继光的死,我们失去了军事上在世界上,保持领先的机会。这是一个高的不能再高的评价。但我觉得戚继光完全当得起。
我们不细说他治军打仗有多高明,多有能力。只介绍一下他的战果。因为战争的结果就是一切。不看广告,只看疗效。打不了胜仗,一切都是白扯。
戚继光打仗,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原则,就是杀敌一千,而自己的伤亡率是零。
这很狂。“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应该算是胜利了。干掉一千个敌人,自己一个人都不死,不可能。
除非这一千个敌人,已经被绑上手脚,等着咱们处斩,才会有这种结果。或者咱们拿得都是机枪冲锋枪,等现代化武器,而日本倭寇手里的只是大刀长矛。

否则都是拿冷兵器,面对面的肉搏,要想达到这种零伤亡率的效果,实在是太难了。要知道倭寇的战斗力是非常凶悍的。
我们看看戚继光的作战记录:
南湾之战:杀敌281人。我方伤3人。无一人阵亡。
花街之战:杀敌310人,我方阵亡3人。
上峰令之战:全歼倭寇千余人。我方阵亡13人。
牛田之战:杀敌698人,我方无一人阵亡。

平海卫之战:杀敌2451,我方阵亡16人。
虽然不是每次都达到戚继光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和日军的作战成绩,让我们现代人看到会觉得脸红。
不知蒋介石或者汪精卫,被小日本吓破胆时,要是能看到戚继光的这些对日作战记录,会有什么感想。
在戚继光和日军的所有作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是林墩之战,但也不过69人。而这次战斗中,干掉的日本人却有973人。
在中国的作战史上,以如此小的代价,换取如此大的胜利,绝无仅有。
戚继光除了在战斗中,要卯足劲猛砍日本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救被掠去的中国人。

这些被掠的中国老百姓,如果没有人解救,就会被带到日本,去过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那样的折磨也许比死亡更可怕。
我们还是具体的列出在各场战役中,解救的中国老百姓的数量,每个具体数字后面,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和悲惨的故事。但是正是有了戚继光,这些人的生命轨迹,才得以有尊严的延续。
花街之战:解救5000人。
长沙之战:解救1200人。
上峰之战:解救1000人。
横岭之战:解救800人。

牛田之战:解救954人。
王仓坪之战:解救3000人。
平海卫之战:解救3000人。
林敦之战:解救2114人。
这个数字还能从侧面反映,倭寇对于当时中国巨大的破坏力,还有倭寇的凶悍的战斗力。但是戚继光就是他们的地狱,他们的战斗力和戚继光相比的话,不是一个档次。
日本人很厉害,但是戚家军至少比他们厉害十倍。
不知道日本的史料中怎样评价戚继光。估计这种丢脸的事,他们最多会轻描淡写记录一下。

但是这是中日作战史上的绝唱,自戚继光后,我们对日本人,再也没有能如此扬眉吐气的作战成绩了。
而日本人依旧不时来中国烧杀抢掠,奸淫我们的妇女,虐杀我们的百姓,掠夺我们的资源。
戚继光后来被朝廷调往北方,以他极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换来了北京的十多年的平安。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世出之才,至少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人物,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中国人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窝里掐架的超常能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悲剧一再上演,从岳飞到戚继光到袁崇焕,这些很能打的将领,总是被自己人搞垮杀掉。
中国不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缺的是让这些有能力,有智慧的人发挥的舞台。这就是中国特色。光有某方面的能力不行,你还必须有后台,会社交。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早点滚下去。这是不必要的极大的内耗。
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

我们的国土面积,资源,人口,历史的长度,单拿出任何一项,不比日本强若干倍?但是为什么日本人从明朝到二十世纪,都经常来我们国土上欺负我们?
很值得深思。
我翻看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和看粟裕的那些军事文集一样,他们书里的务实,智慧,缜密是相通的。
毫无泛泛而谈,排兵布阵,练兵,地形,侦察,武器,那种缜密就像是科学论文。有种滴水不漏,面面俱到的感觉。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细节决定成败。
在战场上,细节决定的不仅是成败,还能决定生死。你的一点疏忽,就是敌人的机会。
西方就有“少了一颗马掌钉,就丢了一个国家”的典故,所以一个杰出的将领,不但要有超常的勇气,还要有比针都要细密的仔细,和周全的头脑。并把这种思维传达给每个作战的士兵。因为士兵的疏忽,不仅关乎战斗的成败,还关乎他们个人的生死。

比如在战场上,脸上要涂上伪装色,因为皮肤油脂的一点反光,就可能被敌人捕捉到你的隐身之所,你也变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并且,身上裸露的皮肤,会成为敌人的导航台。
还有不能带发光的器物。
美军的作战手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如当一个伞降兵落地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应该就地呆几分钟,以适应一下当地的环境。环境不熟,就贸然乱闯,那无异于送死。因为这是在战场上,不是旅游观光,允许你随兴的走走看看。
特种部队有时还要带墨镜,因为眼睛从明亮处,到暗处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而这种适应的过程,就会变成躲在暗处的敌人能看到你,而你却不能准确的看到对方,即使有0.01秒的迟疑,这在战场上,也足以让一个人毙命。戴墨镜,就是能使士兵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比较暗的环境。
这就是在战场上关乎生死的一些细节。
在及其细微的敌人的一举一动中,还能得到一些异常重要的情报。

在二战中,德国的一组训练有素的间谍,来到苏军的司令部,冒充是上级派下来视察工作的。说是要看苏军的作战计划。
也许这帮间谍伪装的太好了,苏方司令部人员一开始竟没有发现。
这使这伙德国间谍很是得意。甚至其中的一位,得意的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很放松的坐在桌旁,翘起二郎腿,用手指轻轻的在桌子上敲着拍子。
但是他忘了,这是苏军的司令部。
在这里的所有人员,都是苏联军队的精英级人物,可以说这是“人精”聚集的地方。这些人的知识,智慧和观察力绝非普通士兵能比。
所以即使这个间谍轻微的用手指敲桌子,这个极其细微的举动,也没躲过一个参谋的眼睛。

因为这个参谋已经辨别出,眼前这个人敲的是德军的《胜利进行曲》的鼓点。
就是这个细微的动作,泄露了一切秘密。
这个参谋偷偷的向上级打电话求证。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德国间谍,被苏军一个不少的如数捕获。
美国的情报机关,想得知侵华日军的编号。他们想了一个比较妙的办法。从日本人的行为特点出发。
日本人有什么行为特点?当然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日本人的服装,文字,建筑无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上层的知识分子,都以能写中国汉字,能背中国古诗为荣。

咱们中国的文物,流落到日本后,反而被这些日本人保存的极好。比咱们中国人自己还懂的珍惜。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古迹,也是极感兴趣。
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被美国情报部门深刻的洞察到。美国间谍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去中国北京的颐和园,因为他们知道:想要的情报,在那里就能找到。
果然不出所料,很多日本军人去颐和园游览,然后在那里留下自己的签名,当然这些签名里,就有美国人努力搜寻的日本部队的编号。
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每时每刻都要注重这些细节,对现代人说太累了,但是在那种特殊的你死我活的环境中,累不累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我是不是还活着。

所以凡是从事过情报和秘密工作的人,都有对这种细节,近乎病态的关注和重视。
因为细心,是保证自己生命的最有用的武器。
中共元老级的“红色间谍”李克农,即使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里,每天睡觉前,都会认真的观察一下门窗是不是关好。桌上重要的资料是不是放到保险箱里了。
曾常年做过秘密工作的周恩来,也是在解放后,每天自己保险箱的钥匙,仍然都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并且每次到西花厅,都会轻咳一声。这是他长期秘密工作时留下的习惯,即使在和平的环境里,依然不能改掉。
在陕西西安北城,莲花大街的七号,一所普通的庭院里,院子的主人,就用这种细心和勇气,上演了一个极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所看上去极普通的小院。但是实际上却暗藏玄机。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捉迷藏的游戏。这个小院的主人,就用这所普通的院子,和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特务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并且这个“游戏”玩了好几年,院主人秘密活动在这个院子里达几年之久,但是国民党的特务在无数次的突击搜索这个院子后,竟然没有找到他。而他每天都能逍遥自在的,用这个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小院,和这些特务周旋。从没失手,因为即使一次失手,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这个院子的主人叫王超北。而这个小院在解放后,周恩来曾经亲自参观过,对其巧妙的设计赞不绝口。
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王超北还能在这个院子里,印刷宣传单,标语,用发报机向延安汇报珍贵的情报。

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所院子,设计的真是太巧妙了。就像是诸葛亮摆的八卦阵一样,令闯入者神魂颠倒,摸不著头脑。
一个著名的建筑学家说过,建筑就是设计者精神和气质的体现。
那么这所小院,也极能体现王超北的智慧与思维的细密。
首先在建造这个7号院时,王超北没有在当地找工人,因为在当地找人,暴露这个小院秘密的可能性极大。不言而喻,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于秘密工作来说暴露意味着什么。
所以小院建造时,内部结构是“绝密级”的高度机密,怎样在建造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守这个秘密呢?

这种大规模的工程,要想不找人,而靠一个人够独立完成是不可能的。据说有的古代帝王,在建造陵墓时,为防止自己陵墓的内部结构和建造秘密外泄,通常会杀掉所有的建造工匠们,杀人灭口。
但这种方法,对于共产党人说是绝不会采用的。
王超北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缜密的思维,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建筑结构的保密问题。
他首先通过关系,找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地工人来施工。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电视,和电话极不普及的,信息极度闭塞的年代,这种地域上的距离,可以十分有效的解决建筑结构的保密问题。
并且王超北不会让一批工人完成所有的工程,而是分成若干批,逐步完成。比如让一批工人挖个地下室后,会辞退这些工人,然后请另外一批完成另外部分的工程。并且关键部分的工程,王超北会亲自去做,绝不会让别人插手。
所以只有王超北一个人知道工程的全貌。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工程的秘密不会外泄。
这个院子设计的极其精妙。

院子里的建筑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这也是很多秘密场所的常用的设计建筑方式。地上的部分就是公开的部分,而地下的部分就是密室。地上的部分是为了掩护地下的部分不被发现。
而在这个7号院的后院,距地面5.7米的地下,王超北建了两间密室。这个密室设计的很有科技含量:
密室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密室空气流动的天窗。而天窗的隐藏也很巧妙——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人不但能在密室里短暂停留,还能长时间的工作和居住。
为什么还要准备在密室里长时间工作或居住呢?因为特务有时并不会马上搜完就走,而会在院子里蹲守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想看看,明明看到被盯梢的“可疑分子”进这个院子了,怎么会找不到呢。
要在密室里长时间停留,两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饮食和排泄。

王超北很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特意挖了两口井,其中一个是枯水井,就是解决粪便的问题。另外的一口井,可以作为从外界获取食物的通道。
他对于出口和预警设备的设计,就更为精妙了。
如果入口只有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就会严重的影响躲避的速度。而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即使慢几秒,也会被敌人捉到。
但入口太多又会增加暴露的几率。所以入口的设计就是要结合实际需要,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入口。最重要的是要布局合理。
王超北设计了三个入口,这三个入口分别分布在住处和吃饭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地点,就是王超北日常生活得主要场所。出口巧妙的伪装在壁橱的活动板块里。
外面只要有风吹草动,王超北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休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密室。从外面走进院子里,必须经过一个门房,一有陌生人要进入院时,只要一经过门房,里面的看门人,就会拉响藏在王超北院子里的警铃。所以还没等特务走进院子时,王超北就已经提前知道讯息了。
光有入口时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就成死胡同了,只能进不能出,这种密室就很被动。所以王超北设计的密室还有两个出口。
其中一个出口就在王家巷24号,他妹夫家的炕下。

真称的上是狡兔三窟。
这种设计也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而做的。因为王超北和赖祖烈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时,曾被被特务追捕。
两人被追的无处可逃时,回到各自的家中,但是区别是,王超北躲过一劫,就因为王超北在自己的住处修了一个密室,虽然这个密室小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且只有一个入口,但就是这个小密室救了他。
而赖就没那么幸运了,被特务在家中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密室可藏。这也能反证密室在关键时刻的巨大作用。
王超北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启发他,入口和出口可以多留几个,这样更能有效的躲避敌人,而且更加的机动灵活。

王超北就把周恩来的创意,用到这个在西安建造的密室里。所以在这个设计巧妙的密室里,有时候敌人在上面的院子里搜捕,而王超北却依然能从容的在地下的密室里工作。
或者从另外一个院子里的炕下的出口爬出,消失在街头熙攘的人群里。
常在河边走,就有弄湿鞋的危险。即使这样设计精妙的密室,在敌人的高度监视下,也会有极其危险的状况发生。
那是酷热的夏日里的某一天,王超北躺在床上休息。但是他没想到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因为特务早就严密监视这个可疑的小院,所以他们经常搞突击搜查。一般王超北都能得到门房的提前预警,而比较从容的躲进密室。
但是这次却出了点意外,这个门房,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所以特务经过门房时,本该发出的预警没能发出。更要命的是,敌人竟翻墙进入院子,直接来到王超北住的屋门外,而此时王超北就躺在屋里的床上。
当王超北和他的妻子听到已经有人站在门外时,一切好像都太晚了。
硬堵住门不开,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你屋里肯定有鬼。现在好像只能任凭敌人闯进来抓人了,因为想钻进密室,已经来不及了。
真是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

但此时王超北的妻子,却很出人意外得向外面大喊一句:别进来,我正在洗澡。
听到一个女人这样喊,特务已经准备推门而进的手,下意识的迟疑了。
也就在特务这几秒钟的迟疑里,形势急转直下:王超北迅速的钻进密室的入口,王超北的妻子快速的把孩子放在水盆里,然后机警的向自己的身上弄了些水,装作刚洗完澡的样子。
也就是她的快速的反应,救了王超北。也救了一家人。
可见人会在危机的状况,快速冷静的头脑是多么的重要。
美国陆战队的士兵训练时,会长久的在冰冷的海水里静坐,锻炼在极端的环境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会在危险到来时,被动的坐以待毙。没有任何有效反应的能力。

有平时积累的勇敢和冷静,才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王超北的妻子,在一次次平时和特务的周旋中,积累了经验,也磨练了自己的面对危险到来时,保持清醒头脑的能力。在关键时刻,这种心理素质发挥了作用。救了自己的一家。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43年7月,美国第82空降师的大部分轻步兵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登陆。
一天,时任该师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带着副官和司机,乘吉普车翻过山冈。抄近路去追赶另—路美军纵队。
当泰勒的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开进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街头巷尾全是意大利士兵。
再想调转车头已经来不及了。

泰勒将军站在车上,向意大利士兵敬礼,好像在检阅他们似的。这下把这些意大利人给弄懵了。
等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特勒的车已经呼啸而过。
很多野外生存手册上都有,当你在野外遇到野兽时,不能惊慌失措的掉头就跑,那样很容易诱使野兽追击你。你最好不要露出慌张的和害怕的表情,而要很镇定的慢慢后退。然后在一定距离后,在转身走开。
人类的很多生死游戏就类似于这种状况。
这就是空城计的模式:面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强敌,镇定沉着就是最有效的武器。因为慌乱是弱者的表现。你的慌乱,就是向敌人示弱。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示弱只能刺激敌人的征服欲,杀戮欲。

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汉代名将李广,一天带少量的贴身随从出去侦探地形,但很倒霉,他们在远离大部队的地方,突遇大量的匈奴骑兵。
如果按常人思维模式,反应模式,肯定选择慌不择路的掉头猛跑,但那反倒跑不了。
李广心理素质不比诸葛亮差,他下令任何人不准跑,而是很从容的骑在马上,异常冷静和在远处的那些匈奴骑兵对峙着,这反倒使匈奴骑兵不敢贸然上前了。
因为人只有有后盾,有把握时,面对危险时才能如此沉着冷静。这是一般人的逻辑和判断。
但是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不是“一般人”,他们称得上是“心战大师”。所以一流的军事家都不是一介武夫,他们是能深刻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家”。就像下棋,一般人只能看一步,他们却能看两步或者更多。他能猜到你下一步怎么走,你却看不透他。

后来李广和几个随从索性下了马,把马鞍卸了下来,好像很有兴趣就要在这些匈奴骑兵的前面宿营了。
这下使匈奴彻底相信了:肯定有伏兵,这几个人是来引诱我们进入他们圈套的。我们匈奴人才不会这么傻,兄弟们,撤。
不能怨人家匈奴太傻,只能怨李广太厉害了。
说不定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受了李广这次的启发,因为空城计的实质和这太像了。无论是泰勒,李广,还是诸葛亮。历史上如此相似的事总是一再发生。
要是在泰勒经过的意大利士兵中,能有位熟知中国历史的汉学家的话,没准会反应过来,这不过是美国人一种机智的伪装罢了,就是用伪装出来的反常的镇静,来唬住敌人的一种计策。而这种计策,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玩过了。
特勒没被识破,因为所有的意大利士兵没有这种见识和思维。

所以历史真的很重要:它能开阔人的眼界,拓展人的思维,增长人的智慧。能开人的“天眼”,让你看到你看不见的东西。
所有的专业的棋手,都必须得研究前辈高手的棋谱,才能达到专业水准。历史就是人类智慧斗争的“棋谱”,不了解的话,你在智慧的争斗和竞争中永远是不入流的,永远是没有见识的“井底之蛙”。
没有智慧含量仅仅是体力上的勇猛,不会有太大的威力。
王超北的密室,之所以对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威力”,就是因为这些密室“技术含量极高”。
我们没有看过诸葛亮的八卦阵,但是王超北设计的密室,确实也不比诸葛亮的八卦阵差,竟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直到解放后。

为什么这些密室,难倒了那些诡计多端的特务,因为这些特务遇见了比他们更“诡计多端”的共产党的特务——王超北。
退一步说,假如这些特务发现了密室的入口,顺着追进去,是不是王超北逃跑的机率就不大了呢?
未必。
因为从入口到密室的通道,每次只能容一个人爬过。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就是为对付这种追捕设计的。
无论上面有几个人,都得在上面等着,因为通道的容量只是一个。并且这个通道不是直接到密室,在一段距离后会拐个弯折回来,在这个通道的拐弯处,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大锤子,是专门用来砸死后面的追击者。
而在后面追的人一死,尸体会自然的留在通道里,把通道堵死,后面的人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通道的拐弯设计还有别的用处:可以对付水攻和毒气。只要把拐弯处的阀门关死,就能把水和毒气堵在外面。
真是绝了!
对这些密室王超北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信心到什么程度?当敌人在地面上的房间里搜索时,他仍然在地下的密室里从容的工作。
周恩来后来参观了这个密室,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周也是中共秘密工作的元老级,也是最高级别的人物。对于一些中共最高机密的情报,周恩来可以说是唯一的知情人。他具有一个秘密工作者所有的完美素质:内敛,过人的机敏,极强的克制自己感情的能力,还有别人很难匹敌的缜密的思维。

吴国桢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能反映周恩来的这些素质。
吴国桢曾经做过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市长,后来又做过台湾省主席。他在求学期间和周恩来是极要好的朋友。
吴国桢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的国民政府里任职,1928年的某天,吴国桢在上海的电车上,看到一个留着胡子的人,“这个人除了胡子,其他的部分长的和周恩来一样”,吴国桢上去和这个人打招呼,他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也和周恩来的声音一样——有点发尖。
周恩来尖细的声音是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周在演讲比赛中,往往屈居第二。这也是他在学校演话剧时,往往男扮女角的原因之一。他俊美的面貌,加上有些尖细的声音,扮起女角,真是惟妙惟肖。
但当吴国桢在电车上询问他是不是周恩来时,这个人矢口否认。

其实这个人真是周恩来。
即使面对多年的好友,周恩来也会冷静的拒绝相认。因为这时周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等后来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经常国民党大员打交道,一次在酒席上遇到吴国桢。吴向周恩来求证,那次在上海的电车上,遇到的究竟是不是他。周恩来仍然只是简单的回答:不是。
周恩来晚年,在文革中苦苦独撑大局。在那种复杂的局面下,他即使和邓颖超的谈话,也会特别注意。他有时会一个人在深夜里孤灯枯坐,把自己的苦闷和压抑,用诗词表达出来,然后把这些诗词付之一炬。绝不会留下。
这就是周恩来,极少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即使在私底下的生活中。这些素质,也许是他能一直能留在中共高层的原因之一。

仔细研究一下每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规律:每个人的行动模式,处事方式,待人接物都和他们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还有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孙中山这类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比较欧美化。
孙中山先后寄希望于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等,希望他们能真正实行现代的民主体制。而自己情愿放弃权力,并一次次的解散,已经组建的国民革命军。
但是这些政客一次次的让他失望。这就是中国,形式虽然换了,但是内容很难变。换汤容易,换药难。
就像有的普通老百姓,见到孙中山后,还要磕头。因为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总统和皇帝也差不多。

同样是深受美国教育的吴国桢,曾经对蒋介石说:“我真诚的希望阁下成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因为华盛顿曾经有机会成为终身总统,但是他放弃了。这就是对西方典型的对民主的尊重。
但是蒋介石是什么反应呢?蒋介石没有说话。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深地希望不但自己能当终身总统,有机会的话,还想让他的儿子,孙子都能当终身总统。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规律:你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你的行为模式。
但是我们上文中提到过,蒋介石也有很好学的一面。喜欢读中外的哲学著作,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很认真的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蒋介石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请一些教授在晚上给他讲课。
而那些没文化的军阀,他们的行为好像就有点不靠谱了。

比如张作霖有瞎子顾问。他对算卦的也很重视。
在张作霖的府上,有个姓张的瞎子。张作霖每次打仗前,都喜欢找他算一卦。在这个张瞎子“算准”了几次胜仗后,张作霖很高兴的对张瞎子说:你到参谋部当参谋去吧。
一句话,就让这个张瞎子成了“张参谋。”
这就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的思维模式。没有多少的理性判断,更多的是凭着自己“天生的聪明机智。”
有这种知识结构的人,很难适应现代政治的复杂和诡异。看看张作霖的死,不是偶然的。他的知识结构,限制了他应付现代政治复杂局面的能力。
本来在张作霖出发前,已经接到了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说“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
但是张作霖收到这份密电后,只是嘲笑齐胆小。

我时常想,要是换做周恩来在张作霖这种状况下,肯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
西方有句谚语”a man’s character is his desitny.”,翻译成中文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说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做”出来的,自己“造”成的。
在佛经里也有“业由自作。”
这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某种意义上的共识。
张作霖以这种土匪式的粗放思维,来和日本人斗,悲剧迟早要发生。
日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最精密的电器和仪器,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民族的极度认真的态度,细心,渗透在他们的一切行动中。包括战争。

单就他们打仗来说,对地形资料的掌握,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准确若干倍。什么地方有座小山头,甚至什么地方有口水井,他们都能一清二楚。
这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外交官,商人,学者,医生,甚至妓女——潜伏到中国,认真细致的搜集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
早在1894年10月24日,日本的山岩大将派遣六个间谍,以水雷艇登陆中国。可是他们的运气不太好,刚一登录,就被中国人抓获。
其中有一个叫野坚的间谍,这个家伙很狡猾。在被中国军人押解的过程中,他故意向泥泞的地方走,目的是让泥水灌进靴子里,以便把藏在靴子里的,偷偷绘制的中国地形图搓烂。
他又趁中国士兵的疏忽,侥幸逃跑。
我们还可以从所谓的“中村事件”中,深刻体会一下日本间谍活动的渗透能力。

1931年的某天,东北垦军第三团连长王秉以,截获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自称是日本农学家,叫中村。
他们从中村身上搜出了枪支还有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中国部队的人数,还有火力配置。显然这些人是日本军队的间谍。
他们紧急请示张学良该怎么处理。张学良只简单的批复四个字“灭迹保密”——就是干掉这几个可恶的日本间谍,但要注意保密。
从保密性上最能看到一个部队的素质——组织性,纪律性,和个体士兵的警惕性。
但是要在这种旧式部队里,实施这种高度机密的任务,有很大的泄密风险。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秘密不久就被日本人知道了。

泄密的渠道是这样的:参与施行这项任务的一个东北军军官,把这种绝密的任务,透露给了他的情妇。要命的是,他的这个情妇是日本人。
这个东北军的军官真是混蛋透顶,又蠢又笨。
但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张学良本人对这种事,从某种程度上处理的很粗糙,重视程度不够,警惕性不够,严重低估了日本人间谍工作的能力。所谓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
看看日本间谍的效率。
这个叫植松菊子的日本情妇,迅速的把获取的情报,告诉给一个日本军官的太太。于是这种绝密的消息,就这样的被泄露给了日本人。

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这就是日本人可怕,他们就像是细菌,在那里都能繁殖,在那里都能生长,能渗透到任何角落。真是无孔不入。
张作霖和这样的厉害的对手过招,又没有一个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智库作为依靠,仅靠他自己,或者那些算命看相的“半仙”出谋划策,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了。
张作霖在离京前,曾对着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大声吵嚷:“我宁愿不要这臭皮囊,也不能做让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看来老张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判断能力,却不怎么样。
尽管有齐恩铭的密电,张学良也苦劝他坐汽车或者飞机回去。在那种特殊的局势下,这都比坐火车安全。

但是张作霖却满不在乎。
1928年6月3日晚八点,张作霖一行从中南海西门,乘汽车到前门火车站。他乘坐的火车有22节,而张作霖的车厢是8号,在中间。
很有传奇性的是,这个车厢是慈禧曾经乘坐过的。车厢宽敞,车皮也比一般的车厢厚很多。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没能帮张作霖逃过厄运。
羊见了狼不跑,不是勇敢,而是愚蠢。恐惧是动物躲避天敌的本能,适量的恐惧能激发人处理危险的潜力。就像有疯狗在后面追你时,你有可能越过,你平时没能力翻越的高墙。
明知有危险,而不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这种勇敢不可取。
毛泽东准备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一开始并不打算亲自去重庆,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后来是由于苏联的再三催促,和各方面的安全承诺下,才决定去的。这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因为聪明的人不会做不必要的牺牲。

勇敢有余而谨慎缺失的人,即所谓的有勇无谋的人,很难长命。这也是历史上一条很重要的规律。
所谓“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乱世里从土匪混上来的军阀,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的细致的战略,更没有对于自己所处局势的理性评估。很多都是由着性子来,跟着感觉走。这很危险。
张作霖深层次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很难有效躲避,这次正向他慢慢靠近的巨大危险。
一开始,火车走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张作霖起初还有点忐忑的心,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等列车到山海关时,奉天的留守司令吴俊生,来迎接张作霖。老哥俩见面聊的还相当愉快。并一起开始在列车上用餐。
车继续往前走,到黄姑屯车站时,那个曾经提醒张作霖,要防备日本人的齐恩铭也来迎接,张作霖有点得意洋洋的对齐说:你的疑心病有犯了吧。
这显然是对齐给他发的那份密电,很不以为然。
在嘲笑完齐恩铭的“疑心病”后,张作霖的列车继续前行。在走到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处时,只听一声巨响。所有原来担心的事,不幸霎那间都变成了现实。
张作霖的卫队马上封锁现场,并对铁路两边的地带,进行梯级扫射。

张作霖被抬出来时已经是满身是血。但是意识还很清醒,他强打着精神对身边人说“我的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快叫小六子回奉天”,然后又问“你吴大爷怎么样了?”。在听到吴俊生已经被炸死后,张作霖气的浑身乱颤,一言不发,就气绝身亡了。
我没找到皇姑屯爆炸现场,具体的技术性的描述。但要复原一下现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
首先张作霖乘坐的列车有22节车厢,所以日本人在实施爆炸时,一定知道张作霖坐的是第几节车厢。否则不会炸的这么准。
另外,他们选择在皇姑屯车站附近实施爆炸,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列车在进出站时,车速比较慢,这就比较容易控制爆炸时,能准确的炸到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车速越快,那么爆炸的准确率就会越低。
如果给“皇姑屯”事件写个总结性报告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怎样有效防止铁路被炸。

日本鬼子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因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日本的铁路也经常被中国军民炸毁。他们就总结了很有效的一些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毁坏。
比如他们会在铁轨上每隔一段,就会安上所谓的“听音机”。注意是“听音机”不是“收音机”。
只要一在铁路边上挖坑动土,通过这种“听音机”就会很容易听到。日本鬼子便会用警犬顺着铁轨侦查,嗅出所埋的炸药。
他们还会把路基修的比地面高5尺左右,然后路基的两边挖成深沟,在沟边每隔不远就会修建碉堡。
但是这种单纯性的破坏铁路,与皇姑屯事件中很不一样。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中的爆炸,需要定时,定点,定车厢。稍有有误差,就会前功尽弃。

我没看到日方的资料,具体描述这一行动是怎样具体实施的。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有一个日本女间谍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女间谍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这个本来是满清贵族的后代,却成了日本一流的间谍。这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女人。
美貌,间谍,狂野,放荡,叛逆,高贵的血统,不凡的经历,统统集中到了川岛芳子的身上。
这种女人,是男人最没无法抗拒的春药。她对男人的催情作用,比伟哥还要强十倍。所以从东条英机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难逃她的诱惑。
她称得上是一个活动能量无人能敌的美女间谍: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还有满洲独立,都有她或多或少的参与。

这个肃亲王的第14个女儿,被当成礼物一样,被生父送给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在日本长大,并受教育。
我不准备再啰嗦的讲她传奇的间谍生涯。因为这方面的小说,电影不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
我想说一下她“死亡后”的传奇。
“死后”会有什么传奇呢?
有的人会有,比如杨贵妃,建文帝,李自成,顺治。
杨贵妃在马嵬坡上吊死后,没有“一死百了”。有人说她东渡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日本著名的明星山口百惠,就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代。并且这些杨贵妃在日本的后代,还曾来中国祭拜他们这个中国的老祖宗。

建文帝在也有这种死后的故事。
正史上说建文帝在他叔叔朱棣攻进皇宫时,死于大火之中。
但是有很多传说,野史说建文帝根本没死。衍生出了许多死里逃生的版本,有的还说的有鼻子有眼。
比如,有的书上说,建文帝在城即将被攻破时,准备自杀。但是接下来,奇迹发生了。
时任钦天监少监的王钺,拦住建文帝说:“陛下不可轻生,从前太祖升遐时,曾留有一个箱子,嘱我待子孙有大难,可开箱一视,自有办法”.
听完这些话,建文帝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求生的欲望马上又闪现在眼里。是啊,能活着谁愿意死啊。有这好东西,还费什么话,赶快给老子弄来啊。
很快,有四个太监,扛来了一个铁箱。箱的四围都用铁皮包裹着,连锁心内也灌了生铁。这可能就是保险箱的雏形。
王钺火急火燎的取来铁锥,将箱子敲开,里面藏着度牒三张,以及袈裟、僧帽、僧鞋等物,并有剃刀一把,白银十锭,及一张纸,纸上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行,薄暮可会集于神乐观西房。
应文应该就是,建文帝假扮和尚后的法号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引述一段文字:
“据《明史记事本末》载:有九个人跟随皇上至鬼门,有一小船靠上岸边,乃是神乐观道士王升,见了建文帝急忙叩头称万岁,说:我知道陛下必定来此。从前高皇帝(朱元璋)托梦,命臣到这儿来!”
建文帝就这样死里逃生。

听起来很有趣,但也只是有趣而已,好像不太真实。
这个箱子的功能,就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像孙悟空的三根救命毫毛。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是治疗危险处境的“特效药”。
据说这个箱子是刘伯温给朱元璋的。
李自成也有这种“死后”故事。这种说法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李自成在九宫山没有被杀死,而是成功逃脱后,当了和尚。
在正史中死后的顺治,在野史里,却又做了若干年的和尚。
这种历史上发生过的不止一次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为“真假死亡”现象。

正史和野史对这些事的记载,哪个更接近于真实。我们很难判断。真死假死?真相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变的模糊。
但是很令人震撼的是,在川岛芳子的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真假死亡”的现象。
幸好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并不太远。我们可以更容易的逼近真相。
川岛芳子是在1948年被中国政府枪决。但是近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川岛芳子成功逃避了正义的惩罚,一直活到了1978年才死。
可以说,她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刑场调包记”。

川岛芳子的生父是末代肃亲王善耆——就是他救了汪精卫。第一代肃亲王,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所以川岛芳子是正宗的正黄旗,可以说是出身于名副其实的帝王贵胄之家。
这个美丽的女人,却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甘珠尔扎布,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蒙古贵族,对川岛芳子爱的神魂颠倒,不能自拔。
经过种种努力,甘珠终于娶到了川岛芳子。但是他的美梦刚变成现实,又很快破灭。婚后不久,川岛芳子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可是后来,甘珠尔扎布和别的女人结婚时,川岛芳子又跑回来参加她这个前夫的婚礼。真是够特立独行的。
作为二战中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参与清算日本战犯。像东条英机这种甲级战犯,只能在日本受审。但是乙级和丙级战犯,就可以押回中国受审。

在日本受审的7名甲级战犯,差点就死不了。
因为十一个国家的法官投票,赞成死刑的和不赞成死刑的票数是6:5.甚至有的国家的法官主张,把这些战犯流放到一个小岛上算了,根据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不判死刑了。
最浑的是印度的法官,说什么要“发扬慈悲为怀”的精神,把这些战犯干脆全部无罪释放算了。
每当看到印度法官的这些话时,我都忍不住想骂一句:什么他妈的混蛋糊涂的是非观。看来这样的国家出个甘地也不是偶然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对敌人无限度的忍让,无限度的宽容。等待敌人自己良心发现。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对付还讲点“道德准则”的对手。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多少还有点道德和规则。要是碰上德国的希特勒,还有比野兽还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方法未必行的通。

甘地就曾给希特勒写过信,对希特勒进行道德说教。希望他能良心发现,停止这场战争。
真是迂腐透顶!!!!
幸好川岛芳子不是这种甲级战犯,她还不够格。所以可以直接押回中国审问处理。和川岛芳子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两个著名的日本刽子手——井敏明和野田疑。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开展杀人比赛的那俩人——一个杀了106个,另外一个杀了105个。就这样211个无辜的中国人生命,成了他们比赛的砝码。
日本战败后,这两个人偷偷的溜到自己的故乡躲藏起来。由于日本同名的人很多,所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两个东西给找到。

这两个人已经脱掉军装,头顶白布,在街上做起了小生意。装起了良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两个人被押回中国。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两个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被枪决。
真是“死得其所”。
真可惜那时已废除“凌迟”这种刑罚了。我觉得,凌迟对这两个小日本比枪决更合适。
川岛芳子也是在这一年被“枪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美女蛇间谍”的生命,在1948年画上了句号。
但是2008年,长春的职业画家张钰,突然出来爆料说:“姥爷临终前告诉我,从小看我长大的方佬就是川岛芳子。”
在这个炒作成风的年代里,出现任何惊人的言论都不稀奇。因为炒作和虚假往往是共生的。

但是随着专家逐渐深入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能证明张钰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张钰的母亲段续擎,是日本的遗孤。由于日本政府往东北迁移了很多国民,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东北的这种日本遗孤很多。
张钰的母亲在一岁时,被姥爷段祥收养。这时的段祥住在吉林四平市,已经结婚并有了三个儿子。
但在长春,段祥还有一个关系非同一般的女人——一个姓方的女人。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女人就是段祥“外面的女人”。张钰称这个姓方的女人为“方姥|”。

“我小时候经常去方姥家玩,记得她的个子大约在1.6到1.65之间,肤色发黄,挺爱化妆的。1978年,方佬去世了。”
另据张钰说,在2004年年末的一个晚上,86岁的段祥把她叫到床边,说有话要交代。“姥爷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的,留作纪念。”
然后让张钰震惊的事发生了。
“接下来,姥爷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方姥就是川岛芳子。”
张钰说她看到这句话的反应是:几乎两眼一黑,完全不相信。
太突然了。
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忽然被发现曾是历史上已经“死亡”的名人!
历史就像一个舞台,所有的历史名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我们习惯于以局外人,以观众的视角去回望他们。他们人生的惊心动魄,大起大落,曲折惊险,对我们来说,只应该存在于史书上,小说里,电影中。

那种生活,那种经历,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遥远的如同太阳系一般。
但是对张钰来说,历史上的那些传奇,那些事件,那些人,忽然和她平凡的生活,因为这位方姥,有了某种程度的交叉。
换成任何人,反应都是一样的,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那么张钰的姥爷段翔,是怎么认识川岛芳子的呢?
据张钰说,伪满时期,姥爷段翔在满铁四平铁路伪警察局局长做翻译时,他经常去天津东兴楼饭庄(据史料载,川岛芳子曾以东兴楼为据点刺探情报),接触到了川岛芳子。后来在刑场上,有人用替身换下川岛芳子,然后段翔带着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并把她安置到这里。

传说中像貂蝉,还有妲己,这样的美女很难杀,因为男人的理智很容易被荷尔蒙控制。对美女下不了手,不管这个美女多么的罪有应得。
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肯定要判川岛芳子死刑。但是却有人费这么大劲,来营救川岛芳子,动机是什么?
是日本人在后面操作吗?但是即使是日本人,肯定也会有相当级别的国民党官员介入,战败的日本,在中国仍然会有这么强的活动能力吗?毕竟川岛芳子不是一般的间谍。
有的资料上说是军统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把敌人的间谍从自己的官方机构“营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够荒唐的。
那么到底是国民党的哪个高层人物,下命令营救的呢?

我翻阅了很多史料,但是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在“营救”的决策过程中,也许有男性的荷尔蒙在起作用。
其实在当时,这种“掉包”的传说就闹得沸沸扬扬了。传言称,顶替川岛芳子上刑场的是一个罹患癌症晚期的女人,本来说好交换的条件是5根金条,但是替身的妹妹只收到了4根,而另外一根被“吃了回扣”。这令替身的妹妹很是不满,于是便告到了法院。当时的国民政府连忙否认,声称是“造谣”,以至后来不了了之。
这种传言是真是假?
根据吉林省公安厅副调研员,省公安摄影协会秘书长台禄林,以个人身份,对川岛芳子在押期间所拍的照片,和行刑后的照片进行对比鉴定,结论是:不是同一个人。
真的被“掉包”了。
张钰的姥爷段翔,告诉张钰这个天大的秘密时,只有张钰一个人在场。而在这次对话几天后,段翔就去世了。随着唯一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段翔的去世,很多秘密也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迷雾中。
幸好还有一些物证。

此后张钰在家里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个箱子,箱子里有日本关东军的相关文件,还有法国造的望远镜等,这些都是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的物品。据张钰说,这些都是川岛芳子的遗物。
张钰还提到一个“姥爷临终前嘱咐我交给小方八郎(川岛芳子的秘书兼情人,于2000年去世)的掐丝景泰蓝狮子”,2008年11月16日,这个狮子封底的火漆被打开,里面藏着一张手掌大小的纸条,正文是十六个篆字。
经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冯胜君教授鉴定,这十六个篆字因该是:芳魂西去,之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
落款是“秀竹敬具小方阁下”,明显是秀竹给小方八郎的信。
据专家们推测: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京的刑场脱逃后,由秀竹等护送至沈阳后找到段翔,然后他们两人,把川岛芳子送到长春隐居起来。化名姓方。

文革期间,秀竹在浙江某寺削发为僧。这是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保存自己,保守秘密的最好选择。
无论是传说版还是真实版,从建文帝到到李自成,这种隐姓埋名,苟且偷生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家。这是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其中的原因,够写一本书。
秀竹和川岛芳子,还算平静的度过了哪个动乱的时代。接下来,一切都在平静的发生着。
1978年,川岛芳子病故。1981年秀竹取走骨灰并留下纸条,委托段翔交给小方八郎。段后来把纸条封入景泰蓝狮子内。2004年,段把此事告诉张钰。
2008年11月19日,张钰和母亲段续擎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证言。

段续擎称,“方姨”会骑马,会舞剑,会翻跟头。这些都不是一般普通老太太应该会的。张钰还称方姥信佛。
我们可以在史料里发现,川岛芳子擅长骑马。而且在1947年川岛芳子在狱中,在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一封信里,一改平日的放荡不羁,而显示出强烈的求生欲“如此次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个好人”
日本方面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相关专家也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对川岛芳子是不是被“调包”,做了相关的鉴定。
他们先对川岛芳子行刑后的照片,通过最新的电脑三维技术,进行三维立体化处理后,对其骨骼进行分析,鉴定结果与中方不谋而合——被枪毙的的死者不是川岛芳子。
这个疑似川岛芳子的“方姥”,几乎不留自己的照片,笔迹,好像有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似的。就连翻书也用镊子夹住翻,而不是用手,以免留下指纹。
确实具备专业间谍的素质。
要鉴别,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现在的鉴识科学一般采取两种方法:DNA和指纹。

这两个是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证据。
从这两方面着手,只要确定其中的一项,就能证明这个方姥到底是不是川岛芳子了。2009年,中方在浙江某寺发现了疑似“方姥”的骨灰。
研究者称,在方姥死后的第三年,即1981年,浙江的一名七旬老僧,来到长春将骨灰取走。研究者怀疑,这个老僧很可能就是在文革期间,离开长春的秀竹。而那十六个字的纸条,很可能就是他交给段翔的。
为了进一步鉴定,在日方的联系下。段续擎,张钰母女,中方研究者李刚,何景方等人,抵达日本东京。
2000年,日本专家阿部由美子博士,取得了爱新觉罗?宪东的四根头发,这为DNA的检验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日双方又针对从浙江带回的疑似方姥的骨灰,进行了多次DNA的检测,但是并没有从这些骨灰里找到DNA片段,原因是这些骨灰已经深度火化了。
我们形容对一个人的极度的熟悉,经常说“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他”,这当然是艺术的夸张。
如果一个人是烧死的,单凭肉眼是很难确定他的身份的,因为人在被火烧时会尸体严重变形。
二战时,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在地堡里服毒死后,尸体又被焚烧。怎么能确定这个被焚烧的尸体就是希特勒呢?
苏军用了一个很巧妙,但是又相对来说比较简便的办法:他们找来希特勒的牙科医生,来鉴别一下残留的牙齿。看是否与希特勒的牙齿特征相吻合。因为牙齿在焚烧的时候,比较身体上其他的软组织特征更容易保存下来。
牙科医生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很重要,这也许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有关,他们日常的食物更容易造成牙病。所以牙科诊所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
很有趣的是,这些西方的牙科医生,对自己病人的牙齿有着职业的敏感。有的牙科医生,可能想不起来某个人是不是自己的病人,但是只要这个病人一张嘴,牙科医生一看到牙齿的特征和所做过的牙齿手术,就能一下判断出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病人。

所以有的牙科医生,对人的牙比对人的模样更敏感。
希特勒的身份,就是由他的牙科医生这样确定的。还有的资料上说希特勒并没有烧死,而是逃跑了。
如果当时用DNA来确定一下,这种传说恐怕就不会产生了。我们上文中所说的建文帝,也是被烧死的。所以不能明确的判定,这个烧的变形的尸体一定就是建文帝。这也给以后建文帝种种出逃传说的产生,留下了余地。
建文帝恐怕没有专门的牙科医生给他鉴别牙齿,从而确定死者到底是不是建文帝。即使有,朱棣也未必想到用这种鉴别死者身份的方法。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知识结构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对于类似的事件,采取的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日本的鉴定专家,又研究了“方姥”接触过的物品,比如密码箱,望远镜,药勺等。但依然没有发现有效的DNA。
既然DNA鉴定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只能从指纹鉴定上找突破口了。
据李刚介绍,日方存有川岛芳子的指纹。“他们希望在‘方姥’留下的望远镜等物品中,找到可以对比的指纹。”但并没能在张钰提供的物品中,找到有价值的指纹。

据公安部门的的专业技术人员称,从技术层面上看,指纹留在物体上后,如不经特殊的保护,保留期一般不超过半年。即使留在保存环境较好的玻璃器皿上,也很难超过两年。
想通过DNA和指纹这两条途径,来验证“方姥”的身份是不可能了。只能寻找另外的方法。
在现代刑侦学上,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来确定人的身份,那就是笔迹。
在咱们中国,有时很多文件上需要你个人的盖章或者签名。来说明这份文件,是经过了你的同意和准许。但是在西方,没有个人盖章这一说,他们一律用签名。
因为现代的系统的笔迹学是西方建立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我们上文曾经提过的著名的学者钱钟书,他在法国留学时,有一门课,就是和这种笔迹学有关系的——当然和这种刑侦上的笔迹学不完全相同——那就是鉴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钱钟书当时没有及格。
但是这种笔迹鉴定,当然没有DNA和指纹鉴定准确率高。
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女富豪龚心如,生前她的丈夫在绑架后下落不明。于是她和自己的公公为争夺财产对簿公堂。在鉴别遗嘱上的笔迹真假时,两组笔迹专家,竟给了完全不同的鉴定结果。
但是笔迹鉴定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找川岛芳子的笔迹还是比较容易的。从她以前的信上,签名上,所写的文件上,都能很容易找到。
关键的是要找到“方姥”的笔迹,然后和川岛芳子的笔迹一对比,看是不是同一个人所写。
但是这个神秘的“方姥”,不但看书时用镊子,以免留下自己的指纹外,还特别注意不留下自己的笔迹。防范意识真是做到家了。堪称专业级的间谍水平,没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是很难达到这种层次的。

通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方姥”留下的唯一的笔迹。
这个“方姥”曾经为张钰画过一幅墨版肖像画,在这幅画的下面,隐约有三个字:姥留念。这是方姥几十年来留下的唯一的笔迹。
并且这三个字也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三个字刻上去以后,有人可能想隐藏什么,用墨水把这三个字给涂了,结果导致只有一个“念”字,还算比较清晰。
吉林省知名古董鉴定家郭相武对笔迹进行了校对。郭选择的比照样本是川岛芳子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
他发现,“念”字的上部的“人”,和川岛芳子信中的“今”字,“命”字上部的“人”,书写习惯一致。郭相武称“这是一般作伪者想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他给出的鉴定意见是:从字迹上看,为一人所写。

除了以上这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外,这位“方姥”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很“神秘”很“古怪”的行为举止,也颇能说明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据张钰回忆:在她小时候,一次在“方姥姥”家的墙根解手,忽然邻居家的狗可能被她粪便的气味所吸引,向她跑过来。小张钰吓得大叫起来,这时正在厨房做饭的“方姥”手里拎着一根烧火棒,从屋里迅速的跳到院子里,几下就把狗给打死了,身手异常敏捷。后来不得不赔了邻居两代玉米,作为补偿。
还有一次,因为张钰在屋里乱翻东西,惹得“方姥”不高兴,就训斥了她几句。过了一会“方姥”给她把汤做好了,但是小张钰却耍起了性子,狠狠的对“方姥”说:“我不喝汤,我要喝你的血”。
如果换做一般的大人,可能是再训几句小孩子,或者温和的向小孩子指出乱翻东西是不对的,但是这位“方姥”,却没说什么,而是拿了把刀,把自己的手划破,然后把血滴进汤里。
小张钰一看到“方姥”真的把自己的血滴进碗里,便有点害怕了,不敢喝。而“方姥”一字一顿的对张钰说:你给我喝下去。张钰不敢再说什么,只能把带血的汤喝进肚子里。

看来在漫长潜藏的岁月里,并没有磨灭“方姥”内心的那种“武士道”的狠劲。
更令人诧异的是,“方姥”曾经要张钰“遵从武士道”。并说“武士道”可以教人“不怕苦难,战胜人生中的曲折,赢得胜利”。
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无意间就会泄露他的生活背景。对于这个“方佬”,明显不同于常人的奇怪言行,怎么解释?
但如果她就是川岛芳子的话,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合乎逻辑。
再引述张钰的母亲段续擎,对于这个“方佬”的生活习惯的描述,种种的迹象使“方佬”就是川岛芳子的推论,更有说服力。
“段续擎听养父说过,方姨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像个小公主。能喝点酒,爱喝“金奖白兰地”。关心时事,当时齐家村尚未通电,她就靠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国内外大事。段续擎对方姨外貌、口音、衣着、喜好以及生活习惯的描述,与川岛芳子生前留存在世间的形像、风貌基本吻合。

段续擎还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66年某日,她看到60岁的“方姨”因心中难受,来到新立城水库岸边,把腿倒挂在树干上,头朝下,让她递石块,“方姨”再把一个个石块砸向水中的月亮,荡起一圈又一圈波澜。原来“方姨”是用这种怪异作法,表达对刚刚死去的亲近人士于景泰的哀念。这绝非60多岁老妇人所能做得出来,如此敏捷身手,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川岛芳子的影子。”

“出生于1967年的张钰,本名张波涛,小名“小波叨”,也经历了与“方老太太”做伴的日子,同样深知其人的不同之处。张钰回忆“方姥”说:“我从三四岁起,就常随姥爷或母亲去方姥家,并住在那里。印象深刻的是,跟方姥学日本语、唱日本歌。我要睡觉时,她小声哼唱《君之代》,哄我睡觉,这首歌就像“催眠曲”一样。还教我唱李香兰名曲《苏州之夜》、《少女的祈祷》和《萨满歌》,教我跳日本舞。”

“据张钰回忆,每当晚饭后,“方姥”常常让她站在院内一块大青石上,祖孙俩围着它跳交际舞。有时在屋里,“方姥姥”也让小张钰站在炕沿上,架着她的小胳膊,顺着炕墙来回走舞,方姥姥扮男角,很浪漫。这不禁让人们联想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以舞女身份从事谍报工作那个川岛芳子。在舞场上她也常常女扮男装,还曾在上海举办的国际舞蹈比赛上获得“男子一等奖”。所以,她年老后仍愿以各种方式追寻昔日的风流,而且舞技出众,跳男角更是得心应手,这又是一个吻合点。”

张钰回忆说:‘稍稍长大些,方姥又教我画日本‘浮世绘’的画,比照一本日本挂历,画日本侍女,希望我能以此为基础,画《红楼梦》,先溶入《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最后要画出完整的《红楼梦》来。’这也与川岛芳子有绘画才能相符。”
由于这种种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几乎参与此事调查的中日方面的所有专家,都已确认这个“方佬”就是川岛芳子无疑。
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曾经红极一时,手眼通天的日本女间谍,在她隐姓埋名,悄然度过的三十年中,是怎样的心境。
是失落,痛苦,无奈,寂寞,悲凉,还是大彻大悟,看破红尘。或这些情感兼而有之。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个死后余生的川岛芳子,在以后潜藏的岁月里,潜心向佛,也许只有宗教,能使她心灵有真正的宁静。就像她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如此次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个好人。”
张学良说过:我的事情只到了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三十六岁!真是三十六岁,我搁二十一岁起到三十六岁,上帝给我的生命就是这些。

张学良的政治生命在36岁时嘎然而止。36岁以后的张学良,再没有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只能作为一个平常人,默默终老。
川岛芳子在这方面和张很相似,她作为川岛芳子已经在1948年死亡。无论是作为战犯,还是作为汉奸,她在政治和法律上必须死。这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但是幸运的是,她还能苟且偷生多活三十年。
这种经历够刺激的,真正的叫大起大落。只有在那个乱世里才能有机会体验到。
最奇特的是,这个隐藏在民间的川岛芳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是站着死的!

像东方不败!
老年的川岛芳子,穿好一身黑色的西服,内穿深色毛衣,戴一顶白色的织帽,拄着一根拐棍,就这样站着在那里死去了。
一代特立独行也是“作恶多端”的奇女子,也以这样特立独行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人死的时候是体力最虚弱的时候。“躺”在人类所有的姿势里,是最节省能量的一种姿势。所以一般人临终时没能力也不愿意站着。
能站着死,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剽悍的精神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也体现出,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在川岛芳子身上深刻的影响。
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很不一样。虽然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比如,母亲是日本人,几乎整个童年也都在日本度过的郑成功,某些行为方式很有日本风格(据佛洛依德理论,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而不太像中国的方式。到后来他“焚儒巾,烧儒服”,多少有点和中国正统文化决裂的意思。
尤其是他妈妈被清军强奸后,他竟剖开自己母亲的肚子,然后把肠子用水冲洗干净后,塞回肚子里才下葬。这恐怕不是典型的中国人采取的方式。
探索日本文化可以选很多角度。比如“剖腹文化”就很有日本特色。
强烈的怀疑日本的这种“剖腹文化”,有强烈的自虐倾向。因为这样死的太痛苦了,有的把自己的肚子弄开后,几个小时都死不了,但是还不能呲牙咧嘴的在那里呻吟叫唤,你必须忍住。
怎么刺入,怎么横拉一刀,都很有讲究。腹部没有大的动脉血管,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快失血休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有较长一段时间,要清醒的感受这种剧痛。

另外,肠子被割断后,肠子里面的“东西”会流进腹腔,刺激伤口。如果胃也被刺破的话,酸性的胃液会起到“伤口撒盐”的效果。
还有腹腔一旦打开,腹内的气压就会和正常的很不相同,这会对肺部呼吸有严重的影响。
这样在煎熬中慢慢死去的痛苦,与中国的“凌迟”有一拼。
后来剖腹的多了,日本人也学的聪明起来:每当有人剖腹,还有一个人站在旁边。当然这个人不是给剖腹者叫救护车的,而是等剖腹的人把刀刺进肚子后,这个站在旁边的人,就会用手中的刀,很快的砍下剖腹者的脑袋。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赶紧送剖腹者去“西方极乐世界”,省的不死不活的在那受罪。
李敖曾经说过,最好的死法就是在做爱时死去。不过这种死法在现实中,好像不太好操作。
上次看布鲁诺的传记,看到他是被烧死的。是教会要的那种“不流血”的死亡。其实也许被烧死不是最坏的选择。

因为人重度烧伤时,感觉反而不怎么疼,因为神经末梢都被烧死了。痛觉已经无法传递。
如果对各种死刑,按痛苦度进行排名的话,第一名绝对是“凌迟”。然后才是“腰斩”“绞刑”“砍头”之类的。
“凌迟”又叫“鱼鳞细剐”,就是把人身上的肉像鱼鳞一样,一小片一小片的割下来,至于要割多少刀,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反正在割的过程中,肯定人不能死。目的就是让你慢慢的“深度”体验这种感觉。
方孝孺被凌迟处死时,第一刀是先把额头上的皮割开,拉下,盖住眼睛。
那真是野蛮的时代,毫无人道可言。但是这样的野蛮,在中国历史上却一再重演。
在文革时,张志新,这个美丽的女子,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被几个大汉按住,硬是把喉管割断。

为什么第二天就被枪毙,头天晚上还要被割断喉管。原因听起来很荒谬:怕你在行刑前喊口号。
那时张志新已经被折磨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她甚至在炕上,用馒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
中共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的向刽子手和反动法官演讲,但是他的绞刑,有意的被执行了四十多分钟,而一般人只是二十分钟。
越野蛮的刑罚,就越能反映出现代文明精神的缺失。
美女,间谍,背叛,辉煌。死里逃生,这些词不只是和川岛芳子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女人和这些词相关。
她的事迹,因为种种原因,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中。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她还曾经有过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从史料上发现她的这个身份时,我多少有点吃惊。
什么身份呢?我将要在下文中揭晓。事情现在还得从头说起。
在1928年的某天,一个漂亮女人,出现在上海的捕房里。这个女人会说德语和法语。当然她来捕房,不是为了应征工作,也不是到这里来寻亲访友来的。
这个漂亮女人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爆料”。
她宣称自己掌握着350多个共产党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很多还是中共的高层。而作为交换条件,捕房必须给她一张出国护照,还有五万美金,以便能使她能去自己想去的国家。答应这些条件后,她才能把名单交出。

而这时,上海中共特科恰好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陈赓也在这一时期的中央特科里从事秘密工作。
这个女人既然能弄到,那么多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说明这是个“有来历”的女人。
为了让捕房负责人相信自己,这个女人先说出了,当时上海区委书记罗觉的地址。然后让捕房立即去抓,以验证她所说的是否是真的。
捕房一看“大生意”来了,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按这个漂亮女人说的马上行动。而结果证明,这个漂亮女人没有胡言乱语。她的消息出奇的准确。
捕房里的特务,果然按这个女人提供的地址,抓到了罗觉。
看来这个女人所说的名单的事,是非常靠谱的。三百多个啊!捕房的国民党特务心花怒放。
罗觉的被抓,震动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高层。

按当时中共特科的活动能力,每当捕房抓人时,中共中央能提前半小时,提前得到消息。这是足以能决定生死的半小时。但是,在罗觉被捕时,中共中央却毫无察觉。
这很可怕,也很反常,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情报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比双方对情报的敏感度和迅捷度。
中央特科立即迅速启动所有的内线外线,明线暗线,全力查找情报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当一个飞机坠毁时,就会有数十起同样的潜在危险将要发生。这是当代的数学家总结出来的规律。
这种规律也适合于情报工作,一个人被抓的背后,潜在的危险正逼近更多的人。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事故原因”,并迅速的加以“排除”。这样才能把潜在的危险,迅速的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我敢肯定,这个女人告密时,严重低估了中共情报的活动能力。中共特科的反应能力,也大大的超过这个女人的设想。

通过捕房的内线,中共中央迅速的知道了罗觉的被抓,正是这个女人告密的结果。
这个女人叫做贺芝华,她的丈夫是何家兴——中共中心机关的一名负责人。也是一名曾经的留俄学生。
中央特科的反应奇快,就在贺芝华告密的第二天早上,特科人员迅速行动,几个人负责在外面放鞭炮以掩护枪声,几个人冲进屋里,“解决掉”了还在床上的两口子。并抢到了那份还没有交出去的名单。
但是意外的是何芝华并没有被打死,而是后来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后,竟被救活了。
看来干掉男人比干掉美女容易。可能男人在潜意识里,不愿意杀美女。要不然从杨贵妃,到川岛芳子,到贺芝华怎么都这么“难死”呢。

无论是何家兴还是贺芝华,我们对这两个名字依然感到很陌生。
但是贺芝华还有一个身份——朱德的前妻。因为这个身份,我们也许能迅速的记住她。她曾经跟着朱德去过德国。后来和朱德离婚,嫁给了留俄学生何家兴。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我们可以平和的谈论,一些伟人日常的感情生活。感受他们凡人的一面。
比如,此时也在上海的刘少奇,感情生活上也起了风波。
刘少奇的太太何葆贞因为和刘的感情问题,服毒自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是两人的感情却不能修复了。

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
张太雷在广州牺牲,他的夫人王一知悲痛的来到上海,恰好组织上安排王和刘少奇夫妇同住。
刘少奇和王一知本来就认识,这次由于张太雷的牺牲,免不了经常安慰王一知。这引起了何葆贞的猜疑和嫉妒。
何葆贞趁刘少奇不在,就关上门吃了毒药,幸好被女工发现。
我们经常能从香港的警匪片,看到这样的情节:某通缉犯中枪后,不敢送到医院治疗。因为一送医院,身份极有可能就泄底了。这种情节可不是瞎编的。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上海就处于这种境地。

何葆贞服毒后,按说必须送医院医治,但是这样有极有可能泄露刘少奇和她的身份。可是刘少奇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何送到了一个私人诊所。
经抢救后,何葆贞转危为安。
但在和刘少奇分开后不久,何葆贞就被国民党杀害。
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她们的选择在很多的时候,是纯粹情绪化的反应。而不会充分考虑自己行为的得失。比如这次何葆贞选择和刘少奇分手,就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作为刘少奇的前妻,这种身份,对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生活的何葆贞来说,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而在那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选择和刘少奇分开,在安全方面所受到的组织上的关注度,很难再和刘少奇在一起时完全一样了。

而类似的“嫉妒事件”也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身上发生过。
1937年史沫特莱去延安访问,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女性——吴光伟。吴是作为史沫特莱的秘书和翻译。
年轻,漂亮,活泼,深受西方文化熏陶,这些都使吴光伟在当时的延安,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她还教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人跳舞,唱歌。给延安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
毛泽东也经常和吴光伟在一起聊天。
这引起了贺子珍的极度不满。最后这种情绪终于爆发了。
一天,当毛泽东和吴光伟在屋里聊天时,贺子珍冲到屋里,和吴光伟大打出手。这使毛泽东异常尴尬。
这起事件的后果对贺子珍来说,是很严重的。因为这导致了她和毛泽东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机会和毛泽东重归于好。

这和何葆贞何其相似。但是贺子珍比何葆贞幸运的是,贺子珍是在大后方,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
而刘少奇和何葆贞当时所在的上海,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被追踪,被出卖。换句话说,死亡和你如影随形。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种生存环境中,人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今天还是朝夕相处的同志,朋友,明天也许就要干掉你,因为不干掉你,你就可能干掉我。所有的人类个体的感情,在死亡,斗争和利益的压迫下都变得那么的脆弱。
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工作,都是由周恩主持负责的。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曾经在学校里和周恩来是好友的吴国桢,在电车上认出周恩来,然后过来相认时。周恩来断然否认自己的身份,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这段时期,周恩来还做出了一件让他痛心,和难于抉择的事——动手除掉了黄警魂。

黄警魂是什么人?
黄警魂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和陈赓一样。因为周恩来和黄浦的渊源,黄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后来一直在周恩来领导的军事部工作,和周恩来的感情很深。
因为蒋介石用人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看是不是黄浦生。他的嫡系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黄浦生。所以对于黄浦毕业的学生,蒋总是以校长的身份,千方百计的拉拢利用。
对于这个黄警魂也是如此。
黄警魂在这个昔日校长的“循循善诱”下,再加上他此时正好在中共党内,因为反“立三路线”而备受打击。所以他下定决心,准备跟着“蒋校长”干了。

但是,在黄警魂付诸行动前,就被周恩来发现了。并且周恩来还搜到了一封黄警魂写给蒋介石的信。在劝说无效后,黄警魂被处死。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个人的感情,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周恩来是怎样发现黄警魂叛变的迹象呢?怎么搜出那封信的呢?其中的种种秘密,也许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
即时对于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这样的高级领导,周恩来也只是告诉他事件的结果。而对于其中详细的过程,绝口不提。
但是张国焘对于周恩来的情报工作,还是会指手画脚。

比如埋怨周恩来不该任用贺芝华,情报工作的组织不够严密,等等。总之,张国焘对于周恩来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褒奖和肯定。
我觉得这对周恩来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在那时,是中共独立开展斗争的开始,在军事,情报,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是摸索阶段。周恩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有相当的规模,也很有效率的情报网络,已经是很难得了。足以证明周恩来的才具过人。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如此,站在一边说风凉话容易,但真的干起来,就知道有多难了。张国焘很多评价周恩来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风凉话”。
无论是一个个体的人,还是一个组织,一个党,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都是一步步的慢慢成长,成熟起来的。都会有一个过程。
南昌起义后,中共开始真正的在武装上开始“自立门户”。贺龙也是在会昌战役后,正式加入中共的。

不过那时的贺老总,在生活习惯上还多少残留着“土匪”作风。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提到了对那时贺龙的一些印象。描述了当时贺龙的某些方面,和其他中共干部的“不同之处”。
那时的贺龙经常会乘一个四人抬的轿子,所以他养着有十多个轿夫。并且他的伙食也是很讲究:能做中西餐。有专门的做中西餐的厨房。每天到宿营地,都会像办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
并且他当时的部队的架构,更有些家族色彩:他的第一师师长是他的兄弟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也是他当“土匪”时的班底。
据张国焘回忆,贺龙部队的纪律也很不好,有点土匪作风。并且和叶挺的十一军相处的不算融洽。
为了能从思想上影响,改造贺龙,当时的中共的主要领导,经常到贺龙的部队里找他谈话。到贺龙的部队里除了做思想工作外,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的美味。
贺龙也会对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们,津津有味的讲述自己的“土匪”生涯。使一些很有“理论”,但是缺少“底层生活”的领导们很喜欢听。

贺龙还很有经验的总结了做“土匪”的一些心得。
比如他说,做土匪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机警和工于心计。他的手枪是24小时不离身。即使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上。这种高度的戒备状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有动静,就会不自觉的拔出枪来。
他行军时,也是时刻提防被别人暗算。所以每当行动,经常声东击西,迂回往返,使人摸不着头脑。
防范意识真是一流。看来“土匪”这种职业,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深入骨髓的风险意识,是在残酷的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无数的杀戮和背叛(贺龙的父兄就是被土匪蒸死的),所以他们知道要想生存下去,机警和心计是必不可少的法宝。

每个人的经历和成长环境,都会在他的性格中留下烙印。同样是做过土匪的张作霖,也是以机警和工于心计见长。看来能“搞出名堂”的“土匪”身上,会有一些相通的素质。
若干年后在延安,当中央开会讨论毛泽东能不能和江青结婚时,有些人反对。贺龙忽然站起来大声说道:作为一个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大不了的,谁他娘的再反对,我毙了他。
这多少还是有点土匪的草莽气。
在会昌战役结束后,贺龙的入党仪式才正式举行。当时的仪式由张国焘主持。
在举行仪式时,贺龙很紧张,因为从他个人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判断,要加入一个严密的组织,仪式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比如会不会要拿刀子割手指,或者有其他更严格的要求。
但直到仪式举行完,贺龙才舒了口气说,这种入党仪式比加入土匪和哥老会还要简单轻松。
从贺龙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运动时,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还有一些基本的党务,对很多人,甚至像贺龙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军事干部,都缺乏了解。更别说当时一般的士兵和普通的老百姓了。

这可以说是中共领导武装的雏形时期。一切都显得那么稚嫩与不成熟。从情报的收集,到对敌人军队的分布,敌人的动向,还有本身组织的内部的联系,各种作战经验的积累,都还处于懵懂阶段。
甚至在紧急撤退的过程中,还要用轿子抬着革命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极大的影响部队整体的行进速度。尤其是当时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是一个大胖子,需要八个轿夫轮流着抬着他走。
这是逃命,不是度假,还允许你坐着轿子不慌不忙的走?这些慢吞吞行进的轿子,与“时间就意味着生死”的战争中的撤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些都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部队所应该出现的情景。
在撤退的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一些高层领导作战经验的欠缺。

比如李立三在渡河去上杭时,并没有稍微认真的考察一下河的情况,也没有注意调查和询问一下渡河的基本常识,就想当然的自己全盘决策。
刘伯承说过,战争就是一项集体智慧,尤其是由参谋部搜集分析各种情报的环节至关重要。现实中的战争,好像和影视剧和小说里所描写的战争很不一样。因为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里的战争,凸显的都是某个军事家个人的英明神武。这不是战争的真实状态。
李立三显然没有刘伯承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
他先封了一百多条船,然后雇了四百多个船夫。这是根据当时所需过河的人数和过河的时间所确定的。决策的这一步并没有错。
但是接下来,他就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开始“想当然了”。

首先,他不是让每个船夫都驾驶自己的船。李立三不了解这条河的水势和水流是很凶险的。所以要想安全渡过河,对船夫的驾船技术和经验要求都是很高的。尽量让每个船夫都驾驶自己的船,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技术水平。确保渡船的安全。
其次,他把重要的领导还有受伤的干部,交给那些最年轻力壮的船夫运载。因为李立三觉得,这样才能保证这些部队中重要人员的安全。
而把一般的士兵还有一般的伤病员交给那些稍上了点年纪的船夫。因为李立三觉得这些人,相对来说没有前者那些人重要。
也许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不公平,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是讲求“官兵平等”吗?但是平等并不代表一样。在长征期间,朱德就特别注意保护干部的有生力量,因为他觉得只要有这些干部,党的部队的“骨架”就还在。所以他命令那些,也已经几乎耗尽生命能量的战士用担架抬这些干部,所以有的战士很有怨言。但是朱德还是坚持这么做。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在战争中,平等已变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效果”——能打胜仗就行。
可是李立三的这种部署产生的效果,却与他的初衷正好相反。
那些年龄大的船夫,都是些最有经验的船夫,都能驾驶着自己的船安全的驶到对岸,而那些年轻力壮的船夫,却大多在中途船翻落水,使一些部队中的那些重要的干部也跟着遭殃。纷纷落水遇险。
不但造成了某些干部的伤亡,船夫还要求赔被损坏的船。
原来驾驶这种人工船,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活,经验和技术比单纯的力量,更有安全保障。这些都是李立三所不了解的。
破仑曾经说过:将军不应该靠想象来描绘情势,他的情报应该像望远镜的透镜般清楚。
打仗这种活,看来不是随便谁都能干好的。这里面还真是挺有有学问。

在撤退的过程中,朱德和周士第被阻隔在三河坝,在主力被击溃的情况下,只能带领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人是够少的。但是能量却未必小。
这一千多人中,有很多在叶挺教导团,受过很好政治和军事训练的人。也有黄埔军校的学生。这些人的能力和军事素养,都是这支部队能够发展壮大的最有力的保障。
干什么都需要人才,打仗这事也不例外。
中共最有军事能力的两个人,此时就在这千余人中。这两个人后来成长为独挡一面,极富作战能力的军事将领。
这两个人是谁?
粟裕和林彪。
这时的粟裕和林彪还是籍籍无名。

朱德和陈毅领导这支在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在打游击的过程中,不但没被消灭,还逐渐壮大起来,后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在这种逐渐壮大的斗争过程中,朱德深刻的意识到“干部”的重要性。
“干部”就是骨干,精英,人才,是军事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孵化器。也是部队作战能力的放大器。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朱德在长征结束后和他的一些谈话,充分表明朱德对于干部重要性的认识,我们上文中稍微提了一下。下面引用一段张国焘回忆录的原文,以便能更透彻,更准确的反映朱德的这种思想。
“他(朱德)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又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士兵,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的妻子。朱德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岁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引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决策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和决策人的经验,经历和知识结构都密切相关。
也是情报分析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和朱德在一起的陈毅,极擅长做政治工作。而成功有效的政治工作,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强大的助力。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井冈山上形成的“黄金组合”,逐渐发展成中共部队的核心力量。
这种核心力量,不是单纯体现在部队人数的多少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逐渐成熟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上。
方针路线对头,人数会越来越多。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之,即使有千军万马,也会迟早被败坏的精光。
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到陈独秀,都可以反证,错误的政策对于初期的中共是毁灭性的。
我们再说一下张国焘和李立三的撤退路线。
朱德和陈毅的部队是帮张国焘和李立三殿后,而周恩来带领部队为他们开路。
所以李立三和张国焘率领的革命委员会各机构,是在撤退中的中间位置,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这是最安全最有利的位置。-

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在汕头短暂停留后,又脱离部队逃往香港。
此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郭沫若等也迅速的离开部队,转移到香港或者上海。此时最苦、最危险的要数朱德和陈毅了。因为他们被隔离在三河坝。这也是这次南昌起义留下的唯一一点火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处在异常困难中的部队也是哗变、逃兵增多、背叛的高发期。这也是最能检验一个部队将领,操控部队能力的时候。
在被围困的的朱德部里,一开始逃兵非常严重,甚至是一个班,一个连集体逃跑。这时的朱德和陈毅,经常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边走边高声演讲,以鼓励部队的士气。
姜还是老的辣。

粟裕说,那时如果没有朱德,队伍早就散了。
也许历史上的朱德,更多的被毛泽东的光芒所笼罩。但是朱德高超的军事素质,同样的不容置疑。
据这时在队伍里的粟裕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林彪,甚至也开了小差。但是当林彪和三四个人试着脱离队伍后,发现沿途地主的挨户团,对可疑人员查的非常的严,看来想脱离部队,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后来又跑了回来。
这倒也符合林彪投机的性格。
但是部队在朱德的成功操控下,最终还是留下了骨干力量。
朱德这种职业军人,不光是指挥水平比李立三,瞿秋白要厉害成熟的多,自己在战场上还能提枪亲自加入战斗,身手也不含糊。
比如,当朱德带着部队,遇到一面地势险要的悬崖时,悬崖上的敌人,发挥居高临下的火力优势,阻断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本来这种战斗,朱德完全可以坐镇指挥。找几个尖兵,从侧面扯着藤萝攀上悬崖,进攻敌人的后方。
但是,朱德选择了自己“亲自动手”,他带几个战士,攀上悬崖,从后面袭击,扰乱敌人,以配合部队的正面进攻。
朱德的这一举动,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最高领导都敢冒这种险,那没说的了,冲吧!
当粟裕从正面冲上悬崖时,看着他们的这位首长,手里拎着枪,神采奕奕,并且毫发无伤。
值得注意的是,朱德和毛泽东一样,虽身经百战,但身上没有因为战斗留过一块伤疤。我想这除了运气以外,还应该有个人的机智,老练和智慧在起作用。
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由于当时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的突然撤退,把中直机关的朱德和陈毅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式万分危急。
国民党的部队一看,有五个拿冲锋枪的护着一个人,就判断这个被护着的人,肯定是共产党的大官。于是便死追不放。幸好这冲锋枪的威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暂时还能压制住敌人,但是老这样追的话也受不了。

但是朱德冷静的让这五个人散开,自己只带一个警卫员,向不同的方向跑。终于成功逃脱。
能在生死瞬间的战场上反应这么快,处理的这么得当,这相当的有水平了。顺便说一下,当时林彪是28团的团长,而粟裕是28团的一个连长。是林彪的部下。
朱德的军事资历还是比较深的,这种军事资历的深,不但表现在作战经验丰富上,还反映在人际关系上。
就在朱德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遇到了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但这次相遇是在战场上,私人关系虽是同学,但是政治关系却是敌我。
这时候如果开打,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以朱德和陈毅的智慧,他们知道怎样处理才是最好的选择。
范石生属于滇系。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很受蒋介石嫡系,还有桂系的排挤。综合分析这些情况后,朱德和陈毅决定还是努力争取一下,尽量“以和为贵”。
这个范石声还真够意思。

不但没打,还供吃供喝,让朱德的部队舒舒服服的把冬天度过去了。当然,这事不能明目张胆,应该是偷偷摸摸的。朱德在范石生这里用的是化名王楷。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肯定在范的部队里也有很多耳目,这些情况还是没有逃过蒋介石的信息网。
蒋知道后,严令范立即解除朱德的武装。
朱德没有白交范石生这个同学,范竟然违令,把朱德放走了。所以不得不说,朱德欠了范石生一个很大的人情。
但是后来朱德带领部队打郴县时,第一仗就不得不和范石生的部队开战。粟裕在回忆录里说,朱德当时很不高兴。
朱德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范石生拔刀相助,现在却要打人家。粟裕也觉得这样做,政策上有点不合适。
那这种命令是谁下的呢?是毛泽东,还是集体讨论后不得不执行的决定?或者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

我没有查出来。
有时,历史越看不清,越有吸引力。
不过范石生也不是不堪一击。范石生在先撤退后,又在夜里进行了顽强的反扑。当时在最前线的是28团一营。有点顶不住了,连忙向旁边的二营求救。
但是可恶的二营营长袁崇全却见死不救,按兵不动。在这次战斗不久之后,这个袁崇全就叛变了。这种蒋介石部队的作风,恰恰反映出袁崇全,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素质,这使他后来的叛变行为显得也并不突兀。
实在没办法了,那只能像团部求救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份紧急战报送到团参谋手里时,这位团参谋正在清点战利品,他竟然没有看这么紧急的战报,而是顺手把它放进口袋里。继续陶醉在清点战利品的喜悦中。
从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到那个时期,某些军队的干部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军中无小事,尤其在战斗中。每条信息,也许就关乎很多人的生死。
不是为这个参谋辩护:战利品,那时对中共部队的重要性,确实超乎想象。
因为井冈山时期,中共部队的弹药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敌方。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对于那时的井冈山的战士,这不只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口号,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每次只能通过歼灭战,才能得到对方的武器。可见,中共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据粟裕回忆,那时每杆枪只有三发子弹,最多的也只有五法。
这三发子弹怎么打?而且不但要打,还要打出效果。什么效果?就是不但要打跑敌人,还要能抢到他们的武器弹药。
这真算是高难度。
这三发子弹怎么打,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一般是这样打:首先,把人员集中起来,选好最佳时机,一起先放两发。因为只有这样集中的打,才能形成火力,给敌人造成威胁。要是这个放一枪,那个放一枪。这样零零散散的放,既浪费了子弹,也不能构成有威胁的火力。一共才三五发子弹,浪费子弹就真的算是浪费生命了。

这最后一发子弹只有在追击时才能打。
所以那时候,部队对于士兵的枪法佷注意训练,每天都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粟裕也是在这个时期,锻炼出了很准的枪法的。他能单手举枪二十分钟。
1950年,粟裕在苏联养病时,和疗养院的一名按摩医师比起了握力。我们知道按摩师手上的劲一般都很大,尤其是俄罗斯人的体格都很棒,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地方,还能光着膀子喝伏尔加。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按摩师的握力也该是很大的。但是粟裕和他战了个平手。这时的粟裕已经是四十多岁了。
看来这些实战派虎将不但指挥能力一流,自己本身基本的军事素质也很高。
井冈山的战士们不但弹药严重不足,吃和穿也很艰苦。

喝得最多的是南瓜汤,这玩意喝多了容易便秘,所以战士们经常互相用树枝帮着掏大便,不然就拉不下来。
穿的也破烂不堪,远没有今天电视里的所谓的“丐帮”体面。
有一次,粟裕弄了块白布,很高兴,就决定自己做衣服。白颜色穿着不好看,尤其是打仗时,也容易吸引火力,所以决定先染色。怎么染呢?山上什么都缺,包括染料。粟裕还是挺有主意的,他用锅灰煮。
这一煮,成灰色的了。虽然灰的不好看,但总算有点颜色了。
接下来还得自己裁剪,自己一针针的缝。

粟裕以前没做过裤子,怎么裁剪?部队里全是大老爷们,又没裁缝。不过这还是难不倒粟裕。
他把自己穿着的裤子脱下来,然后拆开摆在地上。这样一来,就知道这裤子到底是怎样剪裁的了。参考着“样本”剪裁完,然后他把两条裤子,分别都缝了起来。
就一切ok了。
典型的逆向思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好像也能感到,粟裕确实是个智商很高的人。
在这么艰苦的生活中,得到战利品就比过年还要高兴十倍。
但是,对于那个团参谋来说,你高兴归高兴,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忘了打仗这大事啊。
看来这个团参谋的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此时,在28团任连长的粟裕,却是初露峥嵘。显示出他不凡的战场操控力。

在这个期间的七溪水岭之战中,粟裕,这个当时的小小的连长,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只带着三个人,就缴了敌军的100多条枪。
在战斗中,粟裕领着士兵往前冲。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在井冈山的期间中,特别注重实战技能的训练。训练一切从实际出发,除了对于枪法的训练外,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爬山训练。
因为这种山地战,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完全取决于战士在山地运动的快速性和持久性。就像踢足球,要有基本的体能作基础。跑两步就累得呼呼只喘粗气,那么所有的技术和战术都无从谈起。
所以爬山训练是极其必要的。

每天早上天一亮,所有的士兵都必须冲上山顶,然后在山顶停几分钟后,再冲下来后才开始吃早饭。
这是每天的必须课。这种训练也很重要。因为中共士兵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都比国民党的部队差很多。只能在加强士兵素质,和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上下功夫,才能胜仗。
粟裕冲上前面的一个山头时,回头一看,有点吃惊:跟着他这个连长上来的只有九个人。大部队还在后面,没跟过来。而这九个人要面对前面的一百多名敌军。
怎么办?
在险境中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是所有著名的军事将领所必须具有的素质之一。粟裕这时的头脑极其冷静。

他先留六个控制制高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占据了制高点,就会在战斗的火力比拼中,占了很大的优势。使自己在战斗中变得更主动。
然后粟裕又带着仅剩下的三个人,接着追击一百多敌军。这样做真的需要勇气。
兵败如山倒,这一百多人现在顾不得细看后面形势,只是一味的逃命。不过看来国民党部队士兵的山地机动能力,确实比不上红军。
粟裕带着另外三个人,竟然把这一百多国民党士兵围在一个小山凹里。
这时,在远处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很是机灵,他虽然不太清楚这边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好像知道,此时自己最应该做什么:吹响冲锋号,然后打起红旗。

被围在山凹里的一百多国民党士兵,真的被这激昂的冲锋号声给震住了。也给弄懵了。
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这些士兵乖乖的放下了手中的枪。但是粟裕这方面只有四个人,无论如何也没能力收这一百多条枪。
可是又不能在这种状况下,等着后面的部队上来,因为战场上的形式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就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危险出现。比如这些士兵把枪放在地上后,如果稍有停顿,他们就会有时间观察,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如果等他们发现,其实真正围住他们的不过只有四个人,那就坏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百多个人遇到的人是粟裕,一流的战场反应能力,一流的机智果断,这些都是战胜对手最有力的武器。
粟裕接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一百多个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士兵继续博弈。

他没有给这些慌乱的被围敌军一丝喘息的机会,接着下来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命令:每个人把枪托卸下来扔在地上。
没办法,照做吧。
枪托卸下来,想打枪也打不了了。
这下倒好,不但被人家缴了枪,并且还得给人家当搬运工,这没有枪托的抢,还得自己背着,给“共匪”送过去。
粟裕在说起这次的经历时,用一句话评论:两军相逢,勇者胜。
我想这句话改成“两军相逢,智勇者胜”,因为光有勇还不行。“智”的因素也很重要。我们在这次“以四当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作战智慧的含量也很高。
打仗是绝对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天时地利人和,哪一项有误差,都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
正如我们上文中曾经提过的,粟裕在作战时,有时计算的及其精准。比如有几百人过桥,他会计算队伍中每个人的间距,还有桥的长度,还有队伍的大概行进速度等等,因为这些因素,都能决定什么时间,才是发动袭击的最佳时机。

我们可以拿南昌起义中的一场战斗为例,从现代军事知识角度解析一下,看看战斗中所需要的技术含量。
同时也可以对比一下,对于战争中同样的问题,当代的部队,具体说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是怎么解决的。
这次战斗的中,共产党方面的总策划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刘伯承。参加战斗的是贺龙部,还有叶挺部。
这种阵容,也是当时中共军事战斗中的最强组合。国民党方面是钱大均部。钱部也是国民党中一支极富战斗力的部队。因为钱部的中下级干部,有很多是黄埔生。这和叶挺部的部队组成很相似。
简单的说,刘伯承原来的计划是:由贺龙部正面和钱部作战,同时,叶挺部从右翼进攻。简而言之,就是贺龙和叶挺,同时从不同的方向进攻钱大均部。这个计划本身很完美,也很合理。
但是意外发生了。

当贺龙部和钱大均开打时,叶挺的部队没能按计划赶到。
打个比喻:这就像两个人约好,一起揍一个很能打架的流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另一个人没能按时到约定地点,但是流氓已经到了,所以先赶到的人,不得不单独先和这个流氓打。这是一种很糟的局面。
贺龙的部队单独和钱大均的部队打时,损失很大。
后来虽然叶挺的部队赶到,但是这时,贺龙的部队已经被钱大均的部队,消耗的很厉害了。所以钱部可以集中精力,接着和叶挺的部队打。
两个部队同时进攻的优势没有了。有点被钱大均部各个击破的感觉。
所以叶挺的部队在作战中,打的也非常艰苦。可见钱大均部凶悍的作战能力

在会昌城下,叶挺部和钱大均部展开肉搏战时,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双方部队的中下级干部,很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但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还是儿时好友。在黄埔时,他们有的是同队同班,或者在部队是同营同连。
但是在此时的战场上,他们成了水火不容的仇敌。要面对面肉搏。
在肉搏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或诨名对骂。这边骂“中共为什么要造反?”,那边也骂“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边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掉泪。
同是黄埔毕业的陈赓此时也在战场上,他看到这种情形,也不免感到心酸。但是作为团参谋的他,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不能让感情控制自己的理智。所以还要硬起心肠,下命令要部队毫不留情的冲杀。
这一次苦战,中共损失惨重,没有能力继续追击。

返回来假设,如果叶挺部能按计划准时到达的话,绝不会有这种糟糕的结果。
那为什么叶挺部没能按计划按时到达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刘伯承得到的关于路程的信息,和事实不符。
刘伯承得到的情报是,这段路程有一百一十里,但是实际上有一百五十里。就是这种误差,使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所以在战争中,准确计算出一个部队到达战场的时间,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的计算误差,在战场上造成的损失,有时会是毁灭性的。
那么现在的美国特种部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的方法很科学。

他们每个分队都有一个记程员。
记程员都是经过特殊的训练,他们的步幅能保持不变。就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他每步的跨越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并且没走一百步,就会把一粒石子,从一个口袋丢到另一个口袋。所以只要数一下他口袋里的石子,就能准确算出队伍走过的距离。
或者他们没走一百步,就会在绳子上打个结。这也是一种计数方法。当然,在平原上保持步幅一样比较容易,但是在山地上,还要保持每步的步幅一样的话,就比较难了。非得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做到这点。
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但武器设备进步了,作战中各种“软的技术”,也变的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
比如现在战斗中,对一些伤口的应急处理,部队在培训中,会传授给士兵很多有效可行的方法。
曾经一个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个退役的军人,曾经给我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他说在猫耳洞里时,在一阵枪炮声后,他忽然听见旁边的战友痛苦的低声说:我受伤了。

但是这是在战场上,在黑暗的光线中,旁边的战友只能用手,在那个受伤的士兵身上慢慢的摸索,以便感觉一下伤在哪,而决不能用手电或者别的什么照明设备。因为即使发出一点光亮,就无异于把自己变成敌人枪炮的活靶子。
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受伤后不一定就能立即得到救治。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在和平环境里那样,一受伤,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叫急救车。所以虽然有的士兵的伤并不是太严重,但是由于没有及时的救治,结果还是死掉了。
这样,在战场上的自救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受伤后,最重要的是要清洗伤口。肥皂是很好的抗菌剂,可用来清洗伤口。这种日用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另外,最好是用热水清洗伤口,如果实在没有热水,可以用人的尿液。
这好像和咱们一般人的常识不同,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觉得,人的尿是肮脏的,用来清洗伤口,不是更容易引起感染吗?

所谓的常识不一定正确。
其实,尿液是无菌的,不会引起感染,并且尿液中的尿酸还有助于杀菌。
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除了陈毅朱德带着部队去打游击,最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回合外,其他人如周恩来,叶挺,刘伯承,张国焘,还有李立三都分别逃往上海或香港。
他们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应该说比毛泽东和朱德要舒适很多。
就在1927年10月5日夜间,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乘一艘渔船逃往香港。张国焘躺在船舱里,还有点抱怨“这次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要是他想想现在,仍在被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的朱德,他应该知足了。

在第三天的清晨,张国焘一行,在香港的铜锣湾登陆。
当几个人走在香港的街头时,显的很扎眼:几个人因为几天没刮脸,显的胡子拉碴。身上的粗白布衣服变的破烂不堪,已经脏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王凡西曾经评论张国焘说:张的学养不如瞿秋白,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
我们可以从张国焘在香港的种种表现,判断他的确在现实的斗争中,缺乏经验和老练。每个人最后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造成的。张国焘最终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种种性格上和能力上的欠缺,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国焘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但似乎没忘了“摆谱”。

他们几个人买了很多报纸,并且在街头上穿着这身“乞丐服”边走边看。这种行为和他们的穿戴极不相符。
这还不算,他们几个穿着这种衣服,竟然去了香港的著名的大东酒店,并选了一个大房间,这种穿戴像乞丐的“乡下人”却派头十足。想不引起注意和怀疑都难。
这样幼稚的做法,怎么想也不应该是当时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应该做的。
而此时,这些行为很“突兀”的人,很快引起了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这些特务的工作效率还挺高,很快弄清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原来是“几条大鱼”。

所以国民党的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成,马上亲自带人紧急赴港,想会同香港当局迅速的抓捕张国焘这几个人,且抓住后要马上引渡。
而这一切,张国焘他们几个还蒙在鼓里,贪婪的在旅馆里豪华舒适的床上,香甜的睡着。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有不少对周恩来的无端的指责。不过他应该感谢周恩来,这次要不是得益于周恩来建立的有效的情报网,也许香港就是张国焘的“落网之地”。
因为这时,中共的情报工作是有周恩来主持的。
张国焘这天晚上九点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大概在夜里十二点左右,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几个从睡梦中惊醒。
他们几个赶紧爬起来开开门,原来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着急的催促他们赶紧撤离,一分钟都不要耽搁,因为广州方面抓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看来中共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是到位。
他们出来后,这个负责人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没有立即带他们去中共交通的接待机构。而是现在街上,拐弯抹角的走了一阵,确定后面没人跟梢后,才走向目的地。
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站。可见当时中共的秘密联络机构,渗透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有组织的地方就有饭吃。
人类最厉害的能力就是有“组织”的能力。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组织”的团结协作,可以杀死任何遇到的最凶猛的猛兽。
每个人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只有把每个人的特长融入到组织中,然后再分工合作,这样有组织的团体,就会产生惊人的能量。
而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搞“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对此就深有体会。

共产党组织的纪律,团结,信念,对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有凝聚力,都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组织,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张国焘李立三,这些亡命天涯的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正是有了中共建立的这些严密的组织网络,他们才有了避难所和“加油站”。在他们最危险,最潦倒的时候,给他们最有效的帮助。使他们能继续生存下去。
这个中共在香港的交通站,夹杂在普通的住户中,所以这个负责人,要求他们不要高声讲话,并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最好用打牌来掩饰。
接着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据张国焘回忆,这个负责人只有二十岁左右),面对这些几乎是最高层的领导,毫不客气的指责说,像他们这种形象,本来就不应该住大酒店。并警告张国焘,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该设法立即躲避,而不能贸然的上去打招呼。
这个年轻人真称得上是“少年老成”,斗争经验成熟而丰富。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也许手头的资料太少,没能查出来。

不过确实称得上是个人才。
至于警告张国焘李立三,不要随便联系以前的朋友同志,其实这个年轻的负责人也许不知道,张国焘和李立三,在这次刚来到香港时,就去找了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彭泽民。
看来这些不应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被张国焘和李立三,一个不落的全部犯了。
在那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作为高层领导,连这点基本的斗争经验都不具备,不能不说他们斗争素质的缺失,也许他们重视的仅仅是书本上的那些理论,却对现实了解的不够透彻。
后来李立三不顾当时中共力量的弱小,一味命令频繁的暴动,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也不能说是偶然的,由于李立三对现实斗争和当时的现状,缺乏深刻的认识。势必会犯这样的错误。

不过张国焘虽然被这个年轻人训斥一顿,觉得很不爽。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这些还是非常合理的。并对张国焘接下来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在香港住了几天,张国焘从香港坐船回上海。
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想的很是周到,他给张国焘准备好钱,必用的生活品,还有船票。
张国焘躺在船上的床铺上,他这次的警惕性明显的增强,因为他为了避免别人看到,找了一个三层高的铺位。
还没开船,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张国焘所在的统舱内。
很可能是那个年轻负责人的话起了作用,张国焘并没有坐起来,去和熟人打招呼,而是依旧静静的躺在铺上。
后来他才分辨出,那个熟悉的声音,是一个自己熟悉的船员,叫“朱缺嘴”。

张国焘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因为这个朱缺嘴在这条船上,和几乎所有的船员都很熟,并且这个人喜欢喝酒,一喝醉了,嘴就没有把门的了。如果张国焘贸然和他相认的话,很难保证不会横生枝节,出现不必要的危险和麻烦。
那个年轻负责人的几点建议和原则,对于张国焘的来说,此时真的用上了。并且用的恰到好处。
但是从香港到上海,张国焘在船上呆了三天。
这三天里,只有等朱缺嘴睡着或者离开,张国焘才敢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玩命,要流血,要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即使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所有的高层领导,危险也和他们如影随形。

在中共内,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的恽代英,被捕后,本来被当作一般的共产党员,关两年后眼看就可以出狱了,但恰在这时,顾顺章叛变,向国民党高密恽代英的真实身份。致使恽代英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劫。同样因为顾的叛变而死的,还有在香港的蔡和森。
更可怕的是顾顺章的老婆,兄嫂,岳父母等亲属,都在中共特科做相关工作,或是做饭,或是负责采买等杂务。所以这些人,对于当时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构,有相当的了解。
他们也和顾顺章一样,走到了叛变的道路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的红队(中央特科专门负责清除叛徒的机构),把这一家几口,全部除掉。这就是所谓的“顾顺章灭门案”。
但是出于人道主义,放过了顾的年仅九岁的女儿,还有顾十二岁的小舅子。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蔗被捕后牺牲。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在莫斯科被迫害发疯而死。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陈延年相继被蒋介石杀害。
据周恩来回忆,他和邓颖超也曾生过一个儿子,但是当时正在做秘密工作,条件艰苦,孩子在生的时候,由于脑袋过大,发生难产,婴儿的头部被医生的镊子损害,没能活下来。周恩来后来回忆时,很是伤感。

这就是革命。所以描述革命的最好的词语就是,流血,牺牲,信仰,坚强。这些词离我们现代生活很远了。
据科学研究,现在男人的精子数量,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男人的一般,看来人类在某些方面正在退化。其实退化减少的不仅是精子数量,还有我们的精神力量。
有吃,有穿,不会每天就面临死亡的威胁和危险。但是很多人却患了忧郁症,很多人过的也并不快乐。
宁当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是那些每天朝不保夕,在乱世生活中人的最大愿望。人总是有愿望,但是实现了的愿望都会变了味。
重温历史,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类生命和精神的潜能有多么的强大。这种潜能一旦有了信仰,目标的激活,人就会变得勇敢,智慧,能量巨大,活力无比。
张国焘安全达上海后,重新开始了需要隐蔽躲藏的“地下生活”。
当时在上海主持秘密工作的周恩来,责任异常重大。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所有最高层领导的安危,和日常生活,完全仰仗周恩来在上海建立起来的秘密网络。

看一下张国焘的履历,我们就会发现,张应该还算是“学院派”。
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曾积极参与“火烧赵家楼”。
蔡元培也许没想到,在他主持北大期间,中共后来两个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当时的北大生活学习过。
一个就是出现在这次“五四”游行队伍中的张国焘,蔡元培一开始曾试图阻止这次游行,但是被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推开。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有张国焘。
还有一个中共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这次游行的前几个月,还在北大图书馆打工。这个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图书馆里,每个月只领八元工钱的青年,就是毛泽东。
蔡元培,作为前清曾经参加过“殿试”的翰林,后来却成了革命党,并开北大一代风气之先,使北大成为中国人才和现代思想的孵化器。
在北大学生运动中很活跃的张国焘,正年轻气盛。

他甚至有一次,没有经过通报和提前预约,便和好友许德珩,直闯孙中山的住处。并和门前阻拦的卫士发生争吵。以致于惊动孙中山,问明情况后,孙准许张国焘他们进来。
见到孙中山,许德珩劈头盖脸就对孙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于普通人接触。
这就多少有点不通情理了,孙中山要是什么人想见都能见的话,恐怕早就被政敌干掉了。再说这么一个名人,想见他的人多了,要是谁想来就来,那孙中山也就没时间吃饭、睡觉、工作了。
孙中山很有一个现代领袖的气质和修养,面对这几个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很幼稚的青年学生,竟和他们耐心谈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孙中山还约张国焘单独见面,认真听取这个年轻人,对革命和中国现状的认识。

从张国焘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属于“精英知识分子”一类的人物,在理论上也许很有修养,但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就没有毛泽东这种很有“底层经验”人,认识的深刻了。
张国焘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被安排住在一所条件很不错的公寓内。在这所公寓里住的还有刘少奇何葆贞夫妇。
虽然物质上暂时还不错,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的危险。
比如一天黄昏,张国焘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内谈事情,忽然何叔衡突然跑进来,气喘吁吁的告诉他们,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在街头从事宣传时被捕。并且在审问时,由于何叔衡长的很像迂腐的老学究,所以他们对何好像不太在意,何叔衡也顺水推舟,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像“迂腐的老学究”,他开始向审问他的人,大讲孔夫子的道理。可能是捕房觉得,何叔衡这种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就把何给放了。

在听完何叔衡的讲述后,张国焘李维汉还算有点经验——至少比这个何叔衡有经验——他们判断,这是捕房的“欲擒故纵”的诡计,他们把何叔衡放了,然后偷偷的跟踪他,希望通过何叔衡,找到“更大更多的鱼”。
这个何叔衡不但只是看起来迂腐,他的这种做法也真的是够“迂腐”的——你也不看看后面有没有盯梢的,就急急忙忙往“家”跑。使自己成了敌人的“线人”了。
张国焘和李维汉赶紧烧掉文件,不到五分钟,迅速的从公寓出来,分头撤离。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我猜测,这些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们,肯定也接受了各种怎样躲避追捕和跟踪的培训,还有对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理。
因为从张国焘此次的表现来看,比他在香港时,显得专业多了。
张国焘走出这条弄堂,迅速的跳上一辆人力车,然后指挥车夫拐弯抹角的向前狂奔,而不是走直线。

这是甩掉跟梢的基本常识。
在路灯下,张国焘发现,果然后面有辆人力车一路紧跟,很难甩掉。
张国焘接着又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向人多的地方跑。
然后在拥挤的人群中跳下车,混进人群里,“东钻西闪,企图脱梢”,就这样,一会疾走,一会乘车,和跟踪者玩了几个小时的“捉迷藏游戏。”
最后,张国焘觉得已经甩掉尾巴了。寓所是不能回了,只能到旅馆住了。
但是当他走进一家旅馆登记时,他感到在账房的旁边,站着一个很可疑的人,但是张国焘不动声色的填写入住登记,然后交房费。接着满不在乎的交茶房送水。然后把大衣和帽子脱掉,装着去厕所。
他从另一个楼梯下来,经过旅馆的门口柜台时,他发现那个可疑的人,正对着墙打电话(因为电话按在墙上),张国焘赶紧趁机溜出来,然后跳上一辆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疾驰。
够险的。
张国焘之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除了他自己的机智,和正确的逃脱方法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他身上带着钱。
这好像是废话,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张国焘身上没有必要的钱,他就没机会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没办法和盯梢的旅店周旋。
这一点对于成功的逃脱很重要。

逃脱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比如,当你被一群人围住的时候,最好、最有效的逃脱办法就是:找比如椅子,或者其他能触手可及的物品,对着你的“包围圈”抛出去,然后紧随这种抛出物往外冲。这样逃脱的成功率会大很多。
还有,当在后面有一群人追你时,你尽量要在街道的中间跑,而不是沿着边上跑,那样你很容易被逼到角落里,想脱身就难了。
在泥泞的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逃跑时,尽量不要跨太大步,因为那样容易滑到。
以上几点都是一些国家的特种部队,在训练中经常提到的逃脱的基本知识。
西方有句谚语: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这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用意志和知识、智慧武装起来的人,就好像有上天赐给的好运。

顺便再说一下,在逃脱时,身上要有现金,这点也非常重要。
张国焘和李立三,在八一起义失败后,准备乘船逃往香港时,没想到遇到的船老大是个水匪,看他们几个有钱,准备在中途下手,杀人越货。
幸亏在出发前,有好心人通知他们。
但是张国焘他们,也不敢把已经付了的船钱再要回来了。因为那样就会打草惊蛇,说不定这伙水匪就会立即动手,直接就在岸上开抢了。虽然那是整整一百大洋,不小的一笔数目。
不光不能要,还要装作乘船的计划不变。以麻痹这些水匪。一面和这些水匪虚与委蛇,另一方面赶紧找可靠的船,要马上离开是非之地。后有国民党的追兵,前有水匪,进退两难,处境够险恶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真是各种危险都赶到一起了。

幸好还有钱,还是用同样的价钱,找到一个老船夫,在当天的夜里就出发了。这个老船夫冒险载他们,实在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钱。
可见钱在紧急逃脱时的作用。
有钱就意味着你的活动范围很大,因为你有机会利用各种交通工具。
在身处险境时,钱有时还能起护身符的作用。
就像《水浒》里,林冲发配到沧州,交了银子后不但免了一百杀威棒,还得到一份看天王堂的轻松差事。难怪林冲感叹到“有钱可通神”。

喜欢读《水浒》的毛泽东,也曾把这种“紧要关头,拿钱说话”的方法,运用的淋漓尽致。使自己躲过一劫。
也是在张国焘逃往香港的同一年,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铜鼓领导秋收起义。一天,为了多赶点路,毛泽东一早就起来了,然后就在这个浏阳张家坊的一户农家小院里,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吃早饭。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时一伙挨户团的人闯进来,把毛泽东他们几个抓了起来。并准备把他们几个押到总部去。
一位哲学家说过:“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听听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因为和你不和、跟你很不对付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你某方面的优点时,那真就是你的优点。
张国焘虽然在回忆录里,说了毛的一些不好的话,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毛的“老练”。
“老练”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以他的机敏和这些押他的团丁,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游戏。

毛泽东假装脚受了伤,一瘸一拐的慢慢向前走,以这样的速度,很快的就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毛泽东边走,边镇定的和最后一个团丁闲扯,然后瞅准机会,把兜里所有的钱都塞到了那个团丁的手里。
这个团丁见钱眼开,心领神会。毛泽东趁机逃走,直到跑出很远,这个团丁才大叫,“有人跑了”。这为毛泽东的安全逃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别瞧不起兜里的那几块钱,没有这些钱,就买不来那个团丁的配合和默契。而正是这种配合和默契,才使毛泽东能够死里逃生。
我们都知道西方那个“因为掉了一个马钉,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故事,有时一个极小的细节就会对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这次毛泽东的逃脱经历,也应该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那几块钱,也许就没有了毛泽东,没有了毛泽东,中国的近代史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西方的军事专家,喜欢做这种很细致的总结和研究。从一些发生过的事件中,寻求规律和启发,加以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比如在朝鲜战争时,美军从他们的作战日记中,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志愿军的连续攻击的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七天,所以他们判断出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能力。
西方部队分工的细腻程度令我们吃惊。
比如在美国部队中,开坦克的不能开轻型军车,原因是你开坦克习惯后,一旦再开轻型的军车,就会潜意识地提高驾驶速度,增加车的潜力耗损。
还有机械化部队的技师,也不准到战场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技师一旦受到某场战争的影响,就免不了会对某些车辆进行改装,因为技师觉着改装后更能适应战场需要,但是这种认识往往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对战场的印象往往也是片面的。至于要不要改装,都是由专门的专家来决定。
这些看起来有点“怪”的规定,可都是在分析过大量的事实后,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而不是凭空想象。
有个驻伊拉克的美军士兵,曾经讲过他的一次经历。

有一次,他发现轮胎有点跳动,可能是螺丝松了,于是自己用扳手拧了几下,但是拧过后还是跳。
这时一个机械师走过来,问清原因后,这个机械师也拧了几下,但是马上就好了。
这个士兵感到很奇怪:同样是拧几下,为什么我拧不好,而这个机械师同样是拧几下就好了呢?
这个机械师向他解释说,每个螺丝拧进去多少,几圈,都是有力学道理的,如果拧六圈松弛,但是拧七圈就多了。这是写在车辆维修手册上的。
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和态度。喜欢分析总结,剖析,不放过任何看起来很细微的细节。
从张国焘这次的逃脱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们,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不过张国焘应该也学聪明了,因为在此以前,就是1924年的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曾经被捕,并过了五个月的监狱生活。并差一点送命。
在那次被捕的头一天,李大钊就告诉张国焘,北京的曹锟当局,列了一张黑名单,其中第三名就是张国焘。要张国焘赶紧躲藏起来,但是张国焘防范意识不够。没有采取相对快速的应对措施。结果被北京的军警抓个正着。
危险很可怕,但对于危险的麻木更可怕。
看看这些被暗杀的人,从宋教仁,张作霖,到廖仲恺,他们在被暗杀前,都得到比较准确的情报,说他们所处的形势危险,有人对他们下手,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预警的麻木,使他们迅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光有“胆大”没有“心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找死。

不过张国焘命够大的。
当有人请示曹锟,应该怎样处置张国焘时,曹锟说“把他枪毙了吧”。但是江苏都督齐燮元正好坐在曹锟的旁边,他建议说“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
就是因为齐燮元的这句话,张国焘捡了一条命。五个月后,曹锟垮台,冯玉祥进京,张国焘被无罪释放。
不过这次监狱经历,对张国焘的影响极大。在监狱里被刑求,在满地老鼠,臭虫肮脏逼仄的牢房里,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使张国焘变得沉稳老练了很多。
人一旦被关进牢里,往往只能被动的等待命运的裁决。如果长时间一个人坐牢,很多人会被关疯关傻。李敖说他一个人坐牢时,会不断的自己跟自己讲话,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说话,就会丧失语言能力。

所以监狱有时也是一个极度摧残人性的的方。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三年后,同样是在北京,曾经提醒过张国焘的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可惜他没有张国焘的好运气。
王凡西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张作霖一开始并没打算处死李大钊,再加上一些人的积极活动,眼看李大钊就能脱离险境,但是蒋介石给张作霖的一封信,彻底终结了李大钊活下去的希望。
抓张国焘的曹锟想杀了他,但是意外的是,本是局外人的齐燮元却救了他。
抓李大钊的张作霖没打算杀他,但是作为局外人的蒋介石,却向张作霖施压,要张处死李大钊。
这就是历史的诡异,往往峰回路转,变化多端。
但是透过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在这些变化中,能找到某些不变的规律。有规律,就意味着我们能预测,预防,控制危险的发生和出现。

比如,美军在经历过很多“人体炸弹”后,经过研究,总结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规律。然后用这些规律,来有效的预防自杀者袭击。
他们总结了如何判断自杀袭击者的一下几个tips。
1.分辨阿拉伯自杀袭击者,最重要的不是服装,而是眼神。自杀者的眼神中有一种可怕的坦然,并且嘴里会念念有词。
2.自杀袭击者往往穿着新的运动鞋,这和他们身上的服装很不协调。之所以要穿新运动鞋,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行动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原因。
3.对年轻的孩子,千万不要轻易接近。因为很多自杀袭击者就是孩子。
4在伊拉克人聚集的地方,千万不要关心和任务无关的事。
5.陌生的尸体不要轻易靠近。
所以很多危险,包括暗杀,袭击等等,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好的训练和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提高对这些危险的抗击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躲避各种各样的危险,也可以看做是一门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现在“野外生存”类的书很畅销,但是在乱世里,怎样在“人群”里生存,才是最难的。

在历史上有一类人,很有能力。做事也很光明磊落,勇敢正直,但是这类人的缺点是:擅长“阳谋”而不太懂“阴谋”,往往对低估对手的卑劣与狠毒。所以惨遭毒手。在国民党中就有两个这样的人,一个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廖仲恺,还有一个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他手段灵活,活动能力极强。当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对此很是恐惧。
很有政治能量的人,往往都只有两种选择:与当权者合作,高官厚禄。或者与当权者不和,招致杀身之祸。
很遗憾的是,宋教仁的结果是显然是后者。
袁世凯对宋教仁,曾经以内阁总理的职位相许,孙中山和黄兴也劝宋教仁出任。但是宋教仁拒绝,很有傲骨。

但是表现傲骨有时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傲骨”就是把自己的立场,直接向对方挑明:老子不屑与你们为伍。
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开北京南下。袁世凯派人来送行。
作为一个油滑的政客,袁世凯当然不是简单的“送行”,而是借着“送行”的名义来给宋教仁“送东西”:一件价值3000元的西服,还有一张50万的交通银行的支票。并表示,如果不够,还可以商量。
但是宋教仁只收下了3000元西服,而退回了支票。
这使袁世凯认识到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结果是“乃暗生杀意”。宋教仁这是典型的“高洁之士”的表现。

这种表现会让所有蓄意收买他的人彻底绝望。
但是历史上会有对这种收买,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文化怪杰辜鸿铭做袁世凯的议员。一次开完会后,袁世凯为了收买人心,每个议员发三百块大洋的“出席费”。辜鸿铭照收不误,领了这三百元后,立即逛妓院去了。
蔡锷在袁世凯身边时,整天花天酒地,逛妓院。用这些举动来麻痹袁世凯。当袁放松警惕后,马上出逃。然后组织力量讨袁。
宋教仁南下时一路演讲,并且不断发表攻击袁世凯的言论。当然这些言论会很快的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这就更曾加了宋教仁的面临的危险。
太锋芒毕露了。一点也不懂得韬光隐晦。

但也不是没人提醒宋教仁。
尤其是谭人风曾经明确告诉宋教仁说,陈狄龙在北京侦知,上海流氓应桂馨“领有中央巨款”。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能引起宋教仁的足够重视。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随着一声枪响,宋教仁倒在血泊里。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把宋教仁送到医院。
谁也没想到,曾目睹宋教仁被暗杀的廖仲恺,在十多年后,同样倒在政敌的枪口下,他和宋教仁有一点很相似:对于提前预警的麻木。
但是在杀死这么一个在当时社会上,那么有知名度、那么有政治能量的人,所引发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在当时,杀个平常人,也许花点钱就很容易摆平了。但是别忘了,被干掉的是宋教仁,他的交际网生活圈,全是身居要职的权势人物。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袁世凯焦头烂额,他甚至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女学生,来当替罪羊。但是最终还是不能糊弄过去。
参与此事的袁世凯的大舅子、当时在内务部任职的洪述祖,按说和袁世凯的关系够铁的吧,但是也不得不躲到青岛租界里,一直不敢出来。
直到1917年,即宋教仁被刺四年后,洪述祖觉得时间这么久了,“宋案”应该被大家忘了吧,他在青岛的租界里也实在呆不住了,就侥幸出来到上海来逛逛。
我们在遥远的异乡遇到故人时经常会说:世界真的很小。
洪述祖可能在上海更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在上海逛街时,恰好遇到他最不想遇到的人: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这种概率真的很小,和中彩票应该差不多。
该着倒霉,什么也别说了。

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把洪述祖扭送到法院,1918年4月洪述祖被绞死。
不过洪述祖也应该感到幸运了,因为他比其他涉案的那几个活得都长。
主谋之一的内阁总理赵秉钧,1914年2月19日,袁世凯又给他升官了:兼任民政总长。但是在八天后,赵秉钧某明奇妙的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有人说是袁世凯杀人灭口。
具体实施刺杀的上海黑帮应桂馨,还真有点能量,在入狱后,竟被劫狱给劫了出来。劫狱的难度不比“劫法场”小。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没在上海白混。
他被劫出来后,也逃到青岛的租界里,和洪述祖一样。但是在1914年1月19日乘火车去天津时,被干掉。看样子流氓最终还是玩不过革命党。

杀手武士英死的比较干脆,1913年4月,直接在监狱里就挂了。
流氓不能乱耍,人也不能乱杀。杀到宋教仁这种政界明星,社会名人,后果很严重。没人能罩的住。
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曾经说过: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夜壶,用得着的时候才拿出来。
看来当黑帮也有当黑帮的心酸。
有些当权者,勾结利用黑帮,做一些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一旦舆论曝光,当权者会赶紧撇清,把黑帮当成替罪羊。

这就像杜月笙所说的夜壶:平时见不得人,摆不上台面,只有在尿急时,才迫不得已拿出来用一下。
黑帮杀名人,这种模式中,最惨的就是所谓的“黑帮”了:收买方会杀人灭口,被杀方会拼命反击。所以黑帮的处境往往是腹背受敌,两面受夹击。
另外名人被杀,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会产生“政治地震”,使涉案的政治人物,遭受重创。
从宋教仁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但是,历史的微妙让人感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这种“黑帮被当权者收买杀名人”的模式,再一次的上演。

这就著名的“江南被杀案”。
江南是台湾作家,在美期间,他写了一部《蒋经国传》,虽然江南是蒋经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政工人员,但这本书可不是那种歌功颂德之作。
江南在他这本书里,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不太光彩的行径。这使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大为光火。“光火”到要找黑帮干掉江南。
他们找到的黑帮是有“台湾第一大帮”之称的竹联帮。竹联帮在台湾极有势力,鼎盛时有一万多人,在政府的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的人。当时有很多影视明星也加入该帮派,以寻求庇护。
这个帮派的老大和精神领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启礼。

在政府的重金还有地位的许诺下,陈启礼伙同帮派其他人员,在美国江南的住所附近把江南干掉。返回台湾后,情报局三处处长陈虎门亲自给他接风洗尘,又是给钱,又是封官许愿。
陈启礼也感觉到自己前途一片光明,这就是典型的宋江式的心态:觉着只有跟着政府走,才有希望,才是正道。所谓的“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受招安往往被土匪认为,就是走上了“希望之路”。
但是别忘了,宋江的结果是什么。在政府的眼里,匪永远是匪,“招安”只是利用你的力量。最脏最累最危险最不讨好的活,往往都是交给这些“被招安”的人士去做。
所以他们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尤其是国民党,很多共产党的叛徒跑过去,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这些所谓“投诚者”,往往成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果然,江南的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政府也介入调查。随着真相慢慢的浮出水面,国民党毫不犹豫的“丢车保帅”。

陈启礼万万没想到,明明是这次暗杀是“政府行为”,怎么一下次他成了主谋。几乎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
之前许诺的什么重金,高位,光明的前途化为泡影,等待他的只有监狱。一开始被判无期,后来虽然一再减刑,但是六七年的牢还是要做的。
原来他以为,他们这些黑帮“黑”,但是他经过这件事才知道,政府比他们“黑”多了。和搞政治的这些国民党比,这个黑帮老大真是太幼稚了。跟国民党玩这种权谋游戏,他还差的远。
不过做替罪羊的不止陈启礼一个人,还有情治机构的几个官员。真正的“主谋”蒋孝武等,却全身而退。
但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孝武不得不逐渐淡出权力核心。江南事件也是蒋孝武政治生命的终点。
这起事件使国民党,本来就走下坡路的形象,更是雪上加霜。

暗杀一个名人,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江南的死,同时也救了另外一个人,本来一开始国民党准备让陈启礼,先“教训教训”这个人,但是江南的死所引发的巨大影响,使国民党不敢再轻易对这些有知名度的人下手。
这个人就是李敖。
李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胡适的赏识。后来李敖也成长为“飞天蜈蚣式”的一代怪才。
所以胡适一辈子没白活,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一流人物,都和他有联系。
孙中山在病重时,西医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身边的人想让孙试试中医,但是因为孙中山对中医一贯的不信任,大家只好请一个人,出来做说服工作。

做说服工作的人就是胡适,可见胡适和孙中山的关系。
还有一次,胡适在北大演讲时,一个有浓重湖南口音的青年人向他提问,但当胡适知道这个提问的年轻人,并不是北大的注册学生时,他拒绝回答。
这个被胡适很难堪的拒绝了的年轻人,有一个大家不陌生的名字——毛泽东。
所以在北大,毛泽东和胡适生命的轨迹,多少算有点交集。
据李敖回忆,有个教授叫许子明,原来是北大的教授,在跟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因为他痛恨胡适,便到处演讲说:我当年亲眼看到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上来的。
当张国焘,周恩来,还有一些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上海艰难的和国民党周旋时,也就是1928年前后,蒋介石也没闲着。

他联合冯玉祥等军阀,和奉系的张作霖大战起来。最后张作霖兵败,退守东北。蒋介石这方获胜。
在1928年5月1日10时,蒋介石进驻济南。并在济南的山东督办公署里设立总部。但是随着蒋介石的到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悄然来到这个城市。
和张作霖打仗,免不了要纠缠到日本人。因为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太深了。日本人是蒋介石的死穴之一,他内心有深深的“恐日症”。我们上文中也提到过。
但是恐日恐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蒋介石在济南的表现可以看出来
日本军队也紧随蒋介石来到南京。这样做的借口是保护日本的侨民,实际上是替张作霖站台。

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那时张作霖被当做俄国人的间谍,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准备枪毙。
但是被当时还是中尉参谋的田中义一给救了,为什么田中要救张作霖?当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张作霖有利用价值而已。
二十多年后,张作霖成了东北王,而田中则成了日本首相。所以张作霖和田中的关系很铁,田中称张作霖为“我的弟弟张作霖”。
凑巧的是,日军驻济南的总部和当时的外交部长黄郛,在济南的临时办事处只隔一道城墙。
日本人在全面侵华前,在中国做得所有的事几乎就是不断的挑衅,制造事端。当然这次来济南也不外乎如此。
1928年5月3日上午9时,中国军队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商埠区四马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语时,日军忽然开枪,击毙中国军民十余人。然后又缴了中国军队的枪械,并把中国军人圈禁到一个邮政局内。
这对中国来说是奇耻大辱,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军队突然袭击,任意欺凌屠杀。但看看蒋介石是怎么反应的:蒋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不准开枪。
当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时,当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蒋介石都有几乎同样的反应:不抵抗。任宰割。

没错,在已经公开的蒋介石的日记里,对于日本人的入侵和蛮横,他的内心充满痛苦和屈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实际的所作所为。
他在日记里安慰自己说,之所以不对日反抗,是中国的力量还不够,但在深入了解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战略地位后,他又有点后悔放弃东北。这就是一个矛盾的蒋介石。
但是,他最后还是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名族大义前,什么“攘外必须安内”,对蒋来说,在中国任意奸淫烧杀的日本人,远没有“共匪”可怕。这种畸形的思考方式,完全是蒋介石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产物。
有些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后,都惊呼原来蒋介石内心也是那么爱国的。
我只想对这些人说,判断一个人的最终标准,不是看脑子里想了什么,而是看他实际做了什么。爱国不能靠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而要靠你的实际行动。

放弃东北的意义是什么?张作霖在东北那么多年搜刮无数黄金白银,东北军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阀里,算是最好的。这些装备都毫不费力的落入日本人的囊中。
尤其是东北军的300多架飞机,也被日本人完好无损的“接收”。别忘了,那时整个日本才有1000多架飞机,又在东北“白捡”300多架,这把日本人乐翻了。
对于所有的这些重大损失,蒋介石都难脱干系。
蒋介石这次在济南,对日本人的反应,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被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准开枪。他让外交部长黄郛,去找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黄郛刚从蒋介石那回到临时办事处,日本军队忽然闯进来,黄吓的赶紧跑上二楼,并出示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的身份。

日军最后终于答应谈谈,但是在进入谈判地点前,要缴了中方所有人员的枪械,黄郛据理力争,最终才没有被日军得逞。
堂堂的外交部长,此时没有一丝尊严。被这些日军的小喽啰们蛮横的不当回事,一言不和,他们就对着黄郛大喊大叫,并拿出一单方面写好的一份文件让黄签字。文件内容当然是颠倒黑白,说中国军队挑衅,所以应该道歉等等。
黄郛还是有点中国人的骨气的,他拒签。
不签就别想走,就这样,黄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被日军扣留二十多小时,后来黄实在没办法了,就在文件上写了个“阅”字,才糊弄过去。
中方的软弱更激起了日本人的“兽欲”。

日军接下来又突袭黄口楼,在这里的都是中方的外交职员,这些日本鬼子,不由分说的对这些身无寸铁的文职人员,大肆屠杀。
他们先让中方外交人员之一的蔡公时下跪,蔡严词拒绝。日本人把蔡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拉出去枪毙。用来威吓蔡。
蔡公时不亏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拉出去枪毙,他仍然毫不屈服。最后被日本人挖眼割鼻,折磨致死。
整个济南成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杀人场”,这些禽兽般的日本人,在街上任意屠杀奸淫中国平民,甚至用铁丝直接穿过中国人的肉体,串成一串。
而此时的蒋介石,就在济南城里。

对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的屠戮侮辱,他有近距离的感受,我们没有兴趣知道他内心的感受,只知道他此时确有“超人的忍耐力”。
蒋介石一生中,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宽容和忍耐”,给任何人,除了日本人外。对于反对他的人,蒋无不赶尽杀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蒋介石也有极度宽容的一面,只不过他这一面,只对日本人展露。
据语言学家说,在几乎所有的语言里,日本话是比较“干净”的一种语言,因为它里面骂人的词汇和其他语言相比非常的少,不但少,而且还是比较“干净”。
但是说这种比较文明、比较“干净”语言的日本人,其凶残和野蛮的程度,还有好战的习性,却“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
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在1905年打败俄国。于是这个不大的国家开始膨胀起来,甚至在1935年时,日本的海军大将,即后来成为日本第三舰队司令的长谷川清,大言不惭的说:日本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打仗。

日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中国。也低估了中国人。
中国人中的软蛋和汉奸虽然不少,但是有骨气,有能力,聪明睿智的人更多。否则早就亡国了。日本人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能够连绵不断,金身不灭,这也反证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不是一般的旺盛,而是非常的旺盛。
中华民族是个很复杂的民族,劣根无数,但是优点也无数,任何宣称懂中国的外国人,只是瞎子摸象般的了解中国——他们所了解的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一方面。
日本人中也有这样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可以看做日本人中最了解中国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很有名的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称为日本的“中国问题首席专家”。土肥原在中国住了三十年,并且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他自称爱中国,说中国人误会他。

但是再狡猾的“日本狐狸”也逃不过我们“中国猎人”的眼睛,这个老狐狸土肥原曾参与炸死张作霖,还诱拐溥仪到满洲登基。披着伪善的“羊皮”,却暗地里做着“豺狼”的勾当。
当时有人戏称他“名副其实”:土肥——土匪,原——原装。整个一个“原装土匪”。
我真怀疑土肥原的中国文化的修养,用中文发音念起来这么难听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改一改。日本传统知识分子都以会背唐诗,能认识汉文为荣,但是这个土肥原汉学方面的素养还有待于加强。
在1935年,土肥原配合日方的军事行动,想不通过武力就能扩展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有一天他去见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展开威逼利诱的攻势,
土肥原坐在张廷谔桌子的对面,并阴险的玩弄着象牙制的骷髅头的袖子上的纽扣,这个所谓的研究中国人心理的专家,好像对于怎样对付中国人胸有成竹。他这种看似心不在焉的举动,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威吓。

土肥原充分发挥日本人不要脸和蛮横无理的作风,对张廷谔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将切腹自杀,我不能失败回总部”。
作为军人的市长张廷谔也毫不示弱的马上回应:“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我除了自杀外也别无它途”。土肥原没想到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会有如此的反应,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市长张廷谔接着对有些发愣的土肥原说:“我们一起来解开僵局,你开抢打我,我同时也开抢打你。如果你同意,咱们现在马上开始,我只希望你别打不中我”。 张廷谔说着拔出枪来。
这可倒好,本来想吓吓这个中国人,没想到没吓住人家,反被人家给吓住。这个中国人够狠。这种中国人是土肥原所不能理解的。
土肥原一看张廷谔要玩真的,马上尴尬的被震住了。

你们日本人不是狠吗?老子今天就给你玩真的。
日本人不是都狠,中国人也不是都熊。中国人的暴烈那是有传统的,从方孝孺到史可法,凌迟扒皮都不怕,老子还怕跟你比切腹吗?
土肥原一看苗头不对,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忙向张廷谔表达“歉意”:“干嘛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慢慢来,我们再把条件研究研究”。
所以作为蒋介石手下的张廷谔,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比他的所谓的“领袖”蒋介石,有骨气多了。
背叛自己民族利益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蒋介石在这点上,比汪精卫认识深刻。

中华民族往往在大难临头,生死存亡的关头,表现出惊人的向心力。这个平时有些散漫的民族,会展现出惊人的能量、智慧与团结。
在九一八事变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也是第一个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一时间,全国各界纷纷发来函电,这些函电无不洋溢着对马的由衷的赞佩,比如:“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
各地群众也纷纷自发组织慰问团,后援会,哈尔滨和北平的学生还成立了“援马抗日团”。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占山在1932年2月24日来到齐齐哈尔市,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并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坚定的抗日英雄忽然成了汉奸——这个转变太突然,也太出人意料了。其中的原因仍旧是个迷,但是从种种迹象上看,这次很像是“诈降”。比如马占山的家眷仍然在黑河,还有马的种种表现。
后来马占山也偷弄了大量的日军的白银和物资,逃出来后继续抗日。
但当马占山一开始和日本人“合作”时,全国人民马上一片声讨。马在黑河的卫队和学生军还抄了他的家。
马占山的儿子也给老爹写信说:你如果抗日,你还是我爹,但是你要是当汉奸,就别怪儿子不孝了。
马占山接信后,彻夜未眠,一边烧鸦片烟,一边对灯落泪。

一天夜里,烦闷的马占山独自出去散步,偶然听见两个内卫士兵谈论他说:这老头子投降了,他妈的,他也投降。
马占山治军很严,也很受士兵的爱戴与尊敬。当他亲耳听见自己手下的士兵,在私底下这样骂他时,可想而知他内心的感受。他强忍着来到附近的一所关帝庙里,失声痛哭起来。这种身经百战,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可不是为一点事就哭天抹泪的女人,能够痛哭,可见他内心的压抑与挣扎。
所以当汉奸的后果,往往是众叛亲离,准备好自己的八辈祖宗都跟着挨骂,对于很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不小的痛苦。
当汉奸,不仅是舆论层面受谴责,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干掉。
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才使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传承,绵延几千年,香火不断。而其他的几大文明都因外敌的入侵而消亡。
谁敢在民族大义上越雷池一步,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蒋介石几乎始终没有完全关闭和日本妥协的渠道。因为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就有很多蒋介石的“线人”。
其中有一个线人是蒋介石“钦点”的。这个人就是唐生明,他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唐生智的四弟。
唐生明给人的表面印象就是“花花公子”。家里有钱,喜欢去“夜店”和各种娱乐场所。据沈醉回忆,唐生智为了夜里不让这个纨绔子弟式的四弟出去“鬼混”,就用自己的床堵住门口,然后让唐生明睡在屋里。
可是唐生明等大哥睡熟后,偷偷的从唐生智的身上跨过。唐生智的这招算白费了。
唐生智在国民党的的资格极老,所以从蒋介石到戴笠都买唐生智的面子。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大哥唐生智这颗“大树”,唐生明在国民党内,也算的上手眼通天的人物。
在某天,和唐生明关系不错的戴笠,用很慎重、认真的语气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指蒋介石)同我讲过好几次,说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合适。这真不简单,校长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

戴笠的这些话,使唐生明有点飘飘然了。
不过,众所周知,卧底可不是好做的,尤其是蒋介石能“钦点”的卧底。这也能够说明这次卧底任务的重要性。一般的情报工作,直接就由中统或者军统做了。哪用得着蒋亲自过问。
就在这次和戴笠谈话后的第二天,唐生明就被蒋介石亲自“召见”。引述一段唐生明将军的回忆录,来详细看一下他们两人见面的情形。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两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打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
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后,便说:‘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你了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我的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玩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注:唐生明是黄浦四期,所以称蒋为校长)。’他听了马上很严肃的说:‘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商量一下。’
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是想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说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边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让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
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从这次召见的过程可以看出来,蒋介石给足了唐生明的面子。其实这差事除了唐生明外,还真没有很合适的人选。

因为到上海打入汪伪政权的人,必须有一定的位阶、一定的分量。如果只是个小喽啰,到上海后,没人理你,你也打不进去。
另外,必须和汪伪政府里这些人熟,熟人好办事。“熟”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入核心,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也只有熟,才能有效的策反伪政府里的中间分子。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执行这种任务的人,必须尽量能降低汪伪政府的怀疑度。就是说这样的人“投诚“时有说服力,让别人不感到特别的意外。这种“素质”唐生明也具备:唐当时的公众形象就是“公子哥”“花花公子”,吃不了苦受不了罪,特喜欢物质享受。这种人从艰苦的后方跑到繁华的大上海,好像完全在情理之中。
所有的这些条件,唐生明都一样不落的全部具有。对蒋介石戴笠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唐就好像为这种任务而生。
唐生明头脑也不错,在得到这份任务前,明确要求不做戴笠的下级。因为他知道,一旦当了戴笠的手下,以戴笠的心狠手辣和军统内残酷的惩戒制度,工作稍有不到位,结局往往会很惨。
戴笠满口答应。在唐生明去上海前,还明确的告诉唐:“你在上海的用钱不加限制,缺钱就给我打电报,要多少给多少。在生活方面,越腐化越好,这样才能使别人不注意你,而且也和汉奸容易打成一片。”
就是说,不怕唐生明花钱,而是怕唐不花,不玩,不花天酒地。
唐生明感觉到这种任务除了危险外,还有很爽的一面。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疯狂的玩一把。真是把自己的爱好与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了。
你的爱好也恰好是你的工作时,你的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这就话好像也很适合唐生明。
戴笠在最后还半开玩笑的对唐生明说:“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任何人向校长去告你也没有半点问题。只要让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
这活真够爽的。
在接受任务后,唐生明并没有立即去上海。
为了把这出戏演的更逼真,由戴笠的情妇张素贞先到上海,然后散布消息,说唐生明受不了后方艰苦的生活条件,准备来上海云云。这样一来,唐生明去上海的举动就显得不是太突兀了。
做情报人员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任何事物有种神经质般的怀疑与谨慎。所以即使唐生明在外人看来,很符合他个人行为逻辑的举动,也没有完全避开汪伪政权情报机关的怀疑。
汪精卫手下的大特务头子李士群,从唐生明一来到上海,就对唐展开了频频试探。
他整天陪着唐生明玩,喝酒,当然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也不是为了玩而玩。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在与唐生明的谈话中找到破绽。所谓酒后吐真言,喝醉的状态下,最容易把内心的秘密讲出来。看来做秘密工作的人,有好的酒量也是很重要的。顺便说一下,周恩来的酒量就很好,连在高级将领中很有酒量的许世友都和不过他。
专业的秘密工作训练,其中常常有一个项目,就是在极度受辱的状态下,能保持理智和平静。因为人极度屈辱后愤怒的状态极像醉酒,都是情绪失控的状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经验:人在极度愤怒或者酒醉时驾车,车祸的比率会平时高很多。
所以情绪失控的状态,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大忌。“一个情报工作者连梦话都不能说”,这不应该仅仅是夸张。
唐生明表面是个什么都满不在乎,只喜欢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但是在骨子里,他却有心细如发的一面。并且还很有些酒量,所以对于李士群的试探,他都应付自如,并且有时还假装喝醉,把一些编好的假话当成“酒后的真言”说给李士群听。
这样一来二去,特务头子李士群很自信的下了结论:唐生明这小子好像没什么可疑的。
在加上唐生明和汪伪政权里的大红人周佛海,陈公博等以前就认识,和周佛海还是湖南老乡。所以在上海见到后,自然谈的很是投机与自然。

在和这些人见面后的第二天,汪精卫夫妇就下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并且有李士群夫妇作陪。从这种接待的规格,也可以看出唐生明的地位非同一般。
汪精卫曾做过黄浦军校的党代表,唐生明又是黄浦毕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师生关系。一见面,汪精卫也以这种关系套近乎,并兴奋的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浦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因为坐在旁边的李士群以前不认识唐生明,所以汪精卫就当着李的面,谈起了他与唐生明大哥唐生智的关系如何之好等等。汪精卫和唐生智都是最老牌的国民党,在一起共事很多年,所以他们之间肯定相当的熟悉。
李士群一看,连自己的主子汪精卫,对唐生明都这样的亲热,他自然也不敢怠慢,对唐就显得愈加的殷勤起来。

汪精卫除了外形,口才在国民党内绝对是一流,在席间他自然免不了吹嘘一下自己的“反共建国”谬论,还有自己当“汉奸”的理由。我引述几句汪精卫的话,看看他的谬论怎么“谬”法:“救国都是一样的救,只是个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指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土地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有什么干不得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长的很漂亮,说得话也很漂亮,但是干得事却不“漂亮”。汪精卫就属于这样一类人。
这个有“亚洲第一美男”之称的男人,据曾经在他身边干过的高盛武回忆,汪精卫在五十多岁时依然风度翩翩,看起来像三十多岁,他身边的老婆陈璧君,经常被别人误认为是他妈。
唐生明对于汪的这些话,只是点头。在酒席宴的最后,汪精卫想让唐生明先做他所谓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并表示具体的工作以后再慢慢商量。而唐生明则装作不太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在上海只是想住下来而已。汪精卫也不急着逼唐生明马上给他做事,他同意唐生明先在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多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就这样,唐生明的最初的一切都如计划的那样顺利。汪精卫还特意让周佛海给唐生明在上海准备了房子,和一辆新式的轿车。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开头完全像计划的那样顺利,但唐生明在上海下一步工作,就和原计划有了巨大的不同。谁也没料到,接下来的事情以任何人都没预料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日期:2009-07-13 16:32:52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份“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名单的一部分如下:
军事报告:蒋中正
政治报告:汪兆铭(汪精卫)
工人运动报告:陈公博
宣传报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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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李敖曾说过:难怪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做那么好,原来毛泽东在国民党里时,就是宣传方面的专家了。
有些史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感: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曾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场,并就当时中国的不同的方面,向国民党的全国代表们做报告。在那时,也许没人会预料到这些作报告的人,在历史的坐标中的位置会如何。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当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前,在担任这项职务的不是别人,而是汪精卫。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是毛泽东的前任。
所以汪精卫对于宣传的力量,还是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因此,在唐生明和汪精卫见面后不久,南京和上海的敌伪报纸,都在第一版刊出了这样一条主要新闻,标题是:
“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会要席”
这条新闻的内容全文是:
“中央社讯:国民党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之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道,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有如风起云涌。倾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悉唐生智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事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问关来京。汪主席赐见之余,甚为欣慰,且深至嘉许,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这条消息登出不久,唐生明就接到了一份伪政府的一份特任令。
而此时在重庆的戴笠,也迅速的反应,在重庆的《中央日报》上,以唐生智的名义,连续十天以特大字在头版刊出《唐生智启事》:
“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通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一唱一和,戴笠配合的还算到位。但就戴笠的工作能力而论,还是比较强的。这也是他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原因。

不过唐生明在上海过的并不愉快。汉奸,在国人眼里,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日本人的走狗”,但在日本人眼里,也许连狗都不如。
日本顾问的骄横跋扈,盛气凌人,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摧残打压,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蛮横态度。唐生明对这些都深有体会。
有一次,在苏州附近一处封锁区的检查口,这些野兽日本兵,在检查行人时,还不忘对我们中国的妇女,肆无忌惮的调戏侮辱。
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那么多人,这些日本人的兽欲,竟毫不避讳的在这些中国妇女的身上发泄着。

连旁边站岗的伪保安队的士兵们,都看不下去了。我相信,没有一个还有点血性的中国男人,能忍受这种侮辱:看着这些日本人这样侮辱自己的同胞姊妹。
他们强压着心中熊熊的怒火,走上前去,向这些日本人讲情。这些日本兵那会把这些“伪军”放在眼里,马上发怒,对这些“伪军”辱骂殴打,这些还算有些良心的中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妈的这些日本兵也太不是东西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在冲突的过程中,一个伪军的枪走火,射穿了一个日本兵的手掌。凶残的日本人把这些反抗的中国人全部干掉。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真他妈的成了金枝玉叶,他辱你杀你理所当然,你稍有反抗,就会被赶尽杀绝。
日本军官仍不算完,还吵吵嚷嚷的闹到办事处来。恰好李士群不在,唐生明不得不出面应付。说了很多,这些蛮横的日本人仍不满意。非要唐生明道歉。

唐生明实在忍不住了,真想痛痛快快的和这些日本人干一场,在旁边的翻译看出了他的情绪变化,连忙暗暗的劝他要忍耐,好汉不吃眼前亏。
唐生明不得不忍着内心极大的愤怒和屈辱,面带笑容的对这些日本军官说:“我×你娘,我×你八辈祖宗。。。。。。”幸好日本人没带翻译,而现场的翻译是唐生明的。翻译当然不敢翻过去,只好自己瞎编了几句,把这些日本人给糊弄走了。
唐生明这么一个爱玩,爱闹的花花公子式的人,都忍受不住这种屈辱,每当遇到类似事件,他都忍不住自己回家偷偷哭。
但是唐生明也许没想到,真正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句俗语用来形容:长时间重复的做一件事时,错误和疵露就再所难免。
做地下情报工作也是如此:做的时间越长,暴露的比率也会越大。
尽管唐生明伪装的很好,对某些事的处理也比较恰当,但还是露出了些马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某种程度上的“暴露”,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还以一种让人哭笑不得方式,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看一下唐生明这次称得上“刺激有趣”的经历。

约在1941年的冬天,唐生明和李士群在苏州忙着搞所谓的“清乡”。在某天的夜里,李士群忽然得到上海方面的报告,李接报告后,连夜回上海。
从李士群的反应,我们可以猜测出上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件。
原来是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破获,并且区长陈恭澍被抓。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唐生明并没有特别的担心,因为唐生明不是严格的军统成员,虽然和上海的军统有过接触,但是次数很少。军统的组织名单或者别的资料上,都没有他的明确的记录,李士群的特务机关应该找不到他汤唐生明的头上。
唐生明想的不完全错,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凭在军统搜出来的一个电报的内容,李士群就判断出这个电报肯定唐生明发的。
为什么光凭电报的内容,李士群就断定这个电报一定出自唐生明之手呢?因为这个电报的内容太“特别”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报的内容,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它“特别”。

电报向重庆方面建议说,希望以后不要在上海等地,再去暗杀个别的日本官兵了。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并举例解释了为什么说这种做法得不偿失。比如军统在上海的愚园路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马上展开疯狂报复:立刻把这个区严密封锁,并逐户搜捕所谓的可疑人员,使得成千居民受连累。日军还杀了几十个无辜的老百姓。
使居民的生活严重受到影响,因此产生了对重庆政府的不满和埋怨。电文最后对重庆政府建议,不要再在沦陷区搞这些零星的、意义不大的暗杀,免得失去民心。
那为什么说这份电报特别呢?因为它的内容,完全不是在上海的军统特务的语气和观点。因为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这种暗杀非常的热衷,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活难度不大,功劳却不小,属于“风险小,收益大”,举双手赞成还来不及呢,哪还能反对。至于普通老百姓遭不遭殃,则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
并且电报的语气,完全不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语气,而是朋友之间平等对谈的那种感觉。
这种种的迹象,使李士群确定,这份电报只有一种可能:是唐生明写给戴笠的。因为唐生明才与戴笠有这种交情。
唐生明在李士群回上海的几天后,忽然接到李士群的电话,要唐带上他的妻子马上连夜坐火车回上海。唐生明的心里咯噔一下,他连忙问李士群有什么急事,李简单的说了句:“你来了就明白了,电话里不便多谈”。

唐生明判断:不好,一定出事了。
在异常的忐忑中,唐生明夫妇所乘的火车在天亮时抵达上海。
在车站等他们的是李士群的亲信傅也文,这个人在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里是有名杀人魔,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当然,因为唐生明的地位,他平时对唐很是客气。但是此时他对唐生明夫妇一反往常的谦恭尊敬,而显得冷冰冰的。
这时,唐生明家里的司机,也开着车来接唐氏夫妇。

唐生明打算先回家看看,但是这个傅也文却说“李先生在等你们”。这明摆着是软性的绑架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们了。
很多的时候,人类之间重要的信息,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眼神,动作,还有脸上的表情,也就是外国人说的“body language”来传递。
所以不用过多的语言,单从这个傅也文的“baody langage”上,唐生明就预感到自己已经身处险境。
坐在车里的唐生明,心里很明白: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听天由命了。
汽车一直驶入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也就是李士群的老巢。
唐生明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时,发现戴笠的情妇——张素贞也在。李士群好像正在问她些什么。唐生明强压住内心的忐忑,故作镇定的像平时一样,先同李士群开玩笑。但是李士群没接茬,而是劈头就谈陈恭澍的被捕,并且用责怪的语气说,唐生明已被怀疑和此事有牵连。
唐生明连忙辩解说,自己过去确实和戴笠是朋友,但现在并没有替戴笠工作,也没向李士群和汪精卫隐瞒什么。这次李士群好像不再相信唐的这些解释,他叫人把陈恭澍押过来,和唐生明当面对质。
只要陈恭澍一承认唐生明和他有关系,唐生明就会立即被捕。
此时的气氛紧张的好像凝固了一样。
陈恭澍被带来了,而唐生明此时一言不发的坐在旁边,听李士群审问陈。令唐生明稍微有点安心的是,陈恭澍并不承认唐生明和他有关系。
唐生明不失时机的大声说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承认和戴笠是朋友”。这是明显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承认和戴笠的朋友关系。因为仅从那份电报上,李士群也能分析出这个结论,要是不承认这点的话,反而欲盖弥彰,让李士群感到他还有很多隐藏更深的秘密。
唐生明这一招果然奏效,这就是间承认那份电报是他发的,但只是朋友之间的建议而已。并且电报建议的内容,对汪伪政权来说是很有利的:不让重庆政府乱杀日本人,这可是汪伪政权求之不得的事。
并且除了那份电报外,再也没找到和唐生明有关系的证据。
审问陷入僵局。李士群让人把陈恭澍带下去。过了一会,好像无计可施的李士群对唐生明说:“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汪先生有电话来,叫我把你们送到南京去见他,你当面去和他谈谈吧!”。
失去人身自由的唐生明夫妇,只好任由他们摆布了。他们又马不停蹄的连夜被“押上”去南京的火车。但是有点奇怪的是,李士群对于唐氏夫妇的态度,好像又有点变的软化起来,并且李也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唐生明夫妇,还有张素贞一起去南京。
折磨一个人最好的方法,不是一刀砍了他,而是让他活着时一刀刀的“凌迟”他。从精神上折磨一个人最好方法是:让你绝望时看到希望,然后再把你的希望变成绝望。就是反复的吓你,但不吓死你。
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某个人被邻居告知,自己的两头牛死了一头。这个人听后悲痛的大哭,哭了好久,好不容易情绪稍微缓解了一点,想不到这个邻居又对他说了一句:你的另外一头牛也死了。
这就是用惊吓和痛苦反复多次折磨人,这样最痛苦,也最令人难以忍受。
唐生明也被这样反复的惊吓,先是在李士群的特务总部。但是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即将到来的在南京这次。
车刚抵达下关,唐生明发现几个佩参谋带的日本军官,向他们这个车厢走过来“迎接”他们几位。唐生明的心好像被浇了一瓢凉水,他最害怕和日本人打交道,因为日本人的凶狠残酷他是再熟悉不过,落到他们手里,不死也会被扒层皮。并且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就没有人能够救他了,即使是汪精卫。
旁边的李士群看到这些日本人也有点发懵,因为在原计划里,没说日本人来接他们。李士群的不安更加剧了唐生明的恐惧。
此时他有点“恨蒋介石和戴笠,不该把我派来,也有点后悔,为了贪图享受,连性命也就此可能送掉”,这是唐生明回忆录的原话,我觉得非常真实,他没有谈自己怎么视死如归,怎么临死不惧等等,而是坦率的说出自己的感受:恐惧和后悔。
日期:2009-07-17 21:38:01

唐生明坐在日本人的汽车上,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他现在的处境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群”。
人在清醒的状态下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在精神上往往是最痛苦的,那些视死如归的英雄毕竟是少数。很多的死刑犯在被行刑时,经常会发生四肢抽搐,尿失禁等,这是在极度的恐惧的状态下常有的生理反应。所以在台湾等地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对死刑犯实施死刑时,往往给他们注射麻醉针。在历史上,被砍头的人也往往喝得烂醉。这些措施就是把人清醒的意识给“麻醉掉”。从而缓解在面对死亡时精神上的恐惧。有的死刑犯还会使用精神药品。

这些措施也可以反证:人在清醒的面对死亡时,内心会有怎样的煎熬与痛苦。
而坐在日本人车中的唐生明,正处在这种煎熬中。
车一直开到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车后,这几个日本军官带着唐生明先去总参谋部。这鬼地方对唐生明来说简直就是“阎罗殿”。
由于唐生明的地位,日本高级军官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市川中佐三人已经在早早的等着唐生明。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唐生明的意料之外。
这几个日本军官异常客气的过来和唐生明握手、寒暄,对唐生明热情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他们看出了唐生明的不安和恐惧,于是便“亲切”地安慰他,让他不要害怕。并且还连声的称赞唐生明,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唐生明有点发懵。
都甲对唐生明说:“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接着都甲表示非常欢迎唐生明来南京,但是可惜的是没有让他们早点知道(废话,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们这些小鬼子知道),还说一定要尽力支持唐生明的工作。并把唐生明和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负责保护,并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南京政府绝不敢为难唐生明,如果敢的话,一切由他们日本人给负责出头。

这哪是受审,简直是开欢迎会。日本人是不是吃错药了。
唐生明实在猜不出日本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怕这是狡猾的日本鬼子耍的阴谋诡计,来套他话,所以一直没敢做正面答复。
谈了一会,他们看出了唐生明的顾虑,于是便没有再勉强唐生明,而是带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河本除了重复了都甲的那些话外,还更坦率的说:“我们以为找不出方法,所以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他越说态度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的恭维了一番,并反复的对唐生明说了好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绝没有打算要长期占领,我们应该很好的合作起来一起反共”,接着,河边还说要经常派人和唐保持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的安全。

唐生明一开始真是有点发晕,和自己原来预料的太不一样了,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不一样。为什么日本人要这样对待自己?
在和河本的谈话中,唐生明渐渐了解到,河本对他那份电报里的建议很是赞赏:就是向重庆方面建议,不要再暗杀个别的日本官兵,因为唐生明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
唐生明慢慢明白了,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且希望通过他能和蒋介石对话。这种特殊的关系此时成了唐生明的保护伞。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政治。
唐生明因为对日本有“特殊的价值”,所以好像马上就成了日本人的贵宾,日本人对他好像比对汪精卫还在乎。
唐生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否认和蒋的关系,也不便立即承认这种关系。所以他对河本说:“我对重庆方面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日本人此时也是见好就收,没有再步步紧逼唐生明。
河本随后还陪唐生明去见了总司令炠烟俊六,唐生明在苏州时见过这个炠烟俊六,不过这次见面,这个日本人比上次还要客气很多。他重复了河边的话,并勉励了唐生明一番。河边招待唐生明吃过午饭后,把唐送到了招待外宾的地方住下来。
唐生明的这番经历真是有惊无险,又极富戏剧性。
这样一来就使汪精卫的处境很尴尬:日本人之所以对唐生明如此礼遇,可见蒋介石在日本人的眼里还是最重要的实力派,日本人可以完全不理会汪精卫的意见和感受,而希望直接与蒋介石联系。
本来唐生明一被李士群查出来和重庆方面有电报联系时,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还有陈公博都建议汪精卫要严办他。这下可倒好,唐生明刚到南京就被日本人先接去,并且奉若上宾,日本人这招一出,没人再敢对唐生明怎么样了。
李士群的“嗅觉”很灵敏,日本主子的态度他迅速的察觉到,于是对唐生明变的比以前更加恭敬和亲热了。

唐生明也很及时的把发生的一切上报重庆方面,并说明了日本人希望合作的态度,这使蒋介石和戴笠大喜过望。
戴笠马上复电,对唐生明的“表现大大赞扬一番”,并说他“不负校长重托”,而且唐的表现“超过”了蒋介石和他期望。戴笠在电报里还“很慎重”的传达了蒋介石对唐生明的指示:让唐“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并提醒唐生明先不要承认代表什么人,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
从戴笠的这份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政治操作十分老道,既不放弃与日本人的妥协管道,又极力撇清自己与日本人直接发生关系。蒋介石的政治智慧显然比汪精卫要成熟的多。
于是很奇怪的局面出现了,在蒋介石喊着要“坚决抗战到底”时,他的代表——虽然蒋没公开承认——唐生明却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和优待下,长期比较“享受”的在日本占领区公开活动。

驻上海的的日军司令部,还专门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到唐生明的家中担任联络和保护的责任。松井每天早上去唐生明的家里,然后晚上离开。
现在唐生明被日本看做蒋介石的代表,所以他可以公开和重庆方面联系,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了。唐生明把藏在郊外的电台“明目张胆”地搬到自己家的三楼,在松井的面前大大方方的和重庆联系。
本来唐生明住的那个地区要轮流停电的,这样一来肯定要影响电台的使用。松井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转告日军驻上海的司令部,司令部也立即下令电力公司:唐生明住的那个路段不准再轮流停电。
住在唐生明附近的他熟人,知道这一情况后,都常常和他开玩笑说,沾了他这个重庆代表的“光”了。不仅如此,唐生明在其他方面也得到了日本人的“特殊优待”。
当时的上海煤、米还有汽油等物资非常紧缺,即使拿钱也不一定买到。自从松井住到唐生明家后,日军司令部对唐生明实行“特供”。并且“特供”量还很大,唐生明自己都吃不完、用不尽,于是经常拿出一些去周济别人。这种待遇连当时在上海的很多大汉奸都眼红。
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
在大后方异常艰苦异常的生活条件下,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中,唐生明却在上海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这个松井在和唐生明的接触中,还建立起了不错的交情。唐生明也利用这种关系解救了很多的人。比如几十个被抓的军统特务,都是唐生明利用和松井的这层关系保释出来的。另外还有几个被日本人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也是唐生明经过松井的活动,才免于被杀害和虐待的。
松井和唐生明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日军投降。在松井告辞时,由于唐生明对松井的保护还有帮助,心存一份感激,便想回报松井一下。当他得知松井想早一点回日本时,便通知上海港口司令、军统大特务谢灏龄把松井安排到第一批遣返的日本人中。
这个日本长崎人松井——一家人被美国的原子弹统统炸死——和唐生明居然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感情,在动身的时候,还和唐生明一家依依不舍。
“我们私人之间毫无恩怨,但是由于战争我们不共戴天”。这永远是人类的悲哀与尴尬。
总之唐生明在上海的日子过的很爽,他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还顺便借日本人之手,干掉了大汉奸李士群——这个让戴笠都很头疼的日本人的“走狗特务”。
有人说,李士群就是汪伪政权里的戴笠。因为他们两人的手段,职务,风格等等都有相似之处。李士群在日本人的眼里也很红。
由于这些原因,戴笠一开始曾想让唐生明策反李士群,因为凭李士群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要是能给重庆方面办事,无疑会事半功倍,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
但是唐生明经过和李士群接触,并在旁敲侧击的试探后,发现想把李拉过来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李士群曾经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工作过,那段工作经历对他来说很不愉快:地位低,人事关系也少。各方面远不如当时同样在中央党部工作的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但是自从为日本人办事后,李的地位急速上升。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这些原来高高地在他之上的人,地位忽然跑到他下面去了,这种感觉对他来说显然很爽。
他对日本人的知遇之恩,也是感恩戴德,忠实的替日本人卖命。同时,很多中统和军统的特务都死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觉得选择和蒋介石戴笠合作的话,日后难免不会受到报复。
所以对李士群来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了。
唐生明花了几年的功夫争取李士群,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只有一个选择:干掉他。这是蒋介石和戴笠最后的决定。
一个政权或组织想杀一个人时,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被杀的人无权无势,属于草根级的,那么这种个体的人对被杀的命运,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这种情况可以描述为:政权或组织vs个体的人,结果是个体的人毫无胜算。“拉什迪事件”就属于着这种情况。
英国作家拉什迪在他的小说《撒旦的诗篇》里,有对默罕默德的讽刺描写,所以激怒了伊斯兰世界,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宣布,拉什迪的小说亵渎了《古兰经》,并号召穆斯林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
这种精神领袖在伊斯兰世界中,甚至比政治领袖更有影响力,当时的伊朗政府也下达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这下可惨了。拉什迪的处境就是,个体的人vs组织或政权,他就像一个任其宰割的羔羊,毫无反抗能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境遇恐怕是每个人最可怕的噩梦之一:被一群无法摆脱的人追杀,无处躲藏。
拉什迪赶紧道歉,可是没用,你小子早干么去了,晚了,现在非干掉你不可。

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调动大量的警力来保护拉什迪。拉什迪的个人生活也完全改变,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无数次的黑夜中,他都会在噩梦中惊醒。这种几乎每天都可能是末日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
一个日本人仅仅因为翻译拉什迪的这部作品,就被干掉。意大利和挪威的翻译者也险些被暗杀。
所以,如果仅仅是“个体的人vs政府和组织”这种暗杀角力,个体的人注定被干掉。
另外一种情况是,被杀的人隶属于另一个政权或组织,这种人杀起来相对来说就不容易了,尤其是被杀的人在另外的政权和组织中还是高层人物,这种暗杀角力实质就是“组织或政权vs组织和政权”,这种人的安全就比较有保障。
比如美国暗杀萨达姆,就是这种“组织对组织,政权对政权”角力,因为被暗杀的对象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和暗杀者对抗。
所以个人的力量只有通过组织,通过团体才能变得大,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力量毕竟极其有限。
暗杀李士群,就不再是“组织或政权vs个人”,而是“组织或政权vs组织或政权”。所以李士群不是那么好杀的,即使李被杀,汪伪政权和日本人也会展开疯狂的报复,使很多中统和军统人员,甚至很多普通的无辜老百姓遭殃。
唐生明苦苦思索着干掉李士群的最佳方法。
日期:2009-07-20 17:21:36

英国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他被一些人誉为“看过世界上所有历史书的史学家”。我也挺喜欢他的作品:深刻,有洞察力,博学。确实是世界上一流的史学家。
但我老是觉得,他的知识上的短板仍然是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太悠久,太庞大,太复杂。就像辜鸿铭对一个西方的哲学家说:当我们的民族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文明时,你们还居住在洞穴里。
虽然有点阿Q,但也未必不是实情。
所以要想看人类史上最智慧,设计最巧妙,最复杂的权谋斗争,只能来中国。因为中国的权谋技术世界一流,什么瞒天过海,借刀杀人,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什么易经八卦太极,把人类的权谋斗争发挥到极致。
有很多和西方人接触的中国人,经常埋怨这些老外是“一根筋”。好像我们的思维是多维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单维的,所以西方人的思维适合搞科学技术,而中国人的思维更精于和人斗。
要找一流的科学技术,也许只能去西方。
要找一流的权谋技术,那你只能来中国。
正如一个攻入伊拉克的美军士兵感慨到:幸亏领导这场战争的是萨达姆而不是毛泽东,萨达姆不会跟我们玩地道战,玩游击战,要是换作毛泽东的话,也许战争才刚刚开始。
唐生明在寻找除掉李士群的最好方法时,也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善于权谋的特点,设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局: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即所谓的借刀杀人,三十六计之一。
在所有的设计师中,这种“计谋设计师”的工作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因为这种工作的实质是针对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动物。有时比狮子老虎都难对付。
唐生明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觉得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是除掉李士群的最佳选择。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为什么说有可行性呢?
我们需要厘清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就像把一副“人际关系地图”铺开,看看谁和谁是交情好,谁和谁有矛盾。因为有矛盾,才有分化和反间的可能。
首先说一下唐生明和周佛海的关系。
我们上文中提到唐和周原来就认识,并且还是湖南老乡。但是最重要的是:周佛海暗地里还是戴笠的人,和戴笠有联系。就是说唐生明和周佛海都是重庆方面的人,不过是一明一暗而已。
一天,周佛海邀请唐生明到他家,然后神情异常紧张的让他老婆坐在门口,并特别叮嘱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他把唐引进到自己抽烟片的一个小房间里,周佛海好像有极其重要的事想跟唐生明说,但是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恐惧,竟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
唐生明看他这样,便单刀直入的问道:“是不是为了木子(唐生明和周佛海私底下对李士群的称呼)的问题?”
唐生明这么一问,周佛海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因为他没想到,戴笠就李士群的事也和唐生明讨论过。他还以为戴笠只跟他一个人聊过此事,而他想不出该怎样除掉李士群,所以才请唐生明来商量一下。

没想到人家唐生明早就知道了,他知道戴笠和唐生明的关系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从此之后,周佛海和唐生明便常常在一起,密谈怎样干掉李士群。
唐生明把自己借刀杀人的构想告诉周佛海,周经过认真考虑后,觉得这确实是上策。并积极研究怎样具体实施。
既然想“借”日本人的“刀”,就必须找出日本人和李士群的矛盾,然后加以挑拨,使之激化,这招“借刀杀人”才能奏效。 想来想去,周佛海想到了两个关键人物可“盘活”这局棋。
日期:2009-07-20 22:05:53

这两个关键人物是谁?
一个是周佛海的亲信熊剑东。熊时任所谓的税警总团副总团长。

另一个是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
之所以选这个冈村,是因为李士群一向和宪兵队有矛盾。周佛海瞅准时机,指示熊剑东在冈村的面前,猛说李士群的坏话。
因为这个熊剑东和冈村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冈村原本就和李士群的关系很不好,还有冈村调到上海后,李士群的态度很傲慢,对冈村也不如以前那样恭敬,这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都给周佛海的“借刀杀人”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这个熊剑东“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的功夫,还是非常有水平的。李士群被这种人算计也真够倒霉的。
熊剑东在冈村面前不断“吹风”,说李士群对宪兵队如何不满,工作上如何想方设法与宪兵队争权力。尤其是说到李士群怎么看不起冈村时,这个性格暴戾,凶残无比,而又头脑简单的冈村,不由恨得是咬牙切齿,发誓非要除掉李不可。
熊剑东还嫌这把火烧的不够狠,于是又来了个“火上浇油”:他故意劝冈村不要这样做,说李士群负责特工多年,表现不错,很受日本总部的信任,这就等于是委婉的说,李士群很红,恐怕你冈村也未必能惹得起。
刚才冈村的愤怒的情绪虽然已经很高了,但是还是九十九度,可是熊剑东的最后这几句话,把冈村的愤怒给“烧到”了一百度,冈村彻底“沸腾”了。他暴跳如雷,好像和这个李士群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似的。
熊剑东的激将法用的火候和力道真是炉火纯青。

这个世界上有我冈村就没有李士群,有李士群就没冈村。
李士群做梦也没想到,他辛辛苦苦给日本人卖命,但是在日本人的眼里,他不过是条狗,看不顺眼就干掉。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熊剑东原来就是个军统的特务,所以对于“怎么把人给弄死”这种事,办法不仅多,而且狠。他称得上这方面的专家里手。
于是他向冈村建议,除掉李士群的最好方法是下毒。
冈村完全同意熊剑东,但是到哪才能弄到合适的毒药呢?这种毒药最好无色无味,因为要对付的李士群,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仅警惕性高,李这方面的知识经验也是很丰富的,稍有考虑不周之处,就会露出马脚,以致前功尽弃,打草惊蛇的后果是很糟的。另外,毒性也必须够强,如果毒不死,之后的局面也是很难处理的。
想弄这种毒药,只能找戴笠。

戴笠那里就像海龙王的百宝箱,各种杀人的,破坏的武器、药品,他一般都有。这些东西有的还属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戴笠在这些特工的技术和工具方面,还是很注意紧跟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比如当时他秘密聘请美国特工专家雅德礼来重庆,帮他训练军统特务。
这个雅得礼,教这些军统的特工怎么破解密码,怎样制造破坏用的武器,比如燃烧弹铅笔。这种铅笔的外形和普通铅笔完全一样,但是只要把笔尖折断,它就可以燃烧起来。在美国新泽西州肯辛顿弹药厂里,一个破坏者就用这种燃烧铅笔制造了一个大爆炸,直接导致损失500万美元。难得的是这种铅笔的燃烧时间还可以定时。
雅得礼还给戴笠从美国带来一种用来审问的药物。把这种药物注射到被审问犯人的血管里,犯人的状态就如同醉酒一样,会情不自禁的说出真话。
这种药品叫阿美托钠,具体做法如下:(危险!请勿私自模仿使用)
将一克阿美托钠溶于二十毫升蒸馏水中,用针管以每分钟一毫升的速度,把药物注射到血管里,,通常只需注射十到十二毫升的溶剂,角膜反应就会消失。这时就可以停止注射了。
接受注射者必须在五分钟后被叫醒,接受审问。这种药物能使人的推理能力和抑制力瘫痪。所以,如果能将麻醉的程度掌握的恰到好处,被注射者就会真实的回答问题。
我之所以引述这些,是想说明戴笠那里确实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当然周佛海从戴笠那弄到的毒药,也是很“高性能”的:这种毒药不仅无色无味,并且吃下后不会立即死,而是一两天后再发作。
这对投毒者来说真是太理想了,既可以达到目标,又能不当场被别人抓到证据。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李士群来上门“品尝”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1939年,就发生了一起军统参与的投毒案。
军统收买在日本使馆工作的中国人詹长麟,准备用毒药干掉日本驻华大使等几位高官,可是遗憾的是,由于毒量没有掌握好,导致只毒死了一个日本翻译。
但投毒者詹长麟成功逃脱。在前几年,还有记者采访这位詹老爷子,采访时,记者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詹老爷子没有喝一口面前杯子里的水。这是他一个比较古怪的习惯:在生人面前,不喝水。

可见那次投毒的经历,在他内心留下的巨大的阴影。
人的某些经历,会极大的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就像有些法医不吃排骨,有些死刑执行者不敢喝鸡蛋汤一样——因为排骨和解剖时人体的结构太像了,而人枪决时流出来的脑浆,和飘在汤里的“鸡蛋花”非常相似。
这个李士群是个杀人魔,杀人无数,杀人的方法也用的不少,其中当然就有投毒(李士群的很多部下,就是被李毒死的),所以他对这种事,要比一般人敏感一千倍。因为他自己就经常用,所以对于这种投毒的杀人伎俩,可以说是深谙其中种种玄机。
要毒死他,非常难。
周佛海和熊剑东本来想凑宴会来实施,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引起李士群的怀疑。可是很不凑巧,那几天恰好没有宴会。那个冈村可等不及了,看来这小子真是对李士群已经恨之入骨。
没有宴会不要紧。那我就专门请你一个人来吃饭,你还敢不给我面子吗?冈村打定主意,便直接向李士群下请帖。

要说这个李士群的警惕性还是一流的,他知道冈村调到上海了,于是他便离开上海,长期住到了苏州。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可是不可能一次都不回上海吧,恰巧,李士群刚回上海就接到了冈村的请帖。冈村下请帖也是根据“消息”下的,想躲也躲不了
这些汉奸不管所谓的地位多高,在日本人面前毕竟只是条狗而已,“主人”这么给面子,哪敢不赏脸。所以李士群不敢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也是在这个时期,和李士群关系不错的日本人晴山大佐调走了,以后在上海只能靠冈村,所以就更不敢得罪了。
明知是鸿门宴,但还不得不去。
在李士群赴约的头一天晚上,周佛海把熊剑东,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还有自己的老婆杨淑慧找来,一起紧张的研究部署明天投毒的方案。最后决定由唐逸君,还有杨淑慧一起帮助下毒。几个人认真推演了一下具体的投毒步骤。周佛海反复叮嘱她们要小心谨慎。在部署好以后,周佛海马上回南京,以避嫌疑。
第二天,李士群和他的翻译夏仲明终于如约而来。
一进屋,李士群发现客人只有自己一个,原来就很警觉的神经,立刻又绷紧了很多。
此时,唐逸君和杨淑慧也顾不得身份了,她们躲在冈村的厨房里,穿上白色的厨师服,亲自动手。菜式是西餐,这也是经过研究的,因为西餐如果是采取分餐的话就比较合理,这样便于下毒。
这两个女人对李士群“照顾”的可真是“周到”,给李的每道菜,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然后交给日本的侍女端给李士群。

李士群不愧是“资深特工”,警惕和机警是极高的。对于所有的菜,他都有一个不变的、但又很有效的借口:最近身体不好,正在泻肚子。
总之,李士群抱定一个原则,对于所有的菜,一口都不吃。
冈村看到李士群这么难对付,心里很着急,但是躲在厨房里的唐逸君和杨淑慧更急。总不能捏着李士群的鼻子,强往他嘴里塞吧,那样做就太明显了。
该怎么办?
还别说,这个冈村关键时刻还是挺有主意的,他表面上装的很放松,也很殷勤。尽量使自己的举动不表现出丝毫的异常,免得再加重李士群的怀疑。最后,冈村亲自从厨房里端来一份牛排,然后很热情的招呼李士群品尝一下。
日本人亲自端给你,要是不吃,你就太不给面子了。所以李士群这次实在没办法推辞了,只好象征性的捡了点青菜吃下去。
也许李士群没想到的是,剩下的一点毒药全部拌在青菜上了。牛排上的毒量反倒很少。这两个女人把李士群的心理摸的真透!
吃下后,当场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
这个冈村怕李士群回去立即采取措施救治,所以故意弄出些问题和李士群纠缠、讨论,不让他立即离开,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拖延时间,以便李士群的肠胃对“药品”能够充分吸收。

李士群好不容易离开冈村,匆忙回到家里,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做一件事:灌肠洗胃。
在这件事中,李士群所有的应对,不能不说极度的“明智”,要是毒品的量少一点,或者他能回家早一点,也许他真能逃过这一劫。
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这种毒药的“追杀”。
吃完这顿饭,李士群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第二天,李士群登上了回苏州的火车,恰好,唐生明的妻子也在这列火车上,李还把唐的妻子请到自己的包厢里,并有说有笑,表现极为正常。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李士群忽然表现“异常”,昏迷不醒,身边的人赶紧找来中西名医,紧急施救。但好像已经回天乏力了。
到次日上午,李士群暴毙。
但对唐生明和周佛海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杀人计划。各个环节,进展的异常顺利。可以说,以零代价换取重大胜利。难怪后来,戴笠了解了杀李士群的详细过程后,都忍不住对唐生明翘起大拇指,由衷的称赞道:“格件事干得真漂亮”。
而对于李士群的死,汪精卫和大小汉奸们,虽然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连个屁都不敢放。伪政府正式发布的公报里,只是含糊的说李是幻吐泻症不治身亡,并说李是在苏州得的病,而且是在苏州死的。对李士群死前两天,曾在冈村那吃饭的事,只字未提。也不敢提。
按李士群的级别和地位,汪精卫是绝对应该亲自吊唁的。因为以前相同级别的汉奸死时,汪精卫都亲自去,但是这次汪精只派了一个代表。别的汉奸一看,汪都不去,都怕惹事。多半只派代表敷衍一下。

唐生明到是亲自去了,显然是带着“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心态去的,他站在李的棺材旁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这么一个杀人魔王,民族败类,死有余辜。
但对于很多汉奸来说,对李的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辛辛苦苦给日本人卖命,说杀就杀,真是连条狗都不如。
如果回顾一下这次杀李士群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像这样的“零伤亡,零代价”的暗杀好像很少。通常来说,杀掉一个权势人物,往往招致疯狂的报复行为。很多涉案人的和不涉案的无辜者会被牺牲掉。但是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从唐生明的完美的总体构想,到周佛海和熊剑东严谨和周到的具体实施,都是这次“完美暗杀”不可或缺的条件。
所以人类中“最可怕”的类型,不是那种所谓的好勇斗狠,外表凶悍,有体力没智力的人。人类巨大的破坏力,也不是因为体力,而是源于智力和技巧。

唐生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且在国民党高层权力场中摸爬滚打多年。周佛海参加过中共一大,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而熊剑东原来是军统特务。从这三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能如此完美的干掉李士群,也不是事出偶然。
由此可以看出:“特工”的素质,直接能决定“特工”的战斗力和破坏力。
经过训练的特工的能力,有时会超出我们常人的想象。
比如,他们可以用简单的化学药品,调制出威力巨大的炸药。而这些化学药品,都能在市面上很容易的买到。例如他们调制出来的“甲基硝酸盐”炸药,你要是用锤子砸下去的话,能把你的锤子炸裂。

在野外需要火种的时候,他们能用润喉片,糖,防冻剂,或者除草剂把火“制造”出来。因为润喉片里含有氯酸钾,而氯酸钾和糖以一比三的比例混合时,就能剧烈燃烧。
防冻剂的的成分是丙三醇(甘油),把它和糖还有高锰酸钾混合时,也可以燃烧。总之,车辆蓄电池的硫酸,除草剂(成分是氯酸钠)润喉片这些生活中常见物,对于经过训练的特工来说,都大有用处。也许这些东西,经他们一混合,就会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焰。
他们还知道怎样制作密闭的飞机炸弹,知道如何把手枪偷带上飞机。
如果有一天,我们平常人要跟他们玩暗杀与反暗杀的游戏,我们也许无力的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毫无反抗之力。
这也是各种特工组织都会花大力气去训练的原因:用智慧和技术武装到牙齿,才能在人类各种残酷的厮杀中,增大获胜的几率。
日期:2009-07-25 18:24:21

令我好奇的是,毒死李士群的究竟是何种毒药?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存在?因为这种毒药的效能很神奇:吃完后不会马上发作,而是要过一两天。
我翻了大量的史料,并查阅了一些药物方面的书籍。终于找到了答案:这种毒药不是人工合成的,它是用河豚的籽晒干,然后磨成粉末制成。
披露这一细节的,是周佛海之子周之友先生。

河豚虽然肉味鲜美,但是多个部位有剧毒。它的毒素的毒性,甚至是剧毒氰化物的上千倍。其中它身上最具毒性的部位是卵巢和肝脏。在1975年,日本著名的歌舞伎演员东三津五郎,就是在连吃了四份河豚的肝脏后,一命呜呼的。
在从古至今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上,经常出现毒药的身影。
如果只简单的根据毒药的药性快慢,简单的分成三类:
快速见效型。这种毒药见效极快,就是武侠小说里,常说的那种所谓的“五步断肠散”之类的。
中速见效型。如杀死李士群的这种毒药。
最后当然是慢速见效型毒药。这种毒药常见的是汞。就是俗称的水银。当然如果人一次性摄入过多,也会很快死亡。但是汞可以把人“慢慢地,不是太明显的”毒死。如果长时间微量摄入,因为在汞体内很难被分解,所以毒性就会慢慢积累,导致内脏器官严重受损,直至死亡。这种过程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王明就曾污蔑毛泽东,说毛用这种慢性汞中毒的方法害他。因为王明说他住院期间,主治医师金茂岳,给他所服用的药品里有甘汞,引述一段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的文字:
“甘汞不融于水中,而金主任给王明开服的是甘汞水剂,把甘汞与碳酸氢钠、硫酸钠,硫酸镁含溴的药物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变成生汞或可溶性汞盐,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给王明开的甘汞要同与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时虽然相克的药和甘汞不是开在一张药方上,但他告诉王明把这两张药方上的药同时服用。在服用甘汞的过程中,患者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可是金主任仍开原方让患者继续服用”。

当然这完全是王明的想当然的、一方之词。
人类知识的积累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使人的破坏力得到极度的增大。借助于炸弹,毒药,甚至放射物,个人的破坏力大的惊人。
基地组织的成员所制造的爆炸案中,就会在炸弹中加入剧毒的氰化物,把炸弹做成“脏弹”,甚至本拉登还从俄罗斯军火商那里,购买了放射性物质“铀”,不过幸好那个军火商是个骗子,他给本拉登的不过是极像铀的一种化合物。
日期:2009-07-26 18:40:04

这种经常被用来冒充铀的化合物是氧化汞。看来本拉登也逃不过被奸商蒙的命运。
所以在现代社会里,人类之间的斗法,更多的是技术,智慧,法律上的较量,关键是靠智力而不是体力。
本拉登之所以能跟超级大国美国叫板,也不是靠什么武艺高强,飞檐走壁,或有什么武林秘籍之类的。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种人类的争斗方式,也许写的很好看,但一定是扯淡。
和现实中人类的争斗方式完全不同。
一些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和特工,比武侠小说里最邪恶的门派更可怕,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掌握的技术,而具有无法估量的破坏力。
如果追根溯源的问一下,这些特工训练的知识和需要掌握的技术,是从何而来呢?因为这些知识和技术是很高端的,应该是很多顶尖专家的集体智慧结晶。所以掌握这类知识的人应该是专家型的人,这种专家型的人势必是稀缺资源,不会太多。
这种现代的、极具科技含量的科学或者技术领域,一般都发源于西方的发达国家。无论是硬件的设备,还是软件的训练方法和技术。特工的训练也不例外。
即使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负责训练的“总教头”,也是曾经在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服役训练过的阿里?阿卜杜勒?穆罕默德。
也就是说,基地成员绑架、暗杀、和挟持飞机等知识,完全就是美国特种部队所教授的知识(这些在美国部队里叫做“非常规作战手段”)。让我们厘清一下这种知识的传递关系:
美国特种部队→穆罕默德→基地组织成员。
美国人这也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穆罕默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工作期间,他经常把地图和训练手册偷偷从中心拿出来,到金考快印店里缩印,利用这些资料,他写成了好多卷的恐怖分子训练指南——也就是基地组织后来用的训练手册。
穆罕默德的第一批学员里就有本拉登。

难怪基地组织绑架,暗杀,还有挟持飞机的业务素质,之所以那么高,完全是因为他们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属于“同门同派”。
可以说,正是穆罕默德的训练,造就了基地组织的巨大的能量。使得本拉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和强大的美国周旋。
当然,本拉登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本拉登在早年的沙漠生活中,身体一直不错。但是后来因为在山区隐藏和活动,所以山区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的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疟疾是常发病之一。这种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已经极少见的病,在一些环境艰苦的山区野外,依然严重危害人的健康,本拉登也没有幸免。
还有在1988——1989年的严冬里,本拉登和几个同伴被一场暴雪困在车里,几天后才被救了出来,而此时的本拉登险些要死于严重的肺炎。
可见本拉登的生活环境是异常艰苦的。
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通过种种资料,分析出本拉登可能患上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阿狄森氏病。
这种病有一种很奇怪的症状:非常爱吃盐。
本拉登的身上总带着一包盐,每当他感到头晕时就会沾湿手指,然后伸到口袋里沾点盐吃。之所以感到头晕是因为血压低,而蘸盐吃能防止血压降低。
这种病除了会引起血压低外,还伴有体重下降,肌肉疲劳,胃肠敏感,脱水等症状。另外此病还有一个最明显的表现:肤色会变的越来越黑。这一点在本拉登后来的录像中也得到了证实。
所以种种看似简单的表象,经过专家分析后,也许能得到极其重要的信息。
难怪我们的老前辈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人类高层次斗争的本质:上智伐谋。
有句格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是怪物。
也许本拉登在我们平常百姓的眼里,更是个“怪物”——放着舒服的亿万富翁的生活不过,却要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过着朝夕不保的生活。
对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重点是事业,家庭,经济状况,爱情,亲情等,但对于本拉登这种人,也许生活的重心是信仰,理念。
本拉登在接受巴基斯坦记者采访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有几个妻子和孩子?
本拉登笑着回答:我数不清了。
记者接着问:起码有几个妻子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本拉登:我想我有三个妻子,不过孩子有多少已经搞不清了?

所以,动荡的岁月里,政治名人的家庭和婚姻,往往和普通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婚姻和感情方面,他们比普通人更“动荡”与不稳定。婚变和再婚率极高。随便举一些例子。
比如陈独秀和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陈独秀和妻子的妹妹高君曼,关系暧昧,后来陈独秀带高君曼去上海“读书”,也就是私奔,然后两人就同居了。父子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变得很紧张。
在高君曼为陈独秀生下一男一女后,两人的感情又逐渐出现裂痕,最后高君曼带着一双儿女移居南京,自此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陈独秀的感情世界里好像注定不留白。
在和高君曼分手之后,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私立医院里,又遇到了美丽的女医生施之英,当施知道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后,也表现出对陈的仰慕与好感。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倾心,感情也是飞速进展,很快发展到同居的程度。可是好景不长,陈独秀被撤去总书记的职务后,施之英也离他而去,在上海另嫁他人。
1930年,陈独秀53岁,陈独秀隐名埋姓,躲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简陋的楼房里。由于在党内的失势,各方面的待遇自然和鼎盛时期无法相比,甚至温饱都保障不了。显得孤苦伶仃。连衣服都得自己洗。
和他住在同一层的,并且正对门的是一个叫潘兰珍的女人。潘当时只有23岁,曾经被一个小流氓诱骗,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被小流氓抛弃,孩子也夭折。命也够苦的。
由于是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两人很快熟悉起来。
陈独秀告诉潘兰珍自己姓李,是南京人,因夫妻离异而住在这里。潘兰珍一看这个老头也是孤身一人,挺可怜的,于是就常帮着陈独秀洗衣做饭。陈独秀也教她读书写字。并常常天文地理的给潘兰珍猛侃,潘兰珍觉得这个“李老头”不简单,有水平,有气质,对陈独秀也渐生崇敬之心。

不久,两颗孤独的心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陈独秀老树开新花,在寂寞,孤独,失意的处境里,又收获了一个比自己小几乎三十岁女人的爱情。
一般的老男人,很难吸引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女人。但是陈独秀能,李敖能(李敖的老婆也比李敖小三十岁),还有很多有权有势的男人能。
按弗洛伊德的学说,性是人一切行为的动力。而有权力的男人又最容易吸引女人,所以男人对权力的热衷,可以归结为荷尔蒙的作用。
成龙的一个吻,就可以让有的女粉丝晕倒。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女人,在自己偶像的演唱会上兴奋的昏过去。
在机场,还有各种场合,疯狂的追逐明星的,几乎全都是女人。
当年崔健的女歌迷,也曾开房间要对崔健奉献自己的肉体。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可以解释,女人喜欢杰出的男人,因为这些的男人基因往往更聪明,更有竞争力。她们的子宫渴望这些男人的精子。

这是人类学家的解释。
日期:2009-07-28 22:18:39

所以这些杰出男人的“青春期”,要比一般人长的多。
82岁的杨振宁,仍能牵着28岁的翁帆的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李敖对陈文茜说,这是“诺贝尔奖的魅力”。这种年龄差距极大的婚姻,对普通的82岁的老男人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
名人的身上总有一种神秘的光环,而神秘能引发普通人的崇拜,敬仰。崇拜是人的天性之一,原始人就会崇拜。人们往往会把这种崇拜,滥用的各种各样的“名人”的身上。

为什么名人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很难说的清。但是名人身上发生的种种趣闻轶事,无疑是这种吸引力的构成因素之一。
比如,杨振宁和李政道虽同获诺贝尔奖,两人后来却形同陌路,彻底决裂。没人真正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原本关系亲密的两人,断交的如此彻底。他们的美国导师曾经说,多么希望再能看到,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散步的情形。但是两人铁定了“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人喜欢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都塑造成道德楷模,这种情形和两个人的科学泰斗形象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但这也许才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来面目。

有很多人诟病齐白石,说他在老年曾经那么热衷收年轻貌美的女弟子。曾经有一次在聚会上,齐白石拉住新凤霞的手,旁若无人的直勾勾的看着新。
看到这种情形,旁边有人打趣到:您这么看人家,不怕把人家吓跑啊。
这句话好像使齐白石很不高兴,他很不满的回应:我都这么大的岁数了,看看又有什么。
新凤霞连忙解围说:没事,看吧,我是演员,还怕人看?
这种老男人的爱,就像梁实秋说的“老房子着火,一旦烧起来,就会很厉害。”老男人表达起爱意来,就会比年轻人更直接,更热烈,更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幸亏是齐白石这么做,要是一般的老男人这么做,难免被骂“老流氓”“老不要脸”之类的。
康有为在对女人的吸引力方面,丝毫不逊于现代的杨振宁,李敖,陈独秀等。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讲学时,吸引了17岁的文艺女青年、当地华侨何旃理。何会四国文字,并了解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她被康有为的博学打动,彻底成了康的粉丝。并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嫁给了康有为。可见她对康有为迷恋到何种程度。而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有了两房太太。
60多岁的康有为在西湖泛舟时,偶然看到了18岁的美少女张光,便不顾一切的娶到手。不过在6个太太中,康有为最爱的还是何旃理。何在1914年去世,此后每逢清明,康有为都要亲自到何的墓前,不顾自己的一大把年纪,总要跪在墓前哭的涕泪横流。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但是他某些行为好像与圣人的标准相距甚远。
张建伟在《温故戊戌年》中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中国文人最擅长“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比如明代的名士屠隆先生,写了不少“禅书”,大谈参禅悟道,文笔也非常的好,什么“山高不碍白云飞,竹密不阻溪水流”,但是现实中的屠老先生,却喜欢成天往妓院跑,最后得性病死了。
引述一段文字,详细看一下康有为的真实生活。看看他在现实中是如何的奢靡和穷奢极欲。
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人推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
康家成员庞杂,除了六位夫人外,他还有十多个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就得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及杂役。据说康家还另外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看门人。
平日里,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在康家川流不息,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有为一概款待如宾,颇有战国时期孟尝君“养士”的古风。画家徐悲鸿、教育家蔡元培等,均是座上常客。
为招待这些成群的宾主,康家仆役每日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每月支付雇员工资共计500银圆。此外还要给妻妾和子女发放零用钱,每月也得几百银圆。
康家这样浩大的日常开支,再加上置办别墅颐养天年的耗费,单是靠康有为卖文售字、买卖地皮,总难以支撑。据史料记载,康有为作为宪政党的党魁,是长期接受宪政党供给的。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一百万美元,就曾以十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
所以人性是复杂的,咱们中国人有“圣人”情节,喜欢一厢情愿的把某些英雄人物圣人化。但是人性是复杂的,就像文天祥爱玩美女,寇准日常生活非常奢侈,还有霍去病装了几十车的食物,宁愿剩下坏掉,也不分给饿肚子的士兵等等。但是这些英雄身上瑕疵已经不为很多人所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就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不好的方面,尽量不提,结果讳来讳去,把真相都“讳”掉了。

从康有为等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裂的一面——他们嘴里冠冕堂皇的说一套,但是在现实中做的却是另外一套。
清朝入关,一开始并没打算改变中原汉族的发式衣服,但是有山东进士孙之獬,厚颜无耻的向皇太极建议:陛下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依旧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而非中国从陛下也。
皇太极一听有道理,然后马上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如果不是这个姓孙的汉族进士,也许清朝老百姓的衣冠服饰,会和明朝一样。所以能使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不一定都是英雄豪杰,也有跳梁小丑。
明朝遗老钱谦益,这个鼎鼎大名的东林党领袖之一,还做过明朝礼部侍郎,忽然有一天摸着自己的头发直说“头痒”,然后叫剃头匠,出来时已经是脑门发光,后面拖着个辫子了——完全改变成了满人的发式。
文人龌龊起来,也颇有可观之处。
有人说郑板桥是同性恋,因为郑板桥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句子:“(余)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
什么意思呢?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余桃口齿”。
“余桃口齿”典出《韩非子??说难》:卫国国王卫灵公特爱一位叫弥子瑕的美男子,一天夜里,弥子瑕听说母亲病了,便偷驾卫灵公的车子,去看望他的母亲。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王的车子,是要被砍掉双腿的。
但卫灵公知道弥子瑕偷驾他的车子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称赞他是个孝子,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还有一次,弥子瑕与卫灵公在果园中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极为香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留给国王,卫灵公竟然不顾君臣礼统,甘吃余桃,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所以“余桃口齿”就代指gay.

郑板桥的这段自述大概的意思是说:我是个gay,但是我又老又丑,所以这些陪我玩的小男生们,不过是贪图我的钱罢了。
中国搞同性恋是很有“传统”的,从“余桃口齿”到“断袖之癖”,这种事“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光是同性恋,中国的文学作品里还有“兽交”的记载。
比如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有这样的故事:
宁夏有一个何姓布商,年少英俊,很有钱但是又不吝啬。并且不喜欢“嫖妓宿娼”,但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爱好:养猪。
并且把猪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关上门和猪呆在一起,不知做什么。

他的仆人很好奇,于是有一天,便忍不住在屋外偷看。这一看,就全明白了。这位何先生的糗事就这么传的满城风雨。
这位何某人羞愤的投井而死。
有人说这破坏了郑板桥的形象,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形象”也许是“圣人化”的产物,那已不再是历史上真实的郑板桥了。
其实,不光中国有这种现象,西方也有。人们总是对一些贡献卓著的名人,“选择性遗忘”他们的荒谬、愚蠢或者残酷的一面。

比如牛顿。
牛顿的后半生都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他的手稿中,预测世界的末日是2060年。他留下的炼金术的资料超过160万字。
日期:2009-07-30 09:05:33

所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完人”只是一个神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在情商,智商,体质等方面,一出生就有上下高低之分。
比如黑人的肌肉密度比其他人种大,这就造就了他们惊人的爆发力和耐力,所以他们天生就是田径好手,世界田径场上的冠军往往被黑人瓜分。但是肌肉密度大,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水中更容易下沉。所以黑人在游泳项目上处于劣势。
这都是被现实所证明了的。
即使是同一种族中,个体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人最容易得的一种病就是疟疾,并且提到本拉登的健康也因为疟疾,遭到了很大的损害。
同样,在井冈山的红军,也被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所困扰。有一段时间这种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厉害,甚至毛泽东也患上了这种病。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要得到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奎宁——非常的难。必须派人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上海去弄。派的人有的被国民党发现,而惨遭杀害。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非常不注意防护的朱德,却没有患上疟疾。
朱德连蚊帐都不要,睡觉时,只是拿块布往身上随便一盖。这样居然就不得疟疾,不能不说这和朱德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朱德的身体之好,令人称奇,他在那种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几乎没得过什么病。这在红军的高层中,简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也令为他写传记的史沫特莱感到惊奇。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没有因为战斗负过伤,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则生过几次大病。身体极度虚弱过。
正如我们形容许多容易过敏的人是“过敏性体质”,我们可以说朱德的这种体质是“免疫力超强型”体质。
真称的上是天生异禀。
民国时代的旧军阀流行吸鸦片,从旧军阀出身的朱德也不能免俗。在1921年5月,朱德准备出国时想戒烟,特地买了一种广东的草药。但不知道是不是有效。从他的以后的健康状况可以看出,他的毒瘾应该不是太大。张学良戒毒要痛苦的多,他在德国医生的帮助下,让人把自己绑在床上,忍受着比地狱还要痛苦几十倍的煎熬,冒着“熬不过去就死掉”的危险,终于戒毒成功。
毛泽东的体质虽然比不上朱德,但是毛对当时革命形式,还有对权力斗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中共党内无人能及。

毛泽东曾经对王明说过,他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因为只有建立一种主义,才不容易被打倒。
抛开这些话的政治意义姑且不论,单从权力斗争的层面看,没有一个人能对权力的运作认识的如此深刻。
“一滴水就能反射太阳的光辉,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朵花中可以窥见天堂”,从毛泽东的一些看似小事的言行中,也颇能显示他认识问题的深度,还有他的超凡的洞察力。
比如陈士榘将军曾回忆有这样一件事:
他在任红一团参谋处长时,曾经缴获一支女式袖珍手枪,精美绝伦。要知道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制造精美的武器是多么的吸引人和少见。于是陈便把这把枪送给了林彪。
林彪一看,非常喜欢。他觉得这可是送给上级的好礼物。
于是林彪把这支枪送给了毛泽东,他设想毛泽东一定也会对这支枪爱不释手。
但是没想到,毛泽东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把这支枪直接丢在地上。然后说了一句“待我用它之际,红军完矣”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反应。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深刻。
有人说,人类社会就是“丛林社会”——大吃小,强吃弱。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完全错。
也许在别的物种中,只要体质好,能打斗,就能当老大。
比如“猴王”,“狼王”都是通过体力上的pk产生的。一旦年老体衰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所有的武侠小说、电影中的人类间的斗争模式,就是最低层次的——因为那种争斗都是以体力为基础,不论练什么功。这种方式的争斗,和别的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
人类真正的角力是智慧上的。
并且人是群居动物,无论在那个行业无论做什么,都免不了和别人竞争。激烈的竞争有时就会上升到“斗争”的级别。在和平年代,竞争的失败者大不了往往就是赔钱,破产,失去提干机会等等。
但是在乱世里,如果在斗争中失败的话,结果就严重了:失败者往往被车裂,凌迟,活埋,老虎凳,辣椒水,枪毙等等,等待出局者的往往是死亡,或者比死亡还难受的非人的煎熬。

刘邦是小流氓,张口就骂人,和别人说话时喜欢加“你爹我”的口头语,逃跑时嫌人多车慢,甚至把自己的亲生子女丢下车。况且对军事一窍不通,既不能亲自上马攻城略地,也不能“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而项羽勇力过人,且几乎没战必胜。出身高贵,临死时还情意绵绵,不舍自己的战马美人,好像很有人情味。
但是在和刘邦的pk中,项羽是失败者。
要是刘邦和项羽出来单挑的话,估计几十个刘邦也未必是项羽的对手。小痞子气质的刘邦,如果在街头遇到武功高手项羽,是毫无任何胜算可言的。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和形式下,人的强弱会发生转变。
比如在旧时的上海一带,杜月笙和黄金荣是飞扬跋扈的黑社会老大。几乎想干谁就干谁。
1931年,《锡报》年轻记者宋痴萍在一篇文章里,稍微涉及了杜月笙的一点艳闻,其实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太多的渲染涉及。对于一般人应该不算什么,但是作为在上海横行霸道惯了的杜月笙,“一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
主编吴观蠡第二天一看这篇文章,吓的魂飞魄散。以他的经验知道,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摸老虎屁股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一切都晚了,报纸已经卖出去了。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他连忙安排自己的老婆还有报社的同事,在自己被杜月笙抓后应该怎么营救。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杜月笙的势力,因为吴观蠡此时不是在上海,而是在离上海不远的无锡。没在上海就吓成这样,可见杜月笙不仅是在上海,即使在上海的周边地区,也是很吃的开。
在报纸发行的第二天,不出吴观蠡所料,杜月笙的两个门徒直接坐火车赶到无锡的吴观蠡家,不由分说把吴从家中带走押上火车。
一路上,吴观蠡对这两个杜月笙的手下,又是递烟又是给买吃的,陪尽小心,才少吃了点皮肉之苦。
到上海后经过通报,吴观蠡被带到了杜月笙的客厅里,但是杜月笙作为黑社会老大,自然很会整人,他没有立即见吴观蠡,而是把吴一个人晾在那,让他站不敢站,坐不敢坐,紧张的冷汗直流。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等杜月笙过足烟瘾,才慢慢腾腾的从里面走到客厅里。他一看见吴观蠡,气就不打一处来,一句话不说,走过去就给吴观蠡两记响亮的耳光。

吴观蠡也算是个体面人物,但是在杜月笙这个黑社会老大面前,也只能忍气吞声的连连道歉:“杜先生息怒,对不起!对不起!怪我粗心,事先没发现”。杜月笙依然是余怒未消,用手指着吴破口大骂。打手也一拥而上,围着吴一阵猛扁。吴就是一个文弱书生,面对这一帮职业打手,哪能坚持的住,便苦苦求饶。
但是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黑社会老大,求饶声更能刺激杜月笙施虐狂式的凶狠。他厉声叫嚷:“打断他一只胳膊,给他点教训。”一个手下从后面拿出一个铁棍,然后两个人抱住吴观蠡的头,另外两个人拉出吴的一条胳膊就要下手。
幸亏这时杜月笙的朋友刘春圃——也是吴观蠡的老乡——及时赶到,苦苦求情后,吴观蠡才保住这条胳膊。
刘春圃是接到吴观蠡妻子的求救电话,才急急忙忙赶来的。
由于刘春圃的面子,杜月笙让吴观蠡“拉二十桌台面”——即请二十桌酒席向杜赔罪。吴观蠡自然满口答应,千恩万谢,并保证“以后再不敢冒犯杜先生虎威”。吴观蠡身上没有带多少钱,不得不向刘春圃接了些钱,于当晚在某酒楼定了二十桌酒席,宴请杜月笙的这些门徒,这才把事情摆平。但杜月笙本人并没有到场。
连蒋介石到上海都得卖杜月笙面子,所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的嚣张气焰,可想而知。蒋介石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却与黑帮老大拉拉扯扯,真是不成体统。
但是国民党内,却有一个人根本没把杜月笙放在眼里。这个人就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
也许看杜月笙不顺眼的很多,但是敢或者有实力,跟杜月笙对着干的应该不多。在上海滩除了王亚樵敢跟杜月笙叫板,恐怕还真想不起来谁有这样的实力。并且杜月笙的交游甚广,连张学良都是杜月笙的朋友,他甚至用自己的车帮着杜月笙运送过毒品。所以杜月笙算的上一个手眼通天的黑社会老大,称得上一个中国版的《教父》。
能对杜月笙这样能量巨大的“黑老大”不屑一顾的人,可想而知,他的实力、眼界、格局决不是等闲之辈。
简略看一下白崇禧的经历还有脾气秉性,足以理解为什么白敢把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黑社会老大,不放在眼里的原因了。
白崇禧在国民党内是最强实力派之一 ——桂系军阀的首领,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很早就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连蒋介石都得让他三分。
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白崇禧看清了蒋介石的用意:蒋意图让他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消耗桂系的力量,从而坐收渔翁之利。所以白崇禧秘密与共产党接触,偷偷订立彼此不打的协定,把红军放了过去。

蒋介石知道后气急败坏,通过电报严责白崇禧,语气非常强硬。要是换作蒋介石的一般部下,老蒋的这份电报足以使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但是白崇禧却毫不示弱,在回电中对蒋介石的指责生生的给顶了回去。白崇禧的这份电报的内容大概是:
均座指责我们没有消灭过境的红军,但是您和您的中央军武器精良,作战勇猛,为什么老在红军的屁股后面不积极追击,而坐等我们作战呢?中央军又消灭了多少红军呢?中央社发的消息经常说消灭红军几万人,我算了一下,按中央社报道的这些数字,消灭的红军累计有几百万了。红军有这么多吗?难道朱毛能“撒豆成兵”吗?
这封电报让蒋介石几乎抓狂了。但是又戳到了蒋介石的软肋,真是有火发不出——窝火。这封给老蒋的回电言外之意就是:
你他妈的老蒋够精的,你中央军把红军都赶到我的地盘上,让我和红军开打,你坐山观虎斗,黄雀在后。没门!
总而言之,白崇禧这个人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资历老,实力强,傲气大。

以他的脾气秉性,在别人眼里是老虎的杜月笙,在他看来最多不过是一只讨人厌的猫。
你在别人眼里是大象,但是让老子看来,你不过是个蚂蚁!
这就是白崇禧对杜月笙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杜月笙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大,也体验了一把被人看不起、不当回事,是什么感觉。
在1927年3月,白崇禧作为东路军的总指挥,率军进抵上海近郊的龙华。杜月笙亲自去拜访白崇禧。如果换作是张学良或者蒋介石,肯定会对杜月笙优待有加,热情招待。但是这个白崇禧只是冷冰冰的说:不见。
原因很简单:我一个堂堂的北伐国民军将领,岂能与黑社会头目为伍。
旁边的人对白崇禧说:“杜曾捐过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言外之意就是要白崇禧给杜月笙弄个一官半职的。估计这个向白进言的人,应该是收了杜月笙的红包。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处心积虑的替杜月笙说话

白崇禧掷地有声的回答道:“杜月笙捐了四万八千元,革命军可以还给他五万元,名器不可滥加,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这是很有水准的回答和很有水准的处理方法。
杜月笙只得灰溜溜的打道回府。
这还不算,白崇禧进驻上海后,立即下发了对杜月笙的通缉令。这绝对是对杜月笙的沉重打击:别以为你是上海的土皇帝,上海也不是你杜某人的上海。
你黑社会的实力再强,平时再怎么飞扬跋扈,面对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儿。
可以想像,在杜月笙的心里,对白崇禧是怎样的恨之入骨。
所以后来,白崇禧和蒋介石翻脸时,白崇禧由天津绕道南归,而没敢在上海停留,这就是其中原因之一。
现代著名的旅美学者白先勇先生,就是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性向现在也是众所周知——他是一个gay。李敖曾经在节目里提到,白先勇说话时的手势很女性化。
所以like father,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也不一定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很多满清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纷纷携带金银细软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被很多外国人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当时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桥头堡。
即使对于京剧这种北方剧种,衡量是不是真正的京剧名角,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在上海有没有票房号召力。在北京火了都不算,到上海吃得开才称的上是真正的名角了。
舞女,咖啡,西式洋楼,黑社会老大,文化名流,达官显要,这些使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
能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活的比较左右逢源的,是三个著名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三个可以称得上是上海的地头蛇。
中国有句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但是这句话也不完全对,“强龙”毕竟是“强龙”,能呼风唤雨,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地头蛇”要是敢主动挑衅“强龙”的话,未必能占到便宜。正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强龙”白崇禧看“地头蛇”杜月笙不顺眼,便马上打压,杜月笙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有丝毫反抗。
但是黑帮毕竟是黑帮,不在乎法律还有别人的尊严、感受,只在乎自己爽不爽,所谓的“欺男霸女”这种事经常做。看哪个女人漂亮,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有没有老公,先睡了再说。看哪个男人不顺眼或者稍有冒犯,一顿猛扁,不打死你就不错了。
一般的老百姓,或者势力不够强的人,对于这种“待遇”只能忍气吞声。但是要是不开眼,欺负到有实力的“强龙”派,对不起,就没这么容易了结了。

黄金荣就有这种经历。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有实力的男人喜欢包养女明星,这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比如当年上海走红的女明星蝴蝶,就被戴笠秘密包养,还有肯尼迪和梦露等等。在旧上海就有很多旦角被迫嫁给黑帮头目。还有,在很多军阀的小老婆里都有戏子。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在台上的表演的漂亮女人,最容易引起男人的性幻想。但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这只能是“幻想”,而对于那些“有势力”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能力把“幻想”变为“现实”。作为男人的黄金荣,当然也有这种“爱舞台上美女”的情节——他看上了来上海唱戏的年轻貌美的旦角露兰春。
这时的黄金荣已经五十多岁,而露兰春刚二十出头。
年轻的女孩子情窦初开,内心总是充满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我们无从知道她喜欢哪种类型的男人,但估计应该是金城武或者王力宏这种帅哥型的——年轻,英俊,温文尔雅。而绝对不应该是黄金荣这种又老又丑,一身匪气的老男人。
黄金荣看出露兰春很不愿意给他做妾,便展开了很疯狂的追求。

没外形、没青春、但很有经济能力和地位的老男人,追求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只有一招:钱。
黄金荣为了博得露的欢心,特意花重金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段,建造了一所戏院。并且让露挂头牌,即俗称的捧场。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大款出巨资花钱包装、捧红女明星。露兰春确实很有实力,通过黄金荣给她打造的这个平台,很快的名震上海。戏院也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并且这是黄金荣的场子,在上海滩也没人敢在这找茬、闹事。有黄金荣的保驾护航,露兰春也不用担心有人闹场起哄,可以安心唱戏了。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女人和男人同走一个摇摆的很厉害的吊桥时,女人更容易对一同过桥的男人产生好感。就是说,女人更容易倾心于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黄金荣也经常在戏院坐镇,这也好像是想向露兰春展示他的势力、和派头。黄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给露带来安全感,以便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雄性总是喜欢在自己追求的雌性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这是动物的本能。
一天, 黄金荣在露兰春面前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来了。
这天在戏院的观众席上,坐着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旁边还跟着两个随从。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有钱的小开。
台上的露兰春唱的是《落马湖》,但也许是状态不太好,有几句唱的有点跑调,那时,如果台上的演员出糗,台下会有喝倒采的,属于常见现象。但这是黄金荣的场子,况且黄还正好在现场,所以台下的观众即使听出来,也没人敢起哄。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年轻人好像是初来乍到,不知底细。竟然大声的喝起倒采来。全场一下子骚动起来,因为没人想到在“黄老板”场子里,还有人敢这样。真有愣头青!
黄金荣更是勃然大怒,没想到还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一声令下,徒子徒孙一拥而上,把这个喝倒采的年轻人照死里打。
年轻人的两个随从虽然拼死抵抗,但是人少势单,不起什么作用。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由两个随送驾着离开。
黄金荣也没把这当回事,对于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打个人太平常了。但是黄没意识到,这次他其实闯了大祸。
其实每个个体的人并不可怕——个体的人身后的背景,或者结成的社会网络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身强力壮的民工往往被称为“弱势群体”,而那些有知识、有钱、有地位,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所谓的“社会精英”,却成了“强势群体”,因为他们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极强。
所以人类社会不是靠体力排座次的群体。
黄金荣扁的这个人有着强大的官方背景——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莜嘉。这就注定这顿揍不会白挨。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以貌取人”,其实这是很有生存智慧的一句谚语,因为从一个人的皮肤状况、衣着、气质、言谈、举动等一些外在的表现,就能大概判断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后就可以进一步猜出这个人的社交网络是什么样的。
有些人在这些方面有出奇的敏锐力。这也是在社会上混时很有用的一个资本。
其实从卢莜嘉身上的种种迹象,应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公子哥:年纪,穿着,随从,做人一点不低调(大声喝倒彩)。
在当时上海这个名流汇集的地方,有背景的人应该还是有很大比例的。
如果黄金荣能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这件事处理再稍微缓和一点,也许对于他会更有利。但可能是急于在喜欢的女人面前表现一下,所以采取了这种很“痛快”的方式。但是往往“痛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看见儿子被揍的这么惨,当老爸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以卢永祥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交网络当然也是各种身居要职、手握重兵的人。他其中的一个朋友便是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签署李大钊死刑的就是此人。
何丰林一看朋友的儿子在上海被打,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其实所谓的黑社会老大,在白崇禧、何丰林这些军阀眼里实在算不上什么,不过小痞子罢了。
何丰林返回上海后马上展开报复计划。
他选出一些精壮的士兵,身着便衣,携带短枪,让他们直扑黄金荣的戏院。

此时的黄金荣还跟没事人似的,坐在特等雅座上,悠闲地在自己的戏院里看着戏。忽然看见一帮手持短枪的壮汉闯了进来,嘴里骂骂咧咧的架起自己往外走,此时他那些平时横行跋扈,不可一世的手下们,看到这些凶神恶霸似的“闯入者”,竟不敢上前动手,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大被挟持走。
黄金荣被绑架到龙华护军使衙门的看守所。
平时作威作福的黄金荣,在这里吃尽苦头。吃的极差不说,每天还要吊起来打。受尽虐待。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最强,只有更强,一物降一物,恶人自有恶人磨。
这也是给黄金荣上的重要的一课:做人还是低调点好。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打狗时还要看好主人是谁呢,要不然耍流氓耍到哪个大人物的身上,结果也许会死的很惨。
黄金荣的社会网络当然无法和卢永祥的相比。所以只能放低身段,求人家吧。
黄的手下托法国巡捕房说情,托上海著名的闻人王一亭交涉,结果只有一个——没用。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最后黄的门徒们想到了虞洽卿。
虞是一个很有头脑,也很有活动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和黄金荣的关系极好,算是至交。朋友有难,自然虞愿意出力。
幸亏黄金荣的社交网络里,还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朋友。要不然真是性命难保。
虞洽卿确实很有手腕。操作能力极强。
他知道何丰林贪财,于是便从这一点下手。恰好这一年是何的五十大寿,虞洽卿便筹集巨款,以祝寿为名送去。
这比赤裸裸的、目标性很强的送礼高明很多。送礼者送的自然,收礼者收的舒服,没有丝毫的尴尬。
并且送完礼后,虞洽卿没有直接要求何丰林放人,而是亲自到杭州拜访卢督军,说尽好话,最终取得了卢的谅解。然后卢永祥给何丰林打电话,黄金荣才被放了出来。
这招也真够有水准的,为什么送完礼后,不直接要求何丰林放人呢?因为这事如果卢永祥不松口,何丰林很难会放人——你本来是替朋友出气,结果收了钱后,不经过朋友的同意,就把朋友的敌人给放了,这极不妥当。
但是由卢永祥亲口要求他可以“酌情处理”,何丰林就可以对黄金荣从宽处理了,这样做既显得为卢出了气,给足了卢面子,自己又可以心安理得的收钱。一举两得。
所以,即使黄金荣这样,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帮大佬,当和实力派的“第二代”发生冲突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丝毫占不到便宜。更不用说一般人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以后代的身份、地位和上一代紧密相关。真是“有个好老爸,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如果把这些身份显赫的“富二代”拉出来pk一下,看看谁更嚣张,谁更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目无法纪,能胜出者绝对轮不到卢莜嘉。
翻开历史记录,我们认真盘点一下这些“王侯将相”的第二代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流氓”。
先说一下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

这个孔二小姐好像有“异装癖”,明明是个女人,却喜欢穿男装。但还不是西装革履,而是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她长的也比较像男人,我真有点怀疑她的性向。
她在校读书期间,学习不怎么样,但是却喜欢开汽车和使用枪支。那时候的汽车可能时速不是很快,高速公路也不多,所以也不太流行飙车,不想现在的富二代一样。
一次这个孔二小姐在南京城里兜风,公然违反交通规则——也许在她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通规则。有个还比较负责的警察,说了她几句,她竟然开枪把警察直接打死!然后驾车扬长而去。在封建时代,也不过如此。
什么是特权,黑暗,无法无天,由此我们可见一斑。
李敖曾经说过,你别看宋美龄在美国受教育,能说极好的英语,但是她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身上也没有民主的精神。我看这句话也适合她姐姐宋霭龄,才把自己的闺女教育成这样。整个一个奴隶主的作风,真是可怕。
这个孔二小姐的性格可以用“变态”来形容。喜怒无常,行为古怪,残酷凶残。要是从心理学的层面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父母的过度溺爱所致。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移都重庆后,孔祥熙以四川军阀范绍增的公馆作为官邸。孔令俊也跟随老爸来到重庆。
一天早上,孔令俊出去散步,正好遇到当时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朱也是经常早上在这一带遛弯。
朱一成看到孔二小姐,便上前打招呼。孔令俊当时倒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悦,还随便和朱聊了几句。
朱一成没想到传说中性格怪异的孔二小姐,对他表现的甚至有点平易近人,便好像受到很大鼓舞似的,话越说越多起来。边说边走,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孔宅”的大门口。孔令俊忽然脸色一变,吩咐在门口的随从“给我打”。几个壮汉一拥而上,把朱一成按到在地,一阵猛扁,把朱给揍个半死。

这是一个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是:说朱一成是因为拿着相机给孔令俊的爱狗照相才挨的揍。反正总而言之是朱一成被孔令俊给“修理”了。
反正管你是谁,只要惹姑奶奶不高兴,就揍你。这种作风恐怕比杜月笙和黄金荣,都来得强悍。
还有一次,孔令俊在重庆的中央公园,和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发生冲突。不过这个人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军阀龙云的公子。
这下可热闹了,两人差不多是一个重量级的,你横,老子也不是吃稀饭的。谁怕谁啊!
就这样两个都很牛、都很横的人杠了起来,竟然拔枪互射。可能两个人都经常玩这种动不动就拔枪对射的“游戏”,所以他们俩倒是谁也没打中谁。但在中央公园很多无辜的游人可遭殃了,很多人被击中。后来经过别人的大力调停,两人才停止射击。

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子不教,父之过”。孩子身上的坏毛病,很多都是父母性格的投影。
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挥戈南下,香港也不再安全。所以蒋介石紧急派专机接运在香港的一些要人。这其中有宋庆龄,宋霭龄,何香凝,沈雁冰,还有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等。
有资格坐飞机的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亲自开列,其中当然就有陈济棠。
接运的飞机一降落到香港的启德机场,孔家人当然先上。“南天王”陈济棠后来也好不容易挤上飞机,并争到了一个座位,正在那里暗自庆幸,但是接下来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了。

孔二小姐虽然有座了,但是她的爱犬还没有。她看了一下,发现陈济棠的座位还挺适合她的狗坐,于是便毫不犹豫的对陈说:你下去。
陈济棠几乎要抓狂了!日本鬼子马上要过来了,晚走也许就意味着永远走不了。我一个封疆大吏,堂堂的国民政府大员,还比不上你的一条狗,岂有此理!并且委员长开的名单里也包括我,凭什么让我下去?
在孔令俊的眼里,陈济堂还真不如她的一条狗。
不下是吗?那就强迫你下。
陈济棠手无寸铁,在孔令俊随从的胁迫下,最终被赶下飞机。
而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宋霭龄、宋庆龄看着自己的女儿、侄女,这样的飞扬跋扈、蛮不讲理,却毫不制止。
当时在重庆比较中立的《大公报》,针对孔二小姐这种极为霸道蛮横的行径,曾经发了一篇“人不如狗”的讽刺小品。
《大公报》是当时一份比较敢说真话的报纸,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孔家,有时也敢毫不留情面加以批评讽刺。
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其张狂的作风和他妹妹孔令俊很像。
“朝里有人好做官”,孔令侃在1936年一毕业,就被委任为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作为一个非常不低调的人,他经常替孔祥熙批阅公文,乱发指示,凌驾于别人之上。把一个堂堂的政府部门,完全当成自家开得公司似的。
他还时常驾车在闹市里横冲直撞,违章肇事更是家常便饭。对于敢管他的警察,马上拳脚相加。南京的新街口广场交通拥挤,按当时的交通规则,汽车必须沿左边环形道绕行,而孔令侃的汽车却敢直接抄近道从右边绕弯,警察只能“为之侧目”,而没有人敢上去干涉。所以《大公报》,曝光这件事,标题就是《爸爸在朝当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不过登这篇文章的不再是重庆的《大公报》,而是香港的。

南京政府的军权,蒋介石一手独揽,但是政府的财政系统,却是孔祥熙的天下。
那时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学非黄埔,省非浙江,做官无望,眼泪汪汪”——就是说蒋介石重用的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黄埔毕业,或者是浙江籍。要是没这俩条件,要想成为老蒋的嫡系和亲信,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孔祥熙用人和老蒋有一样的癖好,喜欢提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人:山西人,并且是的山西铭贤学校毕业的。
在孔祥熙主事期间,凡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论成绩如何几乎都能飞黄腾达。鉴于这种情况,估计这所学校应该是山西最热门学校。因为这简直成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系统的专属学校了。
1941年的夏季,有一位在铭贤学校毕业的山西人陈某,与孔祥熙在重庆南温泉偶然相遇,这个陈某当然不会错过拍马屁的机会。正好那天很热,陈某一边替孔打扇,一面向孔请安,引出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陈:老先生,您好,今天天气可真热。
孔:唔,你也是山西人?
陈:是的,我也是山西人,也是铭贤的学生。

孔: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陈:上次蒙老先生栽培,派我在中央信托局工作。
孔:你在信托局搞什么差事?
陈:报告老先生,我在庶务科当练习生。
孔:你今年多大岁数,怎么还干练习生?
陈:我今年47岁。
孔:十七八才干练习生,你这么大年纪,有是铭贤的学生,还当练习生,混蛋!

陈:是,是,请老先生再栽培一下!
这次谈话还真管用,孔祥熙回到别墅后,立即向中央信托局发出通知,将陈某从练习生提升为专员。
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里,山西人多如牛毛,并且大部分是主任,科长以上的官职。所以有人称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就是山西同乡会。
这话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反驳说:“全世界最会理财的是犹太人。在英国,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在中国最会理财的是山西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有理财的传统经验,不但现在要用,以后还要大量任用。”
日期:2009-08-09 18:15:25

在1930年12月31日的《蒋介石日记》里,蒋介石颇有感慨的写到: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
原来蒋介石这么一个强势凶悍的“领袖”外表下,还有一颗敏感易碎的“玻璃心”。
当你站在山峰之巅时,你往往也在悬崖的边缘。领袖很风光,高位很诱人,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站在这种位置,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权力的角斗场上,要想不被淘汰,就要时刻殚精竭虑,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战战兢兢。
蒋介石以上这些话,翻译成现代的表达方式就是:我真的活的好累,好孤独。
有人这样评论蒋介石这则日记,分析的极深刻:
“蒋介石没有明白道出,他所创造的高层机构,以庞大的军队为主体,因缺乏适当的架构在后支持,他只好以自己的人身抵挡,他所主持的政治大率都是人身政治,于是才有与胡汉民等的各色纠纷。他在军队里的统御经理,也经常带着靠人身关系维持的色彩。”
在中国的传统里,没有真正的“法治”,都是“人治”。
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胜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知道建立自己“嫡系”的重要性。自己的铁杆支持者,才是在权力斗争中最宝贵的资源。
所以他通过黄埔军校,通过省籍乡土观念,凝聚了对他很忠诚的“子弟兵”。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宋子文也爱用山西老乡,这些都说明乡土观念,对于培养自己的势力,有时是非常有效的。
在1929年,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斗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各派军阀都是靠自己的培育的势力,互相叫板。
我们在前面说过,很有傲气的白崇禧在1927年,在上海狠狠的打压了黑帮老大杜月笙。俩年后,他又准备和蒋介石展开权力角逐。
白作为一方军阀,蒋介石当然想限制消减白的势力,白崇禧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在瓦解、拉拢、分化其他各派军阀的能力,绝对是个一流高手。蒋介石这套手法操作的极其娴熟。
这次蒋介石面对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老蒋政治手腕一流,但是老白也不是吃素的。
于是在1929年3月,两个都精于权术的老狐狸,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
1929年3月初的北平,天气阴沉。西山碧云寺的大殿里,一个中年军官正望着门外的山坡上的积雪,和光秃秃的树木,正在苦苦思索。
这个中年军官就是白崇禧。
白崇禧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但是近几天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他的很多部下行动诡秘,好像和老蒋搭上了线。他好像感到自己已经被看不见的杀机所笼罩。
感觉到但看不到的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就像一个个陷阱,知道有,但却不知道这些陷阱的具体位置。
这时,曾与白崇禧共同参与过北伐的方振武突然求见。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白崇禧不得不对任何人都严加防备。对方振武也不例外。白命令他的亲信王泽民从后门退出,然后王泽民再绕到前面去布置防务。
谨慎无大错。

白崇禧安排好一切后,连忙迎到殿外,见到方振武后,很热情亲切的打招呼:“方兄!大冷天老远跑来,不知有何见教?”
“无事不登三宝殿,此话不假。”方振武不客气的进了大殿,径自找座位坐下。然后接着说:“今天我无意中得到一个对你极不利的情报,念在彼此并肩北伐的袍泽之谊,特地不避嫌疑前来相告。”
“谢谢,但不知所言何事?”以白崇禧的敏锐,好像已经预感到什么,但他强作镇定,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方振武看看四周没有第三者,便压低声音说:“也许你还不知道,你的部队已经掌控不住了。”
方接着向白崇禧爆了一个猛料:白手下的六个旅长,正密谋把白崇禧绑交给蒋介石。
白崇禧把客人送到山门外,分手后,一阵北风吹来,只觉浑身湿冷,伸手一摸,贴身的内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汗湿透。
老蒋果然动手了,并且手法如此老辣高效,“挖墙角”的能力果然一流。不知不觉间,自己的人成老蒋的人了。
白崇禧手下的几个军长都是广西人,但是师长以下全是湖南人。这些湘人是在西征唐生智时,收编过来的。稍有风吹草动,难免图谋不轨。现在这一点就得到了证实。
唯一可靠的只有韦云淞,因为韦带的全部是广西的子弟兵。作为桂系军阀的白崇禧,这些八桂的子弟兵才是他唯一的靠山。
但是糟糕的是,韦云淞部被他布置在了南苑,为的是监视阎锡山的动静。现在是远水不解近渴。
但是“小诸葛”决不是浪得虚名。在这看似绝望的处境中,白崇禧动用了他早已设好的一条救命线。
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白崇禧依靠自己的缜密和智慧,开拓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的绿洲。
对白崇禧来说,这颗“救命稻草”就是廖磊。
每一个成功的老大背后,都有很多有能力、很忠心的手下。在乱世中能混出名堂的人,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有识人之明。就是要有伯乐的眼光,能看得出谁有能力,谁是什么品质。要不然把草包当成能人,或者把奸诈善变之辈,错当成可信任的贴身心腹的话,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不过白崇禧看人还是很准的,收买人心的手腕也非常高明。通过仔细观察,综合考虑,他觉得廖磊这个人各方面都不错,又是广西人。于是便考虑发展成自己的心腹。
我们看看白崇禧收买人的过程,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是不是有他自己独具特色的高明之处呢?
首先他把廖磊从师长提拔为军长。这种人事的安排应该是“破格提拔”,因为论资排辈的话,根本轮不到廖磊。
不过这也算是收买一个人的常规手段。但是接下来的手段就不那么常规了。

就在仅仅数月前,廖磊给老父亲做大寿时,自然宾客盈门。但是偏偏白崇禧白天没有去,而是故意一直拖到晚上九点,等其他宾客都散了后,白崇禧才来到廖公馆。
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白崇禧不惜降尊纡贵,竟然跪在地上给廖磊的父亲连磕三个响头。以白崇禧的这种堂堂的、怎么也算“封疆大吏”的身份——并且白崇禧一向很高傲,有时连老蒋都敢顶——给下属的父亲执这种礼,把个廖磊感动的涕泪横流。
白崇禧的这种做法很明白:我白崇禧没把你廖磊当下属,而是把你当兄弟。
我想不光廖磊感动,廖老爹也同样受宠若惊,肯定会对廖磊说:儿子啊,白长官对咱们太够意思了,你一定要跟着他好好干啊!
通过这一系列高超的手腕操作,白崇禧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廖磊百分之百的忠诚。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廖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和蒋介石的“对弈”中,白崇禧不仅渐处下风,并且几乎要无路可走,面临绝境。但是有了廖磊这枚棋子,白崇禧马上就能盘活这局死棋。
接下来,白崇禧展开了他一系列极其高超的谋略技巧。

首先,不惊动第四集团军的前敌指挥部,让那里一切照常运行。这是造成假象,以迷惑对方。
然后,他坐着前敌指挥部的小轿车,在另外一个亲信王泽民和几个贴身卫兵的陪同下,直奔一个德国人办的医院,并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走进医院住院部的玻璃门。因为对白崇禧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白当年曾在板坝巡夜时受过很严重的脚伤。而这次住院好像和脚伤复发有关。因为在这种敏感时刻,以这种借口住院,才能把怀疑尽量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王泽民把白崇禧送进医院后,没有停留太久,而是仍然从大门口出来,和司机开车离开。
而在此时,医院的后门也停着一辆小轿车,在车里坐着的除了廖磊,司机,卫兵外,还有一个身着便装,留着长胡子,戴着墨镜的人。此人就是经过化装的白崇禧。
原来是白崇禧穿着军装从医院前门进入后,马上和已经如约来到医院的廖磊会面,然后穿上廖磊为他准备好的便装,戴上假胡子和墨镜,从医院后门“变成”另外一个人出来。上了廖磊的汽车,然后疾驰向廖公馆。
现在即使手下的降蒋将领哗变的话,来到医院里也只能扑个空了。因为此时的白崇禧已经偷偷的躲在廖磊家了。
紧接着在3月6日晚上,白崇禧又悄悄布置:让王泽民以过生日为名,在东来顺老店大宴宾客,并且第四集团军所有的团以上军官都在被请之列。并让王泽民在宴会上放风说他由于脚伤住院的消息。
就在这些军官喝的酒酣耳热之际,一列载着廖磊和白崇禧的军列,正悄悄离开北平,趁着浓重的夜色向东驶去。
为了掩人耳目,廖磊对外声称是要把家眷搬到开平去。并在一节专列里堆满家具。白崇禧就藏在廖磊给他特别定做的一个箱子里,被抬上这节专列。

廖本人和卫兵也带着武器守在这节车厢,以防在路上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
在这一系列的逃脱过程中,足以显示白崇禧手段的老辣精明。作为新桂系的领军人物,白掌握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确实值得称道。本来眼看要成为蒋介石的囊中物、阶下囚,但是他运用自己极其精密的智谋操作,竟然硬生生的在这张网中撕开一道口子,成功逃生。
这种现实版的逃脱故事的精彩度,不亚于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
白崇禧当初之所以费力的发展廖磊成为自己人,就是看到了廖的能力。这次逃脱的过程中,证明了白崇禧的眼光还是很准的,这个廖磊的应变能力确实超强。

在凶险的逃脱过程,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从白崇禧躲到箱子里那一刻,接下来的路上的一切,只能由廖磊来主导了。
廖磊关切的问躲在箱子里的白崇禧:“白兄!你觉得怎么样”。
白崇禧为了减轻廖的不安,回答道:“还可以,蛮好。我差不大要睡着了。”
“您千万不能睡,否则,万一碰到拦车检查,您那鼾声会误大事的。”
“明白了”。

从这简单问答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廖磊心细如发的一面。
火车在夜幕中匆匆的前进,无论是廖磊还是白崇禧,心里的忐忑没有丝毫的缓解。因为他们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天津站,意外发生了。
火车在一阵剧烈的震动后,逐渐停了下来。几乎与此同时,外面响起了嘈杂的吵闹声。
“不行,这是廖军长搬家的专车,谁也不准上来。”
“老子偏要上,你们要拒绝检查,就甭想出这个天津站。”
“站住!你再上一步,老子先毙了你!”

接着是双方拉枪栓的声音。交火好像一触即发。
廖磊知道麻烦来了,他镇定的很快的向妻子胡慧吩咐了几句,然后向车门走去。
“军长!你看~~~”廖磊出现在车门口时,士兵连忙敬礼并退后几步。
廖磊端着架子,拿腔拿调,语气里好像还带着些不屑的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报告!我们是天津卫戍司令傅作义的部下,奉命在此检查一切过往车辆。”对方被廖磊的气势震慑住了,不敢造次。想先礼后兵。
“傅作义我认识,都是北伐军嘛,自家人还有什么好检查的?”
“不是我们信不过廖军长,例行公事嘛,还请廖军长见谅。”
对方的话软中带硬,一副好不退让的架势。
廖磊仍然是没有丝毫的慌张,淡淡的说:“你们实在想看就看看吧。我这车上一是女眷,二是行李,要是看丢了什么,我可不放过你们。”
检查组迫不及待的上了车,果然看见两个女人背对着门口坐着车厢中间。而车厢的那一头则堆着杂七杂八的家具。当他们准备过去仔细翻那一堆家具时,其中的一个女人突然转过身来,对着他们大发雷霆起来:
“滚开!太太正在洗脚,你们想干什么?”
别忘了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缠足已经被废除,但是北方仍旧保留着一个风俗:女人洗脚,除了自己的丈夫外,其他任何男人都不能看。

胡慧虽然是南方人,按说是不太在意这种些,但是此时正好利用北方的这种风俗,由老保姆出面,设下这道很重要的防线。
当然这完全是廖磊的提前安排。
检查组很尴尬,他们看着对面的那些家具,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藏人,再说硬搜话,如果真的一无所获,那局面当然会很难收拾。
索性卖个人情让他们过了吧。
于是他们简单的下车商量了一下,很快给车站发出放行信号。

日期:2009-08-13 16:23:41

由于白崇禧的足智多谋,再加上廖磊的机敏过人,白终于历尽艰险,逃回自己的“势力范围”。
我们可以用白崇禧这次逃脱过程为样本,分析一下在危险的局面中,在被“死亡的枷锁”套到脖子上的危机时刻,那些是成功“解套”关键因素。
首先,必须有根“救命稻草”,有个突破口。有了这个条件,接下来的逃生步骤才能进行。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在这次白崇禧的逃亡过程中,这根“救命稻草”就是廖磊。这是白崇禧接下来所有逃生步骤,得以展开的基础。我们上文中曾提到毛泽东被抓后,成功逃生的“救命稻草”就是兜里的那些钱,用这些钱来贿赂押解的士兵,为自己的接下来的逃生计划创造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过有趣的是,有些人的“相貌外形”,也成为他能得以成功脱险的“救命稻草”。
何叔衡就是一个例子。
在中国的传统评书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男人长的特帅,帅到女人见了就流口水的程度,这样的男人在沙场上,如果被比他武艺更高强的女人俘虏,这种男人一般死不了。不但死不了,这个女人还会以身相许,临阵倒戈。真正能使对方“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种极品男人有:薛顶山,杨宗保,还有薛刚等。
薛顶山被樊梨花打败俘虏,樊小姐一看这个白袍小将真是太帅了,不禁春心荡漾,女人是爱情的动物,爱上你管你是什么水火不容的敌方,还是什么政治立场。爱上你就要占有你。所以不仅对薛帅哥不杀,还要非他不嫁。
几乎是同样的故事,在杨宗保和穆桂英身上重演。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传统的评书,戏剧,小说里很多。这些故事好像揭示一个很重要的规律——外形长的帅能成为一个男人的救命稻草。
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不知这种实例多不多,我还没注意收集过。

不过何叔衡的靠自己的外形脱险,却不是因为“帅”,而是因为“呆”。
何叔衡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迂腐的教书先生,模样和表情都显得呆板和迟钝。但是他内心却还算一个相当机灵的人,典型的“聪明脑袋糊涂相”。
就是因为这幅呆笨的模样,被张国焘嫌弃,本来和毛泽东一样作为湖南代表的何叔衡,竟然没有机会参加中共一大。因为张国焘暗示毛泽东,让毛想办法在会议召开前,把何叔衡支回湖南。
不过正是这副形象也为何叔衡带来好运。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就曾经提到,在上海时,何叔衡和其他几个人同样被国民党抓捕,但是何叔衡一副老实迂腐的教书先生模样,再加上何叔衡一张口就“之乎者也”的刻意表演,抓捕他的特务觉着他价值不大,就把他放了。
在盛岳的回忆录了,也记录了何叔衡类似的逃脱经历,不过这次不是在上海了。
在1927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外表看起来很迟钝”的何叔衡被捕。在法庭上,当法官问他姓名,他老老实实、不慌不忙的说姓张,是私塾先生,接着竟然摇头晃脑的背起《论语》来。
法官很不耐烦的制止,接着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吗?”
何叔衡依旧装疯卖傻的、很认真的回答道:“吾乃学者,蔫能不知?”
法官接着说:“那就你知道的说说吧。”
何叔衡一脸严肃、摇头晃脑的回答:“我知之甚祥,国民党乃三民主义,共产党为五权宪法之倡议者。”
这种奇特的说法,在加上何叔衡呆呆的形象,引起法庭的哄堂大笑,连法官也憋不住笑了起来。
何叔衡真是沾了自己形象的巨大的便宜,法官本来看他,就觉得是一个有傻、又笨、又迂腐的无可救药的人,再加上他言行极度一致的逼真表演,使法官坚信这种人绝对不是共党分子。

后面正事还多着呢,哪有时间和这种人纠缠,赶紧让他滚吧。于是法官当机立断,马上把何叔衡赶出法庭。
等当局查出何叔衡的真实身份后,何早已不见踪影了。
人的判断总是容易被表象所误导。何叔衡的外形和气质,成了他关键时刻最重要的逃生武器和“救命稻草”。
呆呆的模样成了何叔衡的“保护色”,竟让他在险象环生的斗争中幸免于难。所谓的“大巧若拙,大诈似信,大智若愚”,表面和内在有极大反差的人,有时候最“危险”。
精彩的逃脱过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高智慧含量的艺术。
如果对白崇禧和何叔衡的逃脱过程颁奖的话,颁奖词可以这样写:
白崇禧获“最佳操作奖”,获奖理由是:白的逃跑过程设计精密复杂,能把这些复杂的步骤设计实施的如此精确、完美,迅速、干净利索,足以体现白崇禧极强的操作能力,和对复杂局面的控制能力。
拉拢廖磊,假装住院,化装从医院后门出逃,躲藏到廖磊家,然后摆宴调虎离山,乘火车离京,白崇禧通过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成功的把自己“从明处转化成暗处”,从被动变成主动。
何叔衡获“最佳表演奖”,获奖理由:极具表演天赋。演员靠演戏挣钱,而他却靠“演戏”活命。演员演砸了大不了被导演臭骂一顿,他要是演砸了可能要直接拉到刑场。
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人可以同获此奖。比如战国时的孙膑,两腿被同学庞涓从膝盖以下砍掉后,孙就是靠逼真的“装傻”表演,才最后成功脱身。
可见同是成功脱离险境,但是每个人的特色还真不太一样。

还有一种人之所以能成功逃脱险境,是凭着自己超级的谨慎和敏感,我们可以把“超级谨慎敏感奖”颁给他们。
注意是“超级谨慎敏感”,而不是一般的谨慎敏感,谨慎敏感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就拿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曾是王亚樵的手下华克之为例。
华克之“超级谨慎敏感”的表现之一:从不照相。他和妻子在家中摆放的也是别人的照片。所以国民党特务们就缺少了一个重要渠道,看到华克之的“庐山真面目”。即使搜查华克之的家,得到的也只能是别人的照片,而这恰恰是华制造的“烟雾弹”,用来迷惑对方。
华克之只照过唯一的一张照片。那就是孙凤鸣抱着必死之心刺杀前,华克之非常佩服孙的忠勇,他知道孙凤鸣这一去就是生死两重天了,为了表现对孙的崇敬,这哥俩就跑到南京新街口照相馆,照了最后一张合影。
等汪精卫被刺,孙凤鸣被抓后,国民党特务试图抓捕所有涉案人员,他们得到线报说孙凤鸣和华克之,在新街口照相馆曾经照过相时,真是如获至宝。他们做梦都想弄一张华克之的照片,看看这个隐藏极深的“危险分子”到底长什么样。终于能搞到华的照片了!

他们急急忙忙立即把新街口照相馆包围。但是被告知:照片的底片已经被华克之取走。还是晚了一步!
华克之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就照了这一张照片,还极早的把底片取走。真是滴水不漏。
还有一次,华克之的好朋友胡允恭要去日本。动身前,华和胡在上海租界青年会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饭饯行。凑巧的是,胡允恭的一个朋友周某也恰好来这个饭馆。
对华克之来说,既然遇见朋友的朋友,那就三人一起吃吧。三人边吃边聊,无意间华克之突然嘴里吐出一句英文。对华来说,作为金陵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说英文也许是下意识。
就在蹦出这句英文后,华克之敏锐的感觉到,那个姓周的脸上有一丝惊奇掠过。他好像感觉到什么不对劲,连忙提前告辞。
因为此时的华克之,故意穿的很脏很破,但是他的一句流利的英文,和他这身打扮形成了极大地反差。就像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张国焘他们在逃到香港时,穿的破破烂烂,好像是几个苦力,但是他们却拿着报纸在街上,大摇大摆的边走边看,并且还去了香港最好的饭店入住。这种和身份的极不协调的反常举动,势必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华克之从这个姓周的反应上,敏锐的发觉到了什么。

果然,不久胡允恭突然被捕,华克之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判定肯定是那个姓周的有问题,然后他迅速的逃掉。他的敏锐帮他又一次死里逃生。
华克之这种在复杂环境中的敏感,真不是一般人所及。
要想活命,就必须要比对手更聪明、更灵敏、更迅速、更机警。那么这样的能力可以培养吗?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是白崇禧、何叔衡或者是华克之,都是在权力场、各种斗争、和江湖中一路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除了每个人本身的风格和资质外,丰富的斗争经验的积累,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某方面经过训练、有过经验的人,在应对危险局面时的能力,绝对是常人无法相比的。比如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要让你拿着枪和手电搜索绑匪时,大部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犯很多错误。
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随便拿着手电,像平常在生活中找东西那样,一通在屋里乱照。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在找到绑匪前,你已经被绑匪的枪射成了筛子。

经过训练的人会这样做:他们不会把手电置于身体的前方,而是左手握住手电四十五度举于身体侧上方,并且手电不是长时间开,而是用后马上关闭。这样在对方开火时才不至于中弹。因为在黑暗中,所有的发光点都会被当作射击目标。
知识就是力量,一点都不假。
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这种经过特殊训练,有“丰富斗争经验”,并且能把这些经验灵活运用的人。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斗争中的高手,都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老江湖”,如果常人的“狡猾指数”是“五”的话,他们的“狡猾指数”可能就是“十”,或者更高。

在旧时代的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专门培养“骗子”神秘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可以说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当时中国“最具技术含量的骗子”。
这个组织自号“江相”——即“江湖上的宰相”——主要在分布广东语区。他们把其他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同行”称为“土相”。
从这种称号上可以隐约感觉到这个组织的高傲与自信。
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和尚、尼姑、流氓、小偷,总之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各色人等。
他们根据“诈骗的技术水准”,成员分为状元、进士、大相士等。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组织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

诈骗也有理论体系?当然有。并且还可以称的上极其高明、极其有效。这个组织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诈骗实践中,他们摸索总结除了一套极其有效的经验系统。并成功的造就了一批“诈骗大师”。
我们先看看这个组织的一些经验和理论。
他们把最核心、最有价值的经验,总结成了一篇有700字左右的“秘笈”。我们可以称为“最有效的诈骗全攻略”。这篇秘笈很难懂,因为里面满是术语和黑话。
我们结合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来具体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运用这些诈骗理论的。

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子,找这个组织中某个“诈骗大师”来算命。
这个来算命的男人,外面穿着一件七八成新的长袍,里面穿的是一条陈旧但做工、和质地都很不错的裤子。
脚上的鞋也很高档,但是也已经是很破旧了。他“手尖脚细”,皮肤白嫩,但是愁眉不展,满脸懊悔,两眼无神,面容憔悴。进门后,迟疑了一下,看看周围没有熟人才进来。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诈骗大师仅从这个青年男子的穿着和表情、举动上读出的信息之多、之细,即使和福尔摩斯相比,也毫不逊色。
日期:2009-08-16 20:41:09

“诈骗大师”从对这个青年男子的第一印象中,以自己的“专业能力”,究竟解读出了那些信息呢?
从穿着方面:
“外面穿着一件七八成新的长袍,里面穿的是一条陈旧但做工、和质地都很不错的裤子。脚上的鞋也很高档,但是也已经是很破旧了”。
从外形、表情、举动方面:
“他‘手尖脚细’,皮肤白嫩,但是愁眉不展,满脸懊悔,两眼无神,面容憔悴。进门后,迟疑了一下,看看周围没有熟人才进来。”
结合这两方面,“诈骗大师”给出如下初步的解读分析:

单从从衣服和鞋子的款式、质地、做工,并结合这个年轻人的“‘手尖脚细’,皮肤白嫩”等方面,可以判断出这个年轻人家境很不错。这么年轻就家境不错,十有八九是个“二世祖”。是靠父辈的财富积累,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打拼。
但是从衣服的破旧程度,并结合“愁眉不展,满脸懊悔,两眼无神,面容憔悴”,可以判断出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破产了,前途不妙,没有希望。
进一步分析,一个人突然破产,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飞来横祸”,导致自己的生意受到重创;另外的原因是自己挥霍无度,吃喝嫖赌,不懂经营,是败家子,坐吃山空,自己把自己给搞破产了。
再说,如果是“飞来横祸”导致的破产,当事者脸上往往是“悲壮”的表情,而不是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满脸“懊悔”。
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曾经家境很不错的“二世祖”,但是由于自己吃喝嫖赌,只会消费,不懂挣钱,现在彻底破落了。
再进一步分析:
如果这个年轻人有父兄在的话,不大可能落魄到这种地步。因为父兄在的话,对于他的恶劣行为,会有很强的干预和威慑能力,一般不会任凭他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年轻人的可能是老爸早死,母亲溺爱放纵,才一发不可收的沦落到这种地步。
“诈骗大师”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年轻人进来时,缩头缩脑的先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熟人,看到没有才进来。一般像他这么大的年轻人来算命,都是三五成群,呼朋引伴,极少有一个人来的,并且来的这么偷偷摸摸,不好意思见人,更能说明这个年轻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充满羞愧感和耻辱感。这也从从侧面证明以上判断的准确性。

另外,“诈骗大师”还判断,这个年轻人的父辈很可能是富商而不是官僚,因为如果是官僚的话,以他们在官场上的人脉资源,应该比较容易找到差事。找到工作干的话,这个年轻人应该侧重于问自己的接下来的前程运势,而不至于如此的颓唐绝望。
父辈是富商的话,这种境况就比较合理了:因为那时的正经的商人,最恨这种败家子,所以虽然有父辈所在的“商人圈”,但应该没有人愿意用他,导致他才如此落魄。
综上所述,即使这个年轻人一句话都没说,刚踏入“诈骗大师”的“工作室”,这个“诈骗大师”靠着自己资深的经验和训练,已初步提炼出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关键词”:
二世祖,吃喝嫖赌,没有父兄约束的败家子,已经破产的富二代,意志薄弱,死要面子,曾经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
还没开始算命,这个“诈骗大师”就提炼出这些极其有用的信息,在接下来的算命过程中,再加上自己高超的问答技巧,肯定能占据主动,并把这个年轻人玩的团团转。
这就是一个专业级的“诈骗大师”的水准,这就是传说中的“江湖高手”。
我们接下来“领略”一下这个“诈骗大师”的忽悠功力。
在这个称作“江相”的组织中,要想成为顶级的“大相士”,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模样外形要好。就是长的看起来要气质不凡,最好有点仙风道骨。
人很容易在无意之间就会受到暗示。有这么一个好的外形,就会极大的增加自己话语的说服力。就像看病时,如果面对的中医是个长须飘飘,满面红光,两眼有神,神情从容淡定的老人,肯定无形之间就会极大的增强这个医生的权威性。病人对他会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与信服。
反之,如果这个看病的中医年龄不是太大,长的流里流气,给你看病时,刚摘掉戴在耳朵上的mp3,你会对这个中医有什么印象?
所以人的外形和表象总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作用。催眠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催眠师必须要在被催眠者的心目中树立权威性,权威性越大,催眠的效果越好。“忽悠”别人也就是对他实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催眠。
其次,另外的条件,就是算是“内功”方面的了:“要声音洪亮,资质聪明,词锋要锐利”。

外形再好,只是一个基本条件。拙嘴笨腮,说话结结巴巴,头脑不清,思维混乱,即使长的再“仙风道骨”,一张嘴就露馅了,接下去的“忽悠”步骤也就无从谈起。就像李敖说的:如果一下子就被别人问住,那还怎么走江湖?
我们文中提到这个“诈骗大师”,作为“江相”里顶级人物,这些基本的条件当然具备。要想把别人忽悠的团团转,这确实需要技巧,并且是很高的技巧。
在他们的发问技巧中,就有一套基本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敲、打、帘、干、隆、卖”。具体解释一下各自的含义:
敲:就是旁敲侧击。发问时不要乱下定论,而是从侧面进攻,试探性的询问,在不知不觉间,靠这种技巧性的侧面询问,逐渐得到想要的信息。
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在仓促间吐露真情。

帘:即察言观色,分辨真伪,从表情变化中,结合前两项,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分清真假,并且从已知信息中推出未知。
干:就是用言语刺激对方,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恐吓、责骂,以使对方情绪失控,一般人情绪失控时,头脑就会混乱,正好能乘虚而入,操控谈话的主动权。
隆:就是赞美、恭维、鼓励、安慰对方,这经常和上一项,交叉使用,这样就是对方的情绪处在自己的掌控中。
卖:就是卖弄。在掌握对方尽量多的信息后,以从容不迫的、客观的语气娓娓道出,使对方惊异折服。
这些原则简直是一个很完整、很科学、很有效的一个“心战拼图”。它无意间融合了心理学、狙击学、催眠学的诸多规律。对现代的审问学,谈判学等来说,也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我们结合这个“诈骗大师”和来算命的年轻人的对话,来简单看一下,这些原则是怎样在实战中被灵活运用的。
问:看你面色晦暗,恐怕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这是典型的“敲”的技巧运用,即旁敲侧击的试探性发问)
答:去年死了。
接下来,“诈骗大师”可以运用“卖”的技巧,卖弄一下自己“算”的很准,(其实这是“蒙”对的)。
然后运用“打”的技巧——就是突然发问。
“诈骗大师”结合已经初步得到的信息,突然发问:你父亲死了多久?

答:我三岁时。
连续突然发问:你是长子吗?
答:是。
“诈骗大师”迅速分析得到的信息:他父亲在他三岁时就死了,他又是长子,兄弟肯定不多。
然后不失时机的“卖弄”一下:你居长,没有兄弟,有也不会超过一两个,并且关系不好。

假如是不了解其中这些技巧的普通人,肯定觉得今天真的遇到高人了。
日期:2009-08-17 18:20:10

看来高超的骗术,也应该算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这个集团骗人,有时不仅仅是通过语言,还会借助点“道具”。这对于那个自然知识相对薄弱的年代,很管用。

比如他们用黄磷和朱砂来画符,这样的“符”能在光线较暗时闪光;有时还会用白矾写字,因为这样烧后会出现黑字;用黄羌水浸过的“稽线”放在白醋中会变红。
以现代的科学知识来看,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化学反应现象。但是如果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就会觉得这些变化非常神奇。
愚昧就容易被骗。这应该是个很常见的现象。
通过我们以上的简单介绍,就能初步了解到这个叫“江相”的组织水还是很深的。“水深王八多”。这里面确实产生了很多“大鱼”。
为什么他们算命显得很准,好像有真有特异功能似的?
这很好回答:因为他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很完整、很系统、“很科学”的骗术体系。对于这些理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高明之处。
比如张作霖早时,一个算命先生就预言他,如果能从军定能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张作霖后来发迹后,对这个算命先生深信不疑,推崇有加。直接把他招到自己的参谋部里做了个参谋,给予很优厚的待遇。并且经常问计于这个算命先生。
张作霖也算是个乱世枭雄,天生的机警聪明,非同一般人。要想骗住他,没有两下子是绝对办不到的。

那个算命先生之所以判定他能发迹,是不是完全是蒙对的呢?当然有蒙的成分,但也未必完全是蒙。因为在“江相”这个组织里,对于预测别人前程方面,确实有很科学的地方。
比如对于我们前文中提到的那个破产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做生意,所以你要是建议他马上从商挣钱的话,恐怕成功的概率非常的低。他由于娇生惯养,手无缚鸡之力,你建议他从军来博得功名,恐怕也很不现实。但是他如果能改掉恶习,痛改前非。然后找个从商的亲友,踏踏实实的谋个差事,老老实实做事。他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所以有经验的算命先生,会从这方面入手,预测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前途光明。

要是算命先生遇到的是一个精明、强壮、干练的人,会建议他加入军队谋取功名,然后预测他一定能飞黄腾达。如果这个人没有成功,在战斗中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死了,死无对证。对这个算命先生的“职业能力”的声誉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成功,就会极大的提高这个算命先生的声誉。所以用这个“江相”组织的行话讲,这叫“无隆不响”。
张作霖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算命先生也许感觉到了张的精明、机警,所以才做了类似的预测。
这也算是半个“职业建议师”。很多所谓的“算命大师”也是靠这招,赢得极高声誉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在这个所谓的“江相”组织中那些顶级的大师,究竟做过那些“大单”。这个行业的顶级人物,究竟能挣多少钱?
在光绪年间,这个组织中资深大师之一“玄机子”张雪庵,就在顺德大良城来了次“巡回表演”。仅仅在大良城就有数万两白银入账。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在光绪二十三年,有一个人带着妻妾还有仆人十多名,来到大良城。奇怪的是,这么一行人没有去住城里的旅店,而是花钱租了一个大良城里没人敢住的“鬼屋”——就是一所当地最出名的“凶宅”。这所宅子由于发生多次不详的死亡事件,当地人是“谈宅色变”。但是这个人却好像专门来租这个宅子住似的。此人是何许人也?
这个人就是“玄机子”张雪庵。
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大良城,并且要住进这么一个不详的凶宅呢?
这些都只不过是,这个顶级的职业诈骗高手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张雪庵在江相派中属于“大相爸”的级别——这个组织中的最高级别。经过数十年在江湖上的历练,他的诈骗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无论哪方面的高手,一旦成为行业内的“高手”,往往犯一个共同的“毛病”——喜欢挑战难度更高任务。这样可以使他们更有成就感。
作为高手的张雪庵,多少也有这样的心理。此次大良之行,对张雪庵来说,多少也是一种挑战。因为他的“诈骗目标”不太好对付。
这个被张雪庵瞄上的目标叫“龙二公子”,是大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户。父兄在很多大城市有自己的商号,算是个家大业大,富甲一方的人物。
但偏偏这个龙二公子,对算命看相的这行“最不感冒”,城里很多算命的经常遭遇他“踢馆”。并且龙二公子在这些踢馆事件中,仿佛发现了无限乐趣似的,所以他经常在大良城中寻找目标,先装作要看相算命,问些很刁钻的问题,专找这些相士的茬,稍微有点不对,这个龙二公子马上“动手动脚”。

所以龙二公子在这个城里,是吃算卦看相这行饭人的噩梦。
并且龙有个很信任的手下徐某,每当出去踢馆时,都是这个徐某给龙二公子设计各种刁钻的问题来捉弄算命先生。
时间久了,这个徐某就有了个外号“打斋鹤”。可以说他是龙二公子的智囊。
这阵子,由于大良城里几乎所有看相算命的,都被龙二公子还有他的手下们给折腾走了,所以龙二公子闲的有点发慌。

恰在这时,张雪庵来到了大良城。这对龙二公子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正闲的难受呢,现在终于有的玩了。
并且张雪庵来的一点都不低调:他让人在宅子外面挂上“玄机子在此候教”的三尺金漆招牌。并对外宣称:“云游四海,结交有缘人士”。
一副标准的算命先生的做派。
这迅速的引起了龙二公子的注意:还真有敢往枪口上撞的。这个算命的敢在大良城如此放肆,竟敢这么不知深浅,马上就要你好看!

这种也正好是张雪庵要的效果——目的就是引诱你龙二公子,还就怕你不上钩呢!
这就像两个好斗的公鸡,正张着翅膀,伸着脖子,急切的把对方当作最好的进攻对象。
经过和“大斋鹤”徐某的缜密的研究,充分设计好各种刁钻的问题,龙二公子在脑中已经开始预演张雪庵失败后的狼狈模样,像以前的那些算命的一样。
这个不知深浅、嚣张的算命的,本公子让你知道在这个大良城,就是你的“麦城”。
在某天,经过充分准备的龙二公子,带着一帮手下,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张雪庵的住处。但是张雪庵是不卑不亢,镇定自若,真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气势。
既然是来踢馆,那总得找到破绽、找到借口后才能进行吧,不能来了一句话不说就开打吧,那就按预先设计好的问吧!
龙二公子原以为那些“不可能”被回答上来的问题,结果被张雪庵气定神闲的一一准确答出。这个陌生人张雪庵,简直就像看着龙二公子长大的一样,甚至就像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一样,把他龙二公子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完整、准确、详细的娓娓道出。连他龙二身上有颗朱砂痣,也给准确说了出来。
天呢!神呢!这是真的吗?
龙二公子彻底的被震惊了!也被彻底征服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半仙之体吧!
什么也不说了,彻底的服了。龙二公子拿重金邀请张雪庵给他预测未来,消灾去难。
这下子张雪庵在大良城彻底的轰动了。一传十,十传百,传言的放大效应充分显现,张雪庵被越传越神——他的神秘(专住凶宅),神通(这部分主要由当事人龙二公子传播)——都被无限放大。
大良城几乎所有的富商——甚至还有很多周边地区的——都带着大量的银子,在张雪庵的住处排队。
仅仅一个多月,张雪庵收入数万两白银。在大良城告一段落后,张雪庵又去其他地方云游了。

张雪庵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真有神通?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那个龙二公子身边的所谓的“打斋鹤”徐某是张雪庵的线人。
并且这个线人是数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这真算是放长线钓大鱼。
费这么多笔墨,只想说明一点:任何行业,要想出类拔萃,战胜对手,一定要有职业化的训练——即使是骗子。
如果把军事也作为一个行业的话,我们也完全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切入,详细而具体的分析一下,部队之间的战斗力,究竟差距在什么地方?
我们从技术的层面,深入探究一下“八路军Vs日军”这种模式下,双方的战斗力比较。
先对比一下双方的军事素质。
赵兴元中将是亲身参加过抗日的老八路,并且在战争的最前线,从普通一兵干起,经过无数次和日军的贴身近战。所以,他能从亲历者的独特体验和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日军队在诸多方面的差异。
据赵将军说,早期日军的军事素质普遍都很高。
例如,在1941年前的肉搏战中,一般的鬼子就可以对付两三个八路军,有经验的老鬼子还要加倍。单这方面的差距就可以说大的惊人!
在这些鬼子的眼里八路再勇敢,也不过是“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不足为惧。所以打仗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你技术不行,有劲也使不出来,只能算是蛮力。所以那几年鬼子和咱们拼刺刀时,他们把枪的保险关上,有的甚至把子弹退出来,那就是表示:用不着浪费子弹,“大日本皇军”就能以这种最血腥的方式消灭你。
在1939年山东莱芜马家庙的一次伏击战中,咱们八路军成功把日军打垮,在把绝大部分日军都干掉后,一排三十多人,腾出手来追一个逃跑的鬼子,因为想活捉一个,所以没开枪干掉他。
小鬼子的速度耐力还是不错的,一直跑了好几里。后来看到这帮八路实在甩不掉。他就停下来端着刺刀,竟然呀呀的叫着,回身主动逼了上来。
三十多个八路那会怕这个小鬼子,唰的一下迅速把这个鬼子围住。没想到这个年纪不大的鬼子,忽然左右腾挪,前挑后刺,咱们三十多个人竟然不能近身,还被他给刺伤了几个,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开枪“超度”他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侵华的日军军事素质之高。
八路军要想取胜,就得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尽量夜里打伏击战,避免和日本鬼子阵地战和贴身肉搏。
并且打伏击战时,常常以优势兵力包围日军,并且集中所有的火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打晕”。遭到伏击时,所有训练有素的部队第一个反应就是:卧倒。要在日军卧倒并打出第一枪前,尽量的多杀伤他们。因为一旦他们反应过来,开始反击的话,那就不好对付了。
1941年春,赵兴元所在的一营两个连,在莱芜古城子设伏,准备全歼日军的一个小队。等日军一进包围圈,营长胡年筠马上一声哨响,200多支枪一起开火。强大的火力把日军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整个战斗过程,日军只有机会还击了一枪。
此次战斗,我们在人数、火力、地形上都占绝对优势,并且全歼了日军。日军仅仅打了一枪。按说我们应该是大获全胜。但就是日本鬼子的这仅有的一枪,就击中了胡年筠营长!

可见小鬼子的枪法有多准!
日军在赵兴元将军家山东章丘明水镇前营庄大屠杀时,有只狗朝着街上的日军狂吠,一个鬼子听着心烦,足足有200米的距离,这个鬼子只是抬手一枪,狗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所以赵兴元将军反复强调:早期日军的军事素质不是后期的日军能比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的日军的军事素质,也比刚放下锄头、就参加部队的八路军要好。
当时有很多人不服这种差距:俺是扛锄把子的不假,可他小鬼子也是人,也是一个脑袋两支胳膊两条腿,论个头,俺还比小鬼子高一块呢,俺就不信拼不过他。
莱芜前营庄有个叫赵树冲的就抱有这种观点。

这个赵树冲是那一带有名的壮汉,身高力壮,颇有一把子蛮力,摔跤几个人也不是对手。在1938年秋的一天晚上,游击队转移,但是他觉得好像对自己的体力和战斗力很自信,便带着几个同样精壮的年轻人,准备偷袭日军。
他们几个翻过一道石头围子,没想到几个日军,好像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似的,早已等在那了,人数和他们差不多,而且也不开枪,好像故意要和中国人比试肉搏似的。
双方一阵贴身厮杀,结果是赵树冲几人全部战死,而日军没有任何伤亡。
不要骂我媚日,以上这些都是赵兴元将军的亲身经历。
为什么八国联军那么点人,就能成为庞大的大清帝国挥之不去的噩梦?因为那些人是用现代的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人。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是战斗力!
正视差距,刻苦训练。
既然和日本鬼子在军事素质方面有差距,那只能通过专业化的训练,来缩小这种差距了。
单就刺杀技术来说,我们具体解析一下为什么不如小日本。
首先,基本功不行。具体表现就是刺杀的力度、速度和爆发力不够,这样的刺刀刺出去,就会严重影响杀伤力。
力量,速度,爆发力就是攻击时产生杀伤力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爆发力就是中国武术中常说的“寸劲”,就是在极端的攻击距离里,迅速的爆发出巨大力量的能力,比如李小龙就能在一拳的距离内快速发力,把人击倒。
其次就是刺杀中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八路军和鬼子刺杀时,老觉得鬼子的刺刀既快又变化莫测,极难防御。而自己每刺一刀,却会轻易的被对方防住。这是为什么?是鬼子的反应速度天生就比我们快吗?
这充分暴露出在刺杀中,八路军攻防意识还比较薄弱——该防的防不住,该攻的攻不进。
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规律的洞察。这就有赖于“专家”的智慧。
在八路军中,也有这么一批擅长刺杀技术的“专家”。他们在实战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渐摸索出了大面积提高八路军官兵刺杀技术的训练方法,也逐渐看出了阻碍八路军刺杀技术提高的症结所在。
据赵兴元将军回忆,他们有一个外号叫“老丈人”的刺杀教员,就是这些“刺杀专家”的杰出代表。
老丈人在九一八事变前,作为当时东北讲武学堂的刺杀教员,就由于刺杀能力非常出众,在沈阳被选拔出来和日本人比武。结果他一个人竟能同时对付几个日军。可以想象,对这么一个厉害角色,当时日本人派出去比的也应该是日军精英,不可能是泛泛之辈。这让日本人也深刻见识了一下:中国人中的精英并不比他们的精英差,甚至更强。
就像中国的吴清源,在日本的国土上,他竟能一个人横扫日本围棋界所有高手,十番棋不败,一个人独步高手如林的日本围棋界。被日本人誉为“棋圣”。中国的精英如果“精”起来,那水平有时是很吓人滴。

老丈人从此“一战成名”,成了中国部队中“技术级别极高”的刺杀教员。为什么说他的“技术级别”极高呢?因为老丈人在训练中的很多学生,也成了教员。所以对很多中国军人来说——在刺杀方面——他是老师的老师。
可以说是刺杀技术等级中的“九段”。
老丈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是“技术型”的,而不是“体力型”。
就像有些人之所以打架厉害,就是靠自己的“天生的身体素质”,比如长的高大强壮,身大力不亏,武术中有句俗语叫做“一力压十会”——就是如果我力气比你大,你就是比我多会十招也占不到便宜。
但我们看看赵兴元将军,对当时老丈人的描述:他四十来岁,中等个头,瘦削精干——这种年龄、体格如果刺杀技术特别厉害的话,绝对不是“体力型”而是“技术型”。
这个老丈人的训练方法,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每到一个连队教授刺杀技术时,他首先要上演一场“真人秀”:特意挑十个、八个刺杀技术好的战士,把他围住,别人拿得都是真家伙,而他只拿支木头枪。并说,你们就拿俺当小日本,跟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动真格的。
开始大家当然会有顾忌,不敢全力以赴对老丈人下狠手。有这种情况时,老丈人就会极度抓狂,他会好不留情的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到战场上就死定了。
经他的话一激,大家就会逐渐进入状态。一番近乎实战的刺杀后,那一圈人不是枪被打飞就是人被刺倒。
可见老丈人的技术是真材实料,好不搀假。

大家看到这种情景,都会目瞪口呆,觉得老丈人简直就是“奇人”、“神人”。
老丈人也发现了八路军攻防意识薄弱的原因:拼刺刀时,绝大部分的人只看对方的刺刀、或者刀尖。这样的习惯很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特别注意对方的眼神。因为在刺杀中,眼神往往能下意识的暴露对方的攻击意图。通过对对方眼神的观察训练,能及早发现对方的攻击意图,这样就能比较主动的防御了。
这有点像李小龙的截拳道的理论:及早发现对方的攻击意图,在对方没有出招或出到一般时,立即进行拦截,化解。
所以老丈人和人对刺时经常会喊:看着俺的眼睛。
武侠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一句话:人剑合一。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玄,但却多少有点道理——翻译成比较实际的语言就是:把剑要使得特别熟练。熟练的要像使用自己的手或者胳膊似的。
只有熟练了,才能谈得上迅速,敏捷,有力。

英文中有句谚语,叫做“practice makes perfect”,中文翻译成“熟能生巧”,字面上的意义是“练习产生完美”。
往往一种技能,只有在反复的练习中,才能逐渐变的完美、熟练。
所以,提高刺杀能力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老丈人深谙这种道理,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就是:“要把你那支枪摆弄的像根筷子一样”。枪在他手里也真的变成了筷子,显得那么的轻巧、快速、灵活。他刺杀的耐力更是惊人:无论是原地刺还是突刺,连续来个千儿八百次,竟能大气都不喘。
老丈人的这种水平,往往使围观的战士们看的直咂舌。这也激发了大家的训练热情,有了高手、标杆,大家便有样学样,于是热火朝天的练兵场面出现了:
训练场上,教员高声问:同志们,你们是男子汉吗?
大家一声吼:是!
教员再问:你们是硬骨头吗?
又一声吼:是!
好!每人一百次,听口令,突刺——刺!
有时甚至白天训练一天,月亮地里依旧杀声震天;有时躺下睡不着,或者一觉醒来,悄悄下地,拿着枪走到外面继续练。大家在竞争的气氛中,谁也不甘落后,你夜里出来练,我也睡不下去。你刺200枪,他刺300枪,我就非刺上400枪不可,谁服谁啊!
真是训练热情空前高涨。
经过这种脱胎换骨似的大练兵,到了年底,鲁中军区主力一团、二团官兵中,涌现出了许多刺杀技术的高手,这些骨干有的甚至能连续刺上1000枪左右。这种连续刺杀的次数,是反应刺杀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但是检验刺杀能力高低的,最终还是战场上。而在这次大练兵后的不久,这样的实战机会就来了。
这也是大练兵后,第一次的大规模的肉搏战。
1944年9月,在沂水南葛庄,日军53旅团43大队450人、伪军500多人,被鲁中军区3个团伏击。日伪军招架不住,纷纷后退。
奉命堵住敌军退路的是1团。而首先冲上公路,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的是1团5连。

为什么把这种任务交给5连?原因很简单:5连是刺杀能力最厉害的连队。在大练兵中,曾被鲁中军区授予“刺杀优胜连”称号。
怎么个“优胜”法?我们可以用比较具体的数字描述一下:
5连有三多,三八大盖多,全连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刺杀标兵多,每人对付一个鬼子绰绰有余;能连续突刺1000枪的人非常多,竟在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指标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个连强悍的刺杀能力。
来看一下,战场肉搏战中5连的表现。
5连从路边山坡上首先扑向敌人,在真刀真枪的交锋中,训练的效果立即显现。冲在最前面的鬼子相继倒下,再冲过来,再倒下。
6班士兵曾本义先后刺死4个鬼子,战斗结束后发现刺刀都弯了,可见他刺杀的力道和技术有多凶悍。

2班连长曹世范连续刺死5个鬼子。
日军中队长岗田建挥指挥刀,向3连副排长侯玉俊劈来。侯用枪一挡,飞起一脚,把他踢翻,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爆发力,一刺刀竟将这个小鬼子给钉在了地上。然后顺手捡起那把指挥刀,又迅速的砍翻两个鬼子。
也就几分钟,50多个鬼子全部变成了刀下鬼。
经过刻苦、、严格、科学的训练,就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日期:2009-08-25 17:19:00

一个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两个因素:人和物。“人”的因素不用多解释,“物”就是指一个部队的武器、装备等物质方面的因素。
我们从这两方面,对当时的日军和八路军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八路军的士气、勇敢、不怕死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绝不会比日本鬼子差。但就军事素质来说,我们不得不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关于日本鬼子的军事素质,我们上文中也有所提及。要是真实的日本鬼子,真像大多数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么蠢、那么笨,就不会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痛苦和耻辱了。
我们领先日本几千年,没有派一兵一卒到过日本,但是日本仅仅领先我们几十年,就敢来我们人多地广的土地上,像野兽一样毫无顾忌的奸淫烧杀。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的品味和反省。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书里对当时的中日军队,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军队的一个师通常只有6000人左右,而且行军时还埋锅、造饭、煮水、挑柴,无论从建制上,还是从后勤保障等诸方面,怎么看怎么不像现代化的部队。当然黄仁宇说的中国部队,还是当时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
而日军一个师团经常有12000人——14000人左右,有的配属特种兵的更是能达到2万人,且后勤保障,通讯,交通都是比较现代化的。再加上前期的日军都有良好的训练,单兵的军事素质都有相当高的水准。所以日军的战斗力可以想象。
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的30多个德式装备步兵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消耗殆尽。
作为始终在抗战最前线的赵兴元将军,对日军的军事素质也是深有体会:“进攻时挺勇猛,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冲锋、卧倒的很适时,动作也熟练。最见功夫的是,退却时队形不乱,交替掩护,枪打得也准,轻易不丢武器。”
反观那时的八路军,大都是农民出身,优点是朴实、厚道、吃苦耐劳;缺点是没文化、自由、散漫;没文化就导致接受和学习比较慢,这很影响军事素质的提高。
比如,很多的人竟然不知道“左”“右”是什么意思,教员只能说“这边”或者“那边”。后来教员就解释说,你吃饭时拿筷子的手是右手,端碗的是左手。这样解释当然比较通俗易懂,但是对左撇子来说就坏了,通过这样的解释,他很可能会把左右弄反。
左右的概念在战场上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比如指挥员喊:“左前方发现敌人”。你要是左右不分,那代价可就大了。
以今天的视角看,觉得这好像不太可能、好像很荒唐。但是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所以当时官兵的知识结构严重的滞后。因此还闹出不少笑话。
例如秦基伟将军,在战争年代一开始接触电话时,对这种很“现代化”的设备无法理解。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里面会有人的声音。一听见电话铃声就手足无措。
有一次,四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命令他到某地执行任务,秦基伟接完电话后,老是觉着不踏实,最终还是策马三十多里去见郑说:“那玩意我信不过,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从一个农民,转化成一个合格的职业化军人,确实需要有很多的东西要学。
比如,夜战要学:夜里行军,一定要记住你前面的那个人,跟定他。有人插了进来,要弄明白是什么人,然后超过他。 不然,黑灯瞎火的,两支队伍走到一块了,你可能就跟别的队伍走了——有时更危险的情况是——跟敌人走了。
在跟的时候还要不时注意瞅瞅前面的大队,不然那个人掉队了,你不也掉队了吗?
还有,什么样的地形便于发挥火力,又能保存自己?在敌人的火力攻击下,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匍匐前进、滚进、跃进、无规则跃进,蛇形前进?
从“物”的方面来比较,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经常把八路叫做“土八路”——因为武器装备到穿着,都是在是“太土了”。但是“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别看武器设备极度落后,但在残酷的战争中,群众的创造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先说一下在通讯联络方面,八路军的一个创造。
及时的敌情预报,完全可以决定一个部队生死存亡,尤其是相对于比较弱势的一方。那时在敌占区,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做的非常的好。
敌人的每次出动有多少人,什么时间出动,出动的方向,这些信息对于八路军来说生死攸关。尤其是在鲁中等平原地区,敌人有时骑自行车,有时甚至是汽车,行动起来非常迅速。如果这些情报不能及时传递出去,那后果对于八路军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中国军民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想出了个土办法,那就是——消息树。
各村在高处都立有一颗“消息树”,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要到哪个方向去,消息树就倒向哪个方向。这样一来,即使是百八十里,也会很快的传递到。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它只能在白天用,在夜里就无法实施了。
此外还有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等等,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爆发出来惊人的勇气和创造力。
地雷战的首创权应该归功于冀中的民兵。

在1940年的春季发动的反扫荡中,安国东、赵西寇两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道路上,然后躲在远处用线拉火,结果炸死了两名伪军。
这种偶然为之的做法,立即触发了广大群众的创造力。
他们开始搜集废炸弹、废手榴弹,开始尝试着制造各种形式的地雷。我们中很多人看过地雷战,但是也许很少人知道,那么影片的作用不仅仅是娱乐、和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而当初拍片的主要目的,是把这部片子作为科教片,来向广大的群众介绍各种地雷的用法。因此这个片子中的很多故事,极具真实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也可以从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重温一下那是真实的地雷战是什么样子。
从1940年夏季开始,在初步的摸索中,尝到地雷战甜头的冀中军民,开始把这种初步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为了增加地雷战中的技术含量,部队特别聘请这方面的专家,给广大的军民开了地雷战的训练班。
美军曾经说钱学森能抵一个师,一个军事方面或者武器技术方面的专家,如果真能把他的专业技术转化为战斗力的话,所能发挥的效力确实不可估量。

比如在弹药很匮乏的时候,八路军中的专家们,可以用从敌人那里搞来的化肥、硫氨和根据地人民弄来的火硝来制造炸药。
有了这些武器方面专家的参与,地雷也变的“多姿多彩”,令敌人防不胜防。
例如有用土炮发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能反跳起半人来高、然后再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里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
对于敌人来说,变化的地雷才是最有杀伤力。
因为每种地雷的爆炸方式不一样,让日本鬼子摸不清规律,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躲避方法。有的在地上炸,有的跳起来炸,有的埋在大路上,有的在庄稼地里。到处都是地雷,并且这些地雷好像多变的焰火,花样多多,时常绽放出“美丽、耀眼”的火花,不过每“绽放”一次,就让小鬼子多一次噩梦。
地雷战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初见成效:在无极、定县、安国炸死敌军400多人。人数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地雷的威慑力充分显现,日军扫荡时再也不敢大摇大摆了。

这一步没事,但是下一步就可能被炸上天,这种地雷带来的精神压力,对日军的心理产生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所以有时地雷战有一个附加的心理战的作用。
有一次日本鬼子深泽城北宋庄一代扫荡,忽然发现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这个日军领头的军官,可能比较喜欢花草一类的,忍不住捡起来,他也许没想到,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能看到的事物了。因为在轰得一声巨响后,这个日本鬼子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花篮里有地雷!
在埋地雷时,中国人充分发挥擅长权谋的手腕,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让日本鬼子彻底抓狂:在埋地雷的地方,故意自行车带压过印,制造有人经过的假象;而在没有埋雷的地方,往往有翻起新土,制造好像埋了什么的假象。
这造成了日军的极度恐慌,让他们觉得草木皆兵的感觉。
有一次,日军扫荡时,忽然看见路的正当中,有一段皮带,一段在土里埋着,一段露在外面。日军由于充分领教了地雷的滋味,所以对这段皮带极度紧张、如临大敌。连忙叫来工兵“排雷”,几个人撅着屁股,满头大汗的忙活了半天,最后发现那仅仅是个皮带而已,并没有地雷。
这很像民兵跟鬼子开的玩笑!耍的是够过瘾的。
当然,八路军一般伏击日军时,在数量上都是数倍于敌军,甚至数十倍于敌军。这就是经常说的那句: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
对在武器上和单兵素质上,都和日军有很大差距的八路军来说,这当然是最有效的战术。
我们前文提到过八路军擅长夜战,这也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摸索出来的能“扬自己之所长,避自己之所短”的战术。
之所以选择夜战,就是借助夜幕的掩护,尽可能的接近敌人而不被发现,离敌人越近越好,然后突然发动攻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快、准、狠是夜战的三字诀。而这种理想的效果都要靠一个条件实现:近——离敌人要足够的近。

八路军一般把夜里突袭敌人称为夜摸。夜摸也是有很大学问的。
首先,夜间的自然气象条件要考虑:
除非特殊情况,雪地里一般不夜摸。这很好理解,那时候没有很好的伪装服,雪地上移动的黑乎乎的目标,很容易很远就被发现。并且在雪地上走时,要发出很大的响声。尤其是人比较多,并且是在很静的夜里时。所以很难在这种条件下,离敌人很近而不被发现。
月夜里更难。
所以在雪地、月夜对夜摸来说是最不理想的。
雨夜按说对夜摸来说最理想:因为是阴天,所以光线足够暗;并且风雨声可以掩护队伍行进时的动静。
但是雨夜夜摸时,有一点是最致命的——就是闪电。
当队伍向敌人慢慢靠近时,如果突然一道闪电,那就无异于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一颗天然的“照明弹”,一切目标就会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据亲身参加过很多次夜摸的赵兴元将军回忆,在莱芜的一次夜摸中,那天雨下的非常大,借助于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赵兴元悄悄的带着队伍,一直逼近到距敌人的据点只有一百多米。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忽然划过天空,把大地照的亮如白昼,几乎同时,随着日军哨兵的一声枪响,副班长梁兴超永远的倒在了地上。
在战场上,除击中要害,其实一枪毙命的情况不多,大多都是出血过多而死。因为在战场上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护。
美军有这样一项调查:阵亡军人有高达90%死于被送到医院前。其中一半死于大出血,25%在负伤5至10分钟内就死亡了。美军在阿富汗反恐作战中,第一个阵亡的士兵就是失血过多而死,而他只不过受了小小的枪伤。
梁兴超被敌人击中的即使不是要害部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要得到有效及时的医疗救助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夜摸不是阵地战,没有前方后方,所以在机动性极大的作战中,受伤带来的死亡威胁比阵地战时更大。

一枪毙命,其实是一种难度极高的狙击技术,要达到这种效果,最佳的射击部位就是头部。除了这个部位,很难达到一枪就马让人送命效果。所以有经验的狙击手,在解救被胁持的人质时,一般都是瞄准恐怖分子的头部射击。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达不到“一枪毙命”,后果往往很严重。举个例子。
在1974年5月14日,几名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劫持了一百多名人质,当地时间十点,恐怖分子声称,如果以色列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将要每隔一小时杀死一个人质。
以色列政府马上派遣以特种部队开展营救工作。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马上做出反应,他们一边派遣谈判专家,拖延时间,然后迅速研究地形,布置了12名顶级的狙击手。
按照恐怖分子的要求,以政府派遣直升机停在了恐怖分子胁持人质的楼下。
一个恐怖分子把头探出窗口,想看一下外面的直升机。一名狙击手抓住机会,扣动了扳机。但遗憾的是,这名狙击手缺乏经验,因为他瞄准的不是恐怖分子的头部,而是胸部。虽然一枪命中,但是这种受伤位置却不能令人马上死亡,受伤的恐怖分子大喊大叫,然后对着人质开始疯狂射击,其他几名恐怖分子也在这种条件下,失去理智,结果造成了20多名人质死亡。
这就是战场的残酷性,生与死,瞬间变化。
战场就是佛教中的修罗场——在这个场所中,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生死、围绕着战斗进行。但是对于一场战争来说,决定生死的不单单是对方的枪炮火力,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自然环境,对于一个装备跟不上的部队来说,结果往往是致命的。
例如德军进攻苏联时,苏联冬季的严寒,对德军战斗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和温度有关。温度又和很多因素紧密相关,比如海拔,干旱,寄生虫,蚊虫,疟疾等等。
先说温度过低时,对部队的种种影响。
在温度过低时,人体为了保证核心部位的温度,肢端的温度会下降的很快。并且在低温下,人的心跳和血液流动会变得很慢,伴随出现的状况往往是困倦、嗜睡、意识逐渐模糊、容易出现幻觉等。
在战场上冻死的士兵,面部的表情往往并不狰狞,而是很平和。有的甚至面带微笑。这就是在极度的寒冷作用下,在濒临死亡时产生了幻觉。而这种在极度痛苦后的幻觉,往往是非常温馨愉快的。
见得多了,所以部队里的老战士,往往对热死和冻死两种状态,有很形象、很准确的总结:热死的人浑身发紫,像中毒似的;而冻死的人脸发白,大都笑呵呵的。
国共在东北作战时,冬天的严寒对装备很差的共产党部队来说,是几乎比国民党部队还要有威胁性的敌人。
在夜里有时低达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最有可怕的有时不是敌人的进攻,而是怎么才能在这样的酷寒中过夜,而不被冻死。
在作战前线,部队里的干部会不停的告诉大家,要想不被冻死、冻残,你就得活动,不停的活动。并且要带领大家活动,看好每个战士,落实到每个人。谁也不许坐下、躺下、更不能睡觉。因为睡觉的人会永远醒不过来了。
日期:2009-09-02 17:34:36

在这种极度寒冷的条件下,光是生存就这么难了,要是打起仗来,这冰天雪地的野外,无疑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在阵地上,士兵的手如果稍不小心,碰到枪的金属部分,会立刻被“咬住”。一扯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在南极的考察的科学家,喝东西时也会有这种类似的经历:一杯滚烫的咖啡,如果喝的稍微慢一点,咖啡会迅速的把舌头冻住,因此舌头上的皮经常会被扯下来。
由此可见,裸露的体表在极低的环境中,热量的散失有多么的快,快的简直有点恐怖。
我们上文中提过,人在重度的烧伤中,反而不会有太疼得感觉,因为神经末梢都被烧坏了。这和冻伤有点相似。

被冻伤后,不怕疼,就怕不疼。如果不疼的话,有经验的部队干部会赶紧用雪搓冻伤的部位,一直搓到有疼觉为止。
冻伤的程度可以皮肤的颜色反应出来:开始是红色,继而是紫色,然后会变成白色、白褐色。一发展到白褐色的程度就很难治愈了。
在这样极度寒冷的环境中,是对人体力和精神的双重考验。
只要稍有懈怠,比如站岗的士兵打个瞌睡,即使只有十几分钟,这个士兵不被冻死、也被冻残了。
赵兴元将军这样描述,严寒给战士们来了严重后果:
“掉耳朵的,掉指甲的,鼻子冻烂的。有人解绑腿快了,把皮肉撕下来的。有人脱下鞋来,呀,这脚趾头哪去了?一看掉鞋窟窿里了。什么时候掉的都不知道,也未觉出疼,只是走路老跌跟头。
东北人形容天冷说,‘这手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不知不觉中冻坏了,不觉得疼了,八成就废了。等缓过来,有了知觉,有很多人会疼得在地上滚来滚去”。
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对于冻伤,也只能“土法炼钢”,就地取材的寻找土方、偏方了。好在中华民族是个善于利用草药和偏方的民族,所以对这种冻伤,也有比较管用的“自然疗法”。
比如把大枣捣烂和着大酱,敷在冻伤处。大枣属于暖热性,而大酱能消炎止疼;要是把仙人掌和芦荟捣烂敷上效果会更好;还可以把冬青熬成水,或者把山里红去皮后,把果肉敷在伤处。这些都是当年部队常用的治疗冻伤的办法。
在这种冰天雪地里打起仗来,伤亡率是很高的。
粟裕在南昌起义后,撤退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满脸鲜血的倒在地上昏迷过去。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没人管他,部队继续撤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粟裕竟然奇迹般的苏醒过来。
但这种奇迹如果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上,永远也不会发生。
在这种严寒中,一旦中弹昏迷,就绝没有机会躺在那里自行苏醒过来。即使不昏迷,一旦受伤丧失行动能力,便很快就会在低温里变得神志不清。

而这种神志不清,就是死亡过程的先兆。
退一步说受到是轻伤,意识也清醒,还能走,但是敌人火力哪么密集,怎么走?大雪深的没腰,齐裆,连爬都没办法爬。
据赵兴元回忆,一连的指导员曹文德大腿负了点轻伤,既没伤到骨头,也没打断动脉,但是他只爬了几十米,就被永远的冻住那里了。
在这种环境下,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受伤,结果往往都是致命的。
即使是一个没有受任何伤的士兵,用一个姿势趴在雪地上射击八分钟、十分钟的,想爬起来都很困难。
就这样,很多“伤不至死”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雪地里。有的是立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还伸手做着烤火的姿势,脸上挂着温暖、舒适的笑意。
这是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这个世界上唯一温暖、温馨的感觉。虽然这只是一种幻觉,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无比真实、无比真切。
在这么寒冷的环境中,有的战士开玩笑说,那个后羿为什么把十个太阳射掉九个,多留几个该多好,也不至于这么冷了。
但是当他们过了长江,开始湘赣战役后,才明白,这天气要是热起来,那滋味也是相当的不好受。
在过九岭山时,仅短短两天,一个团竟有1000多人中暑,并有5人死亡,无一例外,死亡的全部是东北人。
按进化论的观点,各个人种的生理特征,都和长期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例如黑色人种之所以“黑”,是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日照强烈的赤道附近,所以他们的皮肤黑色素含量高,这样能避免皮肤被强烈的日光灼伤;白色人种之所以有个“大鼻子”,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寒冷,光照和氧气浓度都比较少的地区,他们的又大又挺的鼻子,有利于把吸入的氧气预热。
这种现象,也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课题。

简单的说,人在一种环境中生活的时间久了以后,他的各方面的生理机能,便和他生活的环境相适应。一旦从自然条件相差很大的甲地,来到乙地,人往往会“水土不服”。
那是北方村子里都有水井,北方人的日常饮用水也都靠水井解决。但是一过长江,基本上就看不见水井了,而是村村都有池塘。
那时的池塘,厕所往往架在上面,人的排泄物成了现成的鱼食。在池塘的另一头,人们往往洗衣服,洗菜,挑水做饭。
用现代的卫生标准看,这极不卫生。怎么吃喝拉撒都在一条池塘里,这能不得病吗?但是这却是当时江南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当地人由于祖祖辈辈都是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身体机能,也对这种水质慢慢适应了。
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环境,肠胃的酸碱度,等指标都对这种水质有了一定的适应性。所以能够长期饮用这种水,而还能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
但是刚去的北方人就不行了。
天热就会大量出汗,人就会口渴。所以很多北方的士兵,渴的都发疯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趴在这样的池塘边、河边,不顾任何后果,一顿痛快的牛饮。
但是他们的习惯了北方井水的肠胃,对这种“陌生”的池塘水、河水,极不适应。拉肚子、痢疾等各种肠道疾病大爆发。
有的战士甚至得上了恶性痢疾,高烧40多度,上吐下泻,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就不行了。晚上查铺查哨,听到最多的是战士肚子吱哇乱叫,屁声也是此起彼伏。起来上厕所的人接连不断,有的拉完提上裤子刚走几步,又不得不退回去接着蹲。
这样的部队战斗力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幸好那时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战斗意志几乎完全崩溃,剩下来的只有追击。
在追击的过程中,掉队的人非常的多,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能追上多少是多少,国民党部队要做的,好像只有跑了。
南方多雨,潮热的气候还会引起烂裆和疥疮。
皮肤在长期的潮湿、不卫生、透风不好、蚊虫叮咬等状况下,最容易产生感染。两腿间的部位,容易流汗和通风不好,如果不能及时清洗保持卫生,再加上走路时反复的摩擦,就会形成烂裆。并且男人的睾丸部位,是身体上温度比较恒定的器官,因为这个部位只有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才能保持阴囊内精子的活性。所以裆部是男人身体上温度比较高的部位。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解决猫耳洞中士兵的烂裆问题,曾把战士们的短裤改成了“短裙”。这样对避免烂裆很有效。
在艰苦紧张的作战中,浑身不是汗水就是泥水,再加上虱子、蚊虫叮咬,就会得疥疮。当时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有个德国的医学博士叫米勒。他曾经用中文编了一首关于疥疮的歌谣:疥是一条龙,先以手上生,腰里绕三圈,屁股沟里扎了根。
疥疮那里都生:脸上,手上,腿上,腰上。那是一种钻心的痒,并且越挠感染的面积越大。最难受的生在屁股沟里,站着痒,坐下来更痒。
米勒曾教部队用硫磺和猪油治疥疮。并组织大家洗衣服洗澡。
在中共的部队里,太需要像米勒这样的专家了。一个专业的卫生观念的普及,甚至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中暑,疟疾,水土不服,拉肚子,蚊虫叮咬这些痛苦,恐怕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体验个中滋味。
比如拉肚子,平时休息时还有时间蹲在地上拉,但时急行军时怎么办?只能弄块破布夹在屁股上边走边拉。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卫生条件极差。
有次在武汉,官兵进电影院看电影,一开始进场时,场内的群众都起立鼓掌,像欢迎英雄一样。但是刚过一会就敬而远之,有的还捂着鼻子躲出老远。原来是官兵们的个人卫生极差,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他们自己习惯了,感觉不到。但是到了这通风不好的电影院,就成了一颗颗“臭弹”。
我在有的回忆录里看到,在极度饥饿的年代里,有的人饿的连肠子的形状都能看出来,可以想象“骨瘦如柴”到了什么程度。在这种状态下,人吃了变质的食物,竟然不会有太严重的反应。而要是放在现在,变质到那种状态的食物吃下去,肯定要食物中毒的。
这也许是人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为了能保证人继续生存下去,产生了极强的适应性。
有的医学专家说,人的免疫系统也许要锻炼。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接触的环境好像更“洁净”了,但是人的免疫能力好像也在下降。有很多人说日本人好像有洁癖似的,有时打公用电话,也会先用纸巾包住,然后再握住电话。并且在地震救灾时,政府会出动专门的“洗澡车”供灾民洗澡,而连家都没有了人们,有时会极有耐心的排起长队,等待着洗澡。有的一天甚至洗两三次。
现在很多日本人,一到国外,水土不服的状况非常的严重,往往会出现腹泻。这是不是人体长期在过度“洁净”的环境中,免疫系统的退化?
并且科学研究表明,过度注意环境的“洁净”,而不与大自然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过敏体质。

在那种缺医少药,极不卫生的战争年代里,能够不被疾病击倒,唯一能依靠的有时就是自身的免疫力。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心理承受力。有的士兵受不了这种极度的艰苦,而选择了自杀。艰苦的环境不但折磨人的肉体,还极度摧残人的精神,使人绝望、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有时历史能给我们提供更广阔的视角,来了解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苦,和人的顽强和坚韧能到何种地步。
在这种环境中,如果有人患上“洁癖”的话,那绝对活不下去。

成龙说他有洁癖:和别人握手后,都会忍不住用纸巾反复擦手。这显然是一种病态心理。有这种心理的话,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会痛苦到何种程度。
有人特别怕毛毛虫,有的人特别怕蛇,有的人特别怕狗等等。这些人不是一般的“怕”,而是怕到近乎病态。为什么会这样,有的精神学家分析,之所以这样是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
洁癖就是特别怕“脏”怕到病态的人。元代的大画家倪云林就是一个有超级洁癖的人。我们引用一段文字,看看什么是变态的洁癖。
倪云林生于无锡,其祖父是大地主,富甲一方,赀雄乡里。父亲早丧,长兄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在元代,道教的地位很高,有种种特权,既无劳役租税之苦,又无官场倾轧之累,其上层人物还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倪云林从小得到长兄的抚养照顾,因此生活极为舒适,这也养成了他不同寻常的生活态度——清高孤傲,极好清洁,不问政治,浸习于诗画之中。
爱好干净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像倪云林这样嗜洁到矫情,难免为洁癖所累。

倪云林家中有个清秘阁,是其藏书室,一般人绝不让进。据史料记载,倪云林的文房四宝有专人照顾,每天都要清洗好几遍,就连书房门前的两颗梧桐树都有专门的佣人负责清洗。不过由于洗得太勤快,这两颗树竟然夭折了。
有一次倪的母亲病了,他求江湖上的某位“仙翁”为母看病,仙翁要求上清秘阁看看,倪是孝子,只好同意。在清秘阁,仙翁乱翻一气,到处吐痰。为此,倪终生不再进清秘阁。
倪云林的洁癖也让朋友哭笑不得。明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写道,倪云林晚年客居在富人徐氏家中,爱七宝泉水,徐氏命人日汲两担,“前桶以饮,后桶以濯”。这里的前后之分,不难揣知其中暗藏的情由——担子前面那桶水用来煎茶,后面那桶水洗脚,只因他害怕担水仆人的屁气弄脏了后面那桶水。
后来徐氏登门拜访倪云林,晚上留宿在倪住处,这让倪十分不放心,他担心朋友把他的屋子弄脏,以至于失眠。夜半时分,倪听到徐氏咳嗽了一声,这可把他急坏了,一宿都睡得不塌实。第二天一早,他赶紧让仆人寻找痰迹,仆人找遍了屋里屋外都没找见,又怕他打骂,于是找了片烂树叶来糊弄他,当作徐氏前晚的“罪证”。倪云林捂着鼻子,闭着眼睛,命仆人把树叶丢到三里地之外,还让仆人扛水洗树不止。真是把名人的矫情做到了极致。徐氏见此状,只能悻悻离去。这个精彩的故事经由画家傅抱石生花妙笔,变文字为图像,更加栩栩如生。傅抱石于1944年作了一幅《洗桐图》,画中两个丫鬟一个在桐树上,一个在桐树下,下面的仰头伸手送水桶,上面的往上拉水桶,看来不仅要清洗树根,连整棵桐树都要“沐浴”了。倪云林在仕女的陪伴下,坐定椅子中,回首看着两个丫鬟,有点不洗干净绝不罢休的意思。

不过,就算是再爱干净的人,总是要进厕所的。倪云林家的厕所自然很不一般——厕所下面有木格,中间塞满鹅毛。方便时,污物落下,马上就被飘起来的鹅毛覆盖,一点异味都没有。
因为洁癖,倪云林对女色很克制,竟然单身了大半辈子。有一次他看中了一位歌妓,于是带回家来过夜,但又怕她不洁,于是让歌妓洗澡。洗完以后经过严格检验,还是觉得不干净,要她再洗,洗来洗去,天都快亮了,他也只得作罢。
女人不洁,权贵、金钱在他眼里更是不洁。太尉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派人送来绢和金币求画。倪云林当场撕绢,说他不能成为权贵的画师,由此得罪了张士信。张求画不得,怀恨在心。有一天张士信遇到倪云林,借口倪对他无礼,便命人抓住他要杀头,旁人求情,张士信便命人打了倪云林几十鞭子以解恨。倪在挨打时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一出声,便俗了。”
正是因为洁癖成命,倪云林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有人抓他去坐牢,狱卒给他送饭时,他让狱卒把饭举得高高的。狱卒不解,问他为什么,他不回答。旁人说:“他怕你的唾沫溅到饭里。”狱卒很生气,把倪云林拴在了粪桶旁,这令他痛不欲生。
就是这样一个视洁如命的人,却是不洁而终。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都是不洁的下场。
一说倪云林临终前患痢疾,拉得满床都是,恶臭熏天,无人敢靠近;一说他是被朱元璋扔进粪坑淹死。这两种死亡的结局对倪云林来说,都是莫大的讽刺。
所以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些困境源于自己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比如我们上文中说的,有的人有变态的洁癖,这种变态的心理,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使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大地被削弱。也使人变得脆弱。
马克思说过,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你只能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战争的状态下,人的所有体力和精神的潜能,都被发挥到极限。那种战争场景中的精神状态,在和平环境中很难被复制。
人在被枪毙时,往往会抽筋,这是极度的恐惧造成的。
在极端的精神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也会有异常的反应。比如男人在极度紧张时,可能会导致射精。
南怀瑾曾经说过,人在通过禅修入定达到一定的功力后,会有两条气流顺着大腿上行,在阴部交汇,那种交汇的感觉,比做爱时的性高潮还要美妙。
以前看小说、电影时,经常用大小便失禁,来表现坏人的胆小卑鄙,俗称吓的尿裤子了。但是这种描写从不会出现在正面人物的身上。
其实,在极度的恐惧中,这种大小便失禁的生理反应,是一般人常见的现象。不是坏人的“专利”。
很少看到有人写自己被吓的尿裤子的经历。但是有一个美国人,很坦诚的写了他的这种“不光彩”的经历。
他就是列斯特?坦尼博士。
坦尼的经历非常特殊,他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做了三年半俘虏,并且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写了一本书《活着回家》,来详细记录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各种神话里,往往都有一个人死后要受到无比煎熬的场所——地狱。人世间所有的最可怕的痛苦、煎熬,在地狱里都能找到。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和地狱接近的地方,那就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营。
但是作为普通的美军士兵,坦尼和他的战友们,显然是对日军的残忍缺乏了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认为光荣的投降,比死亡更有价值。按照国际战争法,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到义务的战士,放下武器后应该得到战胜方的尊重和保护。
这些在菲律宾巴丹,与日军作战的美国大兵,在准备投降的前天晚上,还天真的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热烈的讨论等交换战俘,回家后应该做什么。而坦尼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觉得他们投降后,就很快能回家。带着对自己热恋情人的强烈的怀念,甜蜜的进入梦乡。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的击碎了他们的原先预料的一切。

第二天,日本士兵凶神恶煞的冲进他们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带着一脸坏笑,对着坦尼做了个抽烟的动作。坦尼知道这个日本人是向他要烟,他连忙摇摇头,这个日本兵二话不说,抡起枪托使劲往坦尼脸上砸下去。坦尼颧骨部位马上被撕开一道口子,然后鲜血直流。砸他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其他的日本兵也哄堂大笑。好像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有无限的快感似的。
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
这些美国战俘们,被强迫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急行军。他们行军路面的路况很糟糕,路面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即使走一小段,就会觉得痛苦异常。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再加上烈日当空,脚下的道路已被被炙烤的烫脚,又渴又饿,旁边还有日本兵不时的挥舞着木棒猛抽。
那个难受劲,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很多美国士兵现在才感觉到,原来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现在很多人生的意志,一下子变得微弱了。他们感觉这次就是去送死。

坦尼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必须保持生存意志。而保持生存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设定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提醒自己一定要到下一个拐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的水牛那里。我后来看到一个奥运田径冠军的访谈录,他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达到最佳,这样才能调动身体的潜能。
他们就这样在日军的强迫下,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但是日本兵没有一点让他们休息的意思,仍然拿着木棒不停的抽打他们,催他们快走。
队伍里有个叫汉克的美国兵,被绊了一下,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旁边的美国兵连忙向着汉克大喊“赶快站起来!赶快站起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一个日本兵高叫着,把刺刀刺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竟然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蹒跚的走进行军的队列里。鲜血顺着衬衫向下流。
但是这么重的伤势,是不可能再坚持行军的。汉克由于流血过多,又很快的倒在地上,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把他打死。
在晚上,坦尼在默默流泪时,真切的感觉到,在行军时休息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是想“永远休息”。很快他们发现,即使在行军中大小便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唯一能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在裤子里,如果想活命的话。
坦尼把这次的行军叫做“死亡行军”——顾名思义,在行军的过程中,很多美国战俘被日本兵无情的虐杀。死亡会随时降临在每个美国兵的头上。
在行军的第二天,一辆日军的卡车,从坦尼他们这些美国战俘的身边经过。卡车车厢里坐着日本兵,他们的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不时地抽打他们认为走不快的战俘。
突然,车上的日本兵向一个走在队列的外面战俘,猛地扔出套索,并准确的套在一个那个战俘的脖子上。这是我们影视里常有的镜头:某个人被拖在马的后面,那种肉体和地面剧烈摩擦的感觉,可想而知。

不过这次不是马,而是速度更快的卡车。地面上也不是一般的草原和道路,而是布满锋利的石块砂石路。这个美国兵没拖出去多远,就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牛排”。
令人以外的是,这个美国兵的体能相当的厉害,在拖出一百多码后,他竟然自己挣脱了绳索,并拖着血肉模糊的身体,艰难的爬了起来。并愤怒的向日本人喊道:“你们去死吧!有朝一日,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会活着把尿撒到你们的坟墓上”。
有些人的体能是相当惊人的,我曾经看过探索频道的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警方的体格异常强壮的线人,被黑帮分子对着头部连开两枪,这个家伙竟然没有倒下,而是转过身来,冲着那个对他开枪的人大声吼道:“你想干么?”
这个开枪的家伙被吓傻了,他没见过、甚至没想象过,一个人头部被击中两枪,还转过身来,好像没事似的向他大吼。

这个中枪的强人被送到医院。但是通过手术,他最终还是顽强的复原了。
这个自救的美军战俘,从愤怒中获得了活力,他竟然以崭新的面貌回到行军的队列里。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
坦尼看到行军队伍里一个块头很大的中尉,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这个中尉看上去很健壮,但因为背着一个大包,所以走的很慢。

没有人知道那个包里放的是什么,旁边的战友都小声的劝他,把那包东西丢掉。因为在这种行军的过程中,体力就决定你是否能生存下去。掉队、或者行动缓慢就意味着死亡。而不掉队的根本就是保持体力,还有强烈的求生意识。而这个中尉背着这么一个大包行军,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在这种情形,无疑是送死。
但是中尉还是对别人的劝说无动于衷,依然固执的背着那个大包。也许那个包里有他自己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坦尼经过他时,低声问他要不要帮忙,中尉没有回答。坦尼偷偷观察了他一下,发现这个中尉已经双眼充血,目光呆滞,好像已经丧失了意识,精神完全崩溃的样子。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
中尉的脚步慢慢变得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他显然已经控制不住他自己的身体了。没有人敢停下来帮他,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将要意味着什么。
中尉“毫无悬念”的栽倒在地上。日本兵也立刻跑过去,毫不犹豫的一边哇哇大叫,一边把刺刀插进了中尉的胸膛。
紧接着,日本部队的卡车接连从中尉身体上压过。等所有的卡车都过去,他的尸体已经变成了肉饼。
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转眼间变成了一滩鲜血和肉末!

日本不允许这些美国战俘带水行军,而长时间的不喝水,造成的生理上的痛苦难以形容。没有人给他们讲“望梅止渴”的故事。他们感到胃和喉咙刺痛,胳膊和腿都不听使唤了。
在第三天的行军中,坦尼在饥渴的双重压迫下,出现了幻觉,眼前出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一切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的他想流口水,但是嘴里好像一滴口水都流不出来。
幻觉的出现,说明人的身体已经开始虚脱。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喝水、吃东西。他们用自己身体的极限,在和这些日本兵的残忍艰难的抗争着。
没饭吃、没水喝,肉体和精神已经到了极限。在不停的抽打和催促中,艰难前行。只要一掉队或者摔倒,就会被刺刀毫不留情的扎死。
这应该是一个人最可怕的困境。
美丽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由于长期调查写作日军在华的暴行,得以接触到日军大量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而正是长期沉浸在这些极其惨无人道的事例中, 使她的精神状态受到极大的影响,最后酿成了仅仅36岁,就在车中吞枪自杀。
这是对她的自杀原因的普遍观点。
张纯如应该知道,吞枪自杀,会对她的死后的面相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不是一般女人应该选择的自杀方式。选择用这种异常暴烈的方式离开世界,可想而知,她内心的压抑与莫名的愤怒、绝望,已到何种剧烈的程度。
用类似方法自杀的作家还有海明威,他也是把自己的那把双管猎枪放到嘴里,“饮弹自尽”的。
死的比较暴烈的作家还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
他采取的是日本传统的切腹:先把白布缠在腹部,然后用短刀朝着缠布的部位,猛地刺进去,他的肠子流了出来。在旁边进行介错的人技术不行,连砍了几刀,都没有把三岛由纪夫的头砍下来。而苟延残喘的三岛由纪夫,嘴里仍在默默低吼“使劲!用力”。
对于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来说,用这种方式自我了断,应该是比较符合两个人的性格逻辑的。
海明威上过战场,见过腥风血雨,自己也有“硬汉哲学”;而日本人用狂热的所谓切腹的方式自杀,也不算是多稀奇。
但是对于一个美丽的弱女子张纯如来说,她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一路读到博士,而她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却和她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显得格格不入。
不能不说,大量的日军暴行历史,对她的原有价值观和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几十年前,张纯如的爷爷,在南京从日本人的屠刀下幸运逃脱;而几十年后,他的孙女却被笼罩在这段历史的阴影中,再也没有走出来。

可见恐怖、惨绝人寰的杀人场景,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多么大的刺激和影响。
作为战俘的坦尼,当然能有机会零距离体会日军的残暴。
我们随意从塔尼的书里选取几个“镜头”,看看日本人是怎么“玩弄”这些美军战俘的。有的猫逮到老鼠并不是马上吃掉,而是反复的玩弄,直到把老鼠玩的半死不活时再吃掉。日本人也有这种变态的情节。他不但是要杀掉战俘,而且会充分“享受”这种杀人的过程。
镜头一:一个美军战俘跪在地上,他的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用手举着武士刀。他命令这个美军战俘,必须按着他刀挥舞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动作完成后,这个日本军官猛地挥刀,把这个美军战俘的头砍掉。紧跟着把这个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大笑起来,好像这是他们最有意思的娱乐方式。
每到这种时候,日本人会把菲律宾人拦下来,强迫观看。无论是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

这些菲律宾人看的目瞪口呆,这恐怕会伴随一生的、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常常泪流满面,嘴唇一动一动的默默祈祷。
据坦尼说,这种斩首的场面,他看了至少有几百次。每次都使坦尼感到极大地恐惧,不过他提醒自己一定要活下来,因为活下来才有机会告诉全世界,日军到底做了什么。
镜头二:把二百多名美军战俘,塞进一个很小的仓库里,战俘们只能一个挨一个的平躺在地上,想小便的话,只能尿在身上,等第二天太阳晒干。想大便的话,要跑到仓库的角落里解决。那天晚上,痢疾患者的粪便流的到处都是。这又使更多的人感染这种可怕的疾病。
屎尿散发的恶臭,垂死人的挣扎,病入膏肓人的呻吟声,使这个仓库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在中医里,人尿可以用来治病。
中国的古人也喜欢在茅厕旁吃河豚,因为河豚肉味鲜美但有剧毒。处理不好会一命呜呼。所以在茅厕旁吃的好处就是:万一中毒可以“陈粪清之”。明代的大奸臣严嵩就有过这种经历,吃河豚中毒后,马上用茅厕里的粪便“伺候”,虽然吐得一滩糊涂,但是小命总算保住了。
但是在封闭空间里,这么多带着病菌的粪便,任意横流,对人是非但没有任何益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镜头三:在日军的战俘营里,美军战俘往往“莫名其妙”的被处死。
比如,日军会突然把战俘押到一片开阔地,然后命令战俘,把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掏出来,然后放在地上,日本士兵和军官在队列里走来走去,仔细检查这些东西的“蛛丝马迹”。战俘们都很困惑,他们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做,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突然枪声响起,几个战俘倒在地上。这下子战俘们才明白了:谁身上有日本人的或者印着日本标志的物品,就会马上被干掉。因为按日本人的逻辑,这些物品都是从伤亡的日本士兵身上拿走的。
在行军的路上,日本人会默许一些急不可耐的战俘,去喝路边的“地沟水”。然后马上集合,把身上带有水迹的战俘单独拉出来,排成一排,当着别的战俘的面,把这些战俘开枪打死。
还有一种东西对美军来说是“催命符”——那就是日军的劝降书。如果日军发现谁身上有这种玩意,就会马上杀掉。日军的理由很简单:已经给你机会了为什么不提前投降,而要打后才投降。
所以身上有这种投降书的战俘,会把投降书吃掉会塞到肛门里。在虎视眈眈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也许是最好的销毁投降书的方式。
死亡对每个战俘来说,都会随时随地的不期而至。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地狱中,人势必会产生一种极强的“逃生的冲动”。不逃是死,逃也大不了一死,所以难免会有战俘在内心的深处,逃生的欲望蠢蠢欲动。
但是日本人发明了一个“狠毒”招,来防范这种风险。
那就是给每个战俘都编号。每天早晚点名,如果发现一个人不见了,他们会处死这个人前面和后面的五个号的战俘。逃跑一个会连累十个,这极像中国古人发明的“连坐”。这样就会促使战俘之间互相监督。
在监狱里,犯人的数量一般比看守多。所以看守在监督犯人干活时,经常会一个人监视几个犯人。
“精明”的犯人会选择最有效,成功率最高的逃跑模式。
比如一个看守监督三个犯人挑水,这三个犯人如果想趁此机会逃跑的话,最佳的方式是这样:两个犯人向不同的方向逃跑,第三个犯人会借口帮看守追其中一个犯人,然后借机自己也逃跑。
这种逃跑模式无论是从统筹学、还是概率学的角度分析,都是极其科学的。这可不是一个虚拟的理论模型,而是在民国时期,真实发生过的一起成功的越狱事件。
坦尼在目睹和亲身体验战俘营的残酷后,也下决心决定要越狱。

因为他觉得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概率太低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战俘,还没有被编号。他的逃生不会导致其他无辜者的牺牲。
坦尼以他的聪明机智,在挑水的途中,成功的上演了现实版的《越狱》。他终于暂时摆脱了地狱般的生活,成功逃脱后,他加入了丛林中的游击队。
但是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坦尼身上。
在每次游击队的行动中,坦尼这些游击队员,都会分散住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旦遇到日军,不至于全军覆灭。

并且所有的游击队员都不要毯子,枕头,和衣而眠,以便意外情况出现时,便于转移和行动。
在一天晚上行动后,坦尼被安排住在村子外围的一个木屋里。
不知为什么,平时很快就能入睡的坦尼,忽然在那一夜并没有马上进入梦乡,而是辗转反侧了好一阵,才沉沉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坦尼忽然觉得腿上一阵刺痛,他在半梦半醒之间,下意识的摸了一下伤口,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涌了出来。
等他彻底清醒后,睁开眼才发现,一个日本兵站在他的身边,正把刺刀扎进他的腿里,并且哇哇大叫。
塔尼也故意高声惨叫着,目的是引起住在附近的同伴们的注意,然后及早逃跑。
肉体的痛苦和恐惧,并没有击垮坦尼的意志,他在脑中迅速的搜索着如何在这种境遇中,有效的生存下来的对策。
冷静!冷静!再冷静!坦尼拼命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这种状况下,一丝疏忽就会使他送命。
战友们曾经叮嘱过他一些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日本人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
日本兵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合理。
还有,日本人肯定会逼问游击队的事,如果问得话,回答他们的永远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不知道。绝不可露出一点破绽。因为一点马脚就意味着死亡。

在战俘营里,遇到日本兵的殴打时,战俘们一般都会本能的说“哈依”,这是使日本兵停止殴打的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此时的坦尼,却异常明智的克制住自己被打时说“哈依”的冲动,因为一旦这个日本词从他的口中蹦出来,他的身份就会马上暴露:从战俘营中逃出来的美军俘虏。这会导致他马上被日本兵杀死。
又一次落入日军的魔爪,等待坦尼的是残酷至极的严刑逼供。所以命运给坦尼出了个选择题,这个选择题有两个答案可供选择:
A.经不住严刑拷打,说自己和游击队有关,然后肯定被处死。
B.熬过可怕的刑求,一口咬定自己所在部队被打散后,偶然出来找吃的,才导致被俘。
如果选择A,结果一定是死亡;如果选择B,也可能被酷刑致死,但毕竟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
所以两个选择,对坦尼来说,都好不了那去。忍受难以想象的酷刑——并且这种酷刑也可能致死——还是痛痛快快的了结自己的生命?
在现代美军特种部队里,有一种训练,就是被俘后的生存训练。
训练时,士兵会被关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监狱中,粗劣的饮食、严厉的审讯、殴打、辱骂、甚至是用刑。

在这种高度逼真的训练,增强士兵的被俘后心理的抗压力,磨练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求生的意志。
并且这种训练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经过训练的“战俘”,可以借助外人看起来很平常的信,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自己被关的地点,敌人的部署等等。当然,这些信息传递,都是都是通过特殊训练后,用一些特殊的符号,和特定的字词的排列组合来实现的。一般人绝对看不出来。
不过日军的残酷、变态,超过任何国家的部队。坦尼要过这关,又谈何容易。现在没有什么能依赖的,只能靠自己的忍耐力和求生的意志了。
我们看看日本人是怎样折磨坦尼的。
首先是用皮带,把塔尼的身上和脸上打得皮开肉绽。坦尼挺住了。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更残酷的在后面。
日本人给坦尼用了一种被称为“伸展架”的刑具。
这种刑具很像单杠。具体的做法是:把塔尼的两个大拇指用竹条绑在一起,举过头顶,挂在“单杠”上。他们把这种单杠的高度,调到坦尼踮起脚尖恰好能够着地的高度。想手指不疼,你必须踮着脚尖。但是这种姿势很容易累,身体稍一下沉,拇指就会钻心的痛。

这种姿势,十分钟就难以忍受,但是塔尼被这样“挂”了一天半。
这还不算,日本兵还把坦尼的裤子扒掉,用一根湿竹竿拧成麻花状,从坦尼的裆部兜住。然后把湿竹竿绑在“单杠”上,随着日光的暴晒,湿竹竿开始变干、收缩。锋利的竹片和尖利的竹刺,像千万把尖刀一样刺进坦尼的睾丸里。时间一长,坦尼的睾丸生生的被挤进了腹部。那种痛苦的感觉好像“不打麻药就被阉割了一样”。
塔尼盼望着自己赶紧晕过去,因为晕过去就感觉不到那锥心的疼痛了。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耳边日本人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
在经受过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后,坦尼仍然挺了过去。
日本人看他仍然不说,就用竹签刺进坦尼的手指里,然后点燃了竹签。塔尼甚至闻到了肉在燃烧的味道。竹签扎的越来越深,剧痛使塔尼即将失去意识,就在他意志变得及其脆弱的这几分钟里,翻译官仍旧在用问题来“轰炸”他。
坦尼现在理解那个在他之前招供的士兵了。那个士兵也经受了这种难以忍受的酷刑。他没有熬过去,招了,结果被日军军官,一枪打死。
前车之鉴,增强了坦尼誓死不招的决心。
在这受刑的一两天里,坦尼感觉凝聚了他一辈子的痛苦。
当日本人把他扔在车厢里,并归还了他少的可怜的私人物品后,塔尼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终于熬过来了,没有死,还活着。

在战争的岁月里,每个人的生死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还是单凭好运气?恐怕很难分得清楚。
在1918年9月28日,一战战场上,一名叫亨利坦迪的英国步兵,在攻陷德军的阵地后,发现一名受伤的德军士兵,艰难的从阵地爬出来,一步步的走进他的射击范围。
但是亨利没有开枪,因为他不想对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伤员开枪。于是最终还是放走了这个德国兵。这个德国兵向他点头感谢,然后转身离去。
亨利肯定不会预料到,由于他的这次“放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他放走的那个人叫阿道夫希特勒。
历史就像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它何处断裂、何处相接,总是交织着神秘的偶然和必然。每个人的生命和命运也是如此。
如果希特勒在亨利的枪下殒命,那没有希特勒的二十世纪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这正如禅宗中两个和尚的对话:
一个问:在你父母相遇之前,你是什么?
另一个不知如何回答。
问他的和尚从地上捡了块瓦片,然后往房上一扔,只听“砰”的一声,被问的和尚一下顿悟了:世上很多的事不过是因缘际合。
所以命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坦尼之所以能够得以活命,除了自己的机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日本由于战争,造成大量劳动力的短缺,这就急需身强力壮的战俘作为他们的劳动力,所以能不杀的战俘,他们就尽量不杀。
坦尼和他的被俘的战友们,像黑奴一样,被日军送往日本本土,开始了悲惨和异常艰苦的矿工生活。

这些美军战俘,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人,而是一群供他们任意宰割的、替他们干活的“牲畜”。在这种定位下,我们就可以想象美军战俘所遭受的待遇如何了。
在船上的长途跋涉中,他们的生存条件极差,很多人在闷热的船舱中,被折磨致死。然后尸体被无情的抛进大海。被贩卖黑奴的命运在他们身上重演。
在到达日本后,坦尼他们被安排作为挖煤的矿工——这种危险系数和艰苦系数,都极高的工种。
其实一开始被俘就被杀死,也未必是最坏的结果。因为有很多美军战俘,是在经历过非人的折磨后,最终还是没能活着等到日本人投降。但是生存的欲望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战俘们在这种最艰苦的矿工生活中,想尽方法提高自己的“成活率”。
要想不被累死,就必须想方设法逃避连续的高强度的劳动。
现代的电视剧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被警方抓捕的罪犯,一只胳膊被铐在一个固定物上,而且如果不尽快逃命的话,就会被很快赶来的警察逮捕。这时罪犯把自己被铐着的胳膊砍断,然后逃掉。这真可谓是“断臂求生”。
坦尼这些矿工们,为了逃避足以使他们累死的劳作,也采取了这种类似的方法。
他们会雇佣有经验的所谓的“敲骨师”,来敲断他们身上的某根骨头。这种活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要最大限度的保证敲断的骨头,在愈合后不会有后遗症。这就要求决不能乱敲,以免弄个粉碎性骨折,造成终生残废。

敲骨师最好要有人体解剖学的知识,能用尽量小的痛苦实现预期目标,并保证愈合后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然,这种敲骨师的报酬还是相当高的:
弄断一只手和脚,报酬是五份米饭。
弄断一只胳膊或者腿,报酬是十到十二份的米饭。
一个人把你的胳膊、腿弄断,你还得给他报酬。这是特定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不符合逻辑的“怪事”。
除了这种弄断胳膊腿的的方法外,聪明的战俘们,还发现了另外一种逃避劳动的办法:抽碘酒浸泡过的烟。

抽了这种碘酒浸泡的烟后,人的肺在X光下会留下黑色的斑点——这很像人感染肺结核后出现的症状。
于是一些胆大的战俘,就抽这种烟,然后在日本看守面前故意拼命的咳嗽。等他们被日本人送到医院去做检查,一做胸透,发现有肺部果然有斑点。他们就会如愿以偿的被送到远离营区隔离区,这是专门收容肺结核病人的地方。
住在这种地方当然能逃避劳作,但不幸的是,这里的人有的是真正的肺结核患者,很多冒充患病的人,在这种地方真的被传染了肺结核,最后死掉了。
日期:2009-10-01 10:45:11

但幸运的是,坦尼最终熬过了这种种的艰险,在日本投降后,活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以美国当时的科技和国力,在和日军的作战中,仍然倍感艰苦,可见日本军队的凶猛。据统计,在二战中,各国的战俘数量,日本战俘最少。这也可以从侧面反应,日本兵死硬的作战意志。
面对强硬的作战对手,只能比他更强硬,只有这样才能取胜。所以抗日战争的惨烈,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中,应该是首屈一指。
国民党将领唐永良回忆,在武汉附近的万家岭战役,结束一年后,他看到的是这样的战场惨景:
战场上堆满白骨,很多尸体腐烂生蛆,蛆虫先变成蛹,然后羽化成苍蝇。但在这个过程中,会留下蛹壳,有的骷髅上,这种蛹壳竟然堆积有一尺多高。
在周围大约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我军和日军的坟墓。当然更多的是没有掩埋的白骨。
日本人的尸骨可以辨别出来,因为他们的脚上穿着的鞋很特别:大脚趾和其他四脚趾分开的胶鞋,这应该是日本人特有的鞋。我们上文中曾经提到过,刘伯承在辨别日军间谍时,往往要看大脚趾,这可能是日本人长期穿这种鞋,造成他们的大脚趾和其他四个脚趾的距离,和中国人相比应该是较大。
有个附近的村民,从骷髅堆里,竟然捡到30多枚金牙,发了笔小财。这显然是日本人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兵是镶不起金牙的。
中国部队和日本部队在武器,单兵的军事素质相比,都不占优势。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的民族,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巨大的潜力。
旅日作家萨苏就曾说过,他在日本人自己的史料里发现,中国的“土八路”曾经用不可思议的“土”方法,竟然消灭过日本的坦克部队。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先用一小队人,吸引日军坦克的注意。然后边打边跑,日本人当然不肯放过,几辆日本坦克,当然不会把这些用土枪土炮的中国人放到眼里,所以一路猛追。
等追到一个小村庄里,这几个中国人忽然钻进一个胡同里。
尾随的几辆日本坦克,也“毫不犹豫”的钻进胡同。但是意想不到事发生了:这个胡同是个很深的漏斗型的——就是逐渐变窄——开口很开阔,但是越往里越窄,并且是逐渐变窄的。
所以先后进去的坦克,就这样一辆辆被卡在胡同里,进不去也出不来。
在陆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武器,能对坦克有多大的效果。所以躲在“钢铁堡垒”里面的坦克兵来说,对于一般的火力,往往是有恃无恐。但是有一样武器是坦克兵的噩梦——燃烧弹。

燃烧弹倒不是能烧烂坦克,但是产生的高温,足以使坦克里面的士兵变成“烤鸭”。当然现在的坦克,空调系统有很大的提高,即使外面400多度,坦克体内仍然能维持三十多度。但是那时的日本坦克还没这么先进。
坐在坦克里的日本兵虽然着急,但是大概他们不太担心遇到燃烧弹的问题——这帮“土八路”不至于有燃烧弹吧!
燃烧弹是没有,不过柴火、麦秸一类的倒是不缺。
八路军,还有老百姓,忽然大量的从胡同两侧冒出来,并且怀里都抱着柴火、麦秸,然后直接堆到日军的坦克上开点。
效果和燃烧弹差不多,直接把日本鬼子在坦克里烤死。

要是这些事,出现在咱们中国的史料里,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是“革命乐观主义”似的夸大宣传。
但这些事出现日本人自己的史料里,其真实性还是很高的,也足以证明中华民族蕴含的某种巨大的能量。
但是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他们发现马可波罗描述中的伟大的东方帝国,实际上是如此的贫弱、愚昧、落后。中华民族最屈辱的历史,也拉开了序幕。
曾经在刚成立不久的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的盛岳,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提到,当他们走在街头时,经常有当地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问他们:“你们有盐吗?”
他们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逐渐了解到其中的原委:
曾经有一个中国人,在夏天的时候死在俄国。他的亲友为了防止尸体在运回过程中腐烂,竟然用盐把尸体腌了起来。
这件事被海参崴海关,一个负责检查棺材的工作人员发现,并被当成笑话迅速的传遍几乎整个俄罗斯。
俄国人也用这个笑话来嘲笑中国人的落后与愚昧。也许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各方面的知识水平都比我们高、理念都比我们先进。孙中山去世时,为了保存遗体,苏联方面还提供了一个铝制的棺材,但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用。

其实我们在方面的能力也并不差,在出土的汉墓中,就曾发现有的尸体,由于经过特殊的调制好的液体浸泡,历经千年而不腐烂。这种保鲜液体的秘方,足以体现我们的祖先曾经所达到的科技水平。
在西方,达芬奇最早用液态腊,从尸体的孔洞灌进去,来保存尸体各器官的原来的状态,以便于解剖。
我们不但被西方蔑视,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那个曾经无比崇拜过我们的日本,那个曾经被我们的文化深深影响过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我们进行了人类史上,最野蛮的践踏。
日本人是很不好对付的。
蒙古骑兵在陆地上战无不克,纵横整个欧亚大陆,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在不断征服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基因散布到世界各地,有的人类学家甚至宣称,现在的英国皇室,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马背上的吃肉的民族,据说他们的性能力也是相当的强,由于长期吃肉形成的特殊体质,男人的阴茎始终处于半勃起状态。有的历史学家说,成吉思汗就有上千个子孙。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彪悍的民族,在屡次试图征服日本的过程中,在台风还有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下,每次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
后来有的考古学家研究了蒙古的海底沉船,发现还是他们的造船技术不过硬。这恐怕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只有在近代,美国用大炮敲开了日本的大门,但是很快警醒的日本人就维新自强,避免了被瓜分的危险。
在所有古今中外的对日作战史上,有两个中国人的战绩无人能及。他们堪称日本人的克星,一个是我们上文中提到过的戚继光,还有一个是俞大猷。
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俞大猷是福建泉州人,所以巧合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水边上长大的。日本是岛国,可以说日本人都是水边上的民族。在水边上的长大的人,是不是在知识结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上有什么相似之处?

而由于这种原因,是不是戚继光、俞大猷两人对日本人有更深的了解,才能是他们在对付日本人时才显得游刃有余?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
在美国的地理教科书中,我看到介绍日本的章节里,提到日本人的祖先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另外还有是马来人等等。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云南。我们也有秦始皇派徐福带八百童男童女去日本的传说。
这种追根溯源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时很有意思。
比如旅美学者窗体底端
朱学渊指出,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父亲是匈牙利贵族保罗.萨科齐(匈牙利名为Nagy-Bocsay Sarkozy Pal),而匈牙利民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以女真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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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民族也有与Sarkozy读音相关的姓氏,新疆的《锡伯族姓氏考》中就有“萨孤氏”,女真人把族名“萨孤”画蛇添足为“萨孤子”,即匈牙利姓氏Sarko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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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路追下去,发现匈牙利姓氏Sarkozy是根源在黄河流域的“少皞氏”,祖先是黄帝时的东夷族首领少皞。少皞氏流出中原就成了“戎狄”,走的最远的当上了法国总统。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各种行为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讲究风水,甚至在选坟地的时候,也要特别讲究这个:坟地的风水好,后世就会顺风顺水,福禄寿俱全,并且还会官运财运统统一路畅通;反之,要是祖坟的风水不怎么样,后代就会短命暴卒,各种灾祸不断。
这是迷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一个家族的兴败,不完全是家族中每个个体的原因,而是与家族的整体有关。
当然现代比较科学的观点是,影响家族的不是祖先的坟地,而是基因。
先看看在美国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族,这个家族成员的非自然死亡率,应该是极高的。
1.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 2. 肯尼迪总统的哥哥死于战时飞机失事? ? 3. 肯尼迪总统的姐姐死于脑外科手术。 ? ? 4. 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遇刺身亡。? ? 5. 肯尼迪总统的女儿死于飞机失事。? ? 6. 肯尼迪总统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两天后死亡。? ? 7.孙子戴维死于吸食毒品过量; ? ? 8.孙子米歇尔斯滑雪时,撞到一棵树上死亡。 ? ? 9.孙子约翰死于飞机失事;

这要是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首先要看看祖坟的位置是不是出问题了,要不然为什么家族中会有这么多“飞来横祸”?
有人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肯尼迪家族成员中的某端基因与众不同,而这种基因的主要功能,就是控制人冒险行为。
所以从遗传学的角度,可以对人的未来做某种程度的预测。
例如,选体操运动员时,不能只看小孩子当时的体型和运动天赋,还要参照他父母的身体特征,来预测他将来的体型身高。
如果父母过高,或者体型太胖等等,那就要慎重考虑了。

以前就有这种情况,小孩子练得挺不错,然后训练若干年,等他开始发育后,发现他的体型改变非常大,根本不适合练体操。这就造成了各种资源和人力的大量的浪费。
就像姚明,他爸爸两米多,妈妈一米九多,所以就可以大概预测姚明长大后的身高,应该远远高于平常人。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对他进行篮球训练,为他将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趣的是,在历史上很多巨大的事件,都和这种遗传现象或多或少的有关联。甚至袁世凯称帝,也与这种因素有微妙的关系。
在袁世凯的家族中,好像也有一个很奇怪的“魔咒”:袁家四代三十多个男人中,几乎没有人过六十岁!并且十三个人是死于五十八岁前!
这是不是促使袁世凯,选择在虚岁57岁称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时的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能成为“皇太子”,也想尽办法撺掇袁世凯称帝,并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煞费苦心。
为了造成全国人民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假象,袁克定甚至不惜伪造了一份报纸——《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年)之后,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一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袁世凯经常透过《顺天时报》来揣摩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动作或风声,然后随时根据这些动作或风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计划。 1915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前夕,他每天必看的《顺天时报》的内容突然发生重大改变,篇篇都是劝其尽早举行朝贺仪式、进行登基大典的文章。
有一天,袁世凯家的丫头到外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被袁世凯的第三女儿叔祯(自号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忙找到同一天报纸来查对,发现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不一样。
原来是袁克定自掏3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也把日、英、俄等国对袁世凯称帝的劝告都“过滤”掉。
有这种被“外因”的引诱,再加上害怕“家族魔咒”,怕活不过六十岁的恐惧,这种种的因素,促使袁世凯在虚岁57时,匆匆忙忙称帝。
其实在袁世凯时代的中国,一般的老百姓真的搞不懂,总统和皇帝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袁世凯手下的幕僚杨度,驱车经过闹市口时,看到两个乞丐正在吵架,其中一个大声嚷嚷:现在都是共和闹得,要是有皇帝在的话,肯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横行霸道。
杨度一听,大喜过望。这好像让他看到,袁世凯的称帝计划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于是,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造势运动:用短短的三天的时间,就召集了上万名乞丐,集体请愿,肯请袁世凯称帝。
请愿团不光有乞丐,还有商团,人力车夫,甚至妓女。看来真的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但是另一方面,袁世凯对于称帝还是半推半就。
1915年11月22日的美国的《独立周刊》对袁世凯做了专访,这篇文章的题目,以现在的视点看上去,很有讽刺意味,袁世凯在这篇专访里一再申明,他赞成共和,反对帝制。什么要称帝一类的传言,完全是他的敌人为了攻击他,所炮制的谎言。
这篇专访的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还将继续下去》。
袁世凯不光对外国媒体这么说,对身边的人也反复强调这种观点。
他曾经对部下许国璋说:“我绝无当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是残废,克文是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但是短短两个月,袁世凯就改变主意了。
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复杂之处。
曾经明确表示自己不称帝的袁世凯,曾经建立了现代警察制度的袁世凯,曾经在甲午战争中,对日态度强硬的袁世凯。
这和在历史上已经被明确定性为,野心家,卖国贼,民贼的袁世凯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民国著名的记者陶菊隐在《袁世凯传》里写到: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在被迫在《二十一条》签字后,好多天为止神志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五万册,密存于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籍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可见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连他自己也深感耻辱。
而此时在日本避难的对手孙中山,据说也和日本签订了一份秘密盟约。在这份盟约里,孙中山承诺,如果日本人能帮他在中国重新夺取政权的话,他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
这份盟约现在存放于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馆。
历史是复杂的。

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密切。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有相似之处:一开始学西医,并且对中医极度反感。→然后从事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在六十岁前得与肝有关的疾病死亡。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鲁迅,孙中山。)
有人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人最恨日本,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
李鸿章去日本签订《辛丑条约》时,被日本人的子弹打在脸上,日本天皇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以表示关切慰问,李鸿章愣是拒绝取出脸上的子弹,这是打悲壮牌,为在谈判中增加砝码。
而袁世凯曾经主张联美德以制日。
日期:2009-11-14 14:40:52

但是袁世凯与孙中山比,就显得是“土蛋”一个了。
孙中山是典型的international person。
李敖在他的《孙中山研究中》里,把孙在美国就读的学校都列了出来,这份名单真的很长。从这种受教育的经历来看,孙中山是一个很西化的人。所以他的气质也是很西方的,这种深入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装出来的。
孙中山在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经穿着杂役的衣服进总统,被不认识的哨兵拦住,并向他吼道:大总统在里面,敢进去就打死你。
当知道这就是大总统时,哨兵吓得连忙磕头求饶。孙中山把他扶起来并亲切的说:总统是不会随便杀人的。
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那个封建等级概念,还极其根深蒂固的时代,作为一个有相当权势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能把这种小事,处理的如此自然,毫不做作,不能不说与渗透在他身上的那种自由民主,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袁世凯和孙中山就对女人的吸引力来pk的话,抛开两人的自然条件,肯定是孙中山占上风—尤其是对当时受过教育、有气质、有品位的新潮女性来说。
所以孙中山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得到比他小27岁的宋庆龄的芳心。袁世凯这种土军阀,靠他的地位和权利,也许很容易得到当时新潮小资女性的肉体,但是要想得到她们的心,估计就很不靠谱了。
其实袁世凯也曾经苦读过,还累得吐过血。多少也算是个读书人,不过他好像不是这块料,在科举的道路上一直表现欠佳。并且他所受到的教育,是中国传统封建“忠孝”之类的,在加上常年在官场的尔虞我诈,这就造就了他的迷信、奸诈,好权术等等,封建旧官吏共有的弊病。

所以政治人物,如果以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气质偶像型”与“土蛋军阀型”。
曾经做过日本首相权养毅问孙中山,他此生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答revolutions(革命)。
犬养毅接着问:除了革命呢?
孙答:women.(女人)
犬养毅接着追问:还有呢?

孙接着回答:books.
犬养毅听完后哈哈大笑说:先生能忍住对女人的热爱,而读那么多书,真的不简单。
这种直爽的对话,倒也颇符合孙中山性格里,某些西化的坦率。
我没有考证过孙中山的日语说的如何,但是他与日本的关系倒是很密切。在孙去世时旁边就站着一个日本人——萱野。

上面提到的犬养毅,对他就有很多的关照。犬养毅后来当上了日本的首相,因为主张对华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惹怒了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在某天,犬养毅面对闯进来的气势汹汹的军官,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把皮鞋脱掉吧。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犬养毅除了帮助过孙中山,还对另一位鼎鼎大名的中国人有过照顾——那就是后来被围棋界,奉为棋圣的吴清源。
我们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在和政治沾边的男人中,偶像气质型的,都不乏浪漫的爱情故事,或者连绵不绝的绯闻。而土蛋军阀型的,男女关系方面,留下的大都是欺男霸女的记录。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注定很难被人理解的。这与人的个体差异有关,也与时代有关。
司马迁“被割”,痛不欲生。但是有“易性癖”的 男人如果不被割,才会痛不欲生。这就是人的复杂多样。
有一次翻历史资料,看到瞿秋白的母亲自杀的方式很特别:她是吞红头火柴自杀的。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上吊,投河,这种自杀方式岂不是更痛快一些。
那一根根硬邦邦的、带着红红火药头的火柴,吃到肚子里会是什么滋味?并且要吃到足够多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过程是多么的痛苦与漫长。

孙中山的清末民初时代,也是产生怪杰的时代。
比如当时的非常有名的两个的和尚:苏曼殊与李叔同。
苏曼殊虽是个僧人,但诗文俱佳,通晓英文,日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父亲是商人,母亲是日本人。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很好。
虽然出家,却特别喜欢抽雪茄烟,还有一个很大的嗜好:爱吃巧克力。爱吃到什么程度?爱到吃的得胃病。并且是非常严重的胃病。这还不算,在住院治疗期间,不顾医生的严厉警告,把巧克力偷偷的藏在枕头地下,依然不顾一切的偷吃。以至于胃病加剧,最终在30多岁就死掉了。

这恐怕也是一种上瘾症状。
另一个和尚李叔同,更是才艺了得。本来也是个富家公子,曾留学日本。后来潜心向佛,他的学生之一,著名画家丰子恺回忆,李叔同每次坐椅子时,总先用手把椅子轻轻的晃动几次再坐下。这样做的原因,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匪夷所思:怕把椅子缝隙里的蛀虫压死,所以先轻摇摇几下。
这个时期算是怪人的,还有老看孙中山不顺眼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这位老兄是一身傲骨,狂放不羁,不过也邋遢的要命,喜欢用袖子直接当卫生纸擦鼻涕。所以他袖子上经常黑的发光。黄兴称他为“章疯子”。
这位老兄在学问上是一流的专家,但是在日常生活能力上,却不是一般的差。他连钱的面值都分不清,觉得十块的、五块的、或者是一百的,都长得一样。这种人日常行为,完全超乎常人的理解。
比如在日本期间,由于日式的房子都比较像,所以他经常跑到别人的家里去。
又一次章太炎从报社回到“自己的家里”,又是喝水又是抽烟,过了好大一阵子,突然从另一个屋里进来一个人,当这个人看到自己的家里,忽然坐着一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感到非常吃惊。
章太炎这时才回过神来,知道自己又走错了,便连忙给报社打电话,让派人接他回家,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找不到家。
以上这些人可以归为一类,可以成为“执拗冲动性”人格,这种人都是宁折不弯型,在某方面的天赋极高。
这类人某些方面,像好莱坞电影《雨人》里的主人公——一以常人的视角来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显得弱智,但是在某些领域,却天赋高的惊人。
《雨人》里的主人公,以现实生活中的能力来衡量,显得很智力严重不足,但是他却能在瞬间感知,掉在地上的一堆小木棍的准确数量。

但有这种“执拗冲动型”性格的人,却永远不会在是出色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聪明”:这些人深谙人性,通晓人类群体社会的斗争法则。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有极强的控球能力。这些政治家对人的群体斗争,也有极强的控制和操作能力。
孙中山当然算是一流的政治家,他身上也有这些特质。
就像香港黑道电影《无间道》里那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中和对弈中。人的智慧,忍耐,冷静,坚强,我们也可以从孙中山的种种经历中,探索他超越常人的一些性格特质。
让我们先从孙中山扑朔迷离的“伦敦蒙难记”开始说起吧。
日期:2009-11-18 23:40:41

对当时的清廷来说,孙中山绝对算的上是“A级通缉犯”。从美国到英国,清政府雇洋侦探几乎全程跟踪。可见清政府对孙中山是何等“重视”,是何等的想把他弄回中国,以明正典刑。
但奇怪的是,在1896年,清廷好不容易把孙中山拘禁在伦敦的清廷使馆,然而孙却在极短的时间里,最终毫发无伤的被放了出来。
虽然对于详细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版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在复杂的斗争险境中,极强的应变和自救能力。
有些人被称为“解脱大师”,他们经常做这样的表演:把自己绑上后,锁到箱子里,然后再让人扔到海里去。在观众们觉得他必死无疑时,他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己挣脱绳索,并打开锁着的箱子,然后奇迹般的从海里冒出头来。
这种表演其实不是真的,只是种魔术而已。
在特种部队的训练中,也有类似的“自救科目”。
比如,当你被捆绑时,你要尽量把自己的肌肉绷紧到最大程度,这样才能使捆绑尽量达到最松的状态,因为捆绑的松紧程度,直接可以决定你求生几率的高低。
还有,当你在被手脚捆绑时,被扔进水里,怎样才能保持漂浮的状态,而不至于被淹死,这些都需要训练和学习。

这些具体的求生和自救知识,还不是最难掌握的。
最难的是在复杂环境中,身陷险境时,灵活多变的策略,和极强的应变能力。有时这要求对人极强的操控能力,还有对人心理的深刻洞察。
例如,有个心理学家走在深夜里的小巷子里,忽然发现背后有一个黑影,一直尾随着他,这个心理学家没有跑,而是转过身来,向那个尾随他的人径直走过去,然后可怜巴巴的说:先生行行好吧,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就这个简单的举动,使他自己摆脱了危险。
这也是心理战,两个人之间的心理战。
我们研究一下孙中山这次的“脱险”过程,也不难发现,作为一个颇有“鼓动力”的人,他对人心理的洞察力,和策略的选择,确实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人的心理和意识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有些人有种天赋似的东西,那就是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里和控制力。
高超的政治操作者,就像催眠师:他能使你不知不觉的控制你的行为。就是古语所说的“能令君笑,能令君哭”。演讲起来时而使你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时而又令你悲愤交加。热泪盈眶。
在近几年美国的超市里,也发生过这样一些很离奇的事件。
有一个人反复出现在很多超市的监控录像里:这个人不是偷也不是抢,他只是看着收银员,然后轻轻的在收银员的耳边低语几句,接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收银员会像中了魔似的从抽屉里,拿出现金递给他。

这就是收银员被催眠了。
而这个用这种方式“劫财”的人,可以说是精通催眠术,并且称得上是技术极其高超的专家,就像是计算机技术里的黑客一样。
他可以称得上是催眠技术的黑客。
还有一些人自我催眠能力很强的人。例如一位英国的催眠专家,就曾利用自己极强的催眠技术,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了手术。
人类的意识和心理是种很强大的东西。
在整个孙中山“伦敦蒙难”的过程中,我们解析一下,孙的心理战也是玩的相当的有水平的。
关于“蒙难”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版本。先说孙中山的版本。
1896年,孙中山来到伦敦。这年孙中山是三十岁。
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如果按时间算的话,此时也生活在伦敦,并且在这一年四十二岁,刚破获一件离奇的失踪案。并在他的助手华生的帮助下,坚持戒毒很久了。
假如福尔摩斯真有其人,并且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神的话,没准孙中山会拜访他。因为此时的孙中山,正意气风发,热衷于结交各种西方社会精英,雄心勃勃的策划着中国的革命。
孙中山凭着对英语的精通,和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再加上他自己超强的活动能力,在英美显得如鱼得水。
在中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领袖,有孙中山的这种“国际活动能力”。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也许他们比孙中山更了解中国,但是就国际视野来,还有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来说,他们都比不上孙中山。
毛泽东英文水平如何?

据说读一般的英文报纸可以,但是他的英文口语就很差了,是“湖南味”的英文。毛曾经努力的学过英文,甚至在专机上,也抽出时间学。他在某些领域的一流专家高手,但是在英文上的水平,就非常一般了。
我没有听过孙中山讲英文的录音,但是从他十三岁,就去夏威夷读书的经历来看,英文肯定说的非常地道。
孙中山活了六十岁,其中有三十年,也就是一般的时间在外国度过。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环游世界各地,结交各种西方各界人物。对这种人物,清政府一提起来就脑仁儿疼。对他们来说,这小子就是一个“国际型罪犯”。由于语言上的优势和对西方的了解,他的“逃窜能力”极强。
一般中国人到了英国或者美国,由于语言不通,会变成“聋子”和“哑巴”,听也听不懂,说也说不出,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因此活动能力就极大地受到了限制。
对于孙中山来说,不存在这样的困境。
刚到英国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英国友人康德黎家。
在康德黎夫妇的热情招待和安排下,孙中山搬到康德黎家附近的一个旅馆里。这样,他就可以每天步行去康家聊天、吃饭,没事的时候,还读读康德黎的藏书。
他还经常去伦敦博物馆,遍访各住的遗迹,或者在伦敦街头,看看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小日子过的是非常的惬意。
在读孙中山的这些经历时,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活动能力,他有什么样的魅力,能结交那么多的西方朋友。能使那么多外国人帮助他,相信他,喜欢他。
是他的风度,学识,热情,理想?或者还是其他的方面?真有点说不清楚。
但就在孙中山过的很惬意的时候,危险也正慢慢的向他逼近。
我们上面提到,关于这次的“历险”有不同的版本。孙中山在他的书里,是这样描述这次的经历的:
在1896年10月11日的上午。这天正好是星期天。
孙中山正准备去和康德黎夫妇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就在去康德黎家的路上,忽然从后面悄悄跟上来一个华人,并用英语问孙:阁下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设想一下,这是1896年,那时从中国去英国只能坐船,并且恐怕还要好几个月才能到。英国不像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以那时在伦敦的中国人,应该是非常的少。
所以,当一个中国人看到另外一个像中国人的人,主动过去问一下,这也符合常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万里之外的英国街头,能遇到自己的同胞,应该也是一件很温暖的事。
孙中山连忙回答说,自己是中国人。
那人仍然用英文问孙中山是哪个省的。
孙答:广东
那人依然用英文说:我与阁下是同乡,也是广东的。

既然都是广东人,那就用粤语聊吧。
孙中山和这个人边聊边走。
日期:2009-11-22 21:08:35

此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广东人和孙中山相遇地点很特别——康德黎家附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现在两人所处的位置,也是在中国使馆的附近。因为康德黎家和中国使馆相邻。
这一点,孙中山是再明白不过的。康德黎夫人还特意提醒过他:你每天从都从使馆这经过,小心有一天你们使馆的人,会认出你来,然后把你押回中国。孙中山听后的反应是哈哈大笑。
孙的这种反应,还有每天毫无顾忌的去康德黎家,显然是没有把所谓的中国大使馆,放在眼里。

是孙中山低估了清廷的侦查和办事能力吗?认为清廷的使馆根本就认不出他来?还是自身的防范意识不足?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按孙中山的版本,他的反应更是与他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有能力极不相符。
就在和这个广东人,缓步边聊边走的过程中,忽然又一个广东人出现了,并且很快加入了他们聊天的行列。
在中国使馆附近,如此高密度的“偶遇”中国人,难道孙中山没有丝毫警觉?
接下来,这两个广东人很热情的邀孙,去他们家喝茶聊天。孙中山婉言谢绝。就在他们寒暄的时候,第三个广东人出现了。

在1896年,中国人极少的伦敦街头,孙中山在中国大使馆附近,在极短的时间里,接二连三的遇到中国人,以孙中山是政府要犯的敏感身份,如果他还没察觉,这时有什么不对劲的话,那就显得孙中山这种久经复杂局面的“老江湖”,发挥太失常了。
但是按孙中山《伦敦蒙难记》的说法,他此时对这三个人,还没有任何怀疑。
随后,最先和孙中山搭讪的那个人先走了,后来的两个广东人,对孙中山特别“热情”,两人站在孙中山的左右,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的,一人一边架着孙中山,招呼到他们的住处坐坐。
当他们把孙中山“热情”的拉扯到一个院子里,随后迅速把大门插上。
孙中山一看,院子里房屋高大,并且有很多穿制服的中国人,他此时才立刻明白:坏了,这就是中国大使馆。
这就是孙在他的《伦敦蒙难记》里的版本。
这个版本,用几个关键词可以概括:诱骗,劫持,暴力,被动的迫害。

但是史实果真如此吗?
孙中山的朋友陈少白还有慕韩回忆,这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孙中山为了塑造满清的负面形象,而作的。
真实的历史是:孙中山不是被劫持的,而是自己进去的。
孙到中国使馆,说是找广东同乡,然后被扣留。
不论孙中山是否低估了清政府的能力,但他能在被关押后,又迅速的脱身,足以看到他的“闯荡江湖的功力”。
清廷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于此次孙中山被捕,也有详细的记录。我觉得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姑且就以这些史料为基础,挑出几点解析一下,孙中山这次“蒙难”中,一些很微妙的行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我们会隐约感到孙在复杂的斗争中,极其高超的、控制局面的能力。
我们可以从犯罪学、心理学、还有行为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孙中山的种种行为的高明之处。
孙中山行为分析报告
一.软中带硬的威胁——反向操作(在审问中的策略)
审问的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在气势上要压住被审问方。使被审问方心理产生恐慌和混乱,这样才能突破被审问方的心理防线。审问,其实就是审问者和被审问者之间的心理战。谁能稳住阵脚,并突破对方的防线,谁就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权。
经验丰富,智商很高的罪犯,他们的反侦察能力,也反应在被审问的过程中。
曾经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刘招华冰毒案中,主犯刘招华,就是一个罕见的智商很高的罪犯。他有以下这几点很让人匪夷所思的表现:
首创世界上用人工合成的办法制造冰毒。而他的学历只有小学水平。

在被住的酒店房间,将要被大批警察搜查时,他还敢返回来,从容不迫的乘电梯回到房间,拿走他的二十万多万现金。几乎与前来搜查的警察擦身而过。这简直就是港台黑帮电影里,最生动、最真实的现实版。
有经验的搜查方式,应该是封锁酒店的进出口,这样就能有效控制罪犯逃脱。也许刘招华注意了警方的这点漏洞,才敢返回房间取钱。
并且刘招华在逃出到街上时,发现警察正在严密的查问行人时,他没有打出租车,也没有坐公交车,更没有步行,而是买了一辆自行车,骑出了市里。这是在那种情况下,最不容易被注意,也是最不容易留下线索的出逃方式。
逃出市里后,他没有立即选择坐车逃亡外地(因为他明白,此时所有的道路,车辆都会被严密检查),而是在一处事先选好的山洞里藏身,靠矿泉水,香肠,饼干等,一直待了有一两个星期后,在所有的检查都有些松懈后,才亡命异地。
他会在平时就留心的观察,万一出事后的藏身场所。他原来家乡的别墅,选在一个弯道很多的山坡上,这样他就能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从外面来他别墅的人。并且别墅里,还有一个长长的地道通往湖边。即使被包围,也能迅速从地道逃跑,然后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船,迅速从水路逃跑。
我们不得不惊叹刘招华的狡猾、和他极高的反侦查能力。抛开善恶不论,但从技术层面分析,他在复杂环境中的判断,敏感,快速的决断能力方面,都有高于常人之处。
这种狡猾,使他能在逃亡的岁月里,不但没有饱受风餐露宿,东躲西藏之苦,还堂而皇之的住上了高档小区,结交了当地的县级干部,小车开着,娇妻抱着,小日子过的有滋有味。这在所有的通缉犯中,绝对算是异类。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被捕。虽然是在漫长的八年后。
他的狡猾,再一次在审问中表现出来,比如他会突然对审问他的警官:某某,你多大了,你怎么比实际显得老很多。
这就是一种心理战术,用这种有进攻性的语言,去影响和扰乱对方的心理,以取得在审问中的心理优势。
作为对人类心理有极深刻洞察力的、资深政治操作者孙中山来说,他对这种种技巧运用成熟度,更是常人望尘莫及的。
日期:2009-11-24 23:07:47

拿着刀,恶狠狠的架在别人的脖子上,然后强迫其就范。这当然是威胁的一种,但这不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威胁。
最有技术含量、最高级的威胁是:在身陷囹圄、处于弱势和下风时,仍能用自己的智慧、语言和行动,让对方从心底涌起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比如战国时,兵法专家吴起,就是一个极有手腕和经验的权谋高手。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能把兵法和权谋玩到极致。当要被楚国的贵族们射死时,他连忙趴在死去的楚悼王的尸体上。因为按照楚国的法律,所有损害亡君尸体的人,都要被满门抄斩。所以贵族的箭在射死吴起的同时,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身上,这就造成后来七十多家贵族被杀。
真是厉害!临死还能拉上难么多自己的敌人垫背。
孙中山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他对负责审问他的使馆翻译邓廷铿说:“今公等至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之君之家族,其时君之追悔莫及矣。”
孙说的虽然比较文雅,但是如果翻译成“江湖语言”,就很有气势了:

你们几位把我弄到这里来,将来英政府追究起来,恐怕没有诸位的好果子吃。并且老兄你也是广东人,那里恰恰是咱们革命党的大本营,如果兄弟我有三长两短,我的人必定会为我报仇,至于革命党怎么个革命法,不用兄弟我介绍,恐怕诸位都有耳闻,不但你们个人的生命权益会受到威胁,我也不敢保证你们家人会平安无事。
看看,这就是高手的“威胁”方式,说起来文质彬彬,但是每个字,无不透出丝丝的寒意和杀气。
清末民初,涌起的历史上又一波暗杀高潮。这些几乎都是不要命的革命党所为。
章士钊和俞大纯密谋刺杀满清权贵铁良。
万福华刺杀大臣王之春。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这些革命党人都是玩命的主儿,为了达成目标,毫不顾忌自身的生死。

尤其是徐锡麟,本来是恩铭的心腹。恩铭对他很够意思,他把徐一手提拔起来的。一次,恩铭拿到革命党人的名单后,亲自找徐锡麟商量对策。没想到他这次却成了徐的枪下鬼。徐锡麟是近视眼,他怕瞄不准,便对着恩铭连开七枪,来个乱枪打鸟。
这就是革命党人的作风,凶悍无比。
邓廷铿这帮人也不傻,不会不仔细掂量一下,孙中山这些话的分量。可见孙中山在最关键的时刻,还能能有最恰当、最有效的反应。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最有威力的效果。
二.收买——最有效的逃脱险境的必杀技之一。
我们上文中说过,毛泽东在一次脱险的过程中,用钱贿赂了押送他的一个士兵,才得以逃脱。所以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收买是打开突破口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孙中山这种高手,对这种招,数当然也用的得心应手。
被扣留在使馆后,看守他的是一个英国人。
一个极细微的裂缝,对于攀岩高手来说,就是一个生存的支点。对孙中山这种在“危险斗争的岩壁”上“攀岩”的高手来说,这个不起眼的英仆,就成了他的一个“生命的支点和岩缝”。
美国有一档真人秀节目,就是一个“把妹高手”,讲授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术,迅速能“把到靓妹”。
在我们一般人的概念里,男人之所以能吸引女人,要么是靠先天长的帅,或者后天的地位和金钱。但是在这档节目里,这个“把妹高手”用他自己的经历,清楚的告诉我们,吸引女人的能力,原来是可以通过训练和技巧,得以巨大的提高。
这个“把妹高手”,长相平平,也没有钱,一开始还有社交恐惧症,这些都使他女人缘非常差。后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用了十年时间,刻苦摸索吸引女人的规律和技巧,并在方面成了一流的高手。从此以后,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似乎无往而不利。他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并传授给那些和他有同样困境的男性。
这说明,人与人的交流和、吸引或者控制,也是一门技术,并且是很高深的一门技术。
政治高手都有这种,极其高超的沟通能力,和对人的驾驭能力。这是一种高明到让人害怕的技术。
即使你是诸葛亮、张良、韩信,智商高到200,能力强到统帅千军万马,但仍在刘备和刘邦这种,极善于驾驭和控制人的掌握之中。
这样的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专家中的专家。人类斗争智慧的集大成者。不管你是什么人才,有多大的能量,多有体力和智力,都会被他化解、征服、为他所用。
孙中山就是这种人物。身处险境的他,再一次展现他非凡的一面。
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说服,一个素不相识的英国仆人帮他的。对熟悉西方文化和语言的孙中山来说,与英国人交流当然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高超的沟通技巧,和非凡的机智,使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控制”了这个英国仆人。
我们根据史料,重建一下当时的现场:
在一个不大的屋子里,孙中山正神色凝重的祈祷。门被推开,一个英国仆人进来,给他送饭。孙中山迅速把目光,集中在这个进来的英国人的身上,等这个英国人走近,他压低声音用流利的英文说:阁下能救救我吗?
这个英国仆人一愣,然后反问到:你是干什么的?
孙答:我是为了中国革命而被中国皇帝迫害的政治犯。

英国仆人一脸迷糊,因为他不太明白孙中山话的意思。
孙中山看到他的反应,然后迅速的想出了让老外明白的表达方式。
“阁下是否经常听说阿美尼亚人的历史?”英国仆人连忙点头。孙中山一看他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策略和估计非常的正确,便因势利导的接着说:“中国的皇帝想杀我,就像土耳其的皇帝想杀阿美尼亚人一样;因为阿美尼亚人是基督徒,所以被土耳其皇帝迫害。我也是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中国的皇帝也想干掉我”。
用这种类比,使这个英国仆人,立刻理解了孙中山的处境。并且迅速的拉近了英国仆人对孙中山的文化认同感。为下一步的说服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话虽然不多,但是极具效力。称得上极其高明。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基督教的宗教氛围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孙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因此被中国皇帝迫害时,很容易得到这个英国仆人的同情。
但是感情的认同,并不代表他一定会帮你。对人性有深刻了解的孙中山来说,对这一点非常明白。就一般的世俗中人来说,money是very very 重要的。所以孙中山的第二步,就是展开金钱攻势:我现在先给你多少钱,等我能成功脱身后,我会再给你多少多少。并且你们的政府也不知道我被扣押在这,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会来救我,你帮我也就是…”
日期:2009-12-06 12:57:09

据说哲学家苏格拉底,长的又老又丑,按世俗的观点,这样的人对女人没有任何吸引力。但他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只要和女人谈一会话,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获得女性的倾慕。那时候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关于对这种谈话内容的详细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这种谈话,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这就像历史上很多工艺的秘方,没有流传下来一样。
但我们通过孙中山的这次成功说服工作,确实领略了一下真正的沟通智慧,所能产生多大的能量。
这个普通的英国仆人彻底的被孙中山说服了。
对于这个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孙中山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能理解的表达方式,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的取得了这个英国人的认同感。
认同感很重要。尤其是在不同的人种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交流还不太紧密,大家还比较陌生的年代。
就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一开始看到来到美洲的白人时,他们怀疑这些白人就是上帝,因为他们不理解,如果同样是人类的话,这些人为什么和他们长的如此不一样。这些印第安人倒是很有实证精神,怎么能证明这些白种人就是上帝呢?做做试验就知道了:他们把捉到的白人按到水里,看过个三天三夜会不会被淹死。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是在那个蒙昧的时代,确实曾经发生过。还有我们前文提到的,算是当时比较有见识的大臣林则徐,竟然还以为外国人的膝盖,僵硬的不会打弯。
但是作为当时最有国际视野,也是当时中国称得上为数不多的,真正懂西方文化的专家,孙中山当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以孙中山的这种素质,如果生在现代,也是一流的风险投资家。
英国仆人迅速的配合孙中山,并低声提醒他说:阁下写的时候不要趴在桌子上,因为门外有人通过钥匙孔,观察你的举动,如果发现你写东西,就带不出去了。要是不想被发现,就要趴在床上写。
三.高超的炒作能力。
炒作,就是引起公众的注意。在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最有威力的就是民意。100多年前的孙中山,就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
炒作需要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发帖,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公众监督。可是100年前的英国,好像主要的媒体还是报纸。说服英国仆人配合,虽然异常关键,但是要带什么消息出去,要传达怎样的讯息,这也是能不能成功逃脱的决定因素。
看看孙中山要向英国媒体传达的消息:一个反专制中国人,被专制野蛮的中国政府,诱骗到中国使馆,然后要被装到一个笼子里,像猎物一样用船运送回国,去接受人类最惨无人道的刑罚。
这个英国仆人,一把这种消息带出去,在孙中山和他的外国朋友的合力炒作下,伦敦各大媒体记者纷纷来到中国使馆,报道采访。这下子清廷使馆里的中国人员蒙了:这些满清官员在西方的运作能力和孙中山不是一个档次,虽然他们有很多人,虽然他们有当时清政府作为后盾,但在西方玩起斗争来,依然抵不过孙中山。高手是在比较中才能看出来的。
当时的清政府害怕西方列强,甚于老鼠怕猫。有英国人进来掺和,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孙中山毫发无伤的走出中国使馆。既有渊博学识,又有实战斗争经验的人,才最可怕。知识不是力量,能灵活运用知识,才是力量。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即使年老时眼睛不好,自己无法看书时,还要让中文系的教授给他讲授古典诗词。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说不勤奋学习,也经常请教授给他上课。在现代社会中,要想成为领袖级别的人物,肚子里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但是这类人又和一般的学者,有天壤之别。
一般的学者是学问很多,理论很好,智商也不错,但是在复杂的世俗世界、险恶的江湖中,面对一些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狱霸牢头,他们不免显得不堪一击,脆弱不堪,难于应付。但是像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既有学识,又能在各种复杂危险中,游刃有余的“斗争专家”,“危机处理专家”,他们才是人类斗争中,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什么黑社会老大、“教父”,与他们这些真正的“斗争大师”的能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坐过监狱的人都知道,牢里的死刑犯是惹不起的。要是有人不开眼,想在牢里当老大,欺负这些死刑犯的话,也许当时他们不反抗,但是等欺负他的人睡着时,他敢用手上的镣铐活活把那个人勒死。

老子反正要枪毙了,多杀一个少杀一个没差!这就是这些死刑犯惹不起的地方。甭管你在外面曾经多横,多狠,多能打,要是在牢里碰上死刑犯,你最好别惹他,因为你绝对占不了什么便宜。
这就是武力的局限性。
所以真正的斗争一流高手,他们有无数的技巧和方法。他们会用智慧,理念,胸怀等特有的魅力征服你的心。这才是真正的高明。
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邓廷铿,就是那个把孙中山扣留的清廷使馆的翻译,后来在孙担任总理的时候,竟然还敢来拜访孙中山,可能希望孙能看在同乡的份上,给个一官半职的。孙中山的这些部下一看,这小子竟敢自己送上门来,准备他抓起来正法。孙中山确实有非同常人的胸怀,他对下面人说:他那时之所以抓我,也是各为其主,不是他个人的错。为了保证邓廷铿的生命安全,他还亲自送邓孙来,以防有的部下会对邓不利。

在明代一些讲禅宗的书里,经常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将军能操控千军万马,却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生老病死,喜怒哀思,这些因素有时比千军万马还难控制。
孙中山操控自己健康能力方面,就不如他在革命斗争中,那么的游刃有余,能力巨大了。他死于肝癌。
据说如果得了这种严重的肝病,眼中会有黄晕。德国医学博士克利,就是通过这个现象,断定孙中山的肝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很可能已经化脓,并侵害到其他的部位。肝脏是解毒,和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为了保证身体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营养元素,这些外国医学专家建议孙引用矿泉水。所以每天一大早,都有专人开车去玉泉山运新鲜的矿泉水。
这些措施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孙中山还是渐渐的病入膏肓。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奇异的现象发生了:在孙居住房屋周围的树上,忽然聚集了非常多的乌鸦。
当然,乌鸦之所以经常出现在濒临死亡人的周围,是因为乌鸦对尸体的气味非常的敏感。有很多动物的嗅觉灵敏的惊人。比如据说在巴西某个老人院里,有一只“死亡之猫”,只要这只猫老往某个人的身体上跳时,这个人就会很快的死亡。而这只猫经过检测,没有任何致命的传播性疾病。科学家解释说,在临死人的身上,有种特殊的气味,而这只猫有嗅到这种气味的能力。还有的科学家试验,借助狗的灵敏的嗅觉,来早期发现人的早期癌变。

所以孙中山住处的周围,出现乌鸦称不上奇异,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乌鸦的数量超多。多到什么程度?
准备探视孙中山的康有为,刚准备开门走进院子里,竟然迎面而来的黑压压的乌鸦生生的被推了出去,弄得康狼狈不堪,竟没有探视成。
这些都是追随孙中山的马超俊先生,在他的口述回忆录里,对曾经发生过的史实,栩栩如生的记录。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乌鸦?
日期:2009-12-12 17:58:01

是不是孙中山的体质有其特殊之处,在濒临死亡时,他的身体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要比一般人强很多?所以才引来这么多乌鸦?
这些好像都是一个永久的谜。

福尔摩斯在小说里,有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看似孤立的事物,实际上都是有联系的。比如单从一块怀表上,就可以读取出怀表主人的很多信息:从怀表的质量,可以推测出这块表很贵,所以可以知道怀表的主人,应该至少是个中产阶级;从怀表上的划痕,可以推测出怀表的主人,会经常把表与钥匙放在一起,如此对待一块价值不菲的怀表的人,生活习惯绝不属于那种细致型的……。
这是一种用推理的方式,来解析事物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析一下孙中山的生活方式。
我们上文中说过,以他资深的西方生活方式经历,可以推测出,他的饮食口味也是很西方化的,和一般的广东人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对广东来人来说是美味的蛇肉,蝦酱,孙中山却极度厌恶,并且孙戒烟戒酒。喜欢吃西餐喝牛奶。让我们做一个也许很荒谬的推论:孙中山的这种饮食习惯,使他的体质和当时的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或许因为这种不同,才造成在他即将死亡时,有哪么多的乌鸦光顾。
因为在动物界,气味的重要性,还有动物对气味的敏感,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只老虎能嗅到两公里内猎物的味道,并且很多动物识别是不是同类,不是靠视觉,而是靠气味。所以在丛林中有生存经验的人,会把身上涂上很多泥土。这样能最大限度的掩盖你身上的“人味”,这在野兽出没频繁的丛林中非常重要。
有一个叫肖恩?埃利斯的美国人类学家,他为了研究深入狼群,就假扮成一只狼,在狼群里生活了长达几乎一年之久。

怎么让狼群觉得的你也是一只狼呢?不是穿上假的狼皮,从外形上做的和狼一样,这是人的思维方式。其实狼判断是不是同类,主要是考嗅觉。
埃利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是最了解怎样才能让混进狼群内部的,这种任务好像比在黑帮中做卧底更危险。
首先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动物的群体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们也有很严密的组织,和很精确的分工。它们不会无缘无故接受一个陌生的个体,即使是同类。埃利斯选择狼群在死掉一个成员时,进入狼群。要达成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身上的气味尽量弄得很狼一样,然后扮演一头孤狼的。
要做到这些,就不能洗澡,以保持身上的这种气味。并且要和这些野狼们同吃同住。埃利斯为了能让狼群彻底的接受他,甚至和狼一起在野外吃动物的尸体。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在狼群里,各种狼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狼是智慧丰富,机制灵活的“军事”,负责参谋和决策一些事。
有的纯属于体力型的,负责猎食和战斗。就像一般的战士,还有的狼是负责后勤方面的,比如照顾小狼等。原来狼的社会和人的社会,也有这么多相同之处。在拍摄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利斯和狼打成一片。他身穿脏的看不出颜色来的工装裤,胡子和头发又长又乱,像杂草一样。
他扮演的非常成功,甚至有一头母狼向他示爱。
但是埃利斯强调,在狼群中,不是任意一个公狼都能和母狼做爱的,只有特权阶层的狼才有这种权利。
这招非常有效,后来庄稼的产量逐渐回升,当地人很感激白崇禧的这位先祖,特地把这件事记录到地方志中。
我们不能忽视基因的作用,基因造就了我们不同的种族特征。比如我们东方人,身体灵活,反应机敏,是天生的侦察兵的料。
在2006年11月17日,美国陆战队访问我国某旅的陆战队,并开展了业务交流,在一个小时的比赛中,中方在速度和协调性方面更胜一筹。而西方人在负重行军方面,则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的持久力和体力方面,比我们强。甚至在性能力方面,西方白种人也被神话成体力超强的“做爱机器”,我记得中国的一个女白领说过:和西方男人做爱后,才知道什么是生活。
这就是基因造成的差异。
白崇禧也遗传了先祖的这种基因——聪明,灵活,足智多谋。
五岁上私塾,十四岁就考入蔡锷办的陆军学校。顺便说一下,这年有一千多人报考该校,只录取一百二十名,白崇禧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入。
后来他又考上保定军官学校——就是蒋百里曾经做过校长的那所军校。在民国时代,有三个军校比较出名:云南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这三个军校都是人才辈出,几乎囊括了中国政坛和军界的一流人物。朱德和朝鲜军的总司令崔庸键,都是出自云南讲武堂。在黄埔学校的教职员中,百分之六十出身云南讲武堂,百分之二十来自保定陆军学校。
当时的保定陆军学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以当时的生活标准来看,还是活的比较滋润的。衣服,还有训练学习用的各种器具,一律由学校统一供给。一天三顿饭,早餐米饭鸡蛋随便吃,午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时常吃肉,过年过节还要加菜。
学生还可以在茶烟室里,抽烟(军校里允许学生抽烟),喝茶,或者让校工给卖来些猪头肉等下酒菜,哥几个高兴地话,边喝边聊。军校里有三种人:教员,学生,还有校工。校工是最底层,动不动就会遭到学生的打骂。
这些学生,可不像我们现在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有的是从部队军官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手里很有点积蓄。平时赌钱,玩女人出手很是阔绰。保定城里的著名的“红灯区”——八大处,也是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不过这个学校的课程设置,还是比较科学和现代的:要学武器知识,怎样防守,进攻,外语等等。大多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学生根据老师设定的战斗情景,制订计划,画出草图,然后老师再评点。
作为一名合格的军官,要对战争中所有的因素,都要有所了解。
比如粟裕知道当时的日本坦克的性能:这种坦克能压断直径是15公分的树,能推倒直径是20公分的树。但是对于比坦克大一点的陷阱,它就很难爬上来了……。
基于这样深刻的了解,才能制定出,对付这种可怕武器的策略:在树林里把树木锯断,只留下一米多的树桩,这样就能有效阻止坦克的推进,或者用陷阱、速射炮、燃烧瓶、成捆的手榴弹等,这些都是对付坦克的有效方法。

保定军校当然也有这种武器知识的讲解课程。
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这段经历,无疑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提供了巨大的知识保障。再加上他自己异常聪慧的天赋,一个很有能量的军事人才诞生了。
在1916年,也就是白崇禧23岁的时候,他从军校毕业。他要正式踏入当时纷乱的社会中。江湖险恶,但是也正是它的险恶,才更能凸显各色杰出人物的过人的品质。
23岁,也就是现代大学生找工作的年龄,那时的白崇禧也不例外。但是作为当时的精英,工作还是很好找的——他被派往广西第一师第三团做见习军官。
见习,其实也和“实习”的意思差不多。现在大学生在某单位实习,即使表现不好,大不了单位就不要你了——到时候走人。但是对于23岁的白崇禧来说,他面对的是真刀真枪,在乱世里,要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判断、机敏,在复杂危险的局面里,是拿自己的生命在赌,弄不好,你的生命随时都可能画上句号。
在乱世里,无论是当兵还是搞政治,都是高危行业。
秦朝丞相李斯在被腰斩时,看着对面一样受刑的儿子,忍不住涕泪横流的说:想当年,我们父子一起牵着猎狗,在郊外的打猎,那时我们多么的快乐温馨,但那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在异常复杂危险的乱世中,权力往往是用鲜血铸成。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得。

年轻的白崇禧,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他刚一踏入这危机重重的“江湖乱世”,就展现了他犀利的手腕。也初步展现出,他一生中权力斗争的技术特点:稳、准,狠。
稳,是指他每做一件事都算计精到;准,是指他的他的操作能力非常到位,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人;狠,就是指,他对他认为的敌人残酷无情,一点没有怜悯之心。
当时白崇禧任职的地方,是广西西南左江流域。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民风彪悍”,土匪遍地都是。
翻一下历史书,就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土匪能发展壮大,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社会要够乱,人民要够穷,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有天然的屏障。

要是没有天然的屏障,土匪还是很难和官军较量的。在密林大山中,不但便于隐藏,还可以依据险要的地形,化解官军的优势。所以有“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说法。
东南亚的丛林深处,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还曾发现有几个没有投降的日本兵,一直在坚持所谓“战斗”,这就是因为自然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反而成了弱者生存下来的凭借。
地理上的差异,在很多的方面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比如在文革时,很多汉族的知青,下放到内蒙古的草原上生活劳动。但是不久,很多知青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草原上的地势开阔平坦,有一望无际的感觉。这样也许对放松心情,体验一下什么叫天高地阔的感觉有用,但是要想找个背人的地点“方便”,就有点难度了。男女混杂,总不能不管不顾,随地大小便吧,那多不好意思。很多知青因为经常憋,而得了膀胱炎。
但当地的蒙古族,是怎么应付这样的实际问题呢?
秘密就在于他们的蒙古袍:穿着这种蒙古袍,你只要很自然的蹲下,一切都在别人看起来很自然的状态下搞定了。
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藏族的服装也很有特点,虽然是毛茸茸很厚的样子,但是他们不像西伯利亚那边的居民一样裹得严严的,却好像只穿一半似的,而这和当地的温差大有关。
还有在武术中,北方的长拳,下肢的动作很多,动作的幅度也很大,但是南方的南拳,下肢的动作极少,而动作也显得紧凑密集。这也和南方由于多山场地小,而北方的宽阔地多有关。
这些地形的因素,都对人类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广西被形容成: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可以说,白崇禧所面临的治安环境极差。一个刚刚从军校出来的学生,一开始就面临这么一个难搞的局面,确实是一种考验。
摆在白崇禧面前的有两条路:
我们可以称这条路是“老油条型”的:像所有的当地军官一样,无所作为,一天天的混着过。你当你的土匪,我当我的官兵,我们都心照不宣,你让我过的去,我也不难为你。
还有一条可称为“热血青年型”的:一腔热血,豪情万丈,初生牛犊不怕虎,最后被严酷的现实碰的头破血流,失败后会心灰意冷的哀叹,社会真的太黑暗了,我太理想主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一流高手,一出手就与众不同。
日期:2010-01-09 19:42:00

在历史上,广西这疙瘩可不是好搞的。

人性格特征的形成,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职业、地域、成长地的风俗习惯等等。
比如做箭的人,老琢磨怎样才能把箭做的更有杀伤力、更有效的把人射死;而做盾的人,则老想着怎么才能把盾做的坚固、能把人护住。长期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性格也会受不同的影响。
这是职业对人的影响。另外,成长地的风俗习惯——这种文化氛围对人的影响也很大。
比如中国远征军在野人山里,遇到的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难于被我们现代人理解:亲人死后,要埋在自己的床下;如果家里有人病了,要把自己家里的老人杀掉,好像这种方法能换取病者的痊愈似的。如果自己家里没有老人,还可以借用邻居家的老人来杀,以后再还…

这种部落的人性格应该足够剽悍。
在历史上,广西人的剽悍,往往被忽略了。我们认真盘点一下广西人的“凶悍”。
据说秦始皇用20万军队对付匈奴,而不得不用30万军队对付在广西的西瓯(壮族的祖先),可见当时广西西瓯的战斗力如何的强悍。
在明朝时,凶猛的倭寇不停的骚扰中国沿海各地,有时甚至深入中国的内陆省份。我们上文中,在戚继光一节里,也描述过倭寇的可怕的破坏力、和战斗力。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明朝庭想到了广西的“狼兵”,并且征调他们来对付这些可怕的倭寇。
这些狼兵在一个穆桂英式的女将领——瓦氏夫人——的带领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554年,倭寇出动3000余人,突然侵犯金山卫,瓦氏夫人率队迎击,杀得倭寇四散逃命,猖狂的倭寇,这下有机会体验了一把什么才是真正的凶悍。

四月二十日,倭寇4000多人进犯嘉兴,瓦氏首当其冲,一马当先,在士兵与其他友军的配合下,把倭寇包围在五江泾(今嘉兴县北州里)一带,一举歼灭倭寇3000余人。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获得抗倭的首次大捷。
六月,在陆泾坝战役中,又斩获倭首300余级,烧毁倭寇船只30余艘,倭寇闻风丧胆。狼兵连连告捷,屡建奇功,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江浙沿海广为传颂。因瓦氏俍兵“杀贼多”,论功封赏瓦氏夫人为“二品夫人”,群众赞誉她为“石柱将军”。
广西“狼兵”战法也很有特色:一般以七人为一队,各队独立作战;每队中有四人专负责冲杀活人,还有三人专门负责割被杀死敌人的首级,以用来记录的“工作成果”。这种“计件”方式,很有战国时秦国的风格。
冲锋时,一人向前,左右紧紧跟进,予以支持。一队向前,则左右各队都予以支持,形成很有层次的“梯级火力”。全队密切配合,执钩镰枪者在前面,执毒弩者在队伍两边守着,在冲锋的过程中,远处的敌人用毒弩射,没射死的再用钩镰抢戳死,形成锋矢式队形,发挥长短兵器的作用。
这种极有战斗智慧的队形,被戚继光拿来加以借用改造,并在继续抗倭的道路上,发挥的巨大威力。
原来历史上,第一次重创那些凶悍日本人的,就是这些更为凶悍的广西兵。难怪在抗战期间日本人就有这样的说法:“欲灭华夏,先平湖南。欲平支那、先灭广西”。看来他们对广西人的凶猛还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最有战斗力的班底也是广西兵,并且从广西出发横扫大半个中国。

当时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太平军在刚开始只有3万人,这3万人是清一色的广西兵,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
而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士兵以安徽人和江浙人为主,这些地方的人战斗力根本不能与以前的广西兵相比,曾国藩就曾说过:“长毛(太平军)中后期之30万之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3万”。
广西人咋就这么狠呢?
这绝对和基因和体质有关。
著名的中医专家徐文兵,以中医的视角,研究过古今中外的名人的体质特征,和他们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些结论很有趣:
比如他说周恩来是阳性体质,有这种体质的人,阳气旺盛,精力过人。关于周恩来的精力,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超级不一般。
郭沫若就曾经回忆,周恩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看起来稍微有点疲惫,但是只要一有紧急的事情出现,马上又能神采奕奕,思维清晰,这种能力,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
这种体质的人还有一点——就是耐寒。
周恩来在出访苏联时,一条绒裤,一条呢子大衣,在零下几十度的酷寒中,仍能神采奕奕。而周围的人,包括以耐寒著称的苏联人,也没有敢穿这么少的。
所以,人的行为往往与基因和体质有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解析一下广西人的剽悍是有原因的。
一个地方的人口素质和特征,和移民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湖南近代的人才简直是井喷式的发展。但是在明代以前,在历史上湖南有名的人物极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和移民有关。

在朱元璋时期,大量的人口从江西迁入湖南。在这些移民中,有一个叫毛太华的江西吉安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布衣百姓,而是做过云南镇守。并且在云南做镇守的时候,娶了几个苗族的老婆。所以他的后代中,就有了苗族的血统。
毛太华如果不算出名的话,但是在他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应该是大部分都知道的——毛泽东——毛太华的第20代孙。
历史上,有苗族血统的人还真不少:沈从文,熊希龄,李敖,粟裕…他们完美的融合汉人的智慧和苗人的剽悍。
但是“移民”到广西的汉人,却不是一般——这些汉人,大多是被流放的重刑犯。这些犯人大多是“离经叛道之辈”。这些人和广西当彪悍的少数民族融合,就造就了广西人特殊的凶悍气质。

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就曾说过: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从两千多年前西瓯国君,译吁宋带领五万岭南土著士兵,令秦军伏尸数十万开始,广西兵强悍的战斗素质,一直保持不变。
但是在这个“非常难搞”,民风如此剽悍的地方,毛头小伙白崇禧要独立面对,不免让人为他捏一把冷汗。
并且白崇禧选择是对他来说,最危险的一条路:决定不随波逐流,而是要凭他自己的力量,来清除困扰广西多年的“匪患”。
他一开始较真干时,他的部下还有那些土匪们,难免暗地里不屑的撇撇嘴:不知深浅的东西,就凭你!还是歇了吧!
是啊!你凭什么和老谋深算,凶狠无比的土匪干?刚来部队,没有人脉,没有铁杆的支持者,没有后台,没有资历,没有经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况且广西的土匪清楚不了,除了他们本身极难搞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因为当时的广西督军陆荣廷,本来就是“土匪”出身。
这个陆荣廷,原来是一名清兵,有一次出去采购,正好和几个法国人同船。我们不太清楚他和法国人发生冲突的细节,据白崇禧说是:当他看到法国的狗吃的都比中国人好时,就一脚把那条狗踹到河里——这兄弟也够强悍的。
这当然惹祸了!
后来干脆“落草为寇”,专抢法国人。
日期:2010-01-24 20:36:05

由于这种经历,就决定了陆荣廷对土匪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在他主政广西期间,对土匪的政策是“招安”为主,而不是以“剿灭”。这样的政策,给土匪的茁壮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很多土匪成了兼职:明着已经被官军招安,但暗地里却仍然做着土匪的勾当。
所以要彻底根治广西的“匪患”,没有别的招,只有一个字:杀。以白崇禧的聪明,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治乱世必须用重典。一般来说,死亡对人的震慑作用和警醒作用,不是别的手段所能代替的。
在乱世里,权威的树立,权力的角逐,都伴随着这个“杀”字,从唐太宗干掉亲兄弟,到朱元璋把和自己一起创业的功臣斩尽杀绝,“杀”是这些权力高手,最擅长的权斗秘笈之一。
刚二十岁出头的白崇禧,几乎没有任何忐忑和犹豫,很痛快的就决定了他对付这些“被招安”土匪的政策:杀。
并且准备首次就要杀八十多个,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要杀的这八十多个全是“匪头”——就是说,这八十多个全是黑社会“大哥级”的,这就意味这些人的凶狠,狡猾和江湖经验,非同一般。
对于小青年白崇禧来说,这活的难度系数和危险系数极高。
大数多人的二十多岁,脑子里装的是风花雪月,装着对这个世界无限美丽的憧憬,还有很多不知天高地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在那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如果只有幼稚和意气用事,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了白崇禧逃脱时,所表现出来的缜密的思维,和极其高超的操作能力。其实这种缜密的思维和操作能力,在他首次和土匪的首次交手中,就显露出来。
以白崇禧当时的处境和资源,要一次性干掉这八十多个“匪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以局外人的身份,可以为白崇禧设计一下方案。
投毒是否可行呢?
这种大规模的“诱杀”,有点《水浒》中,“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后,用毒酒集体毒死。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我们详细研究一下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在化学工业还不发达的年代,大剂量、剧毒的“毒药”其实并不好找。所以要想一次性的毒死那么多人,还真得有这方面的专家和资金支持,才能实施成功。因此,在真实的历史上,用毒杀人,往往是只有宫廷里才玩的了的“高科技”。
比如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Nero(公元54-68年在位),就喜欢用氰化物来毒杀他的亲属。这种毒剧毒的药物,可导致人瞬间死亡。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计算机之父”、同性恋者图灵,就是用自己提取出的氰化物,然后涂在苹果上,咬了一口,就一命呜呼了。后来这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被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拿来作为了公司的标志。纳粹头子希特勒和戈林,也都是吃这种氰化物自杀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意大利豪门中,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很有创意的慢性毒药:金刚石粉末。

金刚石本身并没有毒性,但这种粉末会粘在胃壁上,而排不出去。作为世界上硬度最高的物质,胃当然没有能力消化它,就这样在长期的摩擦下,胃会逐渐形成溃疡,然后会大出血,从而导致人的死亡。
这种死法和吃氰化物相比,是相当的漫长和痛苦。所以这种金刚石粉末“毒药”更适合杀别人,而不适合自杀。如果不想自己的仇人很痛快的死掉,这种毒药好像是首选。
在武侠小说里,一个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可以把世界上的任何物品,变成致命的武器。而对于一个有专业知识的药物学家来说,这个世界上“万物皆可成为毒药”。
比如杏仁中的某些物质,经过特殊的加工,就可以转化成氰化物:
挑选50粒左右的杏仁,然后用三百度的高温,烘焙十分钟,这样经过加工后,就足可以毒死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危险!严禁模仿和用于不法手段)

但是对于白崇禧来说,显然他毒药方面的知识不怎么丰富,这也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同样是一流的围棋高手,但是他们的棋风可能迥然不同,有人致密,有人凶狠,有的人是空灵。而且围棋实际上也是一种极其剧烈的智力对抗,剧烈到什么程度?
在世界一流围棋高手的对决中,剧烈到每下一局棋,体重都有明显的下降,围棋棋圣吴清源,还有聂卫平对此都有描述。
不过权斗的激烈程度的表现,往往不是掉体重,而是掉脑袋。
权斗的高手们,也各人有各人的风格。通过白崇禧这次成功的大规模 “诱杀”,我们“欣赏”一下“白氏权谋操作风格”。
要设陷阱,成功干掉一帮实力强劲的对手,要有极其严密的计划。白崇禧着手做了以下几点。
培养自己忠实的班底。
要一下子干掉这八十多个土匪头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忠实可靠的班底。这可不是一个人干的活。
有经验的搏击专家都知道,如果你打在拳靶上的力量是60磅,那在格斗中,你打在对方身上的力量,有三十磅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的,你打他时他会躲闪、活动,
所以你的力量就会被化解掉很多。

人在受到攻击时,都会本能地反抗,尤其是他知道自己面临死亡时,会拼死一搏,这对于攻击者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弄不好自己杀人不成,反被人杀。
况且这八十多个匪首,都是杀人不眨眼,狡猾异常,警惕性极高的土匪中的“精华。所以在制定详细的杀人计划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但计划不能成功实施,还会把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并且这些土匪在官方部队里都有眼线,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的得到消息。
关键一点是,怎样能够制定严密的“诱杀”计划,而又能保证这个计划不被泄露呢?这都依赖于白崇禧,组建忠诚班底的能力。
这恰恰也是白崇禧擅长的。
我们上文里曾经说过,白崇禧作为一个封疆大吏级的高官,仍然能够在部下的老爸做寿时,等别人都走完,他最后亲自过去,像最近的亲友一样,规规矩矩的磕头拜寿。这种荣光,怎能不让部下感激涕零。
这种等级的人物,还对部下有用这种低姿态的人,在历史上不多。一般的顶多送点寿礼,写副寿联,也就差不多了。但这也正是白崇禧的过人之处。
还有一次,白崇禧去冯玉祥的部队办事,作为同样是身居高位的实力派人物,白崇禧看到这样的一个细节:
冯玉祥对于自己的部下,态度粗暴,即使是军长一级的人物,也像勤务兵一样呼来唤去。

日期:2010-02-27 22:32:50

冯玉祥的这种做派,使白崇禧很不以为然。他评论冯玉祥的做法:当处境危难时,或者有利益诱惑时,很容易造成部下的叛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白崇禧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
例如,冯玉祥手下最得力干将韩复榘、石友三等,都经不住蒋介石的收买,关键时刻,先后叛变冯玉祥,使冯玉祥遭到致命的打击。
并且韩复榘、石友三,这两个人的行事风格,深受冯玉祥的影响:喜欢倒戈。今天倒向这个,明天又倒向那个。有点像吕布,看谁厉害就认谁当干爹,忠诚度几乎为零。
这种人的下场注定很惨:韩复榘被蒋介石干掉;石友三喜欢活埋别人,甚至把冯玉祥派来的参谋长也给活埋了,但最终他自己,也被高树勋活埋。
可见,冯玉祥对自己团队忠诚度的建设上,和白崇禧有很大的差距。
白崇禧在这点上,要比冯玉祥高明很多。

这种高明的“笼络人的能力”,才能迅速的打造出一个忠诚的团队,而一个忠诚的团队,才是展开所有工作的基础。
这些白崇禧都丝丝入扣的做好了准备。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用来捕捉猎杀陷阱了。
侦探小说、电影,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有经验的侦探,边检查尸体,边很福尔摩斯的说,死者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反抗和搏斗痕迹,看来凶手很可能死者的熟人——熟悉后,对一个人的戒备心就会减弱。这是人的正常的心理反应。
为了提高“陷阱”的成功率,就要最大限度的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快和这些土匪熟悉起来。
于是,白崇禧没事就和这八十多个土匪混在一下,用白崇禧自己的话说叫“朝夕相处”。这些土匪可真够倒霉的,碰上这么一个“权谋高手”,他们原来的警惕性和感觉的灵敏度,正慢慢的被白崇禧消耗、磨钝。这也使他们离坟墓越来越近。
这就是白崇禧,做事滴水不漏,缜密老道的让人无话可说。别忘了他这时才只二十岁出头。
当代的一位中医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次,他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在聚会上他看到很多同学的孩子,说话、表情都像小大人一样,于是聚会上的成年人都说,现在的孩子早熟,说话做事,和实际年龄不相称。

但是这位中医大师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同学的女儿,表情羞涩,所有的动作举止,都是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后来中医大师细细追问了一下,才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这个同学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对孩子的身心发育特别关注,和别的一般的家长不一样,他女儿所有的食物,都是他自己开车,从比较偏远的农村亲自采购来的。一切都是农村自家生产,没有任何激素的那种。
因为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的环境,使人的身体过早的成熟,但是早熟的人必早衰。这对一个人长远的身心发展,未必有好处。
其实现代人早熟的只是身体,而未必真的是理智和智慧。
像白崇禧这样,二十多岁就能在这种如此复杂危险的局面中,处理的这么游刃有余,手法如此的老辣练达,心智的成熟度,远远不是现代同龄人所能相比的。
有些人很多情、很小资,一个狗养了三天如果走丢、或者死掉,他也许会很难过。这种人可能适合当艺术家,但是在乱世中,感情泛滥到这种程度人,最好远离权力的角斗场。
因为在这里,面带会笑向你走过来人,可能马上变脸,掏出刀子要捅死你。永远不要高估别人表面的善意。
白崇禧和这些土匪的“朝夕相处”后的熟悉,没有唤起他内心对这些土匪丝毫的怜悯。
这就是一个专业权谋高手特有的心理素质。
搞微雕的人,能在一根头发丝上,或者一个米粒上,雕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来。要完成这样的精细的工作,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要练呼吸:只有把呼吸调整好了,心静了,手才不会发抖。
狙击手也需要这样的素质:冷静,甚至冷酷,才能把身体各器官的敏感度,发挥到极致。因为对于对手丝毫的怜悯和犹豫,都会造成射击精度的下降。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但杀不死敌人,还会暴露自己。
白崇禧就像一个微雕大师和狙击手:以自己极度冷静清醒的情绪,把自己的所有的智慧能量能释放出来,把陷阱布置的极其精准和巧妙。
在自然界,火狐狸为了捕食,可以一连几天趴在隐蔽处,耐心的等待猎物的出现。而一旦出现,它就会猛扑上去,用它的所有体能和凶狠,置猎物于死地。
白崇禧就像这么一支火狐狸——极其冷静的等待机会,但机会一到,马上就凶悍无比的扑上去。

年轻的白崇禧,不但缜密异常,他凶悍与决断也与众不同。
鉴于一次性干掉这么多惯匪,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白崇禧不得不请示上司。其实这种事情,只能由当时最高军阀陆荣廷能够决定。
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小的连长,白崇禧只能通过他的顶头上司——营长马云—–向陆荣廷直接反应。
陆荣廷一听这个计划就急了,马上斥责马云道:如果这样做,以后的土匪都不来归降,那么广西以后的治安,谁敢来负责?
马云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便忍不住埋怨白崇禧,不应该让他去受气。
事情进展到这种地步,白崇禧的处境就显得极其被动:继续干下去,上司坚决反对,没有了上面的支持,一意孤行产生的后果,难于预料。
而放弃计划,这种事情迟早会被这些惯匪知道。这些惯匪如果知道,这个年轻的白连长,曾经准备把他们全部干掉,必定会用各种方法展开报复。这八十多个土匪,就成了白崇禧身边一颗颗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
进退两难。
但白崇禧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失眠,没有犹豫,没有彷徨,而是在内心深处立即决定:一切仍照原计划进行。用白崇禧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独断独行”。两个“独”字,渗透着非同一般的自信与果断。
白崇禧按既定计划,进入了剿杀的实际操作阶段。
真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白崇禧很出人意料的给这些土匪放了三天假,让他们回家团聚,好好放松放松。
其实是想把这些招安土匪的警惕性,给放松下来。

就像我们放了一段时间假后,再一开始工作,就觉得老不在状态上,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期综合症”。
等这些土匪一返回,白崇禧马上召集他们训话,说根据情报,他们这些土匪在放假期间,仍然有不法行为。
日期:2010-03-14 15:19:51

白崇禧告诉他们,那个指控被他们这些人抢劫的,就在隔壁的学校里。这些土匪一听,不由得互相看看彼此,在心里暗暗猜测:是哪个小子干的,这事反正我没干。
有部美剧叫《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主要讲述的是一个犯罪心理学大师,对人极其细微的表情动作,能做出惊人的解读。
比如,他初到一个新单位报道,仅仅从一对刚见面的男女同事的谈话场景,就推测出了这对男女肯定发生过性关系。因为他们谈话时,一些下意识的表情和动作,已经透露出了这种信息。“就算你没在犯罪现场留下你的DNA或者指纹,你也把你心里的印痕留在了那里,它会告诉我们你的性格,你是哪种人”。
人的心理极其微妙,在英国有著名的“心灵魔术师”叫达伦?布朗。他表演的魔术非常的奇妙:他能成功猜出彩票的号码,在直播的过程中,达伦提前把他预测的中奖号写下来,并展示给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随着开奖号码数字的一个个蹦出,奇迹出现了!中奖号码居然和达伦写的一模一样。
达伦还能成功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施行催眠,是400多万电视观众中的100多万,被成功催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动弹不得。
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通过对人心理的暗示来实现的。但是一般人是永远不会知道里面的奥秘的,这算是一门极其高端的技术。
白崇禧其实也是玩的这种心理暗示:放你们放假回家,然后其中的一两个惯匪,又忍不住旧病复发,在放假期间实施了抢劫,现在抢劫的人来告状。
这一切在表面上都极度的符合逻辑,不会引起这些土匪的丝毫怀疑。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白崇禧所布置陷阱而已。事实上在放假的三天中,这八十多个土匪中,还真的都没作案。

白崇禧提接着提出,现在受害人要指认抢劫者,你们都说自己没干,那敢不敢与受害人当面对质。
这些土匪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一个比一个踊跃的赞成白崇禧的这个提议,他们肯定都在想“看谁倒霉吧,反正不是我”。
鱼儿已经成功入网,现在该收网了。
白崇禧先把土匪集中到一个屋里,然后像面试一样,一个个分别去院子里稍远的一个屋里,去被“指认”。不过那里没有什么“受害人”,而是全副武装的两个排的士兵。
这种操作方式是把“两个排的兵力vs 八十多个土匪”变成“两个排的兵力vs 一个土匪”——完全把土匪瓦解成一个个的了,进去一个绑一个。这是风险最低,效率最高,成功率也最高的一个操作模式。
中国的兵学家有一个理论,几百个人在旷野里搜索一个亡命之徒,也会提心掉胆,因为你不知道,何时这个亡命之徒会从树后面,或者草丛里蹦出来给你一刀。所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不要命的人,能令几百个人恐惧。可以想象这八十多个不要命的土匪,是多么的危险。
其实把这种理论应用的最好的,是明朝的“倭寇”。这些日本的亡命之徒,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设伏”。他们在撤退的过程中,会乘机隐藏在任何能隐藏的地方,比如草丛,房屋,大树上等等。

然后乘机袭击追击的明军,这招对明朝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连最有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都吃过这种亏,但是因为戚家军强悍的战斗素质,才没造成重大损失。
后来戚继光再追击倭寇时,改变了策略,凡是遇到可能藏身之处,都留几个士兵把守,然后地毯式搜索,让那些试图搞隐蔽袭击的倭寇,统统的死啦死啦地。
不过尽管白崇禧策略如此高超,操作如此精密,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
这些土匪中,有一个好像在体力方面超乎寻常,或者练过气功什么的,他竟然把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给崩断了,然后向门外猛冲。
旁边的那么多士兵,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样逃跑,于是举枪将他撂倒。这位兄弟,体力是比较好,逃脱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无奈白崇禧布置的太严密了,只能自认倒霉吧。
这种意外情况的出现,也能反证出收拾这八十多个土匪,没有严密的计划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枪声一响,就惊动了还依然没有落入“陷阱”的四个。这四个人正和白崇禧坐同一个屋里,等着“被指认”,一听见枪声,这几个土匪马上站起来,警觉的问白崇禧出了什么事。要是白崇禧慌张,或者反应的不太合理,也许马上就会被这四个凶悍狡猾的土匪,冲上来给劫持。
无疑这声枪响,也肯定在白崇禧的意料之外,但是真正高手的高明之处,恰恰反应在对这种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上。
白崇禧异常冷静的说:可能是哪个新兵的枪走火了,我出去看看。然后镇定而迅速的走到门外,冲着早已埋伏在屋子周围的士兵轻轻的一摆手,这些士兵马上冲进屋里,把这剩下的四个,来了个就地抓捕。

就这样八十多个土匪,悉数落网,为防止意外,在当天的晚上,这八十多个土匪成了白崇禧的枪下鬼。
年纪轻轻的白崇禧就有这样的手腕,勇气,决断,和狠毒。从此,广西的土匪政策,从招抚改为以剿灭。而匪患泛滥的状况,得到迅速的改观。这种巨大的改变,恰恰是由白崇禧,这个年轻的连长开始的。
白崇禧精准的预测能力,和极其深刻的洞察力,有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1934年的4月,广西军阀陈济棠,召开一个异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讨共军下一步的动向。

白崇禧也应邀参加,并在这个会议上做了对共军的下一步动向,给出很详细的预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白崇禧的预测,究竟准确精密到何种程度。
白崇禧预测一:共军下一步将要做战略转移。
白崇禧做出这个预测时,是在1934年的4月,而在6个月后——即1934年的10月——红军果然开始了“战略转移”,就是长征。
白崇禧竟然提前六个月,洞悉了共产党部队的战略意图,这真是太惊人了!当白崇禧做出这种预测时,这种战略意图在中共内,还属于高度机密,仅仅有中国最高层的几个常委知道,连彭德怀这样的军团长都还一无所知。

在当时中共部队里,只有两个人的所带部队的装备算是最好的,一个彭德怀——因为他原来是国民党系统叶琪的团长,再一个就是朱德——原来是国民党系统范石生的团长。以彭德怀这样的实力和地位,当时对这种决策都丝毫接触不到。可见这种决策是高度机密到什么程度。但是白崇禧居然能这么精准的预测到。
看来“小诸葛”绝非浪得虚名。
白崇禧预测二:共军转移的路线
白崇禧综合地形方面的因素,判断出共军战略转移的路线,走湖南或者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也和红军后来实际的转移路线,相差无几。

白崇禧预测三:共军战略转移的时间
白崇禧预测,共军的战略转移时间应该是“秋冬之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在路上比较容易弄到粮食。在长途的战略转移过程中,要携带大量的粮食和辎重,是很不现实的。“千里携粮,为兵家大忌”。
事实呢?红军开始长征时,恰是10月份——正好是秋冬之际。
翻开历史仔细查找,在中共双方,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有如此惊人的洞察力。这就是白崇禧。
我们对于白的这种能在极度复杂的局面下,迅速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只能是无语了。
日期:2010-04-23 17:05:31

光凭一个人的谋略,即使再厉害,也救不了一个国家,但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白崇禧惊人敏锐的判断力,分析能力,和洞察力,使他成为蒋介石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作战专家。
随着日军大规模全面入侵,中日大战,正式拉开序幕。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忘记白崇禧。他紧急召白崇禧进入南京,帮他谋划对日作战。
在蒋介石的召唤下,白崇禧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就有日本很有影响力的。日本人没有看错,后来白崇禧和李宗仁在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日以来的最大的胜利,不但干掉一万多日本兵,还扭转了日本人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日本鬼子,醒醒吧,中国人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弱,你们自己也不是想的那么强!
连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也这样写到“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但是那时的日本人,是相当的自大的。
因为他们在日俄战中中,竟然打赢了强大的俄国。这使日本人很是陶醉了一把。因为不说别的,就是单个的看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体质,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俄国人高大威猛,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能依然光着膀子喝伏尔加,也许他们是白种人,在体力上有天生的优势,在现在的网球比赛中就能看出来——西方人第一场还不怎么样,但是越打状态越好,越打越兴奋。而亚洲人一开始的技术不错,但是越往后,体力就不行了。
那时候的日本人,平均身高还不如中国人,那到底有多高呢?我们看一下很有震撼性的数据:
1943年,侵华日军的平均身高是1.56米。
1944年,因战事扩大,日军征兵龄放低,侵华日军的平均身高是1.44米。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倭”,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那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相比,身高会矮那么多呢?有的人类学家分析,这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日本人的起居中,他们家里没有椅子,凳子,沙发,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跪着的姿势,这极大的影响了他们骨骼的发育。在战后,随着营养的加强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本人的身高才“突飞猛进起来”。
所以,因为这种体制的差异,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对俄国人是既恨又怕。
但是在日俄战争中,竟然把他们一直认为强大的俄国给打败了,日本人难免会陶醉。当时日本国内的舆论,有的把这场难得的胜利归结于指挥官,有的归结于天皇的“英明领导”,还是天皇头脑还清楚一点,宣布说:这项荣誉应该归功于小学教员。
这是很在一般人意料之外的答案。为什么呢?
天皇是这样分析的:正是我们这些小学教员,把俄国人对我们的欺辱,灌输到我们国民的心中,使他们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对俄国人仇恨的种子,正是这种仇恨,才是我们的在战场上,化为了强大的战斗力,才得以战胜俄国人。
但要说明的是,日本这些小学教员,对我们中国来说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推动力量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那时日本的小学课本里,竟然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中国的物产如何丰富,幅员多么的辽阔。这种居心不言自明,要不然我们中国物产丰不丰富关你日本屁事!
曾几何时,日本一提到中国,就崇拜的五体投地。这从他们的语言里就能看出来:原来,古代的日本,对外界认知十分有限,“唐”不仅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所有的外国 – 因为日本人很难相信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不是唐的属邦。于是,他们把很多和外国有关的词和“唐”联系在一起。
比如,古代日本妓女出国工作,叫做“唐行”– 目标当然不仅是中国。

又比如,梅毒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于是叫做“唐疮”,这个似乎和中国也关系不大。
自然,“唐人”的含义中也就不仅仅是中国人了,日本民间在明治前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唐人”的。 (这就像我们以前把火柴叫做“洋火”,自行车叫做“洋车”,还有什么“洋楼”“洋枪”“洋炮”一类的。凡事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就加一个“洋”。) 这就足可以看出过去中国对日本影响有多大。让日本崇拜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说日本人是个极度“势力”的民族,谁打败它,谁比它强,它就崇拜谁。自从被美国敲开大门后,就开始像美国努力学习,开始崇拜起美国来了。
而一旦发现中国落后,马上对中国一百个看不起,嘲弄,接着是入侵,和没有人性的杀戮。
在二战期间,被俘的美国俘虏被带到日本本土做苦工,他们才发现日本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发达。到处能看见低矮简陋的房子。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当然会觉得日本不怎么样。
那个时代的日本,尤其是在乡下,传统落后的日本生活方式,还到处可见。
比如那时很多乡下的女人,还不穿西式的内裤,她们衣服里穿一种叫“腰里悬”的东西。她们撒尿时是站着的,并且还不避讳人。有的史料里这样生动的描述她们撒尿的样子:上身前驱,屁股后撅,并且还面对路人。
这种姿势想着就不怎么雅观。
有些日本乡下的妇女,到了大城市里,看到很多商店两边摆放的消防筒,还以为是便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下裤子,撅起屁股,一阵猛尿。
但是总的来说,随着日本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们的国力有了质的飞跃。由于这种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他们的眼里愈发显得落后愚昧。
我们上文中提到过的蒋百里,在1933年就预见了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在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中日军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手。是骡子是马,战场上马上见分晓。
在最高参谋机构的白崇禧,对即将爆发首次中日军队的大对决,有着和蒋介石等人不同的计划,因为在他看来,由于上海的特殊的地理——无险可守,这对于处于弱势的我方军队来说,在这种地形上,和日军硬碰硬的对着干,这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他的计划是退守南京,凭借南京的地理优势,再和日军展开决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计划。
先不去探讨白崇禧的计划是否是一种更好的选项,我们重建一下当时的状况。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几句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兵力是敌方的十倍,采取围歼的战术,五倍于敌军就采取进攻的战术。但是近代的战争,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武器,士兵的素质,还有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等因素。

孙子兵法里,主动的进攻方,需要有比敌方多五倍的兵力,在淞沪会战中,作为进攻一方的日军,投入兵力大概只是中方的一半。这也可以反应出,日军的作战能力和自信。
只是被动的防御,其实很难成功。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汉末的董卓,退守到郿县,并且在郿县的城内,积聚了足够三十年吃的粮食,城墙也弄得特别坚固——史书上记载是高七丈、厚七丈。他想这下子可安全了,即使有人攻城,我只要守住,也能坚持三十年,可以安安全全在这个城里养老了。但是不久就城破身死。
还有公孙瓒,在和袁绍的作战中,老是打败仗,于是他便借着大河的地势,修起了高五六丈的高墙,城门也从通常的木门换成了铁门,并在高墙上设了上千个九丈高的瞭望楼,以便于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和防御来自城外的进攻。和董卓类似的是,他还在城里“积谷三百万斛”——储存大量的粮食,以应对长久的围困。
但是根据辩证法,没有绝对坚固的“盾”。再好的防御,也都有自己的弱点。
袁绍对付这种“超级防线”还是很有办法的:他派人开掘地道,通到城墙下面,然后把城墙的地基逐渐的掏空,但是为了避免掏空的城墙过早垮塌,这些袁绍的“工兵”们,还用木柱子做一下支撑,等挖的面积觉得差不多了,就把木柱子烧断,坚固的城墙就轰然倒塌了。
拿破仑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是终究要被打败的。
说得太有道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白崇禧当然也明白这种道理,在淞沪会战中,他也向蒋介石做了这种建议:主动的进攻比单纯的防御更有效。蒋介石也采取了他的这种合理化建议,但是效果却很出人的意料之外。
廖磊带领的桂军,按照白崇禧的这种战略意图,全线对日军发动反击。但是从战壕掩体里跑出来的这些桂军,虽然非常英勇,但是却死亡非常的严重——数万大军,一天就被日军大的溃不成军,伤亡达一万多人,仅旅长就死了六七个。这些可都是桂军的精锐,白崇禧据说为此心痛的茶饭不思。

这说明,白崇禧的这种主动进攻的战略,虽然在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日本,为什么有如此强的进攻突破能力和战斗力?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详细分析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进攻方,要突破对方的防线,通常采用下列几种方法:密集的炮火轰炸,大规模的坦克推进,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毒气。
那时常用的毒气有:氯气、光气、和芥子气。
在三种中,最可怕的要数芥子气。为什么呢?因为防毒面具对它也放不住。这是一种糜烂性毒剂,顾名思义,就是一接触,会导致人体组织溃烂。对人的皮肤,眼角膜,呼吸道等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它到底有多“毒”?
只要空气中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人的皮肤上就会起严重的水炮,并开始溃烂。
坦克是突破对方阵地壕沟和铁丝网最有效的武器。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坦克排成编队,后面跟着步兵这样的突击方式,很难对付。
在我们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军事技术的教材中,就有单兵和小组怎样爆破坦克的方法。但是读起来总觉得方法非常的原始,操作起来有极大的危险性。
比如说单兵爆破坦克的做法是:通过壕沟坑道等隐蔽物,拿着爆破装置接近到坦克的薄弱部位,爆破装置从启动爆破引信到爆炸,有3——5秒的间隔时间,利用这一段时间,安置好爆破装置后,迅速向坦克的侧后方向撤退。
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这样的“土方法”去炸敌方的坦克,伤亡率肯定低不了。

不知道这种“爆破坦克”是咱们自己的“首创”,还是从国外作战教材中学的。因为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我们从外面吸收的很多。例如在著名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政治大学),我们所用的射击教材,就是由129师参谋田牧翻译的日本的射击教材。
这种各国间互相学习先进军事技术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挨打。我们要是有机会看看美国特种部队的格斗训练教材和具体的训练方法,就会惊奇的发现很奇怪的现象:怎么这种格斗训练的原则和方法和李小龙的截拳道那么相似?
没错,因为美国特种部队格斗技术的总教官就是李小龙的的弟子——布莱斯.龙。
连美国大名鼎鼎的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总教练也和李小龙有关——李小龙的徒孙保罗.凡奈可。

李小龙当年由于身体原因(一说是因为扁平足,一说是因为一侧的睾丸没在阴囊内)没能进入美国部队成为一名美国士兵,但是他的传人却成了美国特种部队格斗技术的总教练,并且他自己的格斗理论,也成了美国特种部队格斗的基本原则。
可见中国人“赤手空拳”的打斗技术和理论,是世界上最先进,最丰富,最博大精深的。
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强大的作战能力,是因为他们的作战方法和作战技术,比当时的中国部队先进很多。
日本的作战方法是海、陆、空协同作战。而当时中国军队只习惯打内战,对这种当时先进的战法很陌生,跟别提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了。
“协同作战”,这是非常有威力的一种作战方法。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种武器和兵种的优势,把各种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一提到这种“协同作战法”,不能不提戚继光。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曾经介绍过戚继光对日本的辉煌战绩:有时杀敌上千人,自己却损失极少,甚至是零伤亡。这样辉煌的战果,与他的建立的“阵”即“协同作战小组”,是分不开的。
比如在一个作战小组里,有弓箭手,长枪手,短枪手,盾牌手等组成。这样的配置当然很好理解:对于不同距离的敌人,都能形成有效的杀伤。但是更绝的是这里面的规定:比如在同一个小组中,短枪手有保护弓箭手的职责,如果弓箭手在交战中被敌方杀死,对不起,这个小组里被指定保护弓箭手的短枪手,也会被在战后砍头——因为你没尽到你保护的职责。
这样在每个作战小组里,都会形成一个互相照应保护的坚强的集体,因为在小组里如果战友被敌方干掉的话,自己也会被杀——不过要是你能砍掉敌人的两个首级,就能免死。
这种严格的规定,使一个作战小组变成一个疯狂的、威力巨大的杀人武器。
日期:2010-05-14 13:49:58

良好的协同作战,还能反应出部队训练有素。如果没有足够的训练,还要想玩协同作战,那简直是白扯。
什么样的部队叫做训练有素?几句话当然说不清楚。只能举例性的说一些。
训练有素和实战经验丰富的士兵都知道,只要听到炮弹飞行的声音,就能判断出炮弹会在离自己多远的地方爆炸:炮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和空气摩擦,会产生特定的“啸叫”声,如果这种“啸叫”突然变音——变的尖锐起来,那就危险了,说明这发炮弹会落到你所在位置附近,要赶紧跑开。所以有句话是“老兵不怕炮,就怕机枪叫”——炮弹的落点可以通过声音判断,但是机枪就没什么规律了。

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士兵,就算是训练有素了。
1939年9月,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司令员罗炳辉,在安城战役中,在成功击退日伪军数次反扑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紧绷的作战神经,也稍稍缓解了一点。
突然,不知为什么,罗炳辉大喊了一声“卧倒”,喊声未落,罗炳辉迅速把站在自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方毅,一把猛推出了一丈多远,自己也顺势倒滚到一边。几乎与此同时,一枚炮弹恰好落在了他们刚刚站立的位置,但一名警卫员来不及躲避,光荣牺牲了。
1979年9月,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谈及这件事时,仍充满感情地说:“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呀,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该去见马克思了。是罗司令救了我一命,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与大家说话了。罗将军在千百次战斗中练就了一双神耳,他能够从炮弹在空中飞行的声音中准确判断炮弹的着落点,距自身的距离有多远,所以他能多次躲过炮弹,从没负过重伤。没有千百次的战斗生活的积累,没有高度的警惕和敏锐,会作出这么准确的判断吗?”

看似这么简单的一点战场常识,竟然救了两个人的命。更准确的说是救了当时两位部队最高首长的命。
在瞬间生死、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会弥漫着一种令人亢奋的状态,就想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回忆的那样,什么头疼肚子疼的,一到战场上就全忘了。甚至在冲锋时,有的战士肠子流出来了,都不觉得疼。
就像电影《拆弹部队》,片头出的那句很深刻的话——在战场上冲锋陷会极度上瘾,因为战争是毒品。
松山战役,是中国在和日军作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参加过“松山战役”的湖南浏阳籍抗战老兵崔化山的回忆,来说明一下战场上的这种、一般人无法体验和理解的精神状态: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中,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
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在战场上拼命,谁不爱?!于是我们也冲出战壕,和鬼子拼起刺刀来。人,一有了拼命劲就力大无穷,蹦跳腾挪也灵活得很。
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可见狗日的鬼子咬得多狠!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
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打仗打到发疯卖命的时候,有一种痛快感,不经过无情拼杀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出这种滋味的。好比捉住一条大鱼或按翻一头马鹿,你能让它跑掉吗?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时隔几十年,想起那一幕,我还浑身是劲!”
这种勇猛和无畏的精神状态,在战场上当然弥足珍贵,但是如果控制不好,完全被这种情绪催眠,有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人的这种高度兴奋状态,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些用来驱散示威者的非杀伤性武器,例如苯氯一酮和酉埃期,对这些精神高度兴奋者,就会失去作用。因为这类化学药品,主要是靠激发人的痛感起作用。人一旦处于精神高度兴奋,他对疼痛的耐受力就会变得非常的惊人。
看来“高度的兴奋”,也能变成一种很有威力的“武器”。要是想选一种非杀伤性武器,对付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有一种药品倒是可以用——那就是辣椒素。
即使你是湖南人,四川人,即使你从小拿辣椒当饭吃,这种经过提纯的辣椒素,也会对你起作用。
因为这种辣椒素,对人的眼睛有“炎性”作用,只要这种辣椒素喷到你眼里,不管你是否能感到疼痛,后果只有一个:睁不开眼。比往眼里洒石灰面更有效。
所以经过提纯的东西,爆发出来的能量也是可怕的。而化学工业,能把某些物质对人的“杀伤力”放大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
在朝鲜战争中,导致毛岸英牺牲的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被一种叫做“凝固汽油弹”的武器所致,在短短三分钟时间,毛岸英同志被烧成一堆焦炭。
这种“凝固汽油弹”,是把汽油加稠化剂调制而成,即使无论多么小的一块沾到你皮肤上,都会把你烧成焦炭。因为它的燃烧力太惊人了,无论在落在哪,即使落在水里也会烧的一塌糊涂。
但是,这种能使人“速死”的化学武器,还不算最残酷的。我们说一个这方面的真实案例。
在哈尔滨,有三位挖泥工。某天像往常一样,他们三个在江上作业,一开始工作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忽然他们挖泥斗好像遇到什么重物,而不能卷起来了。
三个人连忙下水查看,究竟挖泥斗被什么东西扯住。不过结果有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挖泥斗里竟然是一枚炸弹。这是抗日期间,日本投下一枚没有炸的炮弹。炮弹已经是锈迹斑斑。蛋壳的外面被腐蚀的很厉害。
这三位挖泥工以为是普通的炮弹,就把它抱到船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他们仨都没注意到:从炮弹里流出了一些液体,并且这些液体悄无声息的滴落到他们的布鞋上。没想到第二天,这三个人的脚上都起了大水泡,并开始溃烂。
其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个叫孙庆武,这种溃烂没有特效药能治疗。他跑遍哈尔滨和北京的所有医院,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病情的发展。剧烈难耐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天天打吗啡止疼。最后一直溃烂到白骨,孙庆武就这样被活活的折磨死。
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

孙庆武的女儿六岁时,曾经用过父亲的脚盆洗脚,但是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卧床不起,那双脚也残废了。
在上海的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也不可谓不英勇,但是军事素质的低下,也暴露无疑。
比如在防线的配置方面,缺少“纵深”,日军冲破一处,整个防线就马上溃散了。连我们的古人都知道在防御时设置瓮城,并把城墙建成犬牙交错状,这样形成的交叉火力,防御起来更坚固,更不容易被突破。
按照现代军事理论,在战斗力相当的情况下,进攻方和防御方的战损比是3:1一——就是说你要是想进攻别人,你的死伤人数是对方的三倍。按照这样理论,日本军队在进攻上海时,伤亡人数应该是中国部队的三倍。

但是众所周知,事实却恰恰相反。日军伤亡7万人,而中国伤亡则是15万人——进攻方死的人数反而比防守方少一倍,可见两军的战斗力悬殊到什么程度。
日期:2010-06-01 16:09:50

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日军同国民党作战时,如果是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日军的一个联队(团)就足够了,而对付国民党杂牌军一个师,日军只需一个大队。
这就是差距!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的空军和海军,还有重武器方面,没法和日本军队比。但是中国的轻武器方面,并不比日军差,甚至说还略占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军队配备的一种武器,在防守阵地而言,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战绩。这种武器就是马克沁机枪。
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武功再高,也很难徒手打赢几百个人的围攻,那些所谓“有万夫不当之勇”,往往只是一种神话。据说李小龙每秒能打六拳,每拳四百镑,即使有这样的战斗力,真正在现实中对付一百个壮劳力的拼命围攻,也绝不可能取胜。
但是借助“工具”,个人的战斗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罗得西亚50名步兵用4挺马克沁机枪,击退了5000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结果战场上留下了3000具尸体。
1898年,英国远征部队48名士兵,用40挺马克沁机枪,在苏丹使2万名伊斯兰战士死伤。

为什么这种机枪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因为马克沁机枪解决了自动供弹,自动退壳,能高密度的连续发射。这就能形成一种难以穿越的火力网。在面对着黑压压冲上来的敌人,最可怕的就是有火力间隙或者缺口,这往往是敌人的突破点。
不过设想一下,如果在防守时,让你布置这种机枪的位置,你会怎么安排?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和实战经验的人,一般会把它放在阵地的正面。但是这样是不科学的。
因为敌方冲上来时,你在阵地正面看的话,敌人大体是分布在一条横线上的。机枪一旦放在阵地的正面,要想尽量多的杀伤敌人,就不得不边射击、边大幅度的摆动机枪,就像是摇头电扇,只有这样摆动,才能尽量多的射击到不同角度的敌人。
那怎么才是机枪射击的最佳位置?那就是把机枪布置在阵地的侧面,从着这种侧面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敌人是分布在一条竖线上,这样不用大幅度摆动机枪,就能轻松的获得最佳杀伤效果。
面对着黑压压冲杀上来的敌人,如果有几挺这种马克沁机枪,心理会多少有点底了。

但是所谓的“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随着各种武器的发展,人们也渐渐找到了对付这种拥有超强杀伤力的机枪的克星:轻型迫击炮。
这种轻型的迫击炮,劲大一点的士兵可以扛起来飞奔。并且一般的炮都是曲线射击——用机枪你打不着他,他却能打到你。只要侧准机枪手的位置,然后来一发,很轻松的就搞定了。
狙击手都非常忌讳打第二发子弹,因为一打第二发,就意味着你的位置很可能被暴露了,敌人的火力会很快的向你集中,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隐藏火力位置非常重要。
但是机枪手的位置是恰恰是无法隐藏的。重机枪都比较“重”,并且你不可能做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所以据统计,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机枪手往往要比步枪手伤亡几率更大。
不过打炮可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敌人的距离、多大的仰角或者俯角、什么炮弹、什么型号的引信等等。这些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才能准确的命中目标,稍微有一个因素考虑不到位,就一切白费了。
不光白费,正如当过炮兵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的,你找敌人,敌人也在找你,你想打的那些敌人可能只是诱饵,只要慢一秒,你的炮位可能就先落下敌人的炮弹。
每项比较复杂的技术,要想熟练,就必须有足够多的练习。有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把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在脑子里反复的想象投篮动作,这样完全通过思维去想象,而不做实际的练习。另一组既不这样的思维演练,也不做实际的训练。过一段时间后,在思维上练习的哪一组,投篮的命中率远高于什么也不做的那一组。
这说明,大脑和身体对复杂的操作,要有一个接受记忆的过程,为了大脑和身体更准确的完成复杂操作,实际的演练必不可少。

在军事上有一个说法,一个枪法出色的特种兵,是用子弹“喂出来”的——要有足够多的实弹训练,才能培养出“神枪手”。这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
某国总统参观完本国特种兵的表演后,对特种兵的枪法大加赞赏。但当了解到一个特种兵往往需要数以万计的子弹,才能练出如此精妙的枪法后,他对特种兵的负责人说:“这样是不是用的子弹太多了?”——意思是说是不是能减少点训练的实弹量,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特种兵负责人马上反驳说:“总统先生,你认为战士们的生命,还没有您夫人身上的首饰值钱吗?”
也许令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是,在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炮弹实弹射击,打多少发,得由蒋介石亲自书面签批。
在这种艰苦的训练条件下,很难造就出高素质的部队。
战斗力的差距,都会战场以最残酷、最无情的伤亡来表明。
在淞沪作战期间,中国军队的伤亡速度惊人——每天要消耗一个师!亲身经历过淞沪会战的陈怀理老人,曾经回忆说:“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甚至很多中国士兵在进入阵地前,都要对周围的人说:“弟兄们,来世再见吧”。这些热血男儿,用这种最有血性的话,来作为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听似最平静,其实最刚烈。
同样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国民党著名将领,孙元良将军,在一次采访中,爆出的中日军队的伤亡数字的差别,更是惊人,他说:“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
美国政府战争部(War Department)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美军颁发了一本名为“How to spot a Jap”(如何辨认日本人)小册子。漫画家Milton Caniff以幽默搞笑的方式,用图画来说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区别。
在书的扉页,一位美军军官向大兵瑞恩发问:“嘿,瑞恩,你在中国待了那么久,和 我们说说日本人和我们的东方同盟军(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吧!瑞恩胸有成竹地解释说:首先要看体征——中国人的个头儿,比较接近美国人,日本人要矮很多,好似没有腰,两条腿直接长在胸部了;中国人的肤色略呈暗褐色,而日本人肤色淡一些,有点偏浅黄柠檬色。中国人的眼睛稍斜,但长的位置与欧美人类似,而日本人眼睛更贴近鼻子。

这些体貌特征的描述,虽然有点丑化日本人,但不能不说是相当准确的。体貌特征和中国人相比,毫不占优势的日本人,为什么拥有这么强大的作战能力?
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就是两者官兵的作战素质,差别太悬殊了。
如果中国部队训练、文化素质、武器,都能跟的上的话,中国人的战斗力毫不孙色于日军。在国民党部队里,还真有这么一支作战能力,军官素质都能和日军一决高下的部队。
这支部队就是孙立人的新一军。
新一军是国民党所有部队里,作战能力最强的,并且在缅甸战场上,能以少胜多,大败日军。即使后来和解放军交战时,也从没有打败过,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 可见他们的作战能力有多么的强悍。以至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这支部队仍然不相信他们打不过“共军”。
新一军有以下特点:
官兵的文化素质,是当时国民党部队里最高的。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这是和著名的西点军校齐名的一所军校。马歇尔和巴顿都是这所学校毕业。在国民党的将领里,有这种水平和视野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新一军的很多官兵,都是当时的学生,所以在文化水平,是国名党部队里最高的。再在缅甸经过美国教官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作战技能和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并且他们所有的军事配备都是美式的。
其中很多官兵,被飞机带到缅甸后,直接脱光,用喷雾器全身消毒、洗澡后,还会注射各种疫苗。然后由美国配发崭新的军服,军靴,武器,还有牛肉罐头等。原来的衣服就直接烧掉了。
这种待遇和配备,是当时国内部队难以想象的。新一军也战绩辉煌:
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
并且这位和巴顿是校友的孙立人将军,有时在行事风格上,也很有巴顿风格。比如他把被俘的1200名日军,(除了其中的一名台湾人外)全部活埋!
因为他知道,如果对这些禽兽有丝毫的宽恕,就对不起那些惨死同胞的英灵。
血债要用血来还!
关于孙立人杀1200名日军俘虏,其实存在很大的疑点。不用纠缠于孙的个人品格,只要看一下日军的作战记录,就可以知道这么大规模的被俘,根本不太可能。
日军素来以顽强著称。
在战场上日军伤兵,常常会用手榴弹,炸死打扫战场的中国官兵。所以和日军作战,不仅难打,就是打胜后,战场的善后处理也充满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苟延残喘的日本兵,猛地抛出手榴弹,或打冷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突袭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曾经有一个日本伤兵用手榴弹,杀伤中国官兵七八个人的记录。
即使感觉到日本鬼子都被干掉了,在收拾战场时,也要保持十二分的警惕。
和日本人交战过的、英国威廉斯利姆将军,曾这样评价日军:“如果有500名日军坚守一个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个才能夺取它,那剩下的5个会集体自杀;日本军队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正是基于每个士兵的精神,他们战斗或者行军,都是至死方休。”
这就是日军的可怕之处!

日本鬼子把这种“死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而这种精神使每个单兵,都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在海拔3200米高黎贡山脊上,当时中国军队经过长时期的围困和战斗,才最终夺取了阵地,但是在冲上阵地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发现前几天死去日军尸体的大腿上的肉,已经被割掉了,而在隐蔽的角落里,有黑黑的人的粪便!残存的日军就是靠吃同伴的肉,继续和中国部队死磕。
所以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往往把日本兵刻画的过于愚蠢。比如时常会出现日本兵,顶着我军的重机枪的火力,成群冲锋的画面。不过千万不要当真,在现实的战场上,经过严格陆军战术训练的日本兵,绝不会有这么笨蛋的行为。
在战场上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人员分散,火力集中”——打仗时人千万别扎堆,但火力却要瞄准目标集中。
所以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真正在各个技术层面,能比较准确的还原真实战场的很少。像美国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算是做得比较到位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就曾经用这部电影作为教材,来训练士兵的战场作战技能。
我们没上过战场的人,很难对枪炮对我们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缺乏直觉和深刻的感受。

比如在广州街头,持枪歹徒和警察的枪战时,竟然有很多老百姓围观!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枪炮对人究竟能造成怎么样的伤害,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战场的惨烈。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士兵,对他用口径是5.5毫米的M16击中一个人,有最现场、最直观感受和观察:
他击中的只是那个男人的手臂,但是被击中的一霎那,那个男人的胳膊几乎脱离肩膀,并且子弹的能量,竟然使那个中弹的男人猛然摔倒在地上,然后又弹到空中!,并且在短短的几秒后,这个男人就死亡了。
我们从物理的角度解析一下,子弹为什么对人体有如此大的摧毁力。
其实我们人体的主要成分,不是蛋白质、不是维生素、不是钙,而是水。人体的大概75%是水。当高速的子弹,以超音速的巨大洞穿力穿过人体时,它对人体产生的超强的振动波——被称为“流体静力震动”,就像一粒石子打在水面上,会产生波纹一样,这种子弹引起的巨强的震动,会在大部分是水的人体中,剧烈扩散起来。会造巨大的人体组织损伤。
并且在快速奔跑时,注意要跟墙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子弹打在墙上时,有时候会发生折射,这种经过折射的子弹一样能杀人。
作战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人,还能根据子弹在墙上留下的弹孔,来判断开枪者的距离:拿根筷子或者类似筷子的直棒,插进弹孔,如果看到筷子的倾斜角度超过45°,那么就可以判断这颗子弹至少来自400米以外的距离。

如果插进去的筷子,几乎和墙体成直角的话,那你就该赶紧跑吧,因为开枪者所在的位置不超过一百米。
淞沪会战的失败,使中国军界的知识精英们,深刻反省现代战争。
在抗战期间,国共两方面的所有将领,在和日军大规模作战的记录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使我们和日军的伤亡率达到惊人的1:6。就是说,我们死1个,日本那边死6个。这是在当时难以想象的。
能取得如此骄人战绩的将领,就是鼎鼎大名的孙立人将军。

我们可以把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战斗力,简单归结为:美式装备 + 美式训练 + 中国士兵。
可见不是咱们中国士兵天生的素质不如日本人。造成60万日军能在4亿人口的中国长驱直入的,只能说明咱们当时的制度比日本滥,而不是人。
在俾斯麦时代,中国和日本都派人去德国学军事。看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学习期间的表现,德国人就断言:如果日本和中国开战的话,中国必败!
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是学的全套:不但学直接的战术,武器装备等,还学与之相关的人事、财务、卫生、管理、组织架构等等。而中国之学所谓的“军事”。

举个例子。在海湾战争中,直接在前线作战的人员,只占参战部队的20%,而其他的人员是后勤、管理、技术、医护等等,有的还坐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个人电脑,为在前线的部队提供服务。这就是说明,所谓的“打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的组织动员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平时的训练水平等等。
在印缅战斗中,中国部队享受的是标准化的美式保障。我们可以举例看一下,这种保障体系和理念,要比当时的国内水平高多少。
在热带作战,对士兵最有威胁的是两种病:疟疾和痢疾。
防止疟疾的关键就是防蚊。在美国保障体系下,是怎样防蚊子的呢?首先是蚊帐,高质量的蚊帐,不但提高战斗人员的睡眠质量,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最重要的是能阻挡蚊子转播的疟疾。而美军有能力配置各种型号的蚊帐,甚至连挂在树上的吊床上,都有防雨蚊帐。在印缅作战的中国士兵,还能看到美方提供的露天电影。不过在夜里看露天电影,当然要面临蚊虫的问题。总不能没人带着一顶蚊帐看吧。

美国人有办法。
在露天影院的入口处,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将防蚊油(skat)倒在每个人的手上,并要看着你把这种防蚊油涂在身体的裸露部位,才放你进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往驻地周围的小河的上游,倒入少量机油,由于不溶于水,这种机油会漂浮在河面上,形成五彩的油膜。这种油膜顺流而下,会汇聚到水草密布的地方,这样能有效防止蚊虫的滋生。
他们还给中国士兵吃一种防止恶性疟疾的药物,叫Atebrine,这种药像一种黄色染料,吃完后,连人的眼白都会变成黄色,像得了黄疸似的。

这种种的措施,极其有效的防止了疟疾的大规模流行。要知道这种疟疾,在中共内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得过,而在一般的战士中,更是普遍。这极大的消耗了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增加了非战斗减员。
这种现代化的保障体系,连当时的日本也望尘莫及。
一个日本军官的回忆录里写道:在战场上,不卫生、无规律的生活和行军,极大的损害的士兵的健康,很多日本兵由于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而导致拉肚子,由于缺少针对腹泻的药,很多日本兵直接把作为外用药的薄荷脑,喝近肚子里。
可见后勤保障是多么的重要。
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孙立人的知识结构和眼界,不是其他所谓国民党将领能比的,在他的部队里,为了防止疟疾,会给每个人吃奎宁。在带队撤回印度、穿越丛林时,孙立人严谨自己的部队喝生水,如发现不遵守者,对其处罚不是罚款、不是记过、甚至不是打骂,而是直接枪毙!
也许很难理解喝一点生水,为何就有如此严厉的惩罚。
因为这种生水会使人严重腹泻和痢疾,而这种大规模的腹泻,对一个部队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孙立人见过这种患严重腹泻和痢疾的部队,行军起来就像是医院搬家。互相搀扶、各种器具、担架,七零八落,哪还像什么部队。
这种措施非常见效:这次丛林行军,只死了一个人,并且恰恰是违法纪律喝生水死的。
况且在敌人追击的情况下,部队的伤员,会严重的限制部队的撤离速度和机动能力。在没有机动车辆的条件下,一个伤员、病号,至少占用两个或者更多健康士兵的体力。尤其是在流动作战中,伤员是部队可怕的负担。
在自然界里,那些跑的不快的羚羊,会被猎食者无情的捕杀。在同样残酷的人类争斗中,如果行动不够快,也会被“猎杀”。不同的是,自然界里,在逃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动物会救受伤的同类,因为这不符合自然选择的规律。
但是作为有理性、有道德感的动物,人类会有这种“互救行为”。而这种行为,有时是牺牲自己的“逃亡”速度为代价的,这样就把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中。
孙立人的同窗好友,齐学启将军,就是因为在营救伤员的过程中,不幸落入日军的手中的。
齐学启和孙立人是整整九年的同学。齐将军的品格,可以简单概括为:忠勇爱国,并视部下为手足。
在转移的过程中,作为他这个级别的长官,根本没必要和伤员同步撤离。但是当他去野战医院视察时,看到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些受伤的部下,如此凄惨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就说什么也不愿意撇下他们不管了。
齐将军拿自己的钱,到附近的村子里,买了几头大黄牛,让伤员骑在上面,和这些伤兵们一起转移。但是这种行进速度,很快就被日军赶上,在轻重机枪的扫射下,除了一名伤员跳水逃跑成功外,其他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齐将军头部中三弹,身上中四弹,失去了知觉。冲上来的日军一看见他的军服,就知道他的级别了,于是连忙把齐将军送进医院,紧急抢救过来。因为对日军来说,这么高级别的中国将领,活着对他们更有价值。

根据后来和齐将军同狱的、中外盟军战俘回忆:
汪精卫的伪政府,曾经专门派12个人去“劝降”齐将军,都被齐将军给痛骂出来。
在日军的中央监狱中,齐将军是最受英美等各国战俘爱戴的人,他高尚的品格和对人无私的援助,像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一样,能给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安全感。
作为一个曾经在清华和美国,留学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加上在部队的多年的磨练,齐将军能用中英两种语言,向同狱的战俘,宣讲中西方各种英雄人物的事迹,极大的鼓励了战俘们,成了他们的精神源泉。并被中、英、美、印各国战俘拥戴为领袖。

日军最后看到劝降无效,就决定对齐将军下手。但是要杀害这么高级别的中国将领,日军还是对明目张胆的公开动手有点顾忌。于是就决定“玩阴”的!
一天,和齐将军一起上厕所的汉奸蔡宗夫,忽然拔出一把尖刀,从齐将军的背后插进去,并从腹部穿出,可见这刀的力度有多大!
当时和将军同一个监狱的一个英国军医,想为将军动手术,但被日本人拒绝了。这明摆这都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策划,企图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杀害齐将军,并推脱自己的责任。
接下来,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每天清晨,监狱里的全体战俘们,都自发的为齐将军常跪祈祷,希望能他熬过这次劫难。但是由于伤势过重,齐将军于受伤后的第五天晚上10点左右去世。
以这么重的伤势,在缺乏基本医疗条件的监狱里,没有麻醉剂、止痛针,消炎药,伤口可能化脓、感染、溃烂,这种状况下,死亡对齐将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齐将军仍然以微弱的声音,一遍遍重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在他的心目中,必胜的信念高于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但是就战争而言,追求的最佳效果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作为一个战斗个体,怎么在在枪弹如雨的战场上,最大化的生存下来,除了运气,有没有能操作的规律?这可是门大学问。
比如最直观的感觉,有人觉得一个战士的个子越小,好像他中弹的机会就越小。是这样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据参加抗美援朝的一个战士回忆,由于自己的个子瘦小,在行军的途中遭到美军飞机的狂扫时,身上棉袄的两边都被子弹打穿,但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瘦小,所以子弹只是打穿了肥大的棉袄。假若他的身体再稍微壮硕一点,这两粒子弹就不会仅仅“穿袄而过了”。
个子小相对来说中弹的几率也小。有人发现,在抗美援朝期间,那些身材瘦小,行动敏捷的四川籍战士,和同时参战的其他省份高大的士兵相比,生存下来的几率更大。
影响在战场上生存的因素中,还有战斗时的情绪。
两种极端的情绪——过度害怕,和过度“不怕”——都极易造成战斗个体,在没有充分发挥出战斗潜力前,就死掉了。

孙立人将军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事例。
一个连长,不知为什么,在作战前,脸上有一种呆滞和悲哀的神情。而在作战过程中,他明知一所屋子里有日本兵,但仍旧贸然而麻木的冲进去,结果当场被打死。
如果给这个连长做心理分析的话,他作战时的精神状态是很有问题的:有种莫名其妙的厌倦、和悲哀交织的心理。而这种消极的精神状态,势必会造成反应迟钝,注意力、判断力等严重下降。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如果处在非常厌倦和悲伤的状态下,我们对周遭事物的反应,就会变得心不在焉、迟钝起来。办事的效率和出错率,都会大大增加。如果在战场上有这种情绪的话,那结果是很致命的。
作为知识结构完整、而且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孙立人将军,对他亲眼所见的这个案例,感受非常深刻。因为他能洞察到这个事例后面,隐藏着的很有价值的规律——士兵在作战时的精神状态,和死亡几率的关系。

孙立人认为,在战场上最佳状态是从容——不害怕也不莽撞,冷静、理智而又勇气十足。
日本顶级的剑术高手宫本武藏,在他的《五轮书》等著作里,李小龙在他的截拳道理论中,都反复强调冷静、理智而又勇气十足的精神状态,在打斗时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孙立人的观点,与他们不谋而合。
我们在前文中说过,在特种部队里,都有专门针对心理训练的课程,教官往往想尽各种办法,“侮辱”士兵,打击士兵的自尊。这种训练的目的,就是让士兵拥有超越常人的心理耐受力,而不轻易被愤怒、悲哀、恐惧等不良的情绪,占据头脑。
害怕死亡是人的天性。

但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人的生命显得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捉摸不定。在这一秒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在下一秒,就可能被炮弹炸成碎块。这对人的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异常巨大的冲击。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直接进入这种残酷的战争场景的话,精神往往会接近崩溃边缘。
人类有种天性:对没能力把握、但是又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上,往往会产生“迷信”。在战场上,连对人类最重要的生命,都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战场迷信”更是层出不穷。说到底,这些所谓的“战场迷信”,就是士兵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极度缺乏安全感,希望借助这些听起来很玄的“迷信”,来提高自己的生存率。
比如在战场上很流行的一种“迷信”就是“换衣服”。
什么意思呢?就是换衣服时,不能一身衣服全换,而是逐件逐件的换——今天换一双袜子,明天换一件上衣。因为在只有阵亡的将士,才全身换上新衣服或者干净衣服。所以“活着”的官兵,很忌讳这种一次性、整身衣服全换的做法。
据曾在新一军里,担任过少将翻译官的周明道先生回忆,有个排长因为遇到大雨,全身的衣裤都湿了,这位排长可能不太在乎这种“换衣服”的迷信,所以他把全身的衣服一次性、全部换了。

可是连长非常重视这种“迷信”,所以为了不让这种“换衣服”的“诅咒”在这个排长的身上应验,他把原属于这个排长的战斗任务,交给了别的排长。为此这个排长还冲着连长大吼:“你不让我参加战斗,就是看不起我”。连长大声回应道:“我就是看不起你”。
其实连长的良苦用心,大家心里都明白。
但是由于战斗比较激烈,所以这个排长在第二天也参加了战斗,但是在那场战斗中,别的排长都没事,单单是这位“换衣服”的排长,却阵亡了。
事后,连长还连连摇头,痛惜道:“他不该一次性把衣服全换了”。
我们按照所谓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当然会觉得换衣服和阵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世界上很多事物的微妙和奇妙的关联性,也未必是现代科学层面,能够完全解释的。就像陈寅恪说中医是“无可通之理,但有可验之功”——就是你按西方的现代科学,有时候没有办法解释中医,但是按中医的这些“讲不通”的理论,却的确能治好很多病。
广西中医学院、著名的中医大师、刘力红博士,就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例:在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各种疑难杂症。在很多大医院治不好的病,到他这便能药到病除。
更奇妙的是,这位盲医生用的药——大部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食物,比如绿豆、红豆、葡萄干等。
最奇妙的是,不论你是什么病,所用的“药物”大概就是这几种,唯一有所变化的是绿豆、红豆等的粒数不一样。比如张三的病,他用21粒绿豆、21粒葡萄干,但是李四的病,给的却是20粒绿豆、20粒葡萄干。况且他不管绿豆粒等的大小,只是在乎粒数的多少。
如果按现代科学的观点,这根本完全讲不通,但按照中国文化的象数之学,却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举得这个例子,只想说明,很多事物之间的关联,虽然按现阶段的科学理论看,是比较荒谬的,但不能就完全贸然否定这种现象。
如果真要上了战场,这种“换衣服”的迷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顾忌的。
要想在战场上生存,光靠这种很玄的“战场迷信”,可有点不靠谱。
在日本军队中,也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战场迷信”。例如日本士兵,习惯带一种叫做“千人缝”的护身符——就是拿一块布,让一千个路过的女人,每人缝一针。据说把这种“千人缝”带在身上,能避弹。
这也算防弹衣的“玄学版本”。不过这种“防弹衣”的防弹效果,估计为零。倒是打扫战场的中国士兵,很喜欢从日本兵的尸体上,找这种纪念品。
在军事史上,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记载的一些将领的作战记录和指挥艺术,但是对个体的士兵的战场生存经验,还有具体的作战经验,却描述的不多。

历史告诉我们,行行出状元,哪个行业都有出类拔萃者,士兵也是这样。
任何一种技能,都有玩的出神入化者。
比如在宋朝,有一名围棋玩到“顶级黑客级别”的棋手,叫贾元。凡是下棋有一定水平,并且对棋术很痴迷的人,都有和高手切磋的强烈愿望。作为围棋迷的宋太祖赵匡胤,当然不会放弃和围棋一流高手贾元,对弈的机会。
和皇帝下棋很难:要是赢棋的话,就是给皇帝难堪;但是故意很明显的输,好像同样是对皇帝智力的轻视——你拿我当小孩哄吗?
但是这个贾元,凭借他极其高深莫测的围棋功力,和赵匡胤下除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局面——各活——就是无论怎么下,你也杀不死我,我也杀不死你。在这种布局下,双方都奋力厮杀,但是最终还是和棋。
这就是给赵匡胤造成一种错觉:对方下的很起劲,并没有故意让我,我自己下的也很吃力,但是最后还是平手,看来寡人我的棋力,确实能和一流高手媲美!哈哈!
贾元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棋术,竟然造就了这种最高境界的马屁。
在近代也有这种贾元似的人物。

陈毅元帅酷爱围棋是众所周知的。在黄桥战役前,陈毅听说指挥部附近,有一个棋术非常厉害的老人。当然忍不住要去拜访了一下,围棋高手见面,免不了要“手谈”一番,结果三局下来,陈毅赢了两局和了一局。
战役过后,陈毅又去找老人下,这次确出人意料之外:陈毅连输了三局,并且输的很惨,很明显技术水平,完全不和老人在同一个档次上。
陈毅当然要问上次为什么自己会赢,老人只是淡淡的回答:战前之所以故意输给将军,我只是不想影响您的士气,因为对打仗来说,士气最重要。
这就是某方面的技能极度高超后,所能达成的惊人、且出人意料的效果。
在某个领域内长久的磨练、积累,所产生的经验和悟性,往往让人具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洞察力。
著名的中医专家刘力红,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他亲眼所见的案例:
一个叫廖炳真的老中医,这个老中医对在治疗骨癌方面,用的药非常有效,也非常让人意想不到。
在所有癌症里,疼痛度最高的就是骨癌。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剧痛,是患者最可怕的恶梦,并且这种剧疼用麻药都止不住。想想仅仅是牙疼的话,就让人寝食不安了,何况是全身都这样的疼法,那简直是太可怕了。
廖炳真却想到了用这个世界上,一种最令人想不到的东西,配上特定的草药,然后煎熬来洗患处,洗上几次就能使疼痛得到极大的缓解,甚至消失。

如果草药里不加这种神奇的东西,就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种东西是什么?
人的尸体腐烂后,尸水渗到棺材底部后,和棺材木头共同腐烂后形成的混合物。
为什么他能想到用这种奇怪的东西下药,这源于他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医技术”极度熟练。
在战场上,也有一类这样的士兵中的“顶级高手”,他们对战场中的种种细节、生存技巧等诸方面都极度精通。并用这些高超的战场第一线的知识和经验,创造了一个个战场生存奇迹,和歼敌奇迹。
美国特种部队,要完成一项下列任务考核:
任务要求——在狭小、有限的空间里(如汽车内,飞机机舱里或混乱的人群中),不借助于任何武器、赤手空拳的将对方击倒。
时间限制——必须在三十秒内。
任务要求细节——必须在被对方发现、并且准备好的情况下。
要求这么严格?这样苛刻的要求,在实战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随便说一个案例。
1981年3月30日,美国华盛顿。总统里根刚走出一家饭店,忽然一名叫欣克利的青年,抬手对着里根就是一枪,这枪击中里根胸部。但就在这声枪响后的1.7秒后,欣克利就被里根身边的特工击倒在地,使他没有机会开第二枪。如果特工的反应慢1秒、甚至零点几秒,或者格斗技术不超级过硬的话,里根恐怕就活不下来了。
要知道,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般没经过训练的常人,在1.7秒的时间里,可能还没回过神来,即使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也会下意识的微微发愣一下。但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却能在这一眨眼的时间内,把刺客制服在地。
严格的训练,丰富的实战经验,会使人变成一件犀利的进攻“武器”,其作战效能,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一些训练有素、且作战能力强的部队里,往往涌现很多作战经验异常丰富的“老兵”。他们是“战场生存专家”,对战场的诸多细节了如指掌。例如:
抗日战中时期,一支步枪的寿命大概是一万发子弹——就是在射击一万发子弹后,步枪的关键部件,就会严重老化磨损,从而进入报废期。而一场战争,步枪最多可连续射150发,因为连续的射击,会使枪管红热。而一个人如果认真瞄准射击的话,射击100发后,由于后座力,射击者会脸肿肩疼,而命中率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只有了解这些细节,才能在一场战争中,科学的分配各种资源,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真正的战场可不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和“做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真正的操作起来,才发现有很多生死攸关的细节。

曾经有个日本的忍者,潜入敌方的家中的地板下面窃听。他的刺探技术很高,伪装的也很好,但当他正蜷缩在地板下面,全神贯注的窃听上面人的谈话时,忽然一把锋利的剑,从地板上猛刺下来,直接洞穿他的身体。
为什么他被发现了呢?
是地板缝里进出的蚊子出卖了他。他窃听的敌人也机警异常,一看有蚊子像地板下的某个地方聚集时,就意识到那里肯定藏着人。
在危险的环境里,就像和上帝下棋,你稍微有一点考虑不周全,就会直接输掉自己的小命,连悔棋的机会都没有。

凡事做过侦查兵的,往往都会被告诫,在有月光的晚上,深入敌方侦探时,千万不要把自己影子投射到屋子里,或者窗户上。因为这种被常人忽视的细节,往往能使侦查兵丧命。
日期:2010-08-25 11:44:19

没有经过训练的平民,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都是非常脆弱的。
比如何如冲进一个有敌人的房间里,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讲究。入口对试图冲进去的一方是一个“死亡漏斗”——里面的人,可能早已把枪口对准入口处,当门一有动静,里面的人就要乱枪齐发,把试图进入者打成筛子。所以进入的角度、和速度都非常重要。
曾经有这样的战例:试图冲进去的一方,把往外开得门,错当成往里开得了,这样的错误当然导致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屋里,而战争中的延误,就意味着死亡。
其实判断门是往里开、还是往外开,很简单,就是看下一门上的合页——如果合页在外面就是向外开,否则就是向里开。

所以,战争中作战人员的精神状态,调整的最佳、最敏锐,对危险和细节的敏锐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出现。
而这些素质的形成,都要依赖于平时的训练。
以色列特种部队-以296部队,平时训练在沙漠中行军50千米不喝水,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人体极限,多名士兵因为严重脱水死去,但是训练要求却丝毫没有降低。
在香港电影里时常出现的、大名鼎鼎的“飞虎队”,自成立以来,至少有7名队员,因为残酷的训练而猝死。
很多特种部队,为了训练作战队员的超强的心理素质,会让队员趴在地上,然后用重达几十吨的坦克的压过,队员在两条履带之间,稍有失误就会被压得粉身碎骨。以这种玩命的训练,来铸造出士兵超级镇静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不成为敌人的恶梦,敌人就会成为你的恶梦,那要想成为敌人的恶梦,只能用这种比恶梦更可怕一千倍的训练来实现了。
部队的作战风格可分为两类。
德国风格——士兵偏重于听从长官的指挥,但是长官一旦挂掉,或者别的原因得不到命令,就会有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美国风格——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比较强,即使自己被阻断在一个战壕里,也能很好的发挥作战效力。
客观的说,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之所以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两者都具备。
服从就不用说了,日本人的服从能力、和群体性,众所周知。但是日本人个体独立作战的效能,从明朝的戚继光到近代的抗日期间,我们中国人都深有体会。我们前文说过,即使在逃跑的过程中,单个的日本人,也会经常躲在各种隐蔽的场所,如大树上,空屋子里,草丛里,伏击咱们中国士兵。
中国部队士兵的个体作战效能,如有科学的训练,绝不会输于任何国家。在印缅抗战的战场上,就涌现了很多这样的战例。

新38师112团的三名战士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就是其中优秀的范例之一。
为什么说他们优秀呢?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战场场景,就可以感受我们中华民族,有时候看似在很多方面比西方国家落后了,但是在危急时刻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说明我们中国民族,有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顽强生命力,绝不是偶然的。
日本人在后来总结印缅战争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只看见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和中国人的尸首”——就是说,在战场上经常看见印度人举手投降,英国人扭身逃跑,而中国人玩命和顽强程度,不比他们日本差。
在美军中,有一只部队在丛林作战中负有盛名——麦里尔支队。这支部队是美军丛林作战的王牌部队,丛林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即使这样一支所谓的“王牌”,和在同一个战场上作战的中国部队比起来,也有不小的差距。看看作战记录就知道了:
这支部队1944年3月进入北缅地区,不到两个月,还没有正式和日本人打,只是在迂回的途中和日本人遭遇了一下,伤病号竟然就达到700多人!占其兵力的28%!在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严重的伤病就使这支部队完全失去作战能力。
而我们中国部队新38师,打得仗比他们多、比他们残酷,环境不比他们好,但官兵的健康状态,和战斗力与他们相比,四个字就可以准确概述:天壤之别——健康状态非常良好,战斗力非常强。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人曾经说过:“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
“吃苦耐劳”这四个字,是曾经是中国的部队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比如在朝鲜战场上,中国部队的食物在美国人的眼里,只能勉强算是“饲料”——这种低劣的食物哪是给人吃的?但美国人不知道,在长征时,红军连这种“饲料”都吃不上,在饥饿、严重营养不良、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还能一昼夜狂跑二百多里,并且跑完这二百多里后,不是倒在床上睡大觉,而是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
吃苦耐劳,是一种异常强大的素质和信念。
在印缅战场的丛林中,在异常艰苦的行军中,由于体力的极度透支,人在极度的疲乏状态下,即使拿根木棍,都觉得是个巨大的累赘,更不用说是沉重的枪械了。所以为了保存体力,争取最大生存几率,很多美国士兵把枪械丢掉,真正的“轻装前进”。

而这种情况,在同样作战条件下的中国士兵里,却绝少发生。中国士兵把手中的武器看的比自己的命更重要,宁愿自己死掉,而不愿扔掉自己的武器。
有人说,在美国文化里,会把人的生命排在第一位。所以美军的这种做法,也是有情可原。但是中国士兵“武器重于生命”的信念,更符合一个军人的标准——因为在战场上,个体的生命不应该排在第一位,胜利才是。
在丛林中行军,是对人类体能巨大的考验,遮天蔽日的树木,还有地面上的茂密草丛、荆棘、崎岖的地形、各种毒虫,蛇,蚂蝗等,把人折磨的筋疲力尽。但是每当夜里休息时,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的士兵们,绝不是找个什么地方倒头就睡。而是洗澡、洗脚、在地面上架起高出地面的“木床”,搭好帐篷,铺好芭蕉叶,做好防蚊措施,所有的一切防护措施准备好后,才安然休息。
要在体力极度消耗的情况下,还要完成这么细致的工作,需要的是严格训练后,形成的高度自觉、和过人的吃苦耐劳。

而美军呢?
拿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的丛林王牌作战部队——麦里尔支队——来说,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和新三十八师的作风完全不同:一说休息,这些美国大兵,便迫不及待的随便找个地方,拿个毯子往身上一盖,倒头就睡。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被蚊子传染疟疾、被毒虫咬伤、不注意卫生而被感染等,伤病大面积的发生。以至于没和日本人怎么打,就失去了作战能力。
由于孙立人的完善的现代知识结构(曾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并且孙还是孙武的后裔,这就能使他有能力,把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和中国高超的军事谋略完美结合。例如新三十八师里,负责部队卫生、通讯、工程方面的专家,都是当时国内的一流人才。有这些专家团队做智力支持,使三十八师的作战素质,有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打仗不就是玩命吗?这些专家有用吗?当然有用。有时一个专家的智慧,能顶一个师的战斗力。
看看新三十八师卫生专家给的一些建议,我们体味到,所谓的专家,就是把某个领域的知识能量发挥到极致的人:
每人每天吃20粒用盐水煮熟的花生,这样可以预防脚气病、色盲、夜盲症等眼疾。

每人配备一个防蚊面罩,一早一晚(就是蚊子特别猖獗的时候)戴在头上。防止蚊子叮咬。
每人一瓶防蚊油,防止蚂蝗和蚊子叮咬。
战场阵地内必须建厕所,不准随地大小便,每日必须用途掩盖。
山地作战时要穿透气性好的衣服,而在丛林中作战,则应该穿着裤口和袖口能扎起来衣服。
所以孙立人的知识和眼界,绝不是国内当时的土军阀所能比的。

比如鼎鼎大名的张学良,有时打仗就非常迷信。甚至迷信到荒唐的地步:比如他在打仗前夕,最忌讳看到兔子。如果什么都准备好了,并且各种时机也不错,正准备出兵时,忽然从路边的树林里窜出只兔子,只要让张学良看到,他就会想说:今天不打了,明天再说。
所以一个部队最高长官的素质,就决定了一个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我们经常说“谁谁是某个团队的灵魂人物”,“灵魂人物”——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就是说,没了这个人,这个团队就像没“魂”了,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了任何应变能力,只能被动挨打。
孙立人就是新三十八师的“灵魂人物”—— 他一手建立起了新三十八师独特的“团队文化”——团结、勇猛、智慧、作战技术含量高。
和很多将领不同的是,孙立人非常反对成立敢死队。他对士兵的生命异常珍惜,每次打完仗,都会到前线,和一线的官兵反复讨论打仗时的作战技术:这仗怎么打会更好,怎么布置火力,在这样的地形下应该怎样进攻,怎样防守……等等,这些细节都要反复讨论。

通过这种“作战技术研讨会”,极大的提高了士兵的作战经验和作战能力。
本师的力量不是单靠武器和敌人较量,主要是发挥以一当十、以寡击众的技术和攻击精神、还有牺牲的决心和日军作战。
——孙立人
孙立人的这些理念,在他手下的三名士兵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得以完美体现。

在战场上,最可怕、最令人绝望的情况就是陷入重围。四周是数不清的敌人,而我方只有几个人,子弹有限,体力有限,补给有限,这种状况下,往往只有两个结果:被俘或者战死。尤其是被凶残的日本人包围,后果可想而知。
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这三位老兄,由于和日本人打得太投入了,以至于撤退的命令都没听到。
怎么会呢?大家在一起战斗,自己的部队那么多人撤走了,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吗?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丛林里特殊的作战环境造成的。
在丛林里,即使白天,遮天蔽日的树木藤蔓,也会使林中的光线非常的暗淡,况且还是是在黄昏时分,丛林中的可见度就像是在漆黑的夜里。
当这三个人缓过神来才发现,整个阵地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了。糟糕!
现代战争中,几个作战人员要想成功突破重重包围,光靠好运气可不行,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作为支撑,才能创造“逃脱”的奇迹。
大家一定都看过《第一滴血》,里面史泰龙扮演的兰博,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退役特种兵,由于受过特种训练,并且经过实战的洗礼,所以兰博作战能力能量非常巨大,以至于对于大批特警的围攻,仍能如入无人之境,挥洒自如。

这虽然有艺术的夸张,但是其中的原理还是很靠谱的——那就是——超级的作战能力离不开平时作战技术的积累。
我们看一下现实版的“突围技术研究”。
我们以军事第一强国美国为例,来说明这种专门的“功夫门派”——专门研究我少数部队,如果被敌方的大规模敌人包围,采取何种策略才能最有效突围。从而解析在突围的过程中,那些因素至关重要。
为什么要专门研究这种战术?
因为侦察兵在深入敌方侦查时,往往会遇到被敌方发现、并被大规模的包围情况,并且如果被发现、被包围,侦察兵的伤亡就很大,在这种形式下,研究突围战术,就非常有必要了。

作战专家研究出了这样的突围战法:
组建、优化作战单位。
其实这种方法,戚继光就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前文中有过简单的介绍,就是几个人为一个作战单位,这几个人中,拿着不同的武器,比如有拿长枪的,对付稍远距离的敌人,有拿盾牌防护的,有拿短刀转砍距离较近的敌人的。并且这几个人为一组,互相照应,能有效攻击各种距离的敌人,并且自己的防护措施还能做的比较到位。
其实中国武术中,也有类似的策略:“远用腿,近用手,贴身要用肘。”
美军中的侦察排,也采取的是这种把作战单位,切分成很小的小组—— 一个侦察排分为4个班;每个班分为9个人;并且每个班又分为M16机枪组。这样战斗起来,几个人组成的机枪小组,就能形成凶猛的火力,能有效压制对方的火力。
更可怕的是,每个人都配有一种有效阻止追击的“利器”——杀伤地雷。
杀伤地雷,是什么玩意?

这种地雷是专门设计来杀伤步兵的。
设想有几百敌人追你,并且这帮家伙手里都拿着武器,要对付这种恶梦般的绝境,你需要的是一个能杀伤力巨大的武器,杀伤地雷就是为这种情况量身定制的。它的重量很轻,便于携带,但是它一旦爆炸,就威力无穷,爆炸时会飞出无数的、密集的碎片、钢珠,就像散弹枪一样,一打一大片。杀伤半径短则几十米、多则上百米。
有这样的“利器”给你“掩护后路”,你的逃脱计划,会轻松、从容很多。
对于被包围者来说,还有一个因素能增大突围的成功率——那就是地形。
在抗战期间,反扫荡最艰难的是冀中平原地区,因为在平原地区,作为弱势的一方,没有可以险要的地形可以固守,而日方的武器优势,战斗力优势等,在平原地区都可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后来不得不创造出地道战,来弥补这一劣势。
举个简单的例子,后面一帮敌人追你,先不论别的方面,就是以你的中弹概率来说,在山地就比平原地区小很多。
这不仅是山地的地势,能给你提供很多天然的屏障,来阻挡子弹。还有别的因素,能降低子弹的命中率——比如山地复杂的地势形成的气流影响,光线折射的影响,地球重力的影响,都非常影响子弹的命中率,特别是对稍远距离的射击时,这些因素影响更大。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影视作品误导了我们对真实情况认知。
比如两个人打架,好像总能过上好几十招。越是所谓的高手打得时间越长,其实现实中的打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高手,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少的、并且未必是好看的招数,解决掉敌人。
如果有人一上来,就目标明确的砍你手臂内侧或颈部的动脉,这家伙十有八九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因为这两处的动脉一旦被砍断,人就会在十几秒内失去知觉、并且送命。任何方式急救都来不及。
影视作品中中的某些战争场面,也是很不靠谱——在战斗中,士兵成群结队的在街道上行进,这样的士兵也太不专业了。
真正的战斗中,士兵要是队形那么紧密的话,一个手榴弹就会干倒一大片。不但不能离得那么近,行进时还要靠着墙,并且靠墙的方式都有讲究——不是背靠着墙,也不是脸贴着墙,而是身体的侧面靠着墙,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身体中弹面积减到最低。
之所以写这么多,只想说明一点:打仗有时候精细的就像绣花——比如从这个坑里跳跃到另一个坑里的动作,都得有讲究。
战斗力越强的部队,就“讲究”越多,伤亡也越小。

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在被日军重重围困时,竟能和日军激战两昼夜——大概48个小时——直接的作战效果是:竟然能通过自己凶狠的反击和战斗力,把敌人“震住”。干掉8个敌人,并穿越敌人的间隙,回归本队。
说起来很简单,其实真正做到这些,真的很难。
48个小时,都处于精神高度紧张、兴奋状态,这个就很难。作战心理素质,体力必须都很强悍才能办到。
国际上很多劫机犯,为了能长时间的保持精神的兴奋状态,有的会借助注射兴奋剂。因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精神的丝毫松懈,就意味着警惕性和反应能力的降低。这种状态也是离死亡最近的状态。
能在丛林中,追上自己的部队,这也不容易。
部队行进时,一般先头部队会做路标,而最后面的部队负责清理路标。但是在丛林里,辨别方向是极其困难的。而一旦在丛林中迷失方向,那就意味着死亡。
不过在丛林中,也有特殊的路标——人的尸骨。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一句:“一个人在地下躺多久才能腐烂”。也许真实的答案会令莎士比亚吃惊:不是九年,不是九个月,甚至不是九个星期,在丛林中潮湿温暖的环境中,人的尸体只需要九天左右,就白骨化了。
为什么腐烂的那么快?这是由于人体器官的性质决定的。
人死后,体内的消化液首先发生“自溶”——这些在人活着的时候,用来消化食物的消化液,此时开始溶解人的消化道。

人体的血液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乐园”,这些微生物迅速繁殖,并不断分解人类的器官,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气体会充满在尸体的血管和软组织里,尸体因为充满气体而膨胀——在12-18小时内,可以膨胀到原来的三倍大,有点像经过发酵过的馒头。
此时如果在实验室里,所有的灯都关掉,把针管插进充满气体的尸体里,导出的气体可以用火柴点燃。
这种尸体产生的气体还有一个作用——把人体的内部器官挤压出来:眼珠子会被“顶出”眼眶,肚子里的内脏也会从屁眼里溢出,想想这种情况,不仅是恶心,还有点恐怖。但这是尸体腐烂时,都会发生的现象。死亡,对人类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假设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在突围的过程中,在丛林中遇到中国将士的尸骨的话,他们也能辨认出来这些尸骨所属的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远征军的臂章是用桐油浸过的,防水防蛀,不容易腐烂。这样才有利于对于伤亡情况的情报统计。
尸体在丛林环境中很脆弱,在短短的时间里,肉体就会变成一堆白骨(当然,现在一幅完整的人类骨骼很值钱——3000到5000美元——并且每年还在涨)。人的肉体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下极易被分解,但是某些人造的“嵌入体”就比较难于被“自然分解”了。比如现在女人经常用来隆胸的硅胶,假如有做过这样隆胸手术的女人,被抛尸荒野的话,即使她身体的皮肉已经腐烂分解,但是这种隆胸用的硅胶,依旧会完好无损。这种硅胶看起来像什么?——有点像水母。

火葬场工作最怕这种做过隆胸手术的尸体,因为这种硅胶在高温焚烧时会爆裂,溅得火话炉内壁到处都是。
我们再分析一下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三个人的心理素质。
人的天赋非常神秘,但是能量巨大的力量。比如宋徽宗虽然治理国家一团糟,但是却是最有天赋的画家,尤其是他的花鸟画,极其强调细节,其逼真度非常高超。一次,宋徽宗手下的某个著名的画家,拿一幅画的孔雀上台阶的图给宋徽宗看,宋徽宗以一流专家的眼光,马上评论道:孔雀抬左腿时会伸头,而抬右腿时会缩头,但是你恰好弄反了。
对于这种细节,古今中外能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洞察力。但是这种洞察力和感受力是一个天才画家所必需的。
同样,有些人是天生的优秀的战士,那这些优秀的战士需要哪些素质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是“杀人不眨眼”。

杀人不眨眼,在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绝对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但是在战场上,这却是士兵需要具备的素质。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David Grossman,他写了一本书,是专门研究杀人时,对于杀人者的心理影响。
据他研究,我们大多数人在杀人后,心理都会发生很明显的波动——兴奋,负罪感,疲惫这些情绪会接踵而至。而这些情绪,对于人的注意力还有精力,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部队在训练时往往会用“人形靶”,这就是让你在平时的训练中逐渐适应“杀人”的感觉。
但是David Grossman发现,大概有20%的人,他们对杀人非常平静,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完成一件极其平常的活儿,而这种“杀人后的平静感”是天生的,这种人就是天生的战士——“杀人不眨眼”并且极有攻击性。这些残酷冷血的品质,都会在战场上转化为对敌人可怕的战斗力。
我们无意诋毁我们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三位前辈“杀人不眨眼”,只是想说明这三位神勇的前辈,超强的战斗心理素质,即使和凶残的日本兵相比,也胜出很多筹。

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这三个普通士兵,展现出如此强的作战能力,也不是偶然的,恰恰能反应出孙立人对自己38师的训练和教导,非常有水平。
孙立人是新38师的师长,而刘伯龙作为师长的新28师又是什么样的呢?
新28师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就令人很气赌了。
28师里有个杨团长,在缅甸时,当地的华侨送给这个杨团长一张豹皮,这当然很珍贵,这个杨团长就令两个士兵专门给他抬这张豹皮。但是别忘了当时的背景是28师从丛林里撤回国内期间,丛林里艰苦的环境,使这两个抬着豹皮的士兵,体力过度透支而先后死去,但是这个杨团长却毫不在乎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觉得士兵的命和豹皮比算不了什么,继续令另外的士兵抬,也不扔掉豹皮。
上行下效,手下的有的营长、连长一看团长连豹皮都让士兵抬,自己也就别客气啦,索性连路都不走了,让士兵抬着走。士兵们病没人管,累没人管,自己都没力气走,还要抬这些大爷。愤怒在每个士兵心理酝酿。
于是很有震撼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连长让两个士兵抬着,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的行进,这个连长嘴还不老实,骂骂咧咧的,这两个士兵也不说什么,闷着头抬着连长往山上爬,当爬到一个悬崖边上,这两个士兵忽然停下来,互相一使眼色,连担架带连长一起扔到山涧里,边扔边嘴里终于痛快的大声骂了一句:去你妈的!
而这一幕就发生在新28师83团翻译官贺蕴章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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