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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闲话-三年灾害、文革到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中的平民视角

Via  天涯-煮酒论史

<老成都闲话-三年灾害、文革到改革开放:历史变迁中的平民视角>

今天,老先生我也来凑个热闹,写点以前的事儿,我辈草民,写的是草民旧事闲事,摆的是老龙门阵,不知大家有兴趣否。以前从来没发过帖子,发得慢,还望大家包涵。

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出生于相对遥远的50年代,50后,55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由于草民无族谱,只知道上几辈都是成都居住,算是成都的土著民了,但是不是湖广填四川的,已经无从考证;是“吃过糠、下过乡”的那一帮,是大城市的草根一族。这几十年工作生活过得也实在普通,普通得让人无趣、无奈甚至无聊,但是,这几十年的社会是复杂的、精彩的。万花筒般的生活表象,给了我们丰富的观察机会,所以,看得多、听得多、经历得也算多,趁现在还码得起字(有点慢),写点故事(有的是听来的、多数是亲身经历),从市民的角度,对成都的这几十年,在这儿摆点市井闲龙门阵给大家听听。

孔老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感叹人生之易老。流逝了的人和事,那就是所谓的历史。虽然也有哲人感叹,历史是由胜利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无论怎么打扮,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有着他自身的本来的面目,有着他不可复制的原貌;于是又有哲人说:历史像一个万花筒,不断地打碎原有的、无法复原的图案,不断变幻出新的、令人目眩的图案。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历史,都眼看着历史的长河在我们面前静静地或者波澜壮阔的流过;看着无数或美丽或丑陋或平淡的事情在发生。也许我们离历史太近,来不及或者无法评述面前的历史,但是我们看见了历史长河的潮涨潮落,看到了我们所经历这一段长河的河面景象,虽然没敢下河去弄潮,但至少还没有被大浪所卷走。我想,作为站在河边干坎上的人,写写成都市民几十年看到听到体会到的事情,应该算是个人照相机的取景框留下来的片段吧。但是,本人绝无试图描述或者评价历史的意思,仅仅是试图复制一下取景框里尚未完全模糊的景象而已,由于仅仅是从我的视觉来描述,于是只能作为市井闲话,如果能够在茶余酒后引出一些关于老成都的市井谈资,也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先申明一下,本人无官无权,祖上能追溯到的上几代也与官府素无瓜葛(实在悲哀得紧),亦与现在那些歌星影星球星哪怕是三流的都没有关系,只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以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仅仅是说点闲龙门阵,没有秘闻秘史作为“包袱”抖给大家,祈请把大家期望值放低;另外,因为是成都人,讲的主要是成都的事,并不想在这儿炫耀大城市人的优越感,绝无瞧不起他人之意;要知道那时的城市人的生活和农村差不多或者叫差距不大,有的时候甚至比农村还要惨。

再申明一下,那些远的或不太远的糗事,只讲经历、经过,尽量不评论、不讨论因果,当然就更无什么观点、理念之类的东西来劝诱,大家当龙门阵就行了,觉得看得下去就继续看,勿对号入座,勿骂人,好不好?在这里老夫先谢过了。

1960年前——

60年以前我还小,有印象的事不多,想得起来的只有“吆麻雀”和逮耗子,即除四害。

当时的什么“大跃进”“反右”那些可以写进书的事,书上咋写的就咋个算,那些正正经经的历史离我辈甚远。但“除四害”却是轰轰烈烈,也是大跃进的一部分,叫“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令人印象深刻。

搞卫生搞到爱国的高度,可以肯定是我们国家的特色。

成都这地方,在那个年代是还比较“土”或者是还很“土”,用现在的眼光,最多只能算是个小城市,“洋房子”极少,净是“穿逗结构”或叫“泥木结构”的瓦房(到七十年代,城边上都还有不少草房!),居家环境与乡村好像差不多。这种老房子低矮潮湿,既老且旧,至于吊顶铺地之类的家装,那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有的事,所以,这种居家条件和环境很容易隐藏小昆虫、小动物如臭虫跳蚤耗子之类,草丛中房梁上时不时出现一两条蛇也是常有的事。加上那时生活条件简陋,冬天洗澡不容易(家里头没条件,外面的澡堂洗一次要两角钱),所以那时小朋友身上长个虱子臭虫、小女娃子头发里有两个虮蛋儿(虱子卵),正常得很,一般也没人笑话。市民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多的陋习,文明、卫生的习惯基本上没有养成。一句话,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尚未正式进入这座城市,所谓的“城乡差别”的还是没影的事。房檐屋下,鸟雀众多,巷子口有一棵巨大的皂角树,上面有十几个老鸦窝,一到黄昏,夕阳西下,叫声不断,吱吱哇哇,很是热闹,真有点“天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景象。春、秋两季,傍晚还能看见大雁成行(成都人叫做过雁鹅),鸣叫着向南或向北飞去.

大搞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改善居民的卫生条件使之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对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成都这样的老城市来讲,应该是一件大好事。

最初被列入“四害”的是耗子、苍蝇、蚊子和麻雀。前三位倒是众望所归,没啥争议,麻雀据说偷吃粮食,抢了大家的口粮,所以莅列“四害”。后来据说是有当时的科学家反映到国家的决策层,麻雀既是吃粮食,也主吃虫子,所以由毛大爷钦点,才取消了麻雀的四害职务,改由臭虫———亦说是蟑螂充任。

国人的热情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号令一下,全体动员,还记得大街小巷尽是招贴画,不完全都是宣传除四害,而是大跃进的居多,“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之类,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穿中山服的国人骑着一支“英雄”金笔风驰电掣的超过了一个戴礼帽骑在“派克”钢笔的米国佬,象征着我们的科学发展和日新月异。而“除四害”是居民们婆婆大娘的事情,居委会的主任王婆婆颠起小脚(货真价实的小脚、缠过的)挨家挨户的通知、找人写告示等等,“除四害”的好戏马上就开始了。顺便说一下,那时居委会的主任兼工作人员只有王婆婆一人,无工资、纯义务,办公地点:自己家中,她找人帮忙全凭老面子和一腔热情。

“除四害”主要是“秋”和“吆”。

“秋”是用药熏。药是居委会(政府)发放的,“六六六粉”拌以锯末,用纸裹紧如拳,名为烟幕弹,点燃后其味极烈。各家各户按要求的时间一起点燃放置在房内、墙角、阴沟的烟冒弹,房子则紧闭门窗(尽管穿逗房子稀牙漏缝),人站在空旷地带,此时,整个城市烟雾弥漫,一般要持续半小时左右,十来天内反复数次,可以说除人没“秋”死之外,不要说只有四害,就是有八害都“秋”死完了。耗子们除直接死在窝里的,大多数基本丧失行动能力,那几天到处都是死耗子,没有工作的婆婆大娘们(那时很多妇女都没有工作.)就收集死鼠,拌石灰装筐运走。另外再加上用六六六粉撒床板铺草(当时没有席梦思一说,弹簧床听说过,据说只有高级的资产阶级如美帝国主义才用)、用“六六六粉”或“滴滴涕”喷洒墙缝柱头缝杀死残存的臭虫跳蚤虱子等等,经过大规模的扫荡和各家各户自己的仔细清理,四害就很快几近绝迹,当然,树子上的那些鸟类经此一“秋”,也早就逃之夭夭,班鸠、乌鸦、雁类等大型鸟类的踪迹再也没在成都出现(后来有了,在“鸟语林”),连被人们视为吉祥、益鸟的燕子,从此再也没有在成都的屋檐下筑巢。鸟类唯一未跑的是麻雀,那帮家伙经得整,不怕秋,好吧,你不走,我们吆你走。

其实,“大搞爱国卫生”的运动,消除了成都人很多陋习,清除了很多落后的东西,提高了成都人的卫生素养,使很多疾病不再发生或少发生,对人口密集的城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不过当时的人们也无法认识到环境保护与卫生的关系,也认识不到当时的那些化学品对人对环境的影响——后来据说六六六粉危害相当大,残留的时间相当长才禁止使用(连美国60年代都还在使用滴滴涕)所以,往往是吃了亏后才学到经验,也算是福祸相依吧。四害除了,目的达到了;但不该除的鸟儿吃了亏,人也吃了亏。

还是来吆麻雀.麻雀是长翅膀的,飞行路线也不会预告给大家,但人的智慧真的无穷,人还是有办法的。办法是房子的屋脊上、大点的树上坐上人,(房子矮,人上下容易,上房的人大多是男人,天知道那些人咋不去上班上学)手拿竹竿上缠布条、或拿上能发出响声的东西如铜锣小鼓,齐声吆喝,发出不间断的噪音,惊得那些麻雀乱飞而且无处停歇,一句话,用人海战术来对付麻雀。

一只麻雀不停歇能飞多远?一只麻雀能经受多大程度的惊吓?这个问题有点专业,估计当时也没人去专门考证,当然也用不着去考证,反正不停地“吆”,那些无处落脚的麻雀们只好大限来时各自飞,年轻体力好的麻雀们就有可能趁乱冲出重围,飞到郊外死里逃生,那里天地广阔,生存条件相对宽松,但短时间内不敢再回老巢了;而那些身体差些的、老的小的麻雀们则自己只好去挑战极限,面对那可怕的形势,能飞多远算多远,反正无法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直到从空中直接坠落而亡,被人们捡回去下酒。至于是“过劳死”还是吓死的不得而知,如果放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估计能写上十来篇关于麻雀的体力、肌肉、神经系统以及心理素质等等的论文,去争取个甚么奖。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经过接连不断的驱赶,麻雀们包括其他残存的鸟儿在成都的天空中彻底绝迹。

平心而论,鸟儿逃离大城市,当时的驱赶也不算甚么,几年后麻雀不也回到了城市吗?推广烧煤(这以前家庭烧柴的居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等等形式不同的环境污染,使城市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含量剧增,才是真正的元凶。鸟儿比人敏感,事情不对、率先撤退,逃到远离人群的旷野里去,只有人们无处可逃,在那儿享受温水煮青蛙,慢慢熬。

当然现在好多了。而污染的形式也在不断的翻新。

污染的话题以后再说。

说说那时候的房子和居住情况,这是现在的热门话题,也和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有关。

那时侯的房子多为泥木结构,那种老房子的构造形式,现在到四川的乡镇上去看,还多得很(翻新的、人为的古镇不算),一般一个院子里,木柱头、泥巴地、墙壁是篾笆子糊以黄泥搅拌稻草节(草节是用来增加张力和强度的)做成的房子,这是以前一般人住的;柱头粗大,墙壁、地面是厚木板做成,很高级很舒服,那是以前的主人、财主住的,经过解放后的减租退押、没收财产等等,前任的一般性的有钱人们除了留下自己住的几间房子外,其他的都交给了政府,自己就不再是房子的主人,房子变成了公房,由谁住是政府安排。达官显贵们的房产被没收,当然就更不用说是归政府来支配了。至于那些收上来的房子,当时的政策是些什么抑或有没有政策、房子是怎样安排的、怎么样“走程序”等等,父辈们不知道,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

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成都人还是以租房住居多,由于改朝换代的巨大影响,城市人口的变化和流动是非常大的,逃的走的、来的进的,居住的变化很大。比如,很多本地的原住民租住在某处,居住条件尚好(如有一到两间住房加一个小偏厦做厨房,其中有一间是木地板的),这种租住,往往都是租亲戚朋友或亲戚朋友介绍的,换一句话说,就相互之间有信任,好象房租也并不贵,一住多年,租赁双方相处尚好,也少见夺赁涨价之事,这也许是那时的成都一般老百姓不去买房置产业的缘故吧(当然其中的原因很多,不买房和买了又卖了的也多,经济才是唯一的因素。这些未亲身经历,不去多说了),到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没收财产和公私合营的这段时间,居住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你家租住得尚好,突然街道办事处通知,你现在的住房不再住了,已经充公,你家搬到另一处去住,当然原因是不会告诉你的。于是你就飞快地搬家(一般都不太远,护城河——现在叫府南河这个圈圈内、那时成都本来就不大)。当然,你的新居肯定不会比旧居的条件好。至于你的为什么要腾给别人,那你就慢慢的去想吧。

有些事是需要想很久才能想明白的。

我们家的居住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有两点是需要说明的:一是那时的不动产的买卖早已停止,你即使有钱也不可能、当然也不敢去买房子;二是那时侯没有“维权”这一说法,也无权可维。

于是我们家就搬到一个只有二十三平方的偏厦里去了,当时全家六口人。

这一住,一下子就住了四十年,尽管房子旧且小。

租金倒是便宜,三角多钱一个月(后来涨成五、六块钱)。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当然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居住的地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真是黄金地段、中心城区,而且都是曾经的深宅大院,有不少的院子大门上方还有名字如“梦庐”、“隐庐”、“待漏斋”之类,一般都非常雅致,很能反映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一如现在的小区、楼盘也都有个名字一样。只不过现在的小区楼盘取的名字要厉害得多,“帝”啊“豪”啊、“曼哈顿、欧罗巴”等等,给人的心理上压力很大。有人说早上从美洲花园出门,去格林威治约上几个朋友,到曼哈顿打麻将去。那可真是在周游列国。

还是来吆麻雀.麻雀是长翅膀的,飞行路线也不会预告给大家,但人的智慧真的无穷,人还是有办法的。办法是房子的屋脊上、大点的树上坐上人,(房子矮,人上下容易,上房的人大多是男人,天知道那些人咋不去上班上学)手拿竹竿上缠布条、或拿上能发出响声的东西如铜锣小鼓,齐声吆喝,发出不间断的噪音,惊得那些麻雀乱飞而且无处停歇,一句话,用人海战术来对付麻雀。

一只麻雀不停歇能飞多远?一只麻雀能经受多大程度的惊吓?这个问题有点专业,估计当时也没人去专门考证,当然也用不着去考证,反正不停地“吆”,那些无处落脚的麻雀们只好大限来时各自飞,年轻体力好的麻雀们就有可能趁乱冲出重围,飞到郊外死里逃生,那里天地广阔,生存条件相对宽松,但短时间内不敢再回老巢了;而那些身体差些的、老的小的麻雀们则自己只好去挑战极限,面对那可怕的形势,能飞多远算多远,反正无法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直到从空中直接坠落而亡,被人们捡回去下酒。至于是“过劳死”还是吓死的不得而知,如果放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估计能写上十来篇关于麻雀的体力、肌肉、神经系统以及心理素质等等的论文,去争取个甚么奖。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经过接连不断的驱赶,麻雀们包括其他残存的鸟儿在成都的天空中彻底绝迹。

平心而论,鸟儿逃离大城市,当时的驱赶也不算甚么,几年后麻雀不也回到了城市吗?推广烧煤(这以前家庭烧柴的居多)、工业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等等形式不同的环境污染,使城市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含量剧增,才是真正的元凶。鸟儿比人敏感,事情不对、率先撤退,逃到远离人群的旷野里去,只有人们无处可逃,在那儿享受温水煮青蛙,慢慢熬。

当然现在好多了。而污染的形式也在不断的翻新。

污染的话题以后再说。

扯远了。还是回到那遥远的深宅大院中去。

当时的那些院子,有的真是叫一个豪华,楼台亭阁、水榭假山,照壁戏台,高大的青砖风火墙以及嵌在墙上的栓马桩(比宽窄巷子现在新做的气派得多)等等,不一而足。这种院子多数是以前军阀大官有钱人的私宅;普通的院子也是朱漆大门、前院后院、门厅大厅、正房厢房一应俱全,这些或豪华或普通的院子,现在住进了二、三十户各色人等,变成了大杂院,颇有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味道。当然也有一些极幽静的小院,换成了新的主人,独门独户,“门虽设而常关”,一条街住了多年,与街坊邻居素无往来,应该不是普通老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科甲巷的“正兴堂”。

曾经的“正兴堂”在现在春熙路的伊藤洋华堂的正对面。是一座高大的古建筑,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高耸如云,宏伟壮观,现在想起来,估计至少二、三十米高吧。其风火墙的大青砖上烧有“大清光绪十七年”的字样。据老人们讲,该堂是原来国民政府时期四川最后一任省主席王陵基的家庙(宗祠),但也有人说很早以前那是一个慈善机构。成都解放,这位被川人称为“王灵官”的王主席只身出逃,被俘于大渡河边,成为国军中为数不多的被俘上将。成王败寇,“正兴堂”也顺理成章被收归国有,成为成都糖酒公司的仓库。

1995年,“正兴堂”被拆除,地皮成为春熙路商圈的一部分。这个逃过了多次大劫难的巍峨的建筑,最终化为尘土。历史随风逝去,留下的只是那浓浓的成都的回忆。惜哉,如此古建筑,如果能容留下来,稍加修茸,则正好与引领时尚、灯红酒绿的春熙路相对应,历史与时尚相交融的情趣不是可以再现吗?至少比现在那些新建的“古建筑”好的多吧。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成都被拆除的最可惜的是“皇城”即蜀王宫。按时间顺序,后面再来说这个事。

虽然城市“土”、住房孬,爱国卫生运动还是要大搞的:掏阴沟、填水凼、和泥补墙缝、碱水洗刷柱头、清理墙头屋顶的浮土等等,反正家家都在搞,户户都得弄,一时间卫生状况大为改观,以至于我们那个大杂院荣耀地被本地最大的官方报纸登了一版:“百年老屋也能搞好环境卫生”,着实让居委会和婆婆大娘们高兴了一阵子;光看标题你就够震撼了吧,百年老屋,那真是住在古董里,相当于欧洲那些住在古堡里的贵族了,其实,这些低矮潮湿泥巴地的老房子住起来是很难受的,是很多疾病如关节炎、齁巴儿(哮喘)、皮肤病的根源。只不过,那时候老百姓就只有这个条件而已。

那些年,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普遍种牛痘以消灭天花、宣传防治肺结核、梅毒等等,加上青霉素、盘尼西林的普遍使用,使很多恶性的传染病几近绝迹,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大为改观,居民的生活也不断得到提高,很有点国家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但是,灾难来了。

三年灾害——

发生在1959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成都百姓对此的习惯叫法就是“三年灾害”,在此从众,按这一叫法写,至于是天灾还是人祸、抑或是二者兼有,在此也不去考证,就以“三年灾害”作为本文对这段悲惨的历史的称呼。

三年灾害,留给像我们这样当时的娃娃的印象就是一个字;“饿”;现在去回忆那个时候,也一个字;“惨”。

在这儿既不是“忆苦”,也不去“思甜”,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那时候的一些事而已;

那段时间真是漫长,苟延残喘的人们是怎样拖过来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才知道那个惨状,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往往是苍白的。

据说当时全国都很惨,而四川的凄惨却在全国名列前茅。

四川富饶,这是不争的事实。连诸葛亮在科技信息极其落后的东汉时期都知道,并且隆重推荐给刘皇叔:“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民殷国富…”,成都平原更是土地膏腴,夸张的说法,就是插根筷子都会开花结果。但在三年灾害时期,四川饿死的人据说居全国之首。

先从“食堂化”说起吧,因为我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就是随我哥从街道食堂打饭回家发生的。

“食堂化”大约开始于1958年的年底,终结于1960年的5、6月,是咋回事、怎么组织的、怎么交钱结帐、可以吃多少等等,在此我们没必要去探讨了(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吃食堂是必须的,因为你的生活配给和定量全部都在食堂,你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食堂,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命脉是捏在别人手上的,即使你有钱,也买不来可以填肚子的东西的。所以你和你的家庭成员必须吃食堂。你别无选择。

食堂化是与人民公社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当时奔向共产主义的标志性大事情。所以,几条街很快就有了一个街道食堂,凭“饭折子”去打饭,本子上记录着几口人、定量多少、每天的消费等记录;

而农村的食堂化和城市的食堂是有区别的,农村的食堂是以生产队为就餐单位,统一开伙吃饭。由于没有粮食定量的约束,提出的口号又是“敞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干活”,是广大农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标志,于是,青壮年去大炼钢铁和整治河道,只留下老弱和妇女种庄稼,大家还以为粮食吃完了上级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的。

大家就在吃饭上开始了集体生活,按照自己的定量一日三餐去食堂打饭。根据残存的印象,好像食堂刚开始的生活伙食还很不错,价格也十分的低廉。

没过多久,日子就有点难过了。食堂的伙食供应质量不断下降。

59年的下半年,饥饿的阴云越来越浓,连国家的最高长官都重申了他老人家“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并佐之以番苕青菜”那著名的近乎于家庭妇女似的指示,这一指示迅速的被印在了打饭的“.饭折子”扉页上,于是,食堂的伙食质量更加江河日下,饭越来越耙,菜越来越少而且几乎没有油星,面带菜色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和苏联的交恶已经公开化。那几年中,还有个“九评”,连我这样的娃娃都有印象,人小,还以为是“酒瓶”。后来才知道是九次《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及《评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陶里亚蒂同志是谁、不知道;现在也懒得知道。不过好像他和那个著名的光头、提倡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赫鲁晓夫,是大家饿肚子的因素之一吧。政治的论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按官方的说法,苏联人逼我们国家还债,我们的生活物资吃的穿的用的都拿去还老毛子的债了;再加上大跃进的无节制的胡吃海喝、人们忙于大炼钢铁而导致农业歉收、工业减产,资源破坏严重,天灾不断;大家只好不断地勒紧裤带,忍受着那几乎无法忍受的饥饿,盼望着日子早点能好起来。结果,这一忍,足足忍了三年,付出的,是千万条生命和那挥之不去的永久阴影。

话又说回来,就老百姓而言,除了勒紧裤带忍受熬日子外,又能怎么样呢。

连续三年的全国大饥谨,我不知道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由于这次饥谨来得猛而且是全国性的,连中国传统的避灾方法如“移民就食”、“讨口”都没得地方去,说实话,城市的人们还要好一点,每天至少还有一点“吊命”的粮食,农村就更惨,在集体食堂垮了的当年,中国的几亿农民完全靠树皮野菜观音土度日,所以饿死的人就多了,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相对可靠的数字,不过,二至三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应该相对靠谱的。不少地方用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来形容,绝对毫不为过。

一天中午,午饭时,家中打回的饭确实不够吃,家长决定把晚饭的一部分预支了,以确保家中上班上学的能有力气下午走得回家。当然这样做的后果是晚饭将更少甚至像母亲就只好不吃。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哥哥怀揣“饭折子”和我就一人拿一只碗就去了食堂。路不远,大约走五分钟,预支了四两饭(蒸饭,二两一墩)、一份菜(小半碗煮丝瓜),收好折子回家,时值中午,路上行人不算少,我们兄弟俩目不斜视,小碎步尽快回家。

走到半路,斜刺里,突然一只大手一把兜起哥哥碗中的俩墩饭,只见那壮汉(实际上没看清,小孩看大人都是壮汉)步履踉跄,边跑边把捧在手上的饭往嘴里塞,只几步,饭已下肚。那人很快转过街角,不见了。

还牢牢的端着空碗的哥哥,扭着脖子张大了嘴,脸色铁青,惊恐的望着那早已不见人影的街角

我则吓得大哭;

好象有路人吼了几声,但对此谁也没有办法;

一街坊见状,把还保持着惊恐姿势的哥哥和尚在号啕的我领回了家。

街坊告诉我父亲,那人不是“讨口子”,干干净净的一个人。父亲听懂了,我没懂。后来懂了,那人是饿得失去了理智和面子。

好几年后,看当时出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淮海战役,共军把国军围住了,共军用吃的劝诱国军弟兄,不少国军倒背大枪(表示投降),投奔共军,啥都不管,先把肚子填饱再说,有啃包子把自己的手都咬破了的,有当场噎死的;肚子饱了,理智也恢复了,最朴实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哪个管饭就给哪个做事,于是共军越打越多取得胜利。想一想在那个时候,战场上又冷又怕,几天没东西吃,换到哪个肯定都是去投奔有吃有喝的那一方,不然饿死了你也啥子事都做不成了。《亮剑》里头那个共军领导说的,你有多少粮食,就有多少俘虏。就是这个道理。

民以食为天。

悠悠万世,唯吃唯大。有了吃的才会有其他一切。

那年哥哥十二岁、我不到七岁。

后来去打饭就用带盖的竹篮子;

后来不知那个“发明家”创造出了“双蒸饭”和“小球藻”并得到推广。

后来食堂自身都难以为继了,农村里更甚,白天煮树皮野菜给社员,晚上用仅存的粮食煮干饭给干部。于是就有了“饱干部、饿社员、不饱不饿炊事员”的说法。

农村当时的状况在我下乡插队后知道得多些,就放在后面再说吧。

后来发行成都的粮票(当然是按定量),用于食堂搭伙,搭多少伙自己决定,放宽了必须去食堂搭伙的限定。所以成都粮票被称为“搭伙证”,其余的粮票则都称之粮票;

买菜则用“菜折子”,国营的菜店,有菜你就买,无菜你就吃盐巴饭;

后来,后来食堂终于倒闭了;

食堂倒闭了,但饥荒犹在;

“双蒸饭”和“小球藻”

这两样东西是谁发明的?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得到官方首肯并推广的;其实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两样东西没任何用处,只不过无人敢说而已。

“双蒸饭”是食堂蒸饭时,在饭已经蒸好了的时候,再给饭撒一次水,再蒸一次,饭就显得多了,据说出饭率可以多出20%,据说是在粮食问题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实际上是饭变多了,质量差了,仅比稀饭好一点,自欺欺人而已。另外还多浪费了不少燃料。什么是灌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灌水。

“小球藻”是死水中长的藻类,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就知道,死水塘中那漂浮的、惨绿色的像头发似的“植物”就是它,据说富含什么营养,而且人工培育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和技术,水缸与水就行。一时间食堂征集了不少水缸,仿佛给人们又带来了新的生机,实际上估计连树皮草根都不如,死水里头速生出来的,既无数量更无质量(当时数量更重要),掺在连麸面里做成馒头,除了馒头变成惨绿色和增加了令人作呕的泥腥臭外,不可能给饥饿的人们带来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好象也只享受过几次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食品(50年过去了,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那个东西可怕的印象),小球藻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双蒸饭也无人再去弄了,那种得不偿失、又费马达又费电的事那个再去弄喃。

其实这种“发明”还是有用的,在现在,那就是可以减肥。

而那个时代,卫星、火箭、大型计算机、电视机已经发明出来了;

两年前我们还在“超英赶美”;

这时候的绝大多数人,却还在为怎样坚持能活下去而努力;

时光一下子仿佛又穿越回到了石器时代;

食堂最后终于倒闭了,但饥荒远未结束,饿肚子的时间还长着呢。

来说一说当时的配给情况,当然只是成都老百姓的配给情况。看了你就知道为啥会饿成那样。

先说粮食定量:

网上查了一下,粮食定量是55年在全国开始实行的。各地在时间上不完全准确和同步,但差距不大;同时各省的供应标准有一个浮动,我这儿说的是四川的标准,而当时四川执行的是国家标准中最低的一档。

**的粮食定量是根据工种定的:

重体力工种如锻工(说白了,铁匠、抡大锤的)、搬运工等等每人每月38斤(市斤,以下同,如换算成公斤则除二);

技术工种如车工、钳工、铣工等,则32斤;

因工种繁多,38斤是最高的,32斤较普遍,其他差距2、3斤的就不一一再举;

干部21斤;

居民(居民是指无工作的**)定量一致:26斤;

初中以上的大中学生32斤;

小学生18斤;

三岁以上儿童14斤;

三岁以下儿童11斤;

以上是粮食的定量。发几张粮票和相关的的照片,但是是七八十年代的,三年灾害时代的粮票或者搭伙证已经找不到了。如果找的到,那肯定是十分的珍贵。

其他的供应大致如下:

食油供应是每人每月2两;(大致相当于现在火锅店里一个大点的油碟)

猪肉供应是每人每月半斤;

蔬菜供应理论上是每人每天一斤,当天有效,过时作废;但三五天能有一次供应就烧高香了;

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一概没有,包括你能想象得到的能吃的一切;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所有食品店或者与食品有关的店铺的水牌上都写着“货已售完”,但每天仍然坚持按时开关门;

惟有一样可以吃的又能自由购买的东西,那就是盐。如果我们把盐也当做是食品的话;

用现在的“肚量”来看,那些配给的定量似乎够吃了,有不少人还根本吃不了那么多。现在的一些美女白领,一天下来几乎不吃什么粮食,但自己一算,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并不少,又减肥又饱了口福,所以就减少了粮食的消耗;其实最能维持人的生命是脂肪和动物蛋白,这个道理大家都懂。而当时最缺的也是这些。粮食是碳水化合物,那一点粮食,仅能吊命而已。

那时候(包括后来的二十年中),年轻人一顿吃一、两斤饭是轻松的,而且是在正常情况下;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东北当兵,目睹新兵连一个身高一米九五的东北籍战友一口气吃下十七个白面馒头(二两一个)和五大碗稀饭。那一顿实际上我也没少吃,大约也是十来个馒头吧。

饥饿成了主旋律,但该上班该上学的还得去上,毕竟生活还在继续,因为,你还活着。

配给的定量并非完全不变,你还得随时准备做点贡献;

先转述一段网上的传说:“60年某天,中央的毛对几个高层讲,现在全国都很困难,我们也要过困难日子,给我们的粮食也定个量。于是毛自报了26斤(正好与干部定量的高限暗合),刘报了24斤,周报了22斤”等等。毛块头大,26斤差不多,其他人自然不敢与其平起平坐,少报点正常;所以相信这一传说应该是真的,至于他们如何运作这二十几斤粮食,可以肯定根本不用他们自己操心,而我辈也不得而知。但这一做法到了四川,却苦了川人。

当时西南几省的主政者,封疆大吏,坐镇成都,威风八面,而西南的云贵川藏诸省,当时都是蛮荒偏僻之地,惟有四川富饶,于是该高官先是在“大跃进”中大献忠心,把四川包括粮食生猪在内的产品大量献出,用去“支援中央和兄弟省份”;又放出亩产一万多斤水稻的超级卫星,换取了中央的毛大爷来四川的郫县红光公社视察,于是就有了“红光社开红花”、有了“千家万户齐欢笑、好像那春雷响四方”的盛景,于是就有了高官与毛大爷极其亲密的照片等等,那个高官似乎也很快会官升一级。但是毕竟人算不如天算,大饥荒一来,而且持续不断,四川的粮库迅速空空如也,转眼就是饿殍遍地的景象。

前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在郫县档案馆无意中看到一份大跃进当年郫县各乡镇报的最高产量的统计表(放的卫星)。令我惊讶的是红光公社报的产量仅仅名列第三,排名第一的是郫县友爱乡(后来著名农家乐的农科村所在地),水稻亩产一万七千多斤(八千多公斤)。

产量越高,需要上缴的公粮就越多,因为那是按土地和产量的比例来计算上缴的公粮数的。

我国的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到现在都还在为平均亩产二千斤(一千公斤)而殚精竭虑。

真不知道当时那些编造数字的和认可这些数据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此时的四川农村,已在“大跃进”和食堂化的夹击下风雨飘摇,已到了刮无可刮的地步,连最富饶的、素有“金温江、银郫县”之称的川西坝子也不断有人饿死;于是我们这位西南最高的“父母官”决定把他那支巨爪伸向城市居民,向他治下的百姓口中夺食。

一是宣布全省的粮票作废而使用新粮票,当然是旧粮票只作废、不得兑换新粮票。于是百姓手上所积攒的粮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实际上,尽管人都饿得打晃晃,但几乎每个家庭都积攒了一点用于最危急时救命的粮票,多的有好几十斤、少的也有一、二十斤,那都是父母们从牙缝中省下来的、打算用在最紧急关头时救命的东西,一夜间,作废了。

全四川一共有多少粮票被废,估计也没人去统计。

我还记得,那一天,母亲整天都在流泪,为了那被剥夺了权利的二十多斤粮票,为了那一点点全家人的希望;

鲁迅先生说过,人生的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我想,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最大的悲剧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家毁掉而无处诉求。而且被毁的东西是关乎性命的东西。

那是无处诉说、无助的眼泪。后来还听说不少单位的自办食堂,一纸通知宣布本食堂饭票作废,理由和粮票作废一致。那些单位的人特别是那些掐着饭票过日子的单身汉们,真叫欲哭无泪。你无处诉说,也没法诉说,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只有把眼泪吞下肚去;让人去死的心都有,上吊跳河都行;但人们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候对生命最珍视。二是我们这位西南最高的“父母官”告诉他的子民,他本人每月所耗的粮食只在二十斤以下,他要求全省有定量的人以他为标准,把多余(!)的粮食献出来,而且干部要带头,粮食定量要和他一样:19斤,其余的定量一概捐献出来;居民则每月减少一斤半。不幸的是,我的父亲正好是“干部”。解放前我父亲帮老板,是会计;公私合营后还是当会计,而会计正好是干部,因为那是坐办公室的差使;每月19斤粮,按每月30天计,每天只有6、333两,换算成现在通行的公制,只有316、5克,这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维系生命的唯一;这是三年灾害中最困难最凄惨最黑暗的时刻;饥饿象黑暗的隧道,看不见尽头;城市里不断的有人死去,客观的说,这些人不完全是饿死的,是因饿而病、饿病交加,拖不住了撒手而去的;而农村里不少人是真正饿死的。因为在农村的食堂化结束的那段时间后,农民们手里根本没有粮食,完全靠树皮野菜观音土度日。

不少老人们整天躺在床上,一天只喝一点稀饭,能省下一点给在上班上学的儿孙,所以最先死去的很多都是老人;水肿病开始在老百姓中间流行,得水肿病的几乎都是曾经身强体壮的人;得水肿病的人们也开始陆续死去,那些都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人,而且男人居多;一旦得了水肿病,光靠每天那点稀饭是肯定无法恢复的,一般来说,得了水肿病几乎就是判了死刑,只不过是缓期执行而已。

那时候的城市安静极了,人们除了必须做的外,能不动的尽量不动,能不说的尽量不说,以节省那一点点体力,街上的行人很少,个个都是鸠形鹄面,“神定气闲”、步态缓慢;一到晚上,大街小巷,几乎空无一人,家家关门,处处闭户,只有那昏黄的路灯惨淡地闪烁,连我们这帮“七岁八岁狗都嫌”的男娃子,都经常耷拉着脑袋坐着,没有精神出去玩。

这一年我上小学了。背上母亲缝制的布包权当书包,耷拉着脑袋上学去也,既不兴奋,也无懊恼,反正都得去。上学了,最大的好处是粮食定量涨了几斤,虽然于饥饿并无大补,但也着实让人高兴了好几天;

上学了,一下子认识了好多同学,都是一群饿狼般的孩子,但都是些无精打采的饿狼;上学后,真是眼界大开,居然还有同学吃零食。

我们那个小学,就在东大街上,那时候都是就近上学,普通老百姓好像没人去计较读什么样的学校,饥饿是一回事,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输在起跑线之类的一说。所以同学中既有街坊邻居,也有周边单位的孩子;既有银行职员、一般干部的娃娃,也有城市贫民的子女。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贫穷和饥饿。

同学们大多数都一样,背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自制而成的;穿的衣服都不会少于五个以下的补丁,而且多半是捡哥哥姐姐无法再穿的,那时候国家提倡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装政策,小的捡大的穿剩下的衣服是天经地义;所以穿“二马裾”裤子、穿现在流行的“露脐装”、或者是穿挽了三四下裤脚袖口的学生比比皆是;夏秋两季,多数男生都打光脚板上学,那真叫既节能又减排还无污染,老师学生都差不多,谁也不会笑话谁,反正都穷且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和苏丹索马里的难民基本上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大概是衣还遮体、一般都还算干净罢了。因为我们这里比索马里要凉快点,穿少了人遭不住。

面带菜色、有气无力的老师带著一群同样的学生,无精打采的上课:读写拼音,学点简单的字和加减法,课少而且简单,所有的课外活动和游戏都早已取消,大家为了在放学后还能留有一点力气回家,所以上课时极安静。

发现同学吃零食,是从那个“同桌的你”那儿发现的。她隔一会儿从书包中理出一根空心胶线(那是当时女生的玩具)的一头,悄悄地吮上两口,一脸满足的样子;进一步观察发现,同学中约一小半、主要是女生有零食吃,归纳起来,零食其实也就那么几样:有的是炒过的盐,用“百雀羚”小盒或者小瓶子一装,指头一蘸,有滋有味,一小盒能蘸上两星期;有的是把盐化成盐水装在小瓶中用空心胶线吸,条件好点的,还在盐水里加点酱油之类的调味,我那“同桌的你”就是如此。还有条件更好的,去药店买一分钱五片的“酵母片”(帮助消化的、功效大约与现在的健胃消食片等同)当做点心,其结果是越吃越饿。很快连酵母片也买不到了,盐水喝多了找开水喝也麻烦,零食最后彻底消失。

什么能吃的都没有了,连耗子麻雀都不见一个,城里头不算多见的“大”昆虫蝉子、蜻蜓、油蚱蜢都是见一个逮一个,逮来就吃。

这都是男生干的事。逮来后那怕只有一只,捡几片干树叶点燃一烧,就直接进嘴,味道如何,现在想不起来了,估计当时也没吃出味道就下肚了。用这事来考证历史,这大概是城市烧烤的的开始吧。

一个同学在课间幸运的抓住一只油蚱猛,学校里不敢找树叶烧,这同学毫不犹豫,掐去翅膀,在一片羡慕目光中,直接把还在挣扎的油蚱蜢扔进了嘴,据他讲味道还不错,有猪油的感觉。还好,在那种环境下,这种动物类的“食品”吃了没事还能解馋,但是能逮到的机率并不高;但植物类的一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无论你的胃有多坚强。

我那刚读初中的哥哥,用几张纪念邮票从同学那儿换了十几颗带刺的“小花生”,只吃了几颗就吐得一塌糊涂,事后才知道那东西叫“苍耳子”,有毒。

蓖麻、苍耳子这类的植物果实,是根本不能吃的,毒性不小。

那几年的春节,按照中国的传统,本来应该有一顿至少说得过去的团年饭,因为食材有限,也只好取消。年夜饭都不能放开肚子吃,而是按照应有的定量,仍然实行一人一碗的分配标准。在61年的大年三十,父亲按照多年的习惯,自撰了一幅春联贴在门上:“半个馒头辞旧岁二两稀饭迎新春”。

连旧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著名穷人杨白劳(白毛女她爹),过年还买二斤白面回去包饺子呢。

那几年的冬天,真叫一个冷啊。数九天放一盆水在外边,表面上会结上一层薄冰。肚里缺食、身上少衣,更让人感觉饥寒交迫。

在这最艰难的时候,我的父亲得了水肿病。

每天只有6两多的定量,不管家里如何安排如何计划,你改变不了那令人恐怖的饥饿状况。大概这也算是能量守恒定律吧。于是,我那乐观、淡定的父亲被水肿病找上了,精神终于输给了物质,无论你多么乐观多么淡定。

先是脸肿,后是脚肿,浮肿的地方用手指一按就陷下去,那是一个深深的、久久不会还原的小坑。俗语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脚再肿上去,一旦肿到全身,就只有宣告不治。

实际上这个病在当时就是因为缺乏营养、缺乏必须的饮食,只要有几天饱饭,摄入些脂肪蛋白,其病将不治自愈。但哪儿来这些东西挽救我们家的顶梁柱呢?

饥饿隧道尽头的曙光——

也许是最黑暗的时候是黎明将至?也许是老天开眼?也许是我们国家的债还完了?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但确实是饥饿这块铁板在开始松动了。

父亲有救了。

先说一下松动的迹象。

大概在61年的下半年,先是有人开始偷偷地做起了黑市买卖,而且没有官方的人出面去管,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黑市卖的都是吃的;而买入的则是一切,从家具穿的用的到古玩字画头面首饰,都有人悄悄地收购;

卖吃的先是晚上有人一小盆熟肉一盏油灯,一元钱一块肉,约熟的净肉二两,拌以调料,另外备有筷子一双。先交钱后自选,童叟无欺;肉的质量不知,反正不像是猪肉牛肉,估计兔肉(或猫、狗肉之类)的可能性较大;没有钱就没吃过(但经常蹲在旁边边吞口水边看);听大人们传言,某大桥桥头处某人晚上在选肉过程中,盆中突现一根人的手指头,当事人吓得扔下筷子大叫而逃等等;时间长了,仔细一想,估计是大人没钱买而故意用来吓唬我们这样饿狼似的孩子。因为卖这种肉的(包括卖熟猪肉)慢慢多了起来,而且白天也有人在卖了。如果卖的真是人肉,那肯定还是不允许的,毕竟中国历史上公开卖人肉的,也只有大树十字坡的孙二娘一家而已;不过后来听说当时农村里确实有人吃过人肉。

接下来,卖饼子的、熟玉米、卖锅魁夹大头菜的等等都有了,而且,城郊有时还能买到比较大宗的食品,比如红苕、红萝卜等,当然价格都很可观,都是鬼鬼祟祟的卖;这些食物的来源据说是来自陕西,“跑西安”就成了成都当时做黑市的代名词。(据此来看,显然陕西的日子要比四川好过得多)所以,如果你有钱——我说的是如果,那你就可以活下去了。

黑市开始出现,配给的东西也陆续增加了些须,比如伊拉克枣子、古巴“白糖”。这两样东西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在这儿必须说一说。

伊拉克枣子应该就是著名的阿拉伯椰枣。极甜,在当时那可是进口产品,绝对是高级营养品,一人二两,凭菜折子购买。一般头一天就会出通知,但几点开始供应需等到东西运到才开始卖,所以经常得需要排一天的队(因为都是街坊,排队秩序很好)才买得到,印象中供应过好几次。当时我国正处在四面楚歌、八方无助的境地,伊拉克人能把吃的卖给咱,你说伊拉克人伟大不伟大,而且据说广大伊拉克人民的前任代表萨达姆大哥也是很喜欢吃椰枣的。当时一天能得到一颗那枣子,绝对是一天心情愉快,口齿留香。前几年米国佬占了伊拉克,杀了萨大哥,真让人痛心疾首。人要感恩不是?

那古巴白糖和现在的白糖几乎无差别,但颜色是浅褐色的,偶尔有点杂质,估计没用硫磺熏过而且制作手艺差点,但显得比较天然,味道也不错,配给了好几次。好像也是当时古巴和米国交恶,糖卖不出去,我们看在和古巴都是一个阵容的份上,趁机买进,既解决了吃糖问题,也拉了古巴兄弟一把。政治上的我们不懂,但也是吃了人家嘴软。后来几年,我们就一直在支援古巴,小学生们如我辈都上街游行去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高唱“跟着那英雄卡斯特罗打回哈瓦拉”,而且学校还组织学生先后给古巴小朋友捐过几支连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铅笔,也算尽过一点绵薄的国际主义之力吧。同时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伟大的切?格瓦拉、记住了那伟大而英俊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虽然当时连古巴在什么方向我们都搞不清楚。

现在,萨达姆已被上吊,菲德尔垂垂老矣,这种耿直而强硬的朋友,我们还有吗?

还是回到那块饥饿的铁板之下。

黑市有了,配给也在缓慢地增加,食品店里开始有高级点心、高级糖卖了,这些东西的高级之处,就在于价格的高级,点心一块钱一个,质量低劣的硬糖五毛钱一两(无包装纸,当时叫光胴胴儿糖)。

食品有了,但并不等于肚子就饱了,还得弄回来吃进肚子才算事,但当家的大人一摸口袋,没钱。

当时人们的收入很低。查不到当时的人均收入,只好根据自己晓得的说个大概。估计一般的市民人均收入有八元至十五元,家里人少的,收入就稍微高点、日子好过点;子女多的日子就紧了,虽说配给物品的价格也很低,但绝对不够消耗(比如:大米0.08元—斤、猪肉0.42元—斤、红苕0.05元—斤;文革后期涨了,大米0、142元一斤,猪肉0、72元一斤);黑市的东西倒是有,一般人却根本消费不起;十元钱在正常日子里能勉强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黑市上则只能买到二十斤红苕或者十小块肉。怎么办,为了活下去,卖家当吧。反正已经有人来收购了。

成都的老话叫“穷三担”,意思是再穷的家庭也有点家当,加上父辈们是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有些当时还值钱的东西如手绣的缎子旗袍、皮袄、皮箱、老家具等,有的家庭还有些首饰、玉器、金条和少量的袁大头等,反正卖吧,今天卖几样,明天卖几样,换回来的钱被迅速换成食物转变成维系生命的能量。到了生活真正好转了,像我们这一类型的家庭,已经是家徒四壁了。

卖家当是被看作是败家子行为的,为大家所不齿。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家家都卖就不奇怪了。不过是邻里关系再好,相互之间都互不过问卖了什么,都装着没看见。老成都人的老毛病:面子还是要的。

印象最深的是家里头卖的那个大衣柜,因为它,要引发一些话题。

那个雕花的大衣柜,楠木的,很好很漂亮,材质、雕工也好,只卖了六十元钱。卖不上好价钱的原因是它的铜饰件早就不见了,所以属于残品。一问铜饰件去那儿了,母亲的回答是:捐给抗美援朝了。后来我才知道,五十年代初那场战争中国的老百姓在后方的付出。

在后来的闲暇之余,曾和父母一起回想过抗美援朝当时的捐送的过程和东西。

抗美援朝一开始,在动员和自愿之下,大家捐的主要是钱和金属。金属中首先是铜,因为我们是贫铜国。当然其他金属也多多益善。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老百姓是很响应政府号召的。

家里捐了哪些东西再说也没用了,当然也该捐。据说家里沾金属的东西,只留下铁锅、菜刀、火钳(火钳是用来把柴草夹进灶膛的工具,算是手工的机械臂吧。现在已几近绝迹)等生活不可或缺的金属器具,其他的统统的捐了,铜壶、铜盆、铜水烟袋、铜锁、各种各样的小钱(传统的方孔钱和非方孔钱)和镍币,当然也包括了所有家具上的铜把手、铜饰件。据说有些家庭连铜菩萨、铜的古玩都捐了出去。

这些铜器都变成了炮弹子弹,**向了米国鬼子。还好,抗美援朝我们没输,把米国佬又打回了三八线,所以捐了的东西都还算值得,不然真可惜了那些留到现在绝对是古董的好玩意。

农业穷国抵抗工业富国,能打成这样还真不容易。

前些年运气有点好,被选派到意大利去培训学习一个月(意大利政府全包费用,属于扶贫项目),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学习之余,晚饭后无事就经常到处闲逛,维罗纳的老街上那些大门小门上的铜的门环门把手,精美异常,一看就是好几十年以上的东西,真叫人眼馋。

近距离的仔细观察,用一把改锥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取下来,而且街上经常空无一人。但是确实不敢。

连想起来,真叫人感慨良多。

感概有三:一是欧洲文化保存得真好,尽管他们也经历了那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那么好的东西居然就在门上而不怕被人弄走(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三是即使我们的那些东西不捐去做子弹,后来也逃不掉被毁的命运。

下面的两张图片是国产的,是沈阳北陵公园皇太极陵前隆恩门的铜门环,那可是清王朝的皇室御用的。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换个地方,估计早就不晓得在哪儿去了。发来做个比较。

卖家当换吃的,主要是换那些大宗的如红薯红萝卜等等,当然并不是到处都是东西在等你去换,而是得有熟人介绍。记得家里第一次去换回的是五十斤菠菜,也是五角一斤(大衣柜就吃掉近一半)。

家当就这样都吃进了肚子,卖点吃点。

支撑我们这个家庭的另一个经济来源是公债,共有600块钱。是54年买的。

抗美援朝时捐了家里的全部金属,另外捐了100块大洋。54年国家再发行公债,响应号召,则把家里的全部积蓄600块大洋买成了公债(当时大洋好像还可以流通)。

公债是摇号中签,那600块钱是在59年起,最困难的时候先后中的签。

虽然白花花的大洋连利息都只能买点红苕萝卜,但毕竟它们支撑着全家七口渡过了那最黑暗的日子。

母亲在一次中了签后,买了七块高级点心,一人一个。这是我唯一一次吃到那粗劣而又昂贵的高级点心。

再回到我那得了水肿病的父亲。因为我家的经济来源只靠他一个人的收入每月56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的普通百姓普通工作人员中绝对是高工资。母亲曾在街道办的托儿所工作,59年饥荒开始,托儿所就停办了,工作就自然没了,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家庭妇女。

56元的工资是这样来的。解放前后父亲作为会计帮资本家,每月关饷银60大洋,56年公私合营后帮公家还做会计,60大洋被套改为56元工资,还算好,只降了四块钱,但已经让不少领导、同事眼热了,因为这确实是高工资。和他类似的同事不少都只有三四十块工资。这56块他一直拿了二十多年,直到退休。退休时的56元,早已不能和五十年代的56块同日而语了。

顺便说一下,56年到66年据说四川一共只调整过三次工资,每次调整,只有少量的名额,一般是领导和工资极低的人才可能得到升级。

父亲的上几辈一直是成都种菜的菜农。父亲读过私塾,读过高小,在成都正则会计学校学过会计,是著名会计大师、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第一人的谢霖先生的亲传弟子之一;父亲为人做事严谨平和、细致认真,懂书法金石,文人习气颇深;从业后声誉颇高,所以工资也一直较高(也才有积蓄去买公债),在三年灾害之前,算是在成都生活过得比较好的百姓吧。解放后划成份,因为会计是帮人的,就被划到接近工人的成份——店员这一档,真是菩萨保佑,算是躲过了后来动乱的冲击(成份的划分后面再来说)。

由于家当的变卖、公债的中签、黑市的兴起等等因素,父亲的水肿病得到了控制,并奇迹般的逐步好转;这时国家的经济也好像确实开始复苏,具体表现是对老百姓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水肿病人,开始有一些专门的供应:一个星期凭水肿病人的病号证可以额外买到萝卜一根(细长的、成都人叫的马鞭梢萝卜)、豆腐二块(成都的豆腐是以“厢”为单位,一厢横三块竖三块共九块;而北方的豆腐是论斤卖),青叶子菜一斤,猪肉二两;另外,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可以买到三钱(15克)“康复散”(炒熟的极细的米粉米糠加白糖,据说里面还加了维他命)。这些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那时候真是宝贝,因为都亲自或陪大人去买过,所以还记得非常清楚。

就这些东西,把父亲从水肿病的行列重新拉回了正常人行列。就这样,饥饿隧道尽头的光明逐渐扩大,人们开始摆脱饥饿的纠缠,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正常的生活依然是贫穷的生活。三年灾害后期的经济开放最厉害之处,就是彻底把游散于民间的资金收罗一空。“高级”点心“高级”糖、逐步开门营业的国营饭馆里限量供应的肉菜和鸡蛋、一元一碗的白糖稀饭,让饥肠辘辘的老百姓手里的现金和家当变成了极其昂贵的食物,变成了国库的财政收入。家当早已卖完,家庭的收入依然如故,虽然大姐和哥哥先后考上了中专减轻了家里一些负担,但人均的生活费用仍然只有十来块钱,不过那时候老百姓大家都穷,小伙伴们的吃穿用度几乎都差不多,没有可以攀比的参照,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精彩与否,大家把能填饱肚子的日子当作了好日子过。

还得说一下那位横行西南的高官。三年灾害熬过了,虽然他“功劳”卓著,但也再未升迁;到了66年那场更大的灾难一来,他在第一时间就被掀下宝座,据说被揍了个半死,老婆自杀,衙内之一被打死,闹了个家破人亡。当然那些能掀他下坎、有资格揍他的人并不是我辈百姓,掀他揍他也并不是为饿死的川人出气,个中缘由我辈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在这儿只说一下当时的事情而已。

再后来,这位高官复出,据说向中央要求再回四川主政;好在英明的邓大爷洞若观火,生怕他再给四川人民谋什么“福利”,坚决阻止了他并只给了一个闲职,让他终老。

繁荣的三年——

从63年起,社会真的开始繁荣了,生活物质逐步的全部敞开供应,连供给小孩子的牛奶、奶粉都有了(以前的娃娃只有吃米粉糊糊,而且经常是加盐而不是放糖,牛奶和糖对老百姓来说绝对是奢侈品。不怕笑话,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喝过牛奶,等到后来牛奶多了也便宜了,人家又在牛奶里头加三聚氰胺),鸡蛋、花生、干鲜果品、猪牛羊肉等等生活物质应有尽有,物价也大致上恢复到了三年灾害前的水平;进口的酒、雪茄、糖果、奶酪等奢侈品也出现在春熙路的“协盛隆”糖果店里,大大小小的饭店热闹非凡,耀华餐厅(成都最有名的西餐厅)也恢复了往日的气势和高贵;,除了粮食、棉布还凭票定量之外,应该说生活物资已经非常丰富,只要你有钱,日子就会好过得很。

欠老毛子的钱好像也还完了,当时的宣传号称我们国家已经“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成为世界上唯一无债务负担的国家(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味道?)。

生活物质一繁荣,其他的也就都繁荣了,电影院里外国电影天天翻新(当然还没有米国的),书店里新书不断出现,连跳“蹦嚓嚓”(交际舞)的在星期六晚上也出现了,街坊里几个中青年爱好者平时下了班拿根凳子当舞伴练习,星期六下午就早早地头发溜光、皮鞋铮亮的过瘾去了,经常引得我们一帮半截子娃娃围观。

另一个繁荣的地方是民间的,就是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那一带的市场。刚刚经历了那恐怖的“三年灾害”,政策允许个体经济和小商小贩进行自主经营,使城市里很多以此为生的人开始重操旧业;迅速给城市带来了一派繁荣景象。那一带是春熙北段,当时除了市一医院和成都市总工会各有一道大门外,其他都是围墙,实际上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空地(现在就叫广场),那时候汽车自行车都极少,也无所谓什么步行街,于是在星期天就那里就自发的形成了集市。

当时的孙中山铜像周边是一些大树,加上树枝编织成围墙形式围起来,里面是个不算大的苗圃,栽了些花花草草,也卖些盆花和插花,鲜花围绕,绿荫掩映,铜像高大肃穆,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环境既优雅,又供奉了中山先生,真是相得益彰。而现在中山先生一个人目光茫然的光秃秃地坐在那儿,远远望去,好像背也驼了,人(像)也缩了,年复一年的处于烈日与寒风之中,周边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背后再给弄上一个厕所,真叫人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铜像的后面空地里,平时是小商小贩,到星期天一大早,各种卖打药的、耍杂技的、唱戏的、摆残棋耍魔术的以及用各式技巧骗钱的,就开始操练起来,真是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如果用现在的规范语言来说,那应该叫做民间文化市场吧。

那个自发的集市(我这个水平真还无法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它后来成了个小型的集散地,所以只有叫它集市)一直延续了很久,卖过黑市的烟酒、换过毛大爷的像章,做过打架斗殴的专用场地,卖过各式各样的吃的用的,最后是卖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出版物,在此基础上曾经被改造成“龙池书肆”。历经变迁,直到现在这个样子。

那个民间的集市兼文化市场,江湖艺人们在那儿各显神通,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拿得出手的都在那儿表演,估计和旧北京的天桥有相似之处,手艺好的,看的人多点,自然观众给的钱也多点,艺人们的生计就解决了。子承父业、徒继师技,口手相授,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形式也在那里传承下来了,千百年来,民间文化就是这样传下来的,这是无法用行政命令去改变的传承方式。民间文化虽然是下里巴人,但它毕竟“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占了民族文化很大一部分,现在很多需要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都是真正的来自民间么?民间文化必须植根于民间,你要强行把它置于殿堂之上,把它变成“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矣”的阳春白雪,我想那也就变成死路一条,套用一句现在的热门学者孔庆东教授的话,就是:职业化是艺术的最大杀手。现在那些这个节那个节,几乎形式一致:尽是卖的千品一面的所谓的旅游产品和特色全无的小吃或大吃,有点表演也就是学唱点刘德华张学友之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连热闹都没得看,这样下去,那些民间艺术只有慢慢地消亡。那些民间艺术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根本没有人去给它提供市场;今天的娃娃们有几个看过皮灯影、木偶戏,有几个去扯响簧、掺牛牛儿?那些坝坝电影坝坝戏,也还是有不少老百姓喜欢的。阳春白雪有阳春白雪的观众,下里巴人有下里巴人的市场,最好不要去强求一致。

扯远了,有点偏激。

回到孙中山铜像后面那个集市。那些艺人们多数以传统武术为主,成都人对此统称为“卖打药的”;场合大的,刀枪剑戟鞭锤斧钺排列开来,十八般兵器轮番上场表演,那时候民间的冷兵器还不受限制,习武的风气也十分普遍,练硬气功的吞铁球、单掌碎石、睡钉板;场合小的,耍几趟单刀来几趟长拳;刀光剑影,热闹非凡,最受男娃子欢迎,但好像从来也没出现过什么安全啦失手伤人等等问题;这些人多以北方汉子河北河南山东的居多,是以武为艺,号称“脚踢南山猛虎、拳打北海蛟龙”,游走于江湖,顺便卖点祖传的大力丸、专治五痨七伤的膏丹丸散等等,有没得治疗效果天晓得,反正医不死你;四川本地的武师们则往往还带着浓厚的洪门袍哥的色彩,一开口就先“拿言语”:“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兄弟我多在山岗、少在书房,只知江湖之义气,不懂江湖之礼节,初次来到贵龙大码头,有不周不到之处还望各位海涵”,言语拿顺了,再扯开场子练武卖艺;耍魔术的、唱戏的、演木偶戏的、说金钱板的则以川人居多,各逞所能,说唱到精彩之处就戛然而止,收一次钱。当然你不给也可以,这个在江湖上叫做“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但一般看客从面子出发,多多少少都要给一点,小娃娃可以不给,因为他也晓得娃娃没钱。这些卖艺的人,跑江湖靠手艺武艺混生活,属于民间艺人,有的人水平是相当高的。

受到所有娃娃欢迎的是耍猴的,成都人叫“唱猴戏”,观众基本上就都是娃娃。“唱猴戏”实际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乞讨方式,由猴子表演后,手捧铜盘向围观的娃娃们讨钱。一只皮毛油光水滑的小猴子、一只瘦骨伶仃的老山羊(那是猴子表演时的坐骑)和一个装着道具(面具、戏装等等,都是猴子用的)的木箱,耍猴人把小铜锣铛铛铛一敲,娃娃们很快就围拢了,看一会儿、给一分两分钱,又开心又好耍还不耽误时间。哪像后来看一场马戏团表演票价贵且不说,大人娃娃的时间你都耗不起。小娃娃嘛,爱看动物是天性,但不一定非得去看老虎钻火圈空中飞人那种高档的和吓人的。

现在啥都没了,别说耍猴的,连马戏团都极少见,不晓得是在保护动物还是在保护人。

耍猴人很多是河南人,于是就有“四川猴子服河南人牵”的老话。那是骂我们四川人的。呵呵。

另外一些是跑江湖卖药的,人吃的药、耗子药跳蚤药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如果弄到其他的违禁品比如粮票布票他们也倒卖,这些人被称之为“跑滩匠”或者是叫“跳老海”,再贬义些,老成都人叫的“扯谎坝儿”;凭一张树子上雀雀儿都哄得下来的嘴和一张比城墙还厚的脸皮,用一点只有他自己才晓得的成份的粉粉和药膏,卖几个钱算几个钱;人吃的药吃了包治百病,除了雷打死的医不倒,另外你说是啥子病他都能医,那真叫做矮子吃了长高、驼背吃了伸腰、小娃娃吃了屙尿屙一丈多高。不过你放心,他们也有行规,那些粉粉大多是开胃健脾的,吃了绝无问题,不会出事,医不倒病也绝对医不死人;

而卖的耗子药就不好说了,那时候科技不发达,毒鼠强也还没有发明,江湖上混的人哪来那些毒药?所以卖耗子药的几乎都是假的。后来下乡当知青,听一个中年“跑滩匠”讲他自已的“战绩”:这老兄在川北乡场上,身上只剩一角钱和一点粮票,基本上已经是山穷水尽了,穷极生智,于是尽一角钱买了五个馒头,自己先吃了两个把肚子稳倒,其他三个拿到茶铺,凭一张厚脸皮,说几句好话,在老虎灶上把馒头烧成碳状,再到邮局去要两张过期的报纸,找个背静的地方把烧焦的馒头搓成粉,一小包一小包的包好,剩下的报纸找中药铺借毛笔写上“祖传强烈杀鼠药”,地上一铺就开卖,一会儿就把五分钱一包的“耗子药”卖完,几元钱到手后就开路。这种骗人的把戏实际上很简单,一是都知道乡场上耗子多,二是耗子药的真假无法辨别,至少没得哪个敢去先尝一下那东西有没有效果。

再就是那些卖“茶水变墨水”的、药水点痣的、卖退字药水的(这个一直卖了二、三十年,主要用来非法修改证明文件,现在都用打印机了,那个东西就无用了)这些都是属于卖药的一类。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很低,其实那些就是最简单的酸碱水,连现在的小学生都会做。

还有那些骗钱的,三张扑克猜人儿的、套红蓝铅笔的、摆残棋的,都以下注的形式骗钱,骗那些自认为比骗子还聪明的人的钱。这些骗术流行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更高超的高科技的骗术出现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在某些城郊结合部有时还能看到这些骗子的身影。

在那个集市和周边,当然少不了卖零碎小吃的小贩们。转糖饼儿的、大头菜串串的、锅盔夹大头菜丝子的、干水豆豉片片的,摇棉花糖的,只需花一、两分钱,就可以弄点东西混嘴巴。

转糖饼的颇受娃娃们的欢迎。那时候转糖饼的主要目标是糖饼,转来的糖饼是为了享点口福,不像现在叫“糖画艺术”,,转来把玩一会儿就丢了,即使娃娃想吃大人一般也不准,怕不干净。

糖饼是贻糖熬制的,好像就是麦芽糖,做面包时面包进炉烤制前,刷在上面就是用饴糖,用来增加颜色。饴糖其实是健康食品,只要没有在里面添加有害的东西。

那时候转糖饼的小贩还有另一样招徕生意的办法,就是“摸赵字”。“摸赵字”带点博彩性质,就是用一个小的油篓子(竹子编的,刷桐油或者抹腻子密封后用来装液体类,其原因主要是那时候还没有普及塑料制品。成都东门有条街曾经就是专业做油篓的,叫油篓街)里面装二三十个一面写有“百家姓”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一面画有各种图案如鸟鱼兔马之类的小竹片,其中写着“赵”字的同样大小的竹片只有三个,二分钱摸一回,摸到“赵”字就算是中了大奖,可以得到一条糖制的大龙,也可以兑换成数量大致相当的糖饼,或者直接用大致同等的糖做一个“巨型”糖饼,拿到慢慢享用,另外“钱孙李”三个也能有奖,只不过就要少一些;至于摸到其他的,则只有两个指甲盖大小的糖饼,算是安慰奖吧。

那三块“赵”字是事先拿在一边,有了买主才当面放进油篓子后摇匀(稀里哗啦的摇晃声是招徕买主的主要方法),以示公平竞争、童叟无欺。

卖水果的用一辆不大的两轮车推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水果,沿街叫卖,削了皮的罗汉甘蔗两分钱一节,本地出产的梨子、花红(一种比苹果稍小的水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橘子等,都可以论个卖,价钱都很便宜,因为消费的群体都是包包里没几个钱的人;

一到夏天,街上随时都能听到叫卖“蚊烟儿”的吆喝声,“蚊烟儿”是成都人熏蚊子的主要工具,类似于现在的盘香,以锯末加药物裹制而成,长约50公分,论根卖;点燃后基本上能熏一个晚上。最著名的“蚊烟儿”是“二仙牌”,傍晚,那悠长的叫卖声“蚊烟儿、药蚊烟儿,买二仙牌的香料药蚊烟儿咯”,相信这是无数老成都人久久不会忘怀的记忆。

这些是少年时代看到的成都的市民社会,耳濡目染的接受了社会教育。

63年到66年的三年,感觉是成都很长很长时间中最好的三年。感觉是三年灾害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人们安居乐业,努力工作和学习。有什么能比得上社会稳定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呢?尽管这三年很短,历史学家和文人们对这三年描述很少,但至少我觉得这三年确实是美好的。

63年读小学三年级,开始从儿童向少年过渡。记得的事情也清楚得多了。虽然三年灾害把百姓们折腾得家徒四壁,依旧过穷日子,但比起灾荒年,生活要好过得多,起码不再每天饿得冒清口水了,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初二、十六还可以打牙祭吃肉。肚子饱了,就有精神去读书和耍。

先说耍。那时候的娱乐项目基本上都不花钱,打弹子、滚铁环、摲牛牛、拍纸烟盒、拍洋画等,玩具自己准备,玩伴多为同学、街坊,课间、放学的路上、午饭前、晚饭后,随时都可以玩;像铁环、响簧这样的大型玩具带到学校里老师是不会干涉的,书包里除了课本外什么弹弓、连环画、纸烟盒乱七八糟的,只要你上课不拿出来耍,老师绝不干预,一句话就是相当的自由;另外就是逮猫儿(捉迷藏)、打仗(分两拨追逐打杀)、斗鸡(现在成了竞技的项目,叫做脚斗,还能上电视),这就需要人多和有人出来当头领带领大家,很好耍很有意思。以至于经常耍得灰头土脸的回家接受母亲的责骂。

那些耍的不少还强身健体,虽然脏点土点,还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再一个安静的耍法就是去书铺去看小人书。小人书成都人叫“连环图”。当时政策允许,就有人利用自己的临街铺面开这种专门供娃娃看书的铺子,几根长条凳供小读者就座,一个大书架摆满小人书,墙上贴的是连环画的封面,价格是一分钱看一本或两分看三本;那些连环图内容在当时也算是十分的丰富,图文并茂,当然还是以中国古代的故事居多、以后被文革所砸烂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居多,三国、说唐、说岳全传、红楼梦、西厢记应有尽有,像三国、说岳等,画得非常精美,都是现在能卖上好价钱的收藏品。星期天从母亲那儿要上二分钱,约上两三个伙伴,各人先借一本坐在一起,看完了再悄悄地互换着看,经常是一分钱看了两三本,一晃半天就过去了。实际上书铺老板早就晓得这些小把戏,只不过他不想干涉而已,因为老板本来就是街坊、长辈。

春熙路的新华书店也是一个好去处,一年四季晚上九点关门。书店大、书多,书架上的书当然是免费看的,连环画则是放在柜台里的,只卖不让看。少儿读物比较多,找好一本蜷在一个角落可以一直看到关门,只要你不折页、手也不太脏,营业的叔叔孃孃是不干涉的(文革前,服务行业的营业员的态度和质量都很好)。夏天新华书店里面还有风扇(那是寻常人家家里有不起的奢侈品),冬暖夏凉,真是读书的好地方。还记得那时候出了一套几十本的《萌芽丛书》,是文学类的,还有《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漫谈二十一世纪》、《大林和小林》、《猪八戒吃西瓜》等等,给了娃娃们很大的乐趣和启发。家里没钱给买这些闲书,很多都是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里看免费书看的。

我家紧邻“青年宫”电影院,看电影非常方便,由于故事片一场要二角五分钱,所以再方便也不可能经常看,而学生专场则只要一角钱一场。所以,还是看了不少,主要是看打仗的。国产的电影描述战争的居多,那几年电影业发展得好,出了不少当时很受欢迎的影片。另外那几年还引进了不少外国影片,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有印度的、法国的甚至还有香港的等等,有些电影真的好看,比如《史前探险记》、《三宝磨坊》、《巴格达的窃贼》、《夏伯阳》等等;而大人们则更喜欢看那些法国、香港的。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给烈士扫墓那真是像过节(现在的小学生**游),全校三年级以上的都去。很奇怪的是,我们那个小学每年去祭奠的是人民公园里的“保路死事纪念碑”而不是去十二桥的革命烈士陵园(此事后来在文革中成了学校校长的反革命罪状之一),现在想来其实也不奇怪,辛亥保路运动是川人最值得骄傲的一场抗争。

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周年了,在这儿多说几句关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以此缅怀一下我们本乡本土的先贤们。

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四川人想改变长期的闭塞现状,便利交通、发展经济,自己筹资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一条铁路从成都直通武汉。“要想富、先修路”,看来这一思想早在100多年前就为川人所熟知。于是在士绅们的组织下,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请了著名的詹天佑先生做总工程师,经过好几年的准备,款也筹到了(坚决不收洋股。全川人民都出钱入股,农民则是从收成中抽实物入股;这样就肥水不流外人田、肉煮烂了在锅头),清朝政府也同意了,路线勘察的差不多了,最险峻的路段宜昌到重庆已经开始进行前期的路基清理。这时已经是1909、1910年了。

结果,遭洋人打怕了并且穷疯了的清朝政府收回了曾经的批准,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的筑路权抵押给了美英等国,并准备另外发行股票。这样一来,“川汉铁路公司”和全川人民的前期准备和已经花费的大笔经费就打了水漂;同时,外国控制了铁路权,实际也就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和行政管辖。这是当时川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方式。几乎同时,湘、鄂、粤诸省也爆发了保卫路权的斗争。于是,四川的各阶层先从士绅们的和平汇报、反映、交涉、谈判,到四川总督赵尔丰耍横用强、武力扣押谈判代表并几次枪杀请愿民众,再到全川罢课罢市、袍哥大爷们有组织的闹事,直至成立“同志会”、“同志军”和清政府真刀真枪的干了好几仗,前后牺牲了不少同胞;到1911年的9月25号,现在隶属于内江的荣县在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先生的带领下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了。这是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地方政权。要知道,这是比武昌首义打响推翻帝制第一枪还要早半个月呢。

四川的保路运动,是引爆推翻帝制的导火索。

接下来全国闹共和,帝制被推翻。四川成立了大汉军政府,杀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归附于民国政府。

后来的一二十年中,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连云南贵州的军阀都来凑闹热,打来打去,一直打到刘湘将军摆平各路诸侯,统一全川。

接下来又是抗日战争和内战。

川汉铁路最终没能建成。直到现在。

后来,川人在当时的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建立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以纪念在保路运动中的死难者和革命先驱。四面碑文的大字为四川当时著名书法家赵熙、颜楷等四位先生所书。

通高30多米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在文革中没有被毁,不知是运气很好还是体量太大没法整,反正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供后人凭吊。也就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奠念先贤的地方。

在提前就兴奋了好几天后,早上穿好唯一的白布“衬衫”,戴好红领巾,揣好母亲给的三角钱(后两年涨成五角),列队出发,唱着歌儿,步行前往人民公园,这一天公园对我们不收门票。

祭奠仪式很简洁,主要是因为没有领导去讲话,好像那时候讲空话的人也不多。摆上几束学校事先准备好的鲜花,列队三鞠躬,唱少先队队歌和一首缅怀先烈的歌曲,仪式即告结束。这以后就自由活动,下午自由回家。

然后剩下的大半天就是疯耍和买东西吃。

那时候三角钱可以买很多吃的。盐茶鸡蛋三分一个;凉粉凉面五分一碗;很大、肉很多的锅盔夹卤肉一角一个。三角钱可以吃的很幸福;后两年有五角钱自由支配了,就更让人愉快,不仅可以吃更多的东西,比如花五分钱买一只平时根本不可能买的牛奶冰糕等等,还可以约上几个伙伴下午去动物园去玩(那时动物园在百花潭公园),看四点钟老虎狮子们开饭。

清明的祭扫既缅怀了先烈,也是一次春游。那时候人的思想都很纯净,社会也很安全,好像带队的老师从来没去想过男生会不会掉水里淹死女生会不会被人拐走之类的安全问题,更没想过万一出了事如何去应对家长,所以给学生的自由度很大,耍起来就非常愉快。

耍归耍,书还是要认真读的。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人们的认识也就有局限,老百姓子女初中读完能考上中专或技工校就很好了,一般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找个工作能当个工人也很不错,至于读高中甚至读大学,那一般都是梦想而且是成不了真的梦想。因为读高中和读大学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智商和毅力,更需要的是家庭要有足够的经济来支撑你读完高中到大学这七、八年以至更长的时间,这笔花销在当时可是一笔巨额款项,很多聪明的娃娃放弃学业而参加工作,这是最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家庭的成份问题)。而中专或技工校一般都不交学费,而且还有生活补贴,这样就解决了家庭对娃娃的大部分经济负担,学生的工作在毕业后也随之解决,虽然学生毕业后会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家长也不知道。

那时候社会最缺的就是有一定知识又愿意学习技术的工人。而当时的这些初级的知识分子们是很愿意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去的,老百姓的子女嘛,做活路爱劳动是本份,未必你还想当官?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提倡“实现人生价值”,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也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有多大。

不过,混了几十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人生的价值到底应该有多大,更不知道人生的价值怎样才算得到了实现。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多得像老北京胡同泥巴墙里的土鳖”(刘心武先生语)的芸芸众生,现在能实现的可能就是后半辈子吃得饱穿的暖活得拢七十岁;如果是这样就算人生有了价值,那这人生价值也过于简单;而年轻的时候又一直在为温饱努力,加上一无所长,琴棋书画不会、洗衣煮饭嫌累,浑浑噩噩,根本不知世间上还有人生价值一说,以至于闹了个老大徒伤悲。

莎士比亚老先生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实际上十分短暂。但是如果就这样卑微的活着,就那就显得漫长了。

而到了现在,社会的舆论动辄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资产过亿”、“生意做的嗨、半夜都出差”等等,才让我几乎领悟到,是不是人生的价值就是挣大钱、当大官?

从小到老,曾经有无数的老师、领导教育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他们从来没有明确告诉我,怎样才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所以经过了极度贫穷阶段和正在经历的极端拜金时期两个时段的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人生价值到底为何物。

社会的组织和宣传也很到位。一些初中改成了“半工半读”学校,新办的技工学校也出现了不少,更多的学生向工人阶级的行列迈进。我们这些小学生的音乐课教唱的“我有一个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工人当”“我有一个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一类的歌曲也更多了。到现在还都记得这些歌,可见当时的深入人心。

结果后来这两个“理想”都成了真,“理想”与现实得到了严丝合缝的充分结合。工人、农民都当了,还因为当时运气来登了,误打误撞的去当了几年解放军,工农兵学,都算是干齐了。由此可见,谎言一千遍可以成为真话,真话一千遍就绝对能成为现实。

写到这里,我忽然好像有了一些领悟:普通老百姓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是努力去做好一个普通老百姓?“守份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好像有点消极,不符合现在的社会潮流。

那时候工人、农民、解放军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至少在宣传上是这样的。至于其他的待遇那就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们的老师从内心里是很想培养几个大学生出来的。

不能因为今后可能只会读技校而不认真读书,也不会因为以后的前景黯淡而自曝自弃,实际上那时候根本想也没想今后怎么样或者会怎么样,一切都顺其自然,该读书就好好读书吧。

那时候学习是很轻松的,每天的几节课除了语文、算术是正课外,其他内容很丰富,音乐(以唱歌为主、全校只有一架旧风琴)、体育(很简陋,主要是做操、跳绳、教身体的协调性,甚至还教下棋)、画画(铅笔蜡笔)、珠算(学打算盘)、写字(写毛笔字)等等;琴棋书画、摸爬滚打,学的东西真还不少,而且很适合娃娃们的活泼的天性。不仅如此,所有学习的内容包括练习基本都在课堂上完成,只有很少的家庭作业,放学后就是耍的时间。

最有意思的是写毛笔字,那时候还没有墨汁,自带文房四宝纸笔墨砚,自己磨墨,经常搞得一手一脸成花猫,有的同学带的是家中祖传的端砚,有的同学拿的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雕龙刻凤的古墨,教写字的老师称赞几句,那就得意得不得了。那时候,可以算得上古董的东西很多,很多家庭或多或少都拿得出几样来。

学习安装矿石收音机是那时候学到的科技含量最高的知识。一小圈漆包线、几只二极管加上一个小的喇叭,就可以安装一个所谓的矿石收音机。其中用漆包线绕线圈是关键。在老师的指导下,几经捣鼓、锡焊,居然能收听到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只收听得到这一个台),虽然音色音质都很不好,也维持不了几天,但总是自己做的,也足以让人十分的兴奋。但由于这些工业产品类的原材料很不好找(也买不到),就只好在同学之间来拼凑,算是资源共享吧。

老师们教的很认真,无论教哪门课的老师,都试图把自己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那时候也好像没有什么主科、副科之分,也没有老师去强调自己的科目重要或者对升学有什么影响,所以真正从老师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那一代人后来的生存环境差,全靠小学学了点东西,才不至于过得太惨。在后来当知青的时候,有的知青在村小代课的(甚至还有去高中代课的!)、有的知青在生产队当会计的(会打算盘、字写得好),还有借到公社去做管理工作(当然是临时的)等等。

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负责的态度,给娃娃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班主任的家访是经常和不定期的,也不太正式,路过了,进来和家长摆几句,经常是拉家常而不是告状;任课教师平时慈祥,上课时要求则非常严格。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是女老师,也是我们班主任,年龄和母亲差不多,对我们极好,要求也极严。比如上课的时候要坐直(怕娃娃坐久了成驼背),看书写字时眼睛必须离书本至少一尺(怕成近视),至于上课时不准说话、搞小动作当然是基本的(好像现在对小学生的要求更严格)。老师还有一项绝活,就是手上的粉笔打人,出手很准,几乎是百发百中(也偶有失手打中目标后面的同学的时候。如果她去习武,暗器肯定是把好手),班上比较捣蛋的男生几乎都挨过。一次上课中,我趁老师转身擦黑板,试图把一本连环画还给同学,结果是老师一转身,手上的东西正中我的眉心,不幸的是她掷出的是手上的黑板擦。非常痛且眼冒金星,已经五年级的我很没面子的嚎啕大哭,但也无济于事,如果再哭还可能被罚站。本课结束前老师专门用了几分钟当着全班,对我点名批评,有几句话至今还犹然在耳:骄傲自满、华而不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我直到现在听到的对我最负责任和最中肯的评语。这几句话的起因应该是班上组织的故事会,因为照猫画虎地讲了一个现从《萌芽丛书》学来的故事,受到好评而有点得意忘形。挨了打还挨批评,脸皮再厚也比较郁闷。更喜剧的是回家吃饭时母亲发现了我头上的那块淤青,就问是咋的,我说是老师打的。话没说完母亲就表了态:该打、下次见到老师我叫她还要打!长辈打晚辈、老师打学生,很正常,因为讲的是黄荆条子出好人,是可以不问由来的,打你是为了你好。师道尊严、长幼有序,那是很严格的。

给脑袋上的青包抹点生清油,下午继续上学。

真不知道是我们那一代的脸皮太厚、中封建流毒太深,还是现在的人的情感比我们脆弱、比我们更有尊严。这种事如果放在到今天,多半会出现好几种不同的结局。

后来下乡当知青,公社小学一青年代课老师,当地人,淳朴、温和而强壮,业余时习点武术,他的教鞭是一根重约五公斤的短铁棒,既做教鞭又练手劲。时间长了,对他来讲铁棒已经感觉份量很轻。一天上课,一学生捣蛋不止,他走上前去告诫几句后,用教鞭随手敲了那孩子脑袋一下,那孩子一声未吭,软软地就倒在了地上。这老兄居然忘了自己手上拿的是铁棒!那天我正好在小学里(临时帮代课的知青代几节课),赶快帮忙去找医生,一番周折后,那娃娃也醒了,医生也说没事(公社医院根本没有任何检查设备,也只有一个唯一的医生,而当时的县医院也只有一台破旧的X光,所以医生说没事就没事了)。下课后我陪那老兄把娃娃送回家,当然还是怕出事。那家人是当地典型的农户,贫穷而淳朴,送到后,尽管那孩子脑袋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包,家长还千恩万谢,说的话居然和我母亲完全一样:打得好、再捣蛋就再打。

这已经是经历了大动乱的七十年代的中期,但是农村的百姓们仍然保留着对老师、对知识的崇敬,保存着尊师重教的古风。东方文明延续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肯定是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的。当然体罚不一定正确,特别是在当今这样的社会,体罚更不一定能收到效果。

真心地感谢我的老师们,慈祥而严格的她(他)们给我们的那些做人做事的教诲让我们一辈子受益。

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传到我们这一代大概就转了向,那是文革的结果,后面我们再来细说。我们那时的道德教育是耳濡目染和耳提面命相结合,在学校老师要讲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外,更多的还是老的传统的思想、传统观念在做支撑。先不说传统的东西对不对、适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反正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这些。那时候的长辈们讲的是道德、良心,讲的是忠臣孝子、讲的是“君子固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本分做人,甚至教的是吃饭摆筷子(摆放整齐是尊重别人)、**脱鞋子(脱下放好是生活有序)、吃饭时要等长辈先动筷子等等。至少在老百姓中、哪怕是不识字的老百姓都讲究这些,教育娃娃也是这样按老辈传下来的教育。“人之四维:孝悌忠信;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实在对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没有“文化大革命”,估计这些传统的、古老的文化和道德观念还是有继续传下去的可能。

既然从小就受这种的是旧的教育,那么做人做事都是按老师、长辈的要求去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社会不齿的,在娃娃们看来也不齿。那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小偷极少(大偷甚至于强盗几乎是没听说过),我们那个大杂院二三十家人,可以说社会上什么人都有,除了一个老姆姆据说(也仅仅是据说、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更年期作怪)有乱拿东西的可能外,没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而学生当中更是如此,连拿人家橡皮的都没有,如果有任何不当行为,那是相当的被人瞧不起甚至有被孤立的危险。

时代的不同,娃娃们崇拜的对象那是肯定的不同。由于传播媒介的不发达,能崇拜的歌星影星不多,虽然如王心刚、白杨等早已成名而且也漂亮潇洒,但娃娃们崇拜的往往是书本里、电影里的角色而不是演员本身。这些角色既有白袍银铠一身是胆的赵子龙、也有八锤大闹朱仙镇的岳云;有中国的红军八路解放军的李向阳、杨根思、黄继光等战斗英雄,也有苏联的夏伯扬、马特洛索夫和保尔。柯察金,向往的是象《黑海水手》那样,驾驶着舰艇去和敌人战斗。幼稚的心灵和幻想,崇拜和向往的都是作为战士和干活的人,虽然有点可笑,但毕竟还是符合百姓娃娃的身份的;至于威风凛凛的斯大林元帅、关帝爷、岳元帅高不可攀,敢去崇拜的人不多,只能是高山仰止,感觉上那是另一个档次的神一般的英雄。

学习归学习,崇拜归崇拜,耍归耍。那时候也还完全不知道咋个去把所谓的理想和今后的现实结合起来,毕竟还是少不更事。物质是贫乏的,但精神是愉快的,这大概就是穷欢乐吧。至少压力没有现在的娃娃那么大。前几天早起出门,在小区里看见一个小娃娃,穿的是小翻领的西式正装衬衫,臂上带著一个两道杠,拖着一个带轮子的装得满满当当的旅行箱式书包,一脸倦容,边走边打着呵欠,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正好一起出门,搭讪问了一下,四年级。这不像是学生,倒像是职场上打拼为生计而奔波的职员。四年级,离高中毕业都还有八年,路还长着呢。现在的娃娃,讲的是不输在起跑线上,我的理解那就是让娃娃从一年级就开始冲刺,淹没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书山题海中,哪还有欢乐的童年少年呢。

我真为自己那愉快的少年时光而骄傲,尽管那是贫穷而短暂的少年时光。没有冲刺的督促、没有班级年级全校排名的压力、没有那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和才艺展示的学习。我们有的,是上学的乐趣和放学后的自由。

给孩子们多一点自由吧,我们既然想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子,为甚么不去让他们的身心更愉快呢。

积几十年的经验,娃娃的成长是循序渐进的,揠苗助长的方法后患无穷。而且娃娃的身心健康是成长中最重要的一环。

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当然,具体操作起来要难得多。

读小学时有一首歌,其中两句“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至今记忆犹新。温室里的花朵命中注定是早就当不成了,而被生活的暴风雨淋成落汤鸡倒是常事。好在从小在粗劣的环境中磨出了一副虽不强壮但结实耐用的身体,以至于后来生活条件的更加恶劣、精神上的屈辱、前程的渺茫和工作的重压,都应付过来了。

所以我始终认为,保持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

“文化大革命”时的成都——

——文革开始之前奏

成都人的性情悠闲散漫,好逸而不恶劳,以能说会道、爱看热闹而著称。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农耕时代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人们衣食无忧,于是散漫和爱偎堆堆成了一大特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这些特点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是集疯狂、荒诞、恐怖、离奇、可怕、混乱于一体的历史时段,但我辈不是历史学家,也没兴趣去研究它,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和经历者(还没有资格去参加、小学还没混到毕业),看到了听到了经历了很多悲剧喜剧(悲剧居多)和很多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事情,摆出来和大家共同回味那一段可悲可怜可叹的岁月。

但是,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的回忆和经历毕竟十分有限,对问题的角度、认识和了解程度也不可能全面,所以,只是把这一段时期成都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做故事讲出来(也仅仅局限在笔者所知道的范围),而不是去讨论和点评。

文革的开始实际上是有前兆的。

六四年的“四清运动”和那些报纸的宣传之类对于普通老百姓关系好像不大,很多单位的干部被分为“四清干部”和“四不清干部”,尤其以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被划分得最多。但那些确实只是大的政治运动的前兆。而重新大讲阶级斗争,让很多旧社会过来的、早就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人又开始惴惴不安。既然是斗争,那肯定就有被斗争的对象。不少大人私下也有悄悄地议论。有一部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实际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高调出演,连我们小学生都必须去看。同时一些外国的、格调不高的电影如《新婚第一夜》、《夜夜盼郎归》之类的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那个“千万不要忘记”讲的是一个青年工人在资本家出身的丈母娘的挑唆下,忙于搞副业(打野鸭子卖钱),间接地破坏了重要的革命生产。实际上讲的是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阶级敌人。

唱的歌曲也从轻歌曼舞、阳光鲜花变成更多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类的了,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等凡是可以骂的都加入到了歌曲之中。忆苦思甜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主题,刚吃了几年饱饭的人们,就在上级的要求下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学校和单位一时开忆苦会、吃忆苦饭成风。忆苦饭是免费的,我们小学也吃过一次:老莲花白叶子切碎加在稀饭里,放一点盐,自带碗筷,一人一大碗,稀里哗啦吃了,形式走到了,苦也就忆了。话又说回来,当时的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本身也比那个忆苦饭也好不到哪儿去。估计因为我们还是小学生,忆苦饭做得尚能下咽;听大人讲,不少单位在食材相同的忆苦饭中,还加上数量很多的谷糠和麦麸,几乎与喂猪的潲水一样,以至让大家吞咽起来十分困难。

一时间,地主迅速成了最热门人物。大邑县的刘氏庄园(著名的四川大邑刘家、后面还要说到他们)迅速被改称为“罪恶的地主庄园”,塑起了雕塑群“收租院”,各单位纷纷组织前往参观,主要是让年青一代进一步了解和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真是观者如潮。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旅游的概念,不然当地真还能大赚上一笔。我跟我大姐单位当年去过,除了对据说是刘家的“水牢”还有点印象,其他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几十年了就没再进去过。前几年一次路过,地主庄园已经早就改成博物馆了,因为门票要收六十元,觉得实在有点心痛,也就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现在,也不知那收租院的雕塑放哪儿了,想来也不会再放在里面吧。物是人非,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另外就是请当年被地主剥削压迫的苦大仇深的人忆苦。四川忆苦最有名的那个中年妇女,在成都至少忆过几百场,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请她去讲过,我们小学也请过她,听她用那浓重的大邑土话,讲述在刘家坐水牢、受压迫的经过,当时听得女生们哭声一片。后来才听说那都是编的故事,是根据某种需要而专门定制的。不过,那妇女的表演天赋确实令人叹服,大字不识的一个妇女,天天讲谎话而神色不变也真不容易。直到大动荡开始,她才销声匿迹,后来也不知所终。当然,她也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

四川当时还出了一个勇斗老地主的少先队员刘文学。大概是59、60年的事。地主偷集体的吃的(地里栽的辣椒)被刘发现后,地主将刘掐死。后来地主被枪毙,刘文学成为少年英雄。“渠江水,弯又长,有颗红星闪光芒,少先队员刘文学,英雄故事传四方”唱的就是这件事。这些是当时宣传的情况,具体的事件、过程我也没去考证。为了几根辣椒,地主居然杀死少先队员,不可谓不穷凶极恶矣!不可谓不属于阶级报复矣!正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历史的地主有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现实的有杀害少年英雄的凶恶地主,于是,地主这一阶级迅速蹿升成敌人之首,成为定成份时“地富反坏右”的第一名,比反革命的排名都靠前。文革初期的大抄家,成都的前任地主们几乎无一幸免,想来和这种宣传也不无关系。

地主们,说到抄家时我们再见吧。

65年的下半年和66年的上半年,政治运动的火药味就很浓了。那时候报纸少,一般老百姓既买不到,当然也就看不到,有收音机的家庭更是寥寥可数,所以什么“海瑞罢官”之类的都是从老师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老百姓感受得到的还是唱的歌和电影。

歌曲里头叮叮咚咚的、雄势的唱解放台湾、唱不爱红妆爱武装、歌颂毛大爷及其诗词异乎寻常的多起来了;歌唱大自然的、轻柔的、温情的几乎就没有了。一些歌曲和电影也受到批判。66年上半年的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早春二月》等,给人们的感觉是运动真的来了。

实际上,《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并不是新鲜的电影,那都是三、四十年代拍摄的,换句话说就是国民政府时期拍摄的老电影,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可能看过,现在却把它们弄出来批判。

批判电影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哪些人能看、票从哪儿来,不知道。搞得很神秘,但又在大肆宣传。少不更事,很想看或是很想知道是咋回事,问大人,都说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怕祸从口出),而大杂院里好像也没有哪个有资格能弄到这种内部电影票。好在电影院就在旁边,那就有空就在那门口转,看有没有机会能混进去。那时候电影院是凭票入场、一票一座、对号入座,尽管电影院守门的叔叔孃孃也认识,但是绝对不会放没有票的人进去的,所以就只好自己想办法混进去。在几次几乎得手又被撵出来后,一次终于夹带在一帮气宇轩昂的大人中进去了。由于无票,因而找了一个靠边的位子,提心吊胆的看了一场《武训传》。

看完了回来的结论是三个字:看不懂。但值得骄傲的是大人娃娃们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率先看过了批判电影。

《武训传》讲的是武训筹资办义学的事。这位山东籍的武老先生家贫没读到书,立志筹钱在家乡办义学就是办免费学堂,让贫苦百姓的子弟能接受一些教育。这武老先生历尽千辛万苦,吃得孬穿得烂,讨口挨打,终于办起了义学,让贫穷的乡党子弟有了读书的地方,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后来,当地头面人物将他的事迹上奏朝廷,受到了当朝皇帝(好像是咸丰皇帝)的表彰并赏穿了一件黄马褂。这是真人真事,是清朝中晚期山东的感人事迹。放到现在,多半能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而且还会排名靠前。

申明一下,这些内容是后来看书才知道的,并不是看了电影记住的。如果记得住,那就是神童级别的了。

但至今还记得住电影的几个情节。一是那电影因为是被批判的,所以在中间**了不少批判者的“旁白”,其中最多的是“武训,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二是武老先生为筹钱办义学,让人打他取乐(相当于现代社会供人泄愤的人体沙袋),“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那些人还真打,当然也给钱(至少那些打人取乐者还算诚信),还有就记得武训开始是个比较英俊的小伙子、后来白发苍苍。这老先生真是可敬、可佩、可叹、可怜。

当时也不懂,这就叫做信念。

实在让人想不通,这样一个堪称伟大的传奇人物,不为名、不为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穷人教育慈善家(这样称呼他老人家不知道合适不?),怎么又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呢。难道非得要他提起菜刀去劫皇杠砍皇帝?

现在知道武训武老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不知道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员、大款、“慈善家”们,如果面对武老先生的先进事迹,会汗颜吗?

后来才知道批判《武训传》是毛大爷钦点的,涉及到了思想领域的东西,我们就搞不懂了。

接下来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黑帮是一家”,吵吵得很厉害。

经过一段时间的蕴酿,出了个“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大动荡、大乱套的文革初期——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极其恶劣的影响。造成这一恶果肯定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当权者,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自己搞乱自己的怪事情,历史工作者自然会去评说。所以,我只能用一个少年的眼光和语气去描述文革,因为那时我才十二岁;但我又不可避免的要用现在的和一个老年人的眼光去看待去描述过去的那一段复杂而动乱的十年,虽然这些事情仅仅是十年动乱中一个小小的侧面;此外,也只能用一个草根百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历去描述那段时光。大家当成故事来看,只能算是成都市民的一小部分闲话而已。

文革十年,如果叫我用几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前期乱、大乱;中期是打、武斗;后期是争、争权夺利。当然,乱和争权是一直贯穿始终。这个乱,一直到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取消“四大自由”中的“大字报”,才算基本平静下来。

关汉卿老先生在好几百年前就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真是至理名言。成都人的老话则叫做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受苦吃亏的反正都是百姓。

文革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要搞啥,只知道是政治运动。这也难怪,毛大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应该是大家都猜不到。不过没关系,几个口号一出来,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本来不想再去重复那些令人无法理喻的内容,但没有办法,不把这些给大家交代一下,后面的事情就会显得没头没脑,就说不清楚,所以还得多写一些。当然,经历过文革的人,了解和理解肯定比我深得多。

不过这一段写得有些乱,一是因为当时本身就乱;二是当时的头绪太多不容易描述;三是由于本人当时还小,自身又局限于只了解成都的一隅的事情,所以就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感觉是一句毛大爷的语录确定了文革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

那么,该造谁的反呢,严格的说,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年,大家都是新中国的子民、是“内伙子”,大家都在同一政府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的敌人是哪个呢,标准很快就有了,“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不过,老百姓也并不知道谁在反对毛主席,即使是想反对他老人家的,也绝不会把那几个字刻在脑壳上。高层的事情,哪个晓得呢。感觉是很多人跟着在瞎起哄。

文革开始不久,响遍全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口号提醒了那些梦中人。这不是叫你去乱中夺权吗?大动荡就是叫你去搞乱(因为那些牛鬼蛇神要反对毛主席);大分化是叫你去拉一帮人(官方说法叫发动群众)出来另立门户,大改组就是把权力重新分配。一句话,就是用造反的方式,把原来手握权柄而又不属于一个派系的赶下去,把权力重新掌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手上。归纳起来两个字:夺权。

毛大爷的权是肯定无法夺也没人敢去夺,那是因为他已经是神而不是人了,中国几千年,你见过谁敢去夺玉皇大帝的权吗?而且,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他老人家也没糊涂到想挑战自我吧。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就近夺本地本单位的权吧。反正我们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的。

夺权怎么夺,掌权的人肯定没有傻到自动交权的地步。那就只有把心思放到“夺”上,放在乱中取胜上。正所谓“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语录)。不着急,很快扫帚就交到你的手上了。这把扫帚就是“四大自由”

按理说,夺权与否给老百姓没多大关系,你夺你的权,我上我的班,挣钱吃饭是百姓的本分。只有那些早就想分一杯羹而又不得势的,才去想法夺权,不为吃锅巴,哪个在锅边转呢?但是,上面号召的是要发动群众,让群众去夺权,也就是先把水搅浑再说。谁来带领、代表群众呢,那就看谁闹得凶、谁的脸皮厚、谁的本事大了。而发动群众的工具,也是“四大自由”。

四大”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一自由,就意味着可以发表任何过激言论,可以无约束地、有根有据的或者无中生有的用所有的恶毒言论攻击任何你想攻击的任何人和事。当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本人及其亲属除外,除非你是寿星佬儿吊颈——活得不耐烦了。

“四大自由”中最厉害的是大字报。用它来攻击人,既可以不署名、也用不着面对面的交锋;心理阴暗点的,趁天黑了没人看见就悄悄贴出去,第二天当事人的名声就基本扫地了,性质严重的,当天就可能遭停职审查;没有人会去关注大字报内容是否真实,也不会有人去核实那些内容的可靠性,人们只是关注大字报引起的反应程度;加上没有署名,搞得连哪个在弄你都不晓得。如果说你什么当过叛徒特务、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派杀过人放过火,政治上有大问题等等,说实话这还要找得到基本的先决条件和依据,你还可以拼老命去辩解,还可以请求或者哀求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组织”对自身进行调查,因为那是涉及到饭碗甚至脑袋的特大问题,虽然当时的“组织上”那些领导大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很多人还是负责任的,也还可以安排人去了解事件的真伪(不久的时间那些领导被彻底打倒后,真正就是哀求无门了);但是,如果有人说你曾经弄坏过毛的画像、说你三年灾害多吃了集体的东西,甚至说你**过女厕所,那你就百口莫辨了,因为这种事情是无法拿出证据来辩解的,你总不能见人就说你没偷吃过东西或没**过女厕所吧。这类的事如果仅仅是被搞臭了名声,那算运气很好;如果有人揪住你不放,一直追下去,以**女厕所的罪名都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这在当时叫做“上纲上线”(后来叫做扣帽子、打棍子),是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归结到对待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上的。不过,一旦在大字报榜上有名,不管是哪一类的事,你的工作职位就基本耍脱了,等待你的是另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打扫厕所。文革的前期很多单位一度打扫厕所的清洁员人满为患,一个厕所十多个人打扫,而且净是本单位曾经的头面人物,学校里扫厕所的,基本上就是校长、教导主任这些人。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老先生,就曾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亲自”担任打扫男女厕所的任务。

非常有意思的是,文革一开始,一切法律、制度、规则、秩序、道德、良心和习惯都就迅速的荡然无存,一切事情的准则都是以毛主席语录即毛说过的话作为判断标准,哪怕你故意断章取义、哪怕你专门曲解原意,反正那些话都是绝对正确的;而且造反的人们用异乎寻常的速度掌握了这一方法,似乎以前的一切包括法律秩序道德良心传统等等都不曾存在过一样。同时在一夜之间,仿佛阶级敌人在全国遍地都是,人人都可能成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在当时,这叫做天下大乱,而且“就是要天下大乱,乱了阶级敌人,纯洁了革命队伍”

还是以我们小学作为缩影。毛大爷曾经说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番话当时是针对哪个说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动荡一开始,用这段话足以彻底颠覆全国的大中小学。既然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学校,那么校长和学校的领导层肯定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理,老师们肯定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就必须推翻,把权力重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上;谁是无产阶级呢,当然就是那些造反的、打算从校长那儿夺过权力的本单位职工。

这种形式在成都的所有单位几乎都一样(估计全国也一样),一帮自诩为无产者的要推翻掌权者(这些人如果称之为无权者更合适),而掌权者也会有一帮自己人奋起抗争,人们很快就分成了两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也有一些人不怎么参与,那就是骑墙派和逍遥派)。于是批判和反批判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辩论会连绵不断,双方互揭老底,什么最恶毒就用什么去侮辱对方,祖宗八代、妻室儿女、平时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甚至婆娘内衣**的颜色,都是相互攻悍的内容,一度保皇派好像还占了一点上风,毕竟保皇派在这时还是正统的单位领导。以至于当时还出现单位的领导们白天接受革命群众的造反批斗、晚上开会再来研究工作和生产的奇观。因为,那些领导还没有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也没被同样处境尴尬的上级所免职。

遵照上级指示,学校因为要闹革命,就停课了。这叫做“停课闹革命”,这和69年的“复课闹革命”倒是有点相映成趣,反正停课复课都是革命。开始还到学校去看大字报、听那些起来造反的老师们吵架,知道了一些秘闻如校长是反革命某个老师是地主婆谁的婆娘用红旗的颜色做**也属于反革命等等,很刺激也很无聊。把这些拿回家一说,挨了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后(传统观念应该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就是知道了,也不该拿来到处说),也就不再到学校去了。天天到街上去看热闹、捡传单、听吵架,肚子饿了还是得回家吃饭去。

春熙路、盐市口是城市中心,一切秘闻、丑事、国内形势乃至于中央文件(转抄的,也不知真伪)都可以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天女散花般的传单、声嘶力竭的演讲中看到听到。那时候街上可以贴大字报的地方:墙上、门上、行道树之间,到处都是标语和风格各异的大字报,最多的是“炮轰、火烧、油炸、踩扁”和“砸烂谁谁的狗头”之类的。街上的这些,多数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大多数都是针对本地的最高机关的。

一天,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少年郎,闲逛就逛到了玉沙街的西南局(当时在全国设有几个大的局,如西南、中南、西北、东北等等,西南局管辖云贵川滇藏等省区),那里曾经是官仪十足、戒备森严;现在却无人过问,随进随出。大门口贴着一副巨大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庙这神灵其实已经够大的了,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属于老大级别;池水估计也很深,不过里面究竟有多少王八,那就得看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了。西南局大院里面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示威的、静坐的、声嘶力竭演说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叫声那真叫响彻云天。很快,到中午,就开饭了。馒头菜汤随便吃,是西南局食堂为前来造反的革命群众预备的免费餐。我们几个人虽然小点,但也可以权充一回革命群众,吃了几个馒头后,顺手还捎带了两个在回家的路上吃。很奇怪的是一些正而八经在那儿闹革命的人却边吃还边骂,认为西南局的老爷们躲在楼上吃大鱼大肉,对革命群众则用馒头菜汤打发,搞得那些送饭的师傅们一头大汗还不断地赔笑脸。后来才知道,当时大多数政府机关都为前来造反夺权的革命群众准备了免费餐。一大帮人来这儿吵闹骂人、造反夺权,被造反的还得管伙食,实在是奇哉怪哉。这就颇有点吃大户的意思了。

吃饭的楼前就有很多人在那儿静坐,不知道是哪一派在示威还是抗议。开饭了,静坐的人们也加入了吃馒头的队伍。楼门口正好也贴了一副对联:“东奔西窜跑累毬就静坐;干饭馒头吃饱了来绝食”。真正是既应景,又合拍。绝妙好辞。

成都人好像对对联情有独钟,也许是蜀中多才子的缘故吧。这种悠闲文化在老成都的旧文人中扎根很深,以至于在四川一直延续,很多思想、意愿、情感、感受,都可以用对联来表达。从保存完好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的名人名联就可以看出成都人对对联的钟爱(尽管这两处和其他很多名胜古迹的对联的作者并不是成都人),而且联想十分丰富。九十年代四川的足球十分火爆,成都成了金牌球市。甲A联赛中一次四川队与深圳队比赛,四川队的主教练是余东风,而深圳队的主教练是周穗安,四川球迷打出的横幅是一对联:“东风不与周郎便深圳方知蜀道难”。借用了火烧赤壁的故事和杜牧的诗句,巧妙地把两个主教练的姓名联了起来,也真亏的这些球迷想得到。

因为没回家吃饭并且在外面混了公家的免费馒头吃,回家再一次挨了一顿臭骂;我家大人仍旧是古风犹存,认为不该你去吃免费餐,混饭吃更是一种无赖行为,应该是“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并严令今后少出去游荡、必须回家吃饭等等。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虽然于家庭无补,倒是让我后来少惹了不少事,也让已读中专和中学的哥姐们没有去参与接下来的什么抄家武斗之类的坏事。这也算是一件幸事吧。

从五一六开始,短短的几个月,社会已经完全乱了套,机关和生产单位很多都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大家都去闹革命、不生产不工作了。但是,无论怎么闹,保皇和造反的两派的争论基本上都还停留在用高音喇叭辩论、争吵、辱骂和写大字报、发行小报上,双方都声称自己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方是地主资产阶级,说实话这种是非没有人能去分辨也无法分辨,更没有人有资格敢于站出来仲裁评判。就像一场足球赛,无论攻守双方怎么犯规,裁判都不判罚,裁判在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应该就是“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也只有弱智者才会如此为饿死三千万人辩解呢。大饥荒饿死人能用全国人口平均吗?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和县、甚至同一地区或县的不同村庄,饿死人的数量也大有不同。例如只有五百多万人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实际不止一百万,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不要再统计了!光各县报上来的就一百万了!见张树藩先生回忆),有的村子甚至饿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这个说法是很客观的

虽然当时已经很乱了,但是双方的冲突还局限于精神的攻击之上,还只是打口水仗,一般都还没有进行肉体上的惩罚。66年的八月份,毛大爷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了,这是据说是他在中南海亲自贴出的大字报。

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毛大爷一脸的悲愤,夹着自己手写的大字报,让警卫或秘书提着一个小浆糊桶,到某个墙边上,刷刷刷,把他亲笔手书的、怀素狂草体的大字报贴在了墙上。

从此,一大帮曾经追随他出生入死的革命同事们变成了反革命。

从此,中国的老百姓陷入了长期的动乱。

从此,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再一次被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失去了追赶

裁判终于出场了。红牌终于开始派发。红牌是发给那些“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均衡立即被打破,对方的队员一下子都被罚出了场,造反派一方大获全胜。从上到下,权力都转换到了造反的“革命群众”手上。

毛开始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何等的荣耀。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开始了。

先说一下大串联。我辈人还小,不够资格,未能赶上那一“盛况”。而且以前从未出过远门,最远就只去过一次大邑县,即便家里让你去也不敢去,更何况肯定是不会让去的,于是只好羡慕的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呼啸出门而去。那次大串联,红卫兵们包括造反的工人、干部和贫下中农,呼啦啦的串联去也。这是一次千载难逢、亘古未有、空前绝后的机会:免费坐火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飞机除外、当时的民航好像也没几架那玩意,据说当时的乘坐标准是行政级别﹢单位介绍信﹢人民币),各城市的地方政府生怕得罪了这些“天兵天将”,都怕担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于是就都设有专门的红卫兵接待站,倾尽全力为蜂拥而至的红卫兵们提供免费的食宿,对实在有困难的还可以提供数额有限的现金借款(一般十元以内,写个白条子就行)和冬衣(部队库存的黄棉袄,借的手续也是写白条子),还不还就看你如何对待了(绝大多数都没还)。实际上就是一整个免费旅行还附带免费吃喝。据说那火车挤得吓人,现在的春运暑运和它一比,春运暑运已经是很轻松很幸福了。

发两张从哥姐处寻到的当年的红卫兵或者叫革命师生的免费乘车证。是两面的,前一张是正面,后一张是背面。

串联开始之初,大家都往北京跑,是去北京向首都的红卫兵学习造反的革命经验;不久有些胆大的就发现既然是“串联”而且是各项免费,那么也就是到处都是可以去的,可以“周游列国”。于是,到韶山、到井冈山、到黄山、到厦门海南岛北戴河、到上海大连、到峨眉山五台山,反正出了门,你愿意去哪儿都可以。家庭经济条件好点的,怀揣三五元钱就出门了,有些条件差点家里不愿给钱的,包包头只有二三角钱甚至一文不名也可以出门,反正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任何一个地方都欢迎红卫兵小将去“煽风点火”,大造文化大革命的声势。于是全国的大城市和有名的地方迅速出现了很多南腔北调的年轻人。有的大半年后才转回到自己的城市。我们院子里的一个初中生甚至去那遥远的满洲里逛了一圈,炫耀之余,确实让人羡慕。

好在那时候尚无出国串联的先例,绝大多数人也还没有办理护照的常识,不然,恐怕不少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国外去。大串联的后期不少异想天开的青年另辟蹊径,,进行步行串联,步行去革命圣地如北京、井冈山、延安等等,当然其他地方也可以去。打着红旗,走州吃州,逢县吃县,乱了一阵,一般后来还是只有搭车到达目的地,当然也有不少走了几天十来天后,坚持不住了又灰头土脸的搭车回家的。

最有意思的是去参加步行串联,学校和相关的如粮食部门还要给予补助,补助的范围包括粮票、伙食费、鞋子、防雨用的塑料布等等。下面一张照片就是关于步行串联给予补助的证明,可惜是油印的,不太清晰,又加上年代确实有点久了。

其实领了补助你不去步行串联也没人过问。只不过当时人们的思想要单纯得多。如果放到现在,估计全成都的人都会要求去步行串联,至少首先要把补助领到手再说。

据说参加大串联的造反者约五千万人次。

大串联耗费了国家多少经济积累,恐怕没人去考证,反正也只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账。

不过这笔帐也好算:如果每一个人的全部耗费只算为100元,那五千万人的总耗费就有了一个大概数字。

又发了一张当时步行串联的证明。由于是油印的,已经不太清楚了

内容是某人到某处去步行串联,需要补助些物品(包括粮票),大家要给予支持。

该证明具体到补助的东西为塑料布、鞋等等

再来接见红卫兵。毛大爷几个月里在天安门广场前后接见了八次,据说总共有一千多万人,真是声势浩大,实际上本来就是造声势。听去参加了接见的人回来说,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什么,跟着瞎吼

一阵。其实天安门的城楼本身就比较高,再加上金水桥前面解放军们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一拦,估计距离最近的也看不清那楼上站的是哪个。再加上人流涌动,前面的想停下来,后面的又往前挤,人推人,基本上就是随着人流挤过就完了。倒是每一次接见完了,踩掉的鞋子都要拉上一卡车(可以到指定的地点去认领或者冒领)。

还有在那儿当场就晕倒的。倒不是激不激动的问题,是天气本来就热,很早就在那儿等着,有的连早饭都没吃上;加上人流一涌,身体弱一些的,就支撑不住了,等被维持秩序的救起,接见早就散场了,结果是啥也没看见。

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电视,也更没有现场直播。但拍电影已不是难事,接见红卫兵很快变成新闻纪录片(叫做新闻简报)在各电影院播放,电影院敞开大门免费观看,其实也就只有接见片在放(其他的电影片早已收刀捡卦了),观众多半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记得好像是第一次接见的片子,那个天安门的城楼上还有一帮特殊人家子女的红卫兵,受到戴着“红卫兵”袖标的毛大爷专门接见,其中一个女娃子被毛大爷当场改名字为“要武”,激动得如何热泪盈眶云云。

这一带有强烈暗示性的细节很快被造反派们解读,火药味迅速的充满了全国。有身份的造反派的装束以旧军装、戴军帽、扎武装带为最牛,军装表示革命,而那种两头铁扣的军用武装带则可以作为武器,打起人来极为顺手。

不少自认为革命多年或从政、从教和从事技术多年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反革命反动派。连树立起来的劳动者模范、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都成了革命者造反派的对立面。

既然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就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是满街的高音喇叭不间断叫喊的口号。

有一首歌很有意思,当然如果把它叫做带节奏的口号似乎更恰当些。印象太深,照录如下:“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撤他娘的职、罢他娘的官,滚他妈的蛋!”。把骂人写进一首歌,而且爹妈儿子一起骂,估计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歌曲”。实际上这首“歌”唱出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撤职、罢官、夺权。

严格地说,夺权抢官,和普通老百姓没多大关系,但与你有关的麻烦事还在后头呢。

还得继续造反。既然走资派及其走狗是敌对势力,那就把他们彻底“斗倒斗臭”吧。于是批判变成了批斗,既然是斗争,那形式和内容就可以多样化,就不可避免的有义愤填膺的“群众”要用武力来教训那些死不改悔的牛鬼蛇神(经典著作中叫做“武器的批判”)。而且,这在当时是有专门的名称,叫做“红色恐怖”。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就该叫做“武化大革命”了。

北京毕竟是国家的首都,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在“红色恐怖”之下,被打死的和被迫自杀的人就数不胜数。狂热的红卫兵们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气概”横扫一切,甚至连英国驻华的临时代办处(当时还未升格成大使级)也被红卫兵冲击后一把火焚之,酿成十分严重的外交后果。

当时美国和日本和中国完全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有,不知道会整出些什么来。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文革中的集体暴虐时代开始了。打人与挨打一下子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一些人成了疯狗到处咬人,一些人就必然会成为被咬对象。

好像有一个什么外国学者说过,人具有两面性即人性和兽性,在某种条件下人的兽性被激活后,人比野兽还可怕。诚哉斯言!

折磨同类是不需要谁来指导的。打是最传统的方法。学生打老师、徒弟打师傅、以前的下属痛揍曾经的上级、身强力壮的造反派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狠揍曾经的学术权威和高级官员。打得你头破血流、打得你遍体凌伤、打得你筋断骨折,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即使把你打死了也没关系,谁让你是牛鬼蛇神呢?而且打人者根本就没把被打者当成同类,因为那叫做“痛打落水狗”,打起来都是下了死手的。

折磨人的花样是可以翻新的,包括了精神上的和肉体上。戴高帽子游街、剃阴阳头、拔胡子扯头发,打耳光坐喷气式、用铁丝挂块二三十斤重的厚铁板在颈项上作游街牌、不让吃饭喝水睡觉、夏天穿上棉袄暴晒太阳等等,反正无所不用其极,今天写起来仍觉得汗毛倒竖。

这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们一般都是集中关押,以便于造反派想开批斗会时可以随提随到。因为他们是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牛棚”。这时候把哪个关进牛棚都属正常,谁上班到下午没回家,那多半就当“牛牛儿”去了,也许你根本就连自己都不晓得是那股筋不对头。

去看过在体育场(现在的体育中心)开的万人批斗大会。被批斗的就是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原来的高官们。批斗会开了大半天,那些老头们颈项上挂块大牌子,弯腰低头站在那里都够呛,更别说还被推来搡去。多被斗几次,精神和肉体是承受不起的。不过,那次的批斗大会算是“文明”,既没有坐“喷气式”、也没有用拳头进行批判,只是不断的有人上台去揭露那些高官们的反党罪行,算得上是一次“文明而温柔”的批斗大会。

一般的批斗会就不会那么温柔了,通常的形式是标语锣鼓口号准备好之后,主持人会高声宣布:把反革命分子(或地主资本家、或反动权威、或走资派、或黑帮分子等等)XXX押上来!于是就两个造反派一边一个,反拧着已经挂好牌子的被斗者胳膊就押上台来;如果被批斗者是事先就进行了五花大绑的,就由造反派一边一个拧着他的耳朵拖上来;当牛鬼蛇神们通通押到后,再一一宣布被批斗者的姓名。宣布到谁,就由造反派扯住谁的头发“亮相”;然后,再一个个宣读到场的被批斗者的罪状,每宣读完一个,就高呼打倒XXX,然后打手们就一拥而上拳脚皮带甚至棍棒交加,打倒一个又拧起来跪下,再依次往下完成同样的批斗。

这还是开批斗大会,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台面上进行的,在当时也只是普通批斗会。比这血腥得多的比比皆是。而更多更恐怖的是单独审讯,让你交代反党反革命的罪行。不少人就是在单独审讯是被打死打残的;

中国古代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最大仇恨是“杀父之仇”、“夺妻杀子之仇”,是所谓的“不共戴天”;而文革前期的批斗和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表现出来的“阶级仇民族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传统的个人最大恩怨。

心香泪酒祭吴宓》(张紫葛著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中,记叙了著名教授吴宓先生在文革中被批斗遭受非人折磨的情况,那就是一个当时的缩影。书中写的,比较详实,这儿就不再复述了。

在本世纪初,我和一个当年曾经与吴宓先生共事且多次同场陪斗的老先生(当时他还相当年轻),谈及《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老先生给我讲了一段让人潸然的事:一次吴宓老先生被拉出去批斗游街,结束后卡车返回学校,造反派把他直接从卡车上扔下来,导致不久前被造反派把他从高台上推下而摔断的腿再遭重创,根本无法行走;吴宓先生一个人爬着返回已被断水断电的独居的小屋,短短的一两百米,他足足爬了两个多小时。学校里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去帮助他。因为吴宓先生的“罪名”太大了,没有人敢于成为他的同伙。直到天黑,一个路过的学校清洁工人才帮早已站不起来的教授打开房门,把他弄进小屋,放在床上躺下。

据说,吴宓老先生一边爬行、一边不断念叨:“我是教授吴宓……我是教授吴宓……”;

不堪回首的往事让老先生老泪纵横。

不想再写那些恐怖而血腥的事情了。

当然,参与造反的很多人也不都是坏人,具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少。后来听一些有过被批斗经历的人讲,真正打人整人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不少参与打人的是受到胁迫,是迫于无奈的效忠的表现。这有点像绿林好汉上山入伙的“投名状”。

在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以及一切看不顺眼的人的同时,大学中学的红卫兵们走上街头,去“破四旧立四新”,去横扫一切“封资修”的残余。

学校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们是很容易被打倒的,那些曾经的老师们教授们基本上没啥反抗能力。于是,在受到支持和鼓励下,极度亢奋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把更多的革命激情用在对社会的大破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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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成份论和大抄家——

所谓的“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旧”是应该在大破之列;而与之相对的是“四新”,当然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新习惯”,这“四新”是必须大立的。不过,文革一开始,好像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新的,其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属于“四旧”,是“封资修”即“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都应在横扫之列。于是,上至列祖列宗,先贤大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至庶民百姓、街名地名、穿戴习惯、角角卡卡,都是可以在大破的行列之中。

哪些是该破的、哪些该立的,这一切,由各地红卫兵、造反派来确定,无须乎报任何“上级”或者任何人批准。只要有造反派说是“四旧”,那肯定就是四旧了;因为,只有红卫兵造反派才是代表“革命路线”的,他们可以“扫除一切害人虫”,而且,“全无敌”。

大的街名都改成最革命的内容,比如春熙路这种中性的名字改为“反帝路”、东大街改为“胜利东路”,由某个红卫兵组织自称代表革命群众,把原来的街名牌子撬下来另外写一个一贴,街道的名字就算是改了;小街小巷则无人理会,比如纱帽街、金玉街、科甲巷、联陞巷这些封建色彩很浓的小街就没得人来改,可能是淘神费力的改了也没得什么成就感吧。

曾经一个红卫兵组织什么战斗队之类,大约66年的秋天发出“最最最强烈要求”,“代表成都全市的革命群众”,要求把成都市更名为“向东市”。因为成都这地名,是很早以前由于“筑城以为都”而得名,成都都成“都”了,置首都北京于何种地位?那可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必须改名为“向东”,以确保我们成都人民心向红太阳,确保成都人民(?)没有任何的篡位企图。闹腾了一阵,估计由于“兹事体大”,而权力机关又正处在被炮轰火烧自顾无暇的时候,虽然响应的群众组织很多,但更改城市名称的过程和应该有的相关手续,似乎要比造反派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至少要在地图上改、而且要通电全国乃至友好邻邦吧),也没得哪个造反组织有资格来组织一次全民公决(当时没有这种概念、也好在没有这一概念),所以更改市名最终淹没在其他喧嚣声之中而不了了之。

这只是大闹剧中的一场肥皂剧而已。街名倒是十几年后又改了回来,只是苦了搞邮政工作的。

街上的店铺招牌包括名字和颜色、建筑物上的装饰等等都得改成符合革命者造反派的要求,不然的话就帮你毁掉并把管事的弄来示众。我们那条街有一个院子石砌的墙上,有一个以前的什么装饰,来了几个人,用大锤咚咚敲碎后扬长而去,街坊邻居没一个人敢站出来问个为什么。

一时间,街上的商店饭店大都被更名为“为民”、“红卫”、“卫东”之类的名字,多数商店饭店的门面店面都涂成大红色以示革命并与以前划清界限。曾经的如“醉花荫”、“为人庖”、“香风味”等传统且富于人情味的店名就彻底消失了。尽管改革开放后有的店名又得以恢复,但给人的感觉已不是从前了。消失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些古色古香,而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不仅仅是街道、商店被更改路牌招牌,不少激进的“革命者”主动抛弃了自认为落后的名字,改为时髦的革命名字,一时间,“卫东”、“向东”、“文革”、“卫红”、“革命”这一类名字泛滥,一般来讲,更改自己名字的,大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其他的麻五类黑五类子女,还不配使用这类革命名字的。

但是有的名字又不得不改。一个同学家里是四兄妹,分别叫保中、保华、保民和保国。后面的两个小的是成都解放后才出生的,父母都是极其普通的工人。四兄妹的名字实际上取得不错,但根本没有想到连起来就成了“保中华民国”。文革开始,到了破四旧,造反派发现了这一几乎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行为,勒令家长做出交代。好在同学家的成份是工人,是红五类;经查证,该家庭解放前从来没有受到中华民国的恩荫,民、国二人也是解放以后才出生的(人民得到解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两个名字应该还有赶时髦的嫌疑);家长才躲过被批斗的厄运,赶紧把四个名字全部改了,才算脱到手。不过,同学之间还是叫他的原名。

刚刚过去的三年繁荣,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相对的丰富,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美学享受。爱美的人们穿着打扮虽然不算五彩缤纷,但也还追逐着社会的潮流。文革刚开始时,成都一度流行穿“小管裤”即细腿裤(也叫锥子裤?),据说是从上海流传过来的式样。美不美我们姑且不论(有趣的倒是这正好和后来八十年代流行的大裤腿的喇叭裤相对应),但它毕竟是一种时尚,在当时的存在肯定有他的合理性。但文革开始了,这就肯定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叫做“奇装异服”,是与革命者造反派们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的。于是,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多数是那些初高中学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红卫兵们,一帮一帮的拿着剪刀和软尺,发现裤腿偏细(5市寸以下、约合公制15厘米)的那些追求时髦的大哥哥大姐姐,立即拦住进行教育。其实教育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且必须清除,然后用剪刀从两边剪开你的裤腿让你滚蛋。一条好点的裤子至少要十来块钱,你如果舍不得而试图辩解甚至试图逃跑,那好,先在现场开个批判会,让大家认清资产阶级的面目的同时,再把你的裤腿剪开。本来裤腿可以只剪到齐小腿,只是让你不能再穿;如果你不从的话,则有可能给你撕到**根;更有甚者,让你撩起被撕开的两片裤腿几个红卫兵押解你走一段,引来更多的人们围观,那才真是叫你颜面丢尽而无地自容。

我不知道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个比成都更发达的城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知道当时大城市里发生这样剪除奇装异服的概率有多大。当时唯一知道的,就是奇装异服是属于资产阶级。

没有人敢于反抗。没有隐私、私人财产之类的说法,更不可能有维护自我权益的法律,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裤腿的大小就等于对革命的认识?八十年代的蛤蟆镜喇叭裤,也有不少思想“纯洁”的革命者斥之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好像国家的兴衰都维系在青年人的穿着打扮上。现在正好来了个物极必反,“狗穿衣服人露肉”,咋个穿着打扮,也没人敢去干涉。

每次剪裤腿,都会引来多人围观,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看客是从来不缺乏的。不过,不管你是不是或者愿不愿意当看客,反正都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在春熙路,我至少目睹了十起以上的这样的事情。还好自己那时候年龄尚小、同时也没有条件追求时髦。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际上你没有做任何有违规则的事情,这样的受辱仅仅是你让人看不顺眼、“凑巧”成为“四旧”罢了。

“破四旧”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类似于反革命的东西。比如某人走路正好踩着一张被人丢弃的报纸或者传单,而上面又正好有领袖的大幅照片,看见你踩报纸的人恰恰又是个极端的“革命群众”,那你就脱不了手,就可能形成反革命事件。比如用报纸垫坐或者用报纸擦**,道理相同,你的**与领袖肖像或者领袖语录正好亲密接触,那更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是属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重大案件。那时候的报纸和传单,上面都有领袖的大幅肖像和语录,于是带有文字和肖像的东西,成了造就很多临时反革命的陷阱,也有不少革命警惕性极高的造反派专门琢磨如何能发现新的反革命。

有一天,街道的造反派紧急通知,某个厂生产的塑料底的布鞋要紧急回收(实际上是没收),家里有这种鞋子的,必须立即上缴。其原因是该鞋底的后半部分有两横两竖,那两竖的下面是向外撇开的,极像一个“共”字,阶级敌人狗胆包天,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反对伟大的党,想把党踩在脚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既要追查鞋厂的责任,更要追缴那具有反革命行为的布鞋。搞得鸡飞狗跳,家家户户都在仔细检查研究自己家里的鞋底,生怕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而脱不倒手。好在那时候都穷,大多数家庭每个人一年四季都只有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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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中被破掉最多的是名胜古迹和庙宇,反正那些都是旧的东西,捣毁它们更不需要编造任何理由。佛像神像、石碑石雕一般都是砸碎捣毁,那些妙像庄严的铜的铁的菩萨,被砸碎了送去回炉。以前人民公园里有十多尊一人多高的铜像,只有印象,但不知塑的是谁,一天内全被搬走了,据说是拿去回了炉,不知还有人记得吗?十多年前曾经去过著名的丰都鬼城,据说连山顶上铁鋳的阎罗王也未能幸免,被砸碎后由于太过沉重且山路难行,才未被弄下山而得以幸存,到后来才得以修复。

连阎罗王都敢去砸的人,真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无知才会无畏。

名山大刹、大庙小庙的和尚尼姑道士们被勒令还俗,城市里一些庙宇后来改作为街道的小工厂小作坊,里面的工人不少就是被还俗但又无处可去的和尚尼姑们,没有了青灯黄卷,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以维持生计。

无数的古迹名胜被捣毁,实际上这些事很多已为大家熟知,在这儿就不再去赘述了。特别是在大力推动旅游业的今天,那些被毁的古迹真叫可惜。

在大破四旧的同时,一些很著名的名胜古迹停止了向游人开放,迅速的驻进了军队,使这些地方免遭灭顶之灾。比如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及几个重要的寺庙禅林,周边的峨眉山、青城山等等。由于军队的驻扎,没人敢去挑战这些持枪的守护者,这才使成都重要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至今。不过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无法阻止造反热情极度高涨的革命者们的破坏激情了,只有动用军队,才能保护住一些最重要的地方免遭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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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武侯祠一墙之隔的南郊公园中有一座陵寝,是被称做“四川王”的国军陆军一级上将的刘湘的墓地。大概是66年的夏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让红卫兵掘了。

成都的武侯祠最早建于公元六世纪,后来与蜀汉皇帝刘备的祠堂墓地合二而一,君臣同祀,共享一个庙堂。大门口尽管是“汉昭烈帝陵”的匾额以皇帝为主,但人们把更多的怀念放在了智慧而勤政的诸葛孔明上,一直称之为武侯祠。

刘备刘湘同为刘姓,虽然相距千年,一个家在河北涿州,一个家是四川大邑,但毕竟同姓,而且均镇守四川,雄踞一方,建功立业。刘湘将军在单方面认刘皇叔为同宗同族后,去世了未葬在家乡祖茔,而葬在刘皇叔旁边,想来是英雄相惜吧。

二三十年代,四川的军阀统治者除刘湘外,还曾经有刘存厚、刘成勋等刘姓军阀,也曾到武侯祠去攀亲,单方面和刘皇叔认同宗同族。

刘湘将军是大邑刘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四川乱世中的英豪,其生平事迹已无须在此赘述。刘湘在乱世中以其“弭战救国”的思想和军事实力,统一全川,虽然由他主政时税收已经收到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所说的应该就是此事。公平的说这事也不能完全只怪他一个军阀,刘湘之前的几个军阀(当然也包括刘湘),一年收几年十几年的税,早已把赋税收到了90年代;但刘湘的统一全川,毕竟为长期战乱的四川带来了几年的稳定,从客观上为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刘湘将军抱病亲率川军出川抗日,临终时留下“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求达我中华全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的遗嘱,代表了川中男儿的血性和爱国之情,令人荡气回肠。刘湘病逝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但令刘大将军始料不及的是三十年后,是非功过早已盖棺论定,却被一帮与之毫不相干的年轻乡亲毫无道理的掘墓扬骨,实在叫人无法理喻。

刘湘墓被掘开后没几天,闲逛之中去看了。那些入殓时的陆军一级上将军服、指挥刀以及棺木、遗骸都散乱的赫然在目,没人管也没人敢去管。后来又去了哪儿就不知道了。

至少四十年没去逛过南郊公园了,不知道这位一代名将的墓地有人去复原、让人凭吊吗?(前几天在网上查了下,好像说刘湘将军墓已恢复。语焉不太详)。

川军出川抗战,另一位川军统帅邓锡侯将军发表讲话:“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则凯旋班师;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抗战八年,无数川军将领和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抗战胜利后,川中父老士绅曾在盐市口的街心花园为刘湘塑了一个骑马挎刀的铜像,在东门大桥桥头塑了一个手执步枪、背斗笠穿草鞋、向东行进的川军出川抗战的铜像(当时大家称呼为无名英雄像),以此纪念那场惨烈的全民族反抗侵略的战争。结果,成都解放不久,刘湘的骑马铜像就被拆除了;川军出川抗战铜像在文革一开始也被捣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社会贤达们的呼吁下,才重新请原作者、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再塑了一个,立在万年场街心,仍然面向东方。

那时成都东边的路才在开始规划新修,川军出川抗战铜像面向的前方是一堵高墙和旷野,又适逢企业改制、成都东边是老的工业区,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于是成都百姓调侃:连老革命都已经走投无路了。而同时水碾河的十字路口还有一个雕塑,是一个圆圈(那是作为支撑和增加高度的)上面两个工人劳动的塑像,也被调侃成了“工人阶级等于零”;两个塑像,引出的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川军出川抗战铜像现在又被搬家了,据说又被搬到了人民公园。偌大一座城市,居然连一尊雕像都无法安身,而且这还是本地极具象征意义的塑像。“工人阶级等于零”也不知到哪儿去了。这些,都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后话了。

虽然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祖祖辈辈与大邑刘家无任何关系,也没人直接去参加抗战(说来惭愧),但想起这一类的事,仍然觉得心里不是味道。

当时被掘了的墓不少,如著名川军将领王铭章墓、望江楼旁的薛涛墓、城西的黄忠墓、大邑县的赵云祠堂等等。

被毁掉就毁掉了,无人去管也无人敢管,活着的人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谁还去管那些死人的事呢。

既然连死人都不愿意放过,那么对活人的斗争就肯定可以开展得更加激烈。

当时的口号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说实话,去与天地做斗争,那是妄图去改造大自然,既需要条件、实力、时间,还需要参与者费尽心智和体力,说白了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只有与人斗那才叫真正的其乐无穷,特别是被斗的人毫无还手之力,任你摆布,你愿意咋整就咋整,这就叫“痛打落水狗”,既进行了斗争,又“其乐无穷”,何乐而不为呢?那么,这些“落水狗”们,就是“五类分子”即黑五类。

俗话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外国的先不说,我国历朝历代都是把人分了等级的,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层次分明。从汉魏两晋的“阀阅制度”起,我们国家最引以自豪的大唐盛世,在开科举取士之初就有“工商杂类、无予士流”的规定,就是做工的做买卖的做杂活的不能进入“士”即读书人这一高尚的职业中来;唐太宗李世民先生对科举取士的感叹是“天下英雄,入吾觳中矣”,这些英雄,也只是“士”这一等级里的英才。而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清两朝,把居于少数的本族作为统治阶层,其他的多数人还是处于控制使用范围的,因为还得靠这些多数人来做活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把等级体系一直延续了下来;而同为文明古国我们的紧邻印度,则一直用种姓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这些划分,几千年来,也只是一种身份的区别,如高尚与低贱、有钱与无钱、有文化与无文化的的区别,最直接的还可以看作是只能从事何种工作的区分。而文化大革命的成份划分,则直接把人们划分成两部分: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的即握有话语权的领导阶级及其追随者即改造者,一部分则是反动的、应该被清除被消灭的反动阶级及其走狗即被改造者。

在这儿无法去详述这种划分的真正内涵,当然更不知道这种划分的详细规划由谁制定,只能说一说这种划分的具体情况。

这种划分的具体开始时间不太清楚,只知道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才开始分成红黑类的。

划分成分的依据,据说是以解放前三年和解放后三年这段时间你所从事的工作和经济状况来认定的;如果那段时间你还没有到工作年龄,那你的父母的成份就是你的家庭成份。

先说红的,领导阶级类,这个比较简单。

实际上在这儿不多说大家也肯定明白,因为毛大爷告诉我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农村则贫下中农是领导阶级(他老人家的这一论断有点搅,只能帮他说个大概,其实我也弄不太清楚到底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谁领导谁)。当然,并不是你作为工人(或贫下中农)你就是领导,就可以去管理国家或当官。而能领导一切的只能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些革命家。

领导阶级像一个金字塔,越往上面越小,这个就不多说。而下面的就越大,人就多得无法计算,这些人虽然也莅列于领导阶级,但是已经有人代表了你的,你最多就算是革命群众。群众嘛,既无官,也无衔,该做啥你就做啥,开会准时点,喊口号时认真点,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为革命摇旗呐喊”,这样,你的出身加上你的革命态度,那么你至少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然的话,你就是对革命不满的阶级异己分子。非此即彼,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由于有了这一基本条件,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一场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大运动。人人都来参与,人人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人人都怕被革命队伍抛弃。如果一旦被革命队伍所抛弃,那你就彻底完蛋了,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子女和你的生活都将彻底沦为最底层。当然,你要参加革命洪流,你至少要有革命的资格。这一资格的最基本条件就是你的家庭出身。

说白了,家庭出身就是你或者你们家的成份。成份好的,当然可以参加革命、可以参加红卫兵。成份不好的,就等着被改造、被革命吧。想参加红卫兵?连门儿都没有。

 

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纯正的产业工人,具备了革命的资格,按说,你的成份就应该是工人了。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父亲或者父亲的父亲曾经是地主(或者有人认为他们曾经反对过革命),那你就既成为不了领导阶级,可能连革命群众都算不上,给你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头衔,那绝对不算冤枉你。

 

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故事。一家地主在四川临近解放的前两年,因多种原因家道中落,地主本人也一病不起,家财已尽,只好将唯一的不满十岁的儿子托付给嫁在成都的亲妹妹后,撒手西去。从此,四川农村少了一户土财主,成都多了一个农村娃,故事的前半段也就是如此乏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估计也不会有人会去追忆去世多年的老地主。

后来这孩子随亲戚生活,自己努力读书,好学上进,考上一所很好的中专,毕业后分在成都某军工厂工作。此君在工作中也是认真努力,很快成为技术能手、生产骨干;业余搞点体育活动,在单位人缘也不错,但就是没有去参加党组织,也就是那种技术能力强、政治觉悟不太高的一般群众。

就这么一个人,文革一开始,他最先被关了起来。

厂军管会、厂保卫部和厂里刚成立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安保队直接从车间把正在上班的他带走,并在同一时间在他新婚不久的家中查抄走了他的日记、信件等文字材料。还好,那时刚开始造反,抄家还按规定进行,只找反动证据,一般不拿走私人物品.

关了九个多月后放了出来。从关进去到放出来,没有给他定罪,也没有告诉他没罪,关就关了,放就放了,你回家去吧。

当然,审问是不会少的,有时也会受些皮肉之苦。需要向组织交代的是:一个地主子女即反动派的后代,为什么那么努力的钻研技术,目的是什么(未必然你还真心是想为革命做事?),受谁的指派混到军工单位来、任务是什么,等等。

后来放出来了,才知道厂里被关的同事还不少,原因大同小异:出身不好的、旧社会就在国民政府的工厂工作的老工人、旧职员等。

关你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你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所以担心你是特务,怕你破坏伟大的革命运动。先关起来再说,查清了再说。

 

等到放出来时,武斗已经开始了。也不需要再“回到革命队伍中去摇旗呐喊”了,除了例行公事似的上班,此君把精力和技术放在生活的乐趣上,修练成了几乎无所不能的“万能工匠”,从弄菜做饭、修理钟表自行车、打家具、理发剪头、安装修理收音机(后来自己买元件装电视机),在当时生活中间只要见过的,很快都能跟着仿做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刚改革开放时,几个朋友想学麻将但又买不到,此君找来几条硬塑料,自己手工刻制打磨出一副春夏秋冬梅兰竹菊俱全的、完全可以与当时机器刻制、所谓的台湾麻将相媲美。

那个时候第三产业不发达,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得靠自己动手解决。有了这些手艺,给家庭和朋友真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也能给十分不富裕的家庭和朋友节约一些银两。

文革中间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长期拉锯,上班工作也无事可做,却让很多与权力无关的人趁机梭边边,造就了文革中的另一个最大的民间派别——逍遥派。上面讲的那位老兄,就是逍遥派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

关于这个话题,放到后面再来说。还是先来说成份吧。

 

还是领导阶级。由于分了类(谁分的我不知道),所以领导阶级先分成五类,简称红五类。是不是完全都这样分的或者符不符合文件,我不太清楚,只是按记忆中的来描述。申明一下,如果没有把你划入红五类,本人概不负责。

红五类是:

一、工人。这是一个大类。一般指的是产业工人,而且是解放前后就是在工厂里做工的普通工人;小作坊里的一般都划成小手工业者;

二、雇农。即农村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打长工短工混日子的赤贫。

三、贫下中农。这也是一个大类。实际上指的是贫农和下中农;

四、革命军人。这一类本来最简单,但它又涉及到一些国军与共军的关系,所以只好先放一放再说。

五、革命干部。指的是参加过革命即长征、抗日战争(八路或者新四军)、解放战争的干部。并不是所有在岗在编的干部都算是革命干部。

这就是领导阶级,就是红五类。套用一句当时的话,这就叫“根红苗正”。如果你能莅列其中,那么你走路说话都是理直气壮的。特别是后两类,基本上从穿着上都能看出来:老的基本上是披衣服背手,小的则是旧军服扎武装带并且戴军帽。

文革之初,由于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单纯,分类也就单纯。一分类,好人坏人一下子就一目了然。那些人们辩论或吵架,一方突然质问:你是什么成份。一般发问一方的成份肯定是红五类,被问的一方不敢不回答。如果被问方成份不好或者成份一般,往往支支吾吾,只好落荒而逃,发问方有理无理均大获全胜。有时候被问方一张口就是老子是革命干部或者三代赤贫(那真叫穷得理直气壮),还要反问对方成份,那就旗鼓相当了。这种情况下,往往以“都是革命群众、都是红五类”而握手言和。

 

由于分类明晰,所以反动阶级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那就是黑五类。黑五类又叫五类分子,在农村还简称“份子”(自谦一点的说法,叫做“家庭成份高”)。这五类好像在全国都是统一的,内容是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专政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专门的词语,代表着斗争、改造、暴力和消灭。

 

一、地主。

地主的划分由来已久。47年东北土改和50年全国土改,据有关资料,全国划出了好几千万地主(包括了富农),占了当时全国的农村人口的10%左右。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准确,但是不是包括了地主富农的子女才有这么多,却让人不得而知。不过,在成份的划分上,倒是一人当地主,全家都“沾光”。

说到地主,想到的是那些良田千倾、金银如山、牛羊无数、妻妾成群,生活在酒池肉林中的寄生虫;或者是如黄世仁周扒皮之类的穷凶极恶的变态的剥削者。实际上,那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宣传的结果和效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态和连年的战乱,要培养出那种具有垄断性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几乎不可能。当然在这儿没必要去讨论这些,不过中国的地主确实以中小型居多,象刘文彩这样当年被弄做典型的,也不过是大邑县的土财主而已,大邑刘家的名气还是靠刘家子弟包括刘文彩本人,在从军从政(乱世能出英雄、奸雄、枭雄)闯出来的。当年揭露刘文彩的罪恶时,也不过说他烧点大烟、吃菜只吃菜心、多吃了几回剔了骨头的鸭脚板罢了。而绝大多数中小地主,几十百把亩田地,生活或许比普通农民要好一点,平时吃得饱饭,灾荒年能应付过去而已。绝大多数地主平时也要亲自做活路的,节俭乃至抠门和勤奋劳作,应该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我并不认为地主都是好人。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阶层,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运作方法。存在就是合理吧。

从书上看来的一个关于地主的故事也算是黑色幽默吧:民国时期,某地主带着几个雇工进城去拉粪(肥料),天热且接近中午,往回返时在城边一个小饭馆喝碗稀饭算是打尖且歇脚,某熟人路过,告诉地主,某老太爷(川人对长者尊者的称呼),你还在这儿喝稀饭,你家少爷在东门上吃红烧鲢鱼喝酒,菜都点好了。地主沉默一阵,大叫:弄烂就大家弄烂,主人家,再拈两砣豆腐**来!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是社会的最底层,是最惨的。我想,大多数地主们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他们肯定做梦也想不到在文革中的遭遇。

二、富农。

这一类和地主基本差不多,据说是根据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量来划分地主富农的。所以不能因为富农排名第二就会比地主的名声好、所获得的待遇会有所区别。

 

三、反革命分子。

这类人比较多,往往以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旧政府的小官吏为主,被简称为“军政宪警特”的几种人。在旧政府旧军队中,混到官大点还好,可以作为战犯,去写点回忆录而等待特赦;另外的大批上述人员不可能都关进去,只好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放在街道上单位上监督劳动。反革命分子还被分作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当然也有不少既是历史又是现行的兼而有之。这类人中,最严重的就是“关、管、杀”人员。

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回忆,但又不得不提及。前不久和一位朋友谈及此事,说到他那曾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抗日的老父亲在文革中的境遇,朋友当场痛哭失声而不能自已。

“关、管、杀”是当时的一个简化说法。关,指的是曾经被关进过监狱或者还正关在监狱的人员;管,指的是曾经被管制或者还正在被管制的人员,称为管制分子(管制这一说法现在还有,但好像内容有不同,以前的管制很严厉);杀,是指直系亲属中有被枪毙的人员。人虽然已经被杀了,但这反革命名分却还在,还得由直系亲属们把那一难受的名分继承下去。

关管杀人员基本上都是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的人员是下一个档次的即坏分子。

请注意“曾经”两个字。在当时,那是背上了就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十字架。

也有曾经因为是反革命被关进监狱的,到期就刑满释放了,文革一开始马上又被抓进去重返监狱,问题嘛,还是那个历史问题,刑期嘛,先给你再定个十年八年,你在监狱好好劳动改造就行,反正也没有你声辩的余地。

我的一个至亲长辈,解放前在成都市政府下属的某机关工作,抄抄写写,属于那种行政小吏。那时候还没有公务员铁饭碗高收入那一说,工作仅仅是养家糊口而已。47年所在科里几个尚未加入国民党的科员在上峰的劝导下,就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作为一般小吏一般党员,这在当时也是为保住自己饭碗的做法,那个晓得今后的事呢。问题在于49年初局面吃紧,他们那个支部的书记也是科长奉调高升了。新科长虽然到任,但支部书记一职空缺,大家就公推工作时间长、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先生继任。这一既不涨工资、又不太费事的差事他也就应承下来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展任何工作,成都就解放了。

后来就相对简单了。由于他老先生是属于“军政宪警特”这一类人员,一顶历史反革命、管制分子的帽子戴在头上长达三十年。由于经查证,本人属于担任“干部”时间不长,无明显罪恶,未对革命造成更多的危害,于是被安排在街道小厂中继续干抄抄写写工作(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他老人家也只能干这些事),属于监督劳动、自我改造、“给出路”。解放后的所有政治运动他都荣幸的作为陪斗人员参加,是“全能运动员”兼死老虎。文革一开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开销了他的工作,抄了他的家,勒令其每天义务清扫街道。老先生的工作倒是还在(打扫街道,只不过没有工资),但衣食从此完全没有着落,全靠子女和自己的哥兄老弟悄悄的接济度日。在批斗牛鬼蛇神中,虽然免不了场场挨斗,但由于排名靠后,挨的打还算相对较少,苟且地熬到文革结束。

老先生的境遇是属于运气很差的那种,而却在关管杀人员中运气还是算很好的了。至少还混到了摘帽的那天。

你说他老先生一辈子招谁惹谁了?

农村里大量的保甲长的命运和他老人家差不多,不少人比他更惨。保甲长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管理者,他们也只有按当时社会的管理规则去维护当时的政权。而电影《抓壮丁》里穷凶极恶抓拿骗吃的王麻子王保长,那应该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现行反革命分子类型也很多,有右派分子兼反革命的;有开除了公职的走资派再作为反革命的;家庭中有人跑到台湾去了,而作为美蒋特务的反革命家庭的;当然,现行反革命中,最多的还是对文革不满的和犯了“恶毒攻击”罪的。

“恶毒攻击”罪包括了言和行。语言“攻击”往往是出言不慎、发牢骚而被“革命群众”抓住了把柄的;而“行”则是打碎或毁坏了领袖塑像画像、或**或鞋底与领袖有亲密接触又被人当场抓获的。这些,在当时是绝对不为造反派所容忍。最轻的,就成为现行反革命,重一点,就可以直接扭送进监狱判刑。

反革命的类型太复杂,也只能先说到此。

 

四、坏分子

这一类型更复杂,以至于让人无从说起。好像完全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来衡量坏分子的标准。所以,掌权者对人的好恶就可以成为标准。这在当时叫做给人“定性”

坏分子这一称号本身就比较暧昧,给人的感觉是应该属于地痞无赖。给你定性为这一称号,不会发给聘书证书,只是在大会上当众宣布,让你失去革命的资格,让革命群众监视你劳动。当然,单位的脏活累活免费活,就基本上都归你们这几类了。

坏分子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现实的,可以是老的,也可以是年轻的。比如旧军人、旧政府职员中官小位卑甚至无官无职的一般人员,可以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担当坏分子;比如一些都成都临近解放了才参加国民党或者参加什么“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赶水特务”、“赶水党员”(赶水是赶时髦之意);那些人是“天亮了才滥了泡尿”又啥都没干成就当上坏分子的。再比如曾经的少爷、姨太太、破落户以及解放前在工厂里担任班组长的所谓工头等等,这些都是可能的候选人;另外就是在单位嘴臭,对现实不满的,对领导不满的,工作出了差错被指为破坏生产的,这些人就是当然的坏分子人选。这时候也就不会念及你的家庭出身了。

坏分子当然也可以是包括偷鸡摸狗的、有前科的人。

五、右派

右派应该大家都清楚。因为最后的结局是宣布全国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冤枉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右派们虽然早就经历了无数次批斗而成为死老虎,但在文革中,他们依然是被斗席上的主角。有些右派虽然在六十年代之初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但还是“摘帽右派”,仍然是跻身于黑五类的行列。

黑五类也介绍完了,这也只是说的一个大概。

类别相同,遭遇大致相同,结局也基本相同,这大概在挑战“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这一著名论述吧。

黑五类中为什么没有资本家,好像没有人能给出答案。我想大概是中国的资本家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出身且在农村都还有不少土地,于是就只用地主来概括了这一阶层。不知道是否?

成都以前工业很落后,商业还算可以。于是文革抄家时,成都有不少“工商业兼地主”即既是商人在乡村又有田产的。这一称号是这个类别中最高档次的,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

领导的和被领导的、红与黑已经出来了,阵容分明、一目了然。但社会却并不那么单纯。还有一大帮介乎于红黑之间的、麻麻扎扎的、有点不尴不尬的成份,属于是灰色的中间人群,这种成份,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红也不黑,幽默的成都人把他们称之为“麻五类”(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包括官方是如何称呼的)。

麻五类其实远不止五类,简单一点,应该就叫麻类。大概是为了和红黑两个五类看齐,才叫麻五类。但是在划分上就有点归不拢。先不管他,这儿只介绍一下,并不影响大局。

麻五类的前三名相对固定。

一、店员。成都的商业较发达,做为西南地区的商业集散地和当时最大的消费型城市,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众多,除了老板和股东,其间的工作人员应该都属于店员之列;

二、中农。农耕文明中,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这些就是中农。中农的条件是自身常年参加劳作,不使用雇佣劳动力即没有剥削他人(这是划分中农的先决条件);据说,农村里中农里面除了下中农是领导阶级外,往上还分了上中农(富裕中农,农忙是要雇佣少量的短工)。这是一个有点玄的类别,富裕中农稍稍往上一点,就是富农了;如果有人要弄你,很可能给你来个升级换代,定个漏划富农甚至漏划地主,那你就不是麻五类而迈进黑五类的行列了。这种情况在农村实际上也并不少见。

三、小手工业者。这些应该是当时的第三产业和各种手工业、小作坊的从业人员,属于是靠手艺和劳力挣钱吃饭的劳动者。

再往后排,说法就比较多,比如城市贫民(没工作没手艺也没资产,靠东拉西扯过日子的;前清的八旗后裔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小商小贩(包括转糖饼卖瓜子花生的)、小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员、普通的文案人员)、小土地出租(有几亩地自己不想做而租给人家)、江湖医生(那时候还不兴申办行医执照;也包括农村的兽医)等等。实际上凡是红黑两大类之外的,都归于麻五类。

麻五类虽然人数众多,但只能是红五类的团结对象,所以无关大局。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拉一拉,可以进入革命队伍;推一推,就站到革命的对立面上”。文革刚开始时连加入红卫兵、造反派的资格都不具备,一开始的红卫兵只能是根红苗正的三代红五类才行。后来发动了广大群众,麻五类才开始进入革命队伍,但由于不是领导阶级,所以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帮红五类们摇旗呐喊。用老成都的话来说,就是“扎墙子”的。如果说得难听点,就是帮凶。

按理说,分类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政治上的三六九等身份也就定下来了。但是当时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偏偏要去要求名分上的平等,认为“成份论”是唯心主义的,不应该推行。好像文革刚开始大辩论的时候辩论的就是这个话题。这一话题本来就与形势不符,辩论的结果当然也不言而喻。文革刚开始时,我们那所小学的门口曾经挂了一副巨大的标语: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字写得真叫龙飞凤舞,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还理解不了,回家请教了大人才知道意思。

现在想起来,那幅标语挂的地方真令人叫绝。我们那个学校真像一个巨大的耗子洞,一大群灰扑扑脏兮兮的娃娃,绝大多数都是麻五类黑五类子女,像一只只张皇的小老鼠;有龙凤之像的或有准龙凤之像的一般不会到这类小学来读书的。

后来由于要全面发动群众,就提倡“为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不仅麻五类可以参加革命,连一部分黑五类的后代都升了级,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为“可教子女”。这是利用年轻人的急于摆脱成份困境的心理,让这些子女们去发现自己长辈的罪恶罪行,加以揭发批判。在当时就叫做“划清阶级界限”,把阶级界限划清了,你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时间,确实出现了不少宣布脱离父子母女关系的(好像没有法律效力,只是口头宣布)、上台打亲生父母耳光的、揭发亲人的反动言行的、学生扯老师的头发胡子的。这在当时叫做“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革命道路自己选择”。

这些“可教子女”后来发现,不管你如何表现如何选择,你的成份是改变不了的,你脑门上那个黑五类的烙印将一直伴随着你。

有相当一部分黑五类连“可教子女”都当不上,就是那些“军政宪警特”、关管杀人员的子女。因为,革命造反的机会不可能给到他们头上。

斗争在深入开展,红五类组成的造反派斗争走资派和黑五类,并且把走资派一起打入黑五类,合并了同类项后斗争就更容易了。

造反派成立了无数个组织。几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大单位则组织大兵团。袖标一戴,做一面大旗,可以印传单、发小报、组织群众游行发表本组织的观点,也可以把本单位的甚至外单位的前领导拉出来游街批斗,更重要的是可以任意去查抄单位的办公室和任何人的家。

等到夺权抄家接近尾声、黑五类们都被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逐步整合成两大派别,武斗就要开始了。

先不忙武斗,按时间顺序,先来抄家吧。

大规模的抄家始于66年的七八月份。当时的所有的“革命工作”是搅到一起同时进行的。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去串联、受接见、搞夺权搞批斗的同时,杀向社会,去“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而要挖出这些隐藏的敌对分子,那就得直捣他们的老窝,去抄他们的家,从而获得“罪证”而彻底打垮他们,并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抄家不需要任何批准手续,也无需任何人首肯,更无须宣布任何抄家的理由,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戴上红卫兵袖标,突然抵达,踢开房门,就翻箱倒柜、撬地板、砸柜子,凡是看得上眼的东西都可以是“反革命罪证”。

最先被抄家的是很多单位的走资派和大学、文艺单位的“反动权威”,这些人一般是本单位的造反派来抄,毕竟大家都一个单位,手下留点情或者是对重要物资进行登记造册,算是很对得住你;但如果是外面来抄的或者是平时因为工作上有隙而得罪人的,那就惨了,轻则抄你个家徒四壁,重则连抄家带打人,弄你个半死。但是这些被抄者还有单位,总算还有个去最后哀告的地方,而社会上的那些地富反坏右则更惨,有的连米坛子都搬走了,有的被连抄几次,甚至是谁抄的都不知道。

成都工学院(后来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后来与川大一起合成四川联合大学,再后来统称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青年时代于45年抗战胜利后考上官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并受聘在美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抛下自己在美国的研究,兴冲冲的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成为成都工学院的一名教授。文革开始,红卫兵造反派们给他的身份是“美蒋特务”,经批斗、挨打、抄家后,勒令退休,每月发给三十元费供全家生活;退还学校分给的住房,全家五口被塞进一间学生宿舍,在走廊的中段,由红卫兵进行监视居住,白天晚上都不准关闭房门,既方便造反派的监视,也防止教授继续进行可能的特务活动。经过了寝食难安的几个月,一个他曾经的学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教授的住房调整到走廊尽头,并且把对面的一间也给他做为住房,告知教授一家可以自由开关房门了。从此,教授一家深居简出,才被造反派们彻底遗忘,躲进小屋过着清苦的日子。后来1973年高校复课,但教授已是勒令退休之人,也不需要他去教学;直到文革结束,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有关方面才正式向他道歉平反、退回住房和部分尚存的书籍资料,重新聘为教授重返教学岗位。此时,教授已经体弱多病,垂垂老矣。

亲眼目睹过几次抄家的全过程,都是社会上被抄的地主家,但也见过原因不明的抄家。

这里讲一个完整的抄家故事,一个集荒唐、凄凉、惨烈于一体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到三家当事人和两家被抄。

 

我母亲这个家族在我的外公那一辈时还很有钱,应该也属于工商业兼地主,只不过国民政府不划成份而已。母亲那一辈女多男少,外公仅有的一个儿子帮着做生意。其余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四个女儿先后成家:对方一个是另一大户人家的少东家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一个是中学教师(一直教书至退休終了);一个是国军少校(起义时是少校,后从军队被遣散参加工作,再后来被举家遣回原籍务农);再一个就是我父亲(当时就在匹头业做帮工)。后来,1939年日本人大规模轰炸成都,家族的房产、店铺、家当和几个伙计被日本飞机的燃烧弹一扫而光(万恶的日本鬼子!),家道遂彻底中落。到成都解放时,外公已经去世,田产也早已变卖得荡然无存,兄弟姊妹各按自己的生活轨迹过日子。划成份时,外公唯一的儿子成份划为工人(划成份只划户主)。

我们的这位至亲(为方便,下面对他都称为少东家)、少东家因为已自立门户,就有自己的成份,遂与老东家一样,子承父业,成为工商业兼地主。田产被土改也就不再属于自己,其他的产业56年公私合营,靠公私合营后的股息过日子,倒也有钱有闲、悠哉游哉(至少三年灾害时没卖家当),平时喝酒最孬都是成都大曲、经常喝的是黄酒即状元红女儿红(我父亲喝干酒即跟斗酒),两家住得很近加上至亲,平时来往较多。老东家病逝后,少东家就独自担当起了工商业兼地主的重任。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着,住着三家地主的小院子也越发显得幽静而古朴,生活过得有点类似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小城故事。但是,文革来了、抄家开始了。

风声日紧,三家地主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按说像少东家这样的地主成份的,在成都也不是少数,虽然还兼了个工商业,但无罪恶无党派,也算是开明士绅,想开点,该咋的就咋的,该抄家就抄家,是祸你咋个都躲不脱。问题在于抗战时少东家还干了一件在当时露脸、现在是极其反动的事情,据他自己估计,如果被清算的话,恐怕就不是抄家的问题了。

这件事情就是抗战时期给蒋介石蒋大爷“献机祝寿”。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方的士绅百姓在官方的动员下,为支持抗战,筹钱买战斗机,作为祝蒋介石蒋大爷(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此称呼与毛大爷对等)的五十大寿贺礼,送给国民政府去打日本鬼子。据说前前后后全国共献机祝寿了100多架飞机,当时的媒体也大肆渲染,显示了全民抗战的坚强决心。

要说明一下,献机祝寿并不是大伙儿凑钱买个飞机飞到南京(后来是重庆)去亲手交给蒋大爷,然后由蒋大爷驾驶飞机去与日本鬼子拼命;而是凑够一架飞机的钱——十万大洋(那可不是个小数字),作为送给蒋大爷的寿礼,交给本地政府要员转交中央国民政府去买战斗机打日本。

因为老东家是匹头行业的牵头人也就是现在所谓区域性的民间协会主席,献机祝寿工作当仁不让的该他来进行,但老东家为让儿子多参加锻炼,就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年轻的少东家,由少东家出面去组织进行。由于这件事情关系到保家卫国,也关系到成都匹头业的声誉,少东家全力以赴,很快就筹齐了款项(当然自己要出大头),安排好时间移交给了当时的政府,当时的媒体(也就只有平面媒体即报纸)也做了比较全面的报道,事情顺顺当当就结束了。

问题在于少东家别出心裁,还按当时成都大户人家的习俗,做了一块红底金字的匾,连同飞机款一起恭请地方政府转呈给蒋委员长。这块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万寿无疆。

当然匾上还有一些小字如送给谁谁送的谁写的等等,媒体有报道有照片。当时风光,现在是铁证如山,赖都赖不脱。

写匾的是当时的一个中青年画家,也是少东家的朋友,按当时的书法规矩,写给长者尊者的东西,在最下方落上“XXX恭书”,既是荣幸,也是负责。也就因为这“万寿无疆”,画家亦未能幸免(画家的事先放一放在后面说)。

按文革的革命道理,给反动派头子祝寿本身就已经反动透顶,就够你喝一壶的了,更何况你还祝他万寿无疆。普天下就只有毛大爷可以万寿无疆,你的立场站在哪儿去?光让你说说你与蒋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就永远说不清。如果你说不清(本身也就无法说清),那不要紧,你肯定就是蒋某人派在成都的卧底,就是特务,就是阶级敌人。而且是够杀头枪毙的阶级敌人。

这就是当时的逻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道理。因为话语权只掌握在人家手里。

抄家一开始,小道消息到处乱窜,某街某人家中查出了变天帐,某人家中搜出了无线电台,某家找到了暗藏的枪支弹药,也有某反革命分子被红卫兵当场打死等等。少东家惶惶不可终日,几次与几个至亲商量无果(哪能商量出结果)后,决定只好先把家里的四旧破了再说,以图自保,免得被抄家时再弄出些新的罪证,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思想是跟得上形势的。

当时正值社会极度混乱,大中学生和年轻的造反派们除了留下夺权的抄家的,基本上都轮流都出门去串联、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了。于是,在缺乏可靠人手的情况下,少东家破四旧的任务就落在我母亲和我的身上。

其实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一来我们家成份尚可,虽然根不太正苗也不红,麻麻扎扎的但也勉强算是无产阶级,帮助破了四旧,即使今后有人追查,也有革命群众作证;二来当时我还是少年,对那些四旧尚无价值观念,既不会拿来到处说、破起来也不心痛。于是,接连几天,就在母亲的率领下,到他们家去从事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件“正式”工作。

他们家的四旧真的不少。

先销毁的是书籍、字画、信件等等带文字的,他们清理,我则负责烧。时值暑天,又怕不小心点着了房子,只好一点点的烧,反正少年人爱耍火。先撕开再投火,弄了整整一天都没烧完,就第二天接着弄。那些线装书、那些字画扇面,啧啧,让人怎么说呢。烧完了,光字画的天地轴都捆了三大捆,拿回去作为家中的引火柴。其中有几根极其坚硬且不好烧,父亲告诉我那叫紫檀。

接下来的几天,什么瓶瓶罐罐、玉镯玉佩、绸缎旗袍、长衫马褂、西服领带,该砸碎的砸碎,该剪烂的剪烂。破这些四旧时,都敞开大门,以表示在自我革命。

砸的那些瓶瓶罐罐,漂亮的、古朴的、怪头怪脑的、大的小的,碎片堆在大门口一大堆,似乎在表白什么,也好像在炫耀什么。

现在想起来,那里面什么青花、粉彩、珐琅估计是齐了的。

用现在“鉴宝”的眼光看,估计那几天的破坏行为至少造成了一个天文数字的损失。如果放到现在,光以“毁坏公私财物罪”都得判个十年八年的,如果再加上故意毁坏文物之类的罪行,那可就真得多蹲上几年。

一些无法砸碎的如金银首饰袁大头等,则打了一个小包上缴了。缴给了谁我不知道,只知道上缴时连收条都不敢要,反正缴脱手了就算事。

成都人好打麻将,此言不虚。我第一次见识麻将就是那次。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装着一副古色古香的象牙麻将。

象牙麻将并不是完全用象牙雕刻的,而是一面用象牙另一面用楠竹镶嵌而成,象牙色泽高雅,楠竹红润厚重,用一句现在旋学来的话,就是包浆很好。据说那曾经是当年老太爷的心爱之物。而此时,砸碎太费事,丢出去又似乎不妥,上缴更不可能。结果在母亲的坚持下,悄悄的找来一个收荒匠,在收荒匠一再声明是帮忙担风险的前提下,给了五块钱后拿走了那副象牙麻将。

母亲对此感到欣慰,祖传之物毕竟还保存了下来,虽然再也不知道去向。

几天的破坏过程,院子里一片狼藉,少东家完全没有露面,卧室房门紧闭,只听得见他在房里沉重的来回踱步。

院子里的另外两家地主对这一破坏行动完全视而不见,顶多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四个姆姆她们之间,避不开了打个招呼而已。尽管平时大家都很熟关系处得很好。

就在这几天中,该来的终于来了。小院的抄家开始了。

应该是我开始“工作”的第二天,记得还在忙着烧那些字画,上午十点来钟,突然男男女女十几个戴红卫兵袖套的年轻人大踏步进来了,高声叫道:XXX、出来!

这帮人是针对那两家地主中的一家来的。

为了尊重早已逝去的长者,故事中的人的姓名都尽可能的隐去了,所以姑且称这家为Y地主吧。另一家,就叫Z地主。

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那两家是地主成份。平时的生活中,他们也是极其老百姓的样子,对人和气、少言寡语、生活简朴。周扒皮、黄世仁的形象和他们完全不沾边,居然也是地主、居然要被抄家!

Y地主两口从屋里出来,顺从地低头站在滴水檐下,一个红卫兵展开手上的一张布告,大声念到:查地主分子XXX,某地人,解放前在某处有多少田产,如此如此,予以抄家等等,署名是什么战斗队。然后将告示贴在大门上,就开始抄家。

小院里的其余两家迅速的悄悄关上了自己的房门,院子里的局外人只有我一个少年郎,在那里目睹了Y家被抄的全过程。

这次的抄家比较“正规”。红卫兵是有备而来的,既准备了布告,还带了若干封条,但这家地主没啥东西,只抄出了些马褂皮袄几个瓶瓶罐罐,没有什么反革命的东西,所以抄家很快就结束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也没打人,红卫兵们也没管我在干啥,只是高声呵斥了Y家两口一顿,并告知过几天还要来继续查抄后,带着抄出来的东西就走了。

荒唐的是,临走前红卫兵们顺手把Y家能贴封条的地方都贴上了封条,包括房门、卧室、衣柜、碗柜,甚至在米坛子上都贴了一张,让Y家老俩口彻底傻了眼。

要被抄家,估计Y家是有思想准备的,没挨打已是万幸,所以也不太慌张,但绝对没想到会被封门。要知道,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认识,封门是最高级别的惩罚,是断绝全家生路的一种表示,比坐牢杀头还要高一个档次。Y家老俩口男地主仍然低着头一声不吭,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Y姆姆则泪流满面,嘴里念叨着咋个办咋个办。

真不知道该咋个办,连自己的房门都进不去你说咋办。更何况已经中午,人还得吃饭呢,晚上又上哪儿休息去?那时候方便面尚未发明,住旅店要单位的介绍信,所以一旦无家可归,那真是叫束手无策。

那帮红卫兵早已走远,而且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会回到哪儿去,当然更不可能去申诉Y家罪不至封门(也没地方申诉、封条上的公章只是一个什么战斗队,这在成都多如牛毛)。

同院子的两家自顾都无暇,哪个敢帮忙想法。少东家吓得在屋里瑟瑟发抖,嘴里念叨的是“封门了、封门了”,在他看来,封门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暗示。他完全是认为针对他家来的,而且他坚信下一个就肯定是他了。

唯一能帮上忙的是局外人,那就是我母亲。

事情总得想法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反动派在生理上都一样,就是都得吃饭睡觉。估计是基于这一看法,母亲以一个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的见识和勇气,采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

她先示意我拿来两个凳子,让Y家两位坐下,然后要我去把那些封条的一头特别叮咛要向下的一头,趁浆糊尚未完全干透时揭起来,千万不要撕破了。这样,只要小心点,就可以保证封条不坏,让人又可以进出,至少吃饭睡觉就可以先解决了。

然后告诉那两位,有人问起,就说是没有粘稳。

那些封条其实没有任何效力,可能包括制作者在内的人都没指望它能发挥效力,只不过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而已。不过,地主们肯定是不敢去撕掉的。

对于Y家来说,虽然经历了封门的惊吓,但那些一直留在门上的封条反而帮助了他们。就在那二十多天里,因为社会的失控和无序(本来就没人去控),红卫兵们根本不知道哪些已经抄了哪些没抄,于是反复的抄家与被抄家就成一种正常的现象。而门上的封条正好成了这家已经抄过了的标志。于是Y家“幸运”的逃脱了二次遭劫的命运。

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少东家的预料。Y家被抄的第二天晚上,一群红卫兵抄了Z家。Z家的家境和Y家差不多,年龄是三家中最大的,平时更是寡言少语,按说也就是被训斥一顿、被拿走点东西而已。但是Z家的几张金圆券在箱子里被抄了出来。

那金圆券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最后发行的钱币。中央印有蒋大爷的头像。

现在古玩市场上金圆券已成收藏品。不过好像不少是这几年才私印的。

金圆券流通时间不长,一开始就不值钱,据说到临近解放时,十张一百元的金圆券买不到一张擦**的草纸(有点像前几年那个津巴布韦的钱),以至于以前的一本革命诗集《马凡陀山歌》有“踏进茅房去拉屎、忽然忘记带草纸、怀中掏出百元钞、擦擦**满合适”的诗句,讽刺临近解放时的金融混乱。

因为不值钱,所以那时候几乎每家都能找出不少来(我家的早已让我折方块即折豆腐干做玩具了),文革开始时基本上都悄悄的毁了。

不知道Z家为何还有,可能是忘了或是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于是罪证就有了,这是地主阶级变天的罪证、是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罪证等等等等。

Z地主遂被暴打了一顿,家里也被反复搜查,在红卫兵们确认Z家确实没有电台和枪支弹药后,折腾到快半夜三点了才走。

接连几天中,Z家先后又被抄了两次,每一次抄家者都会拿走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日常用品,用洗劫二字毫不为过。最后一次,那个小小的装米的坛子,也被抱走了。

Z家遂彻底沦为赤贫,靠外地工作的儿女接济而勉强度日。老俩口过得极其凄凉。

接连的十几天中,小院里先后还来了不少的人,进来看看就走了。估计一看已经无命可革,就失望而去。

令人深感困惑的是,一直大家都认为会最早、最彻底被抄家的少东家,一直无人前来光顾,仿佛他这个工商业兼地主从来就不存在。

十几天中,少东家完全在焦虑、徨惑、不安、恐惧中等待,等待那些凶神恶煞的抄家者的到来,等待那可以预想的恐怖:翻箱倒柜、撬开地板、拿走家里的一切以及皮带拳头和脚尖,直至送进监狱然后枪决。因为他已从窗帘后面窥到了Y、Z两家的结果,在这以前也听说了不少反革命分子的结局。

他自己坚持认为,他和他父辈的财产、产业、名望等等罪恶,已经让他难逃此劫,更何况还有那可以定为死罪的“万寿无疆”。

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折磨,更何况等的是令人颤栗的结果。

用什么惊弓之鸟、热锅蚂蚁、待宰羔羊等等已经不能形容他当时的状况和心情了,纠结与郁闷更说明不了问题。少东家的精神完全崩溃,几天里他不吃不睡,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停的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一旦听到有人说话或者有脚步声,马上就蜷在椅子上发抖。

我父亲他们几个至亲,悄悄去他家做了几次劝导,又怕红卫兵们发现,每次都是晚上去说几句就走,被革命群众发现了那可会罪加一等的。但每次去,少东家都只有两个字:完了。

在他自戕前的头天下午,我还见过他。头发凌乱、又瘦又黄,眼睛通红,穿了件皱巴巴的衬衫还挂着一件西式背心,嘴里依旧在念着什么。

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凌晨,少东家用剃须刀片割开了股动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派出所里残存的民警(公检法早已被砸碎,但工作还得有人做)来查验以后出具了“自杀”的结论。真该感谢那个不知名的警察,没有在“自杀”前面加上“畏罪”二字。

人死了,家破了,有价值的东西的全毁掉了,抄家的最终却没来。

只留下我那可怜的姨妈,匆匆收拾残局,去外地投奔子女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抄家的在三家中抄了两家极其一般的,而独独留下了可抄性最大的一家。

这个困惑我事后请教了好几个长辈,但都没有能给出答案。

到现在我仍然没想明白。

几年后,我在一次和父亲谈到少东家时,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洗礼”的思维方式,认为如果当时以社会地痞办法,找一帮相熟的红卫兵去制造一次抄家假象(一如现在很多人故意制造的假案,这在那时也并不难),或许少东家不至于走上死路。

父亲沉默一阵,回答说:不管是谁去抄他家,家一抄,他也会走上那条路(自杀)。他已抱必死之心。

几辈人自奉良民,没做过有伤阴骘的坏事,无非经商积累了些资产罢了。家财早已散尽,还要抄家,尊严何在、人格何在。精神上的压力,已经对生与死无所谓了,与其等待受辱,不如尽早超脱。

“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成都的旧式文人兼旧式商人的尊严。是他们的处事为人的道德底线。

我震惊而无语。

抄家的“革命风暴”持续了好几个月,。成都一共有多少家被抄,显然无法而知,但几乎每个院子、每个单位都未能幸免,总有几家跑不脱。我们那个大杂院因为住的人档次不高,有钱人不多而麻五类和黑五类居多,能当上红卫兵的初高中学生自然不敢跟着人家去抄家(家教也严),更不敢去勾引一些人来在院子里撒野,以至于我们这个杂院反而比较安静,用现在的时尚话,就是显得很和谐。但确实有好几个年轻人依托串联,天南海北的到处走了一圈;客观上讲,也躲过了被裹挟着去抄家的行为。但二十多家人的院子里还是有两家被抄。

一家据说是前军统的家庭。据说军统本人早就在解放初期被处决了的,他家的人在院子里基本不与大家交往,属于那种深居简出、埋到脑壳走路、夹起尾巴做人的典型。之所以是据说,就是很多街坊邻居们都并不了解他们。被抄家时,来了几个表情严肃的中年人,走的时候,仅仅是拿报纸裹了一点东西,有人估计,可能是以前残存的照片信件之类,是属于“官方”的抄家。不过,那种家庭也早就不会有什么可抄的东西了。没人敢去问,更没有哪个院邻敢去宽慰,所以,也没引起太多的议论。

另一家则被抄的原因不明。

那一家实际只有一个老婆婆独居,一个年龄不详、估计有六七十岁的老婆婆。这婆婆拄拐杖但很少出门,一个人一间房子,经常关门在家,显得有点神秘。老婆婆的蜂窝煤、水、米等等生活必需品,都是由街上一个以送水为生的大爷按时送去。我们这帮半大娃娃对她的印象就是她家里供着一尊白瓷的观音菩萨,时不时还有烧香的味道传出。至于哪个供养她、有无儿女之类,由于没有去打听,所以就一概不知。而文化大革命对于这种生活于“超然物外”、几乎与世隔绝的老人来说,本身不应该会有什么过多的影响。

都到了抄家阶段快结束时,一天突然来了七八个红卫兵,砸了菩萨像,把什么香炉、蒲团以至于衣物铺盖扔了出来,拖出老婆婆,要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一个红卫兵顺手从旁边拖来一根条凳,两个男的把老婆婆架起来往条凳上一杵,要她跪在上面交代。那么大的年龄了,咋个跪得住呢,老婆婆一下子就从条凳上栽了下来,旁边一个女的红卫兵解下皮带,骂道:叫你不老实,用带铁扣那头直接抽在老婆婆头上,鲜血马上就流了出来。

整个过程,老婆婆没叫没喊,一句话也没说,任凭那些人拖来拖去。

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个姆姆上前先抢回条凳,大声说,哪个喊拿我家的东西,我们家三代老工人,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几个姆姆七嘴八舌跟进指责,一下子让那几个红卫兵娃娃不知所措。院子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围了上去,邻家一大哥掏出红卫兵袖标亮了身份,追问那些人是哪个学校的、根据哪个司令部的指令来这儿抄家。

形势急转直下,底气不足的那帮人灰溜溜的走了。婆婆大娘们则赶紧料理善后,帮助收拾残局。而被摔碎的菩萨、香炉就彻底无法复原了。

实际上这边的底气也不足,那邻家大哥连红卫兵都不是(不过那袖标倒是真的),靠的还是姆姆们的不怕事和邻居们的团结。

那帮人也怕是吃错了药,跑来弄这种伤天害理又没有油水的事,,还恰恰碰上了几个不怕事的姆姆。

因为文革风暴来的太过突然,给了这些纯善的百姓当头一棒,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实际上在如此无序的状况下,适当的反抗在局部的情况下还是十分有效的。

老婆婆为何被抄家,原因无从知晓,连院子里最老资格的邻居都说不清楚。恐怕就是因为她一直在供奉观音菩萨吧。

院子里被抄的基本上就是这两家,也算是带点典型意义。

其实,我们那个院子了,如果按当时的抄家的“标准”,还有不少应该被列入抄家名单:有参加过国民党49年组织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而还处在管制期的;有在国民政府任过小官吏的;有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只不过这些人都是家徒四壁,估计最热衷于抄家的造反派都没有兴趣去光顾他们。

上世纪末,也就是离抄家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到医院去看一位朋友,他文革时是高中六七级的学生(文革时正是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姑且称他为L吧。

L是我在文革中期即武斗已经结束、上山下乡还未开始时认识的,那正是红卫兵已经开始退出文革舞台、而红极当时的天兵天将已经感觉到前途一片迷茫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朋友也就是L的同学家里见到了他,在座的我最小,他们都大我五六岁呢。

L的经历是他们那一代人(他们的境遇和我们有区别,所以姑且称做他们那一代吧)中颇具代表性的:家庭出身好(革命干部子弟,父辈官太小,其家庭和生活基本上与普通家庭等同)、性格活跃、人聪明且勤奋好学,面目英俊且身材高大。如果社会稳定,那应该是读大学今后为国家出力的人(再重申一下,那时能读高中、特别是读大学真的不容易)。文革来了,当过本校红卫兵里的小头目,参与了造反、辩论、夺权、抄家、武斗的红卫兵文革全过程,打过人也被人打过。后来下乡当知青,几年后回城进了一家不大的国营厂,由于能干而且肯干在厂里也担任过几年车间主任之类的小头目。

那时候他已重病好几年了,多方求治无果后,只好在某医院长期驻扎(当时还是公费医疗体制),不过在病情缓解时,人的精神还好。

由于常年生病且病入膏肓,早就没有几个人去看他了,L见了我很高兴,我也就在医院陪了他一整个下午,聊了很多,其中聊到了文革时的经历和当时的抄家。

在这之前我曾经注意到,不少在文革时参加过抄家和武斗的那一代人,都不愿意讲述自己当时的经历或过程。是后来觉得过于惨烈而荒唐不愿回顾、还是惭愧内疚觉得难于启齿,不得而知。L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应该是有答案的,那就是后来否定文革时,抄家和武斗是叫“打、砸、抢”;组织者和有罪恶的,叫做“三种人”,也被处理了不少。

L他们那时还是毛头青年,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冲杀杀,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以为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结果,旧世界倒打了个落花流水,回头一看,自己的学校、学业、青春、前途也打没了。而且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好在当时的他们也仅仅是参与者,是被利用的,自己没做更多的坏事,已经够万幸的了。

聊到抄家,L除了忏悔叹息之外,一再声明没打过那些老头老太太。我换了个话题,问他在抄家时见过些什么好东西,抄到过什么诸如电台枪支啥的,抄的东西哪儿去了等等。

L在这个话题上讲得很多,不少是很有意思的亲身经历的细节。

刚开始的抄家是针对所谓的敌特分子的。后来就成风了,成份不好的抄,有人举报的抄(这里面有不少是挟嫌报复的、也就是有的人不知为何就被抄了家的原因),反正红卫兵指挥部叫抄哪家就抄哪家。

哪来哪么多的反革命?L反问。美元英镑是反革命的活动经费、人民币袁大头也可以看成是反革命的活动经费,不然你存哪么多干啥。收音机可以收听敌台,日记信件是变天帐,古玩旧物是封建残余等等,所以,要抄家总是有理由的。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电台枪支,他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L的高中紧邻一家大学,周边有钱人不少)。

抄出来的东西都上缴了,在那些东西中,L印象最深的还是金条、金佛像(L说的是金娃娃)以及美元,这些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以前是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好奇又惊喜。大家传看一阵,贵重东西和现金都归在一起上缴。绝对没人私拿,绝对没有,连想都没想过。L郑重的保证。

L曾经在一次抄家时,已经中午了,大家回校吃饭,留下他一个人守着一大堆抄出来的东西。他说,守在面前的就是一小堆金条银元和两三个小小的金佛像。该揣一些起来?那时候连那个念头闪都没闪过。如果放到现在,那些东西恐怕要武警来守啰。

我深信。那时候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要纯洁得多,很少会想得到要把什么据为己有。

文革的过程和结局把人变得更加实际更加利己。

在这之前我曾经注意到,不少在文革时参加过抄家和武斗的那一代人,都不愿意讲述自己当时的经历或过程。是后来觉得过于惨烈而荒唐不愿回顾、还是惭愧内疚觉得难于启齿,不得而知。L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应该是有答案的,那就是后来否定文革时,抄家和武斗是叫“打、砸、抢”;组织者和有罪恶的,叫做“三种人”,也被处理了不少。

L他们那时还是毛头青年,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冲杀杀,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以为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结果,旧世界倒打了个落花流水,回头一看,自己的学校、学业、青春、前途也打没了。而且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好在当时的他们也仅仅是参与者,是被利用的,自己没做更多的坏事,已经够万幸的了。

聊到抄家,L除了忏悔叹息之外,一再声明没打过那些老头老太太。我换了个话题,问他在抄家时见过些什么好东西,抄到过什么诸如电台枪支啥的,抄的东西哪儿去了等等。

L在这个话题上讲得很多,不少是很有意思的亲身经历的细节。

刚开始的抄家是针对所谓的敌特分子的。后来就成风了,成份不好的抄,有人举报的抄(这里面有不少是挟嫌报复的、也就是有的人不知为何就被抄了家的原因),反正红卫兵指挥部叫抄哪家就抄哪家。

哪来哪么多的反革命?L反问。美元英镑是反革命的活动经费、人民币袁大头也可以看成是反革命的活动经费,不然你存哪么多干啥。收音机可以收听敌台,日记信件是变天帐,古玩旧物是封建残余等等,所以,要抄家总是有理由的。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电台枪支,他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L的高中紧邻一家大学,周边有钱人不少)。

抄出来的东西都上缴了,在那些东西中,L印象最深的还是金条、金佛像(L说的是金娃娃)以及美元,这些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以前是从未见过这些东西,好奇又惊喜。大家传看一阵,贵重东西和现金都归在一起上缴。绝对没人私拿,绝对没有,连想都没想过。L郑重的保证。

L曾经在一次抄家时,已经中午了,大家回校吃饭,留下他一个人守着一大堆抄出来的东西。他说,守在面前的就是一小堆金条银元和两三个小小的金佛像。该揣一些起来?那时候连那个念头闪都没闪过。如果放到现在,那些东西恐怕要武警来守啰。

我深信。那时候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要纯洁得多,很少会想得到要把什么据为己有。

文革的过程和结局把人变得更加实际更加利己。

 

抄家时,最令年轻人们高兴的,不是查抄到那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也不是那些金条美元,而是饼干、糖果、香烟和酒类,有的被抄人家中还有那闻所未闻的进口巧克力。这些,不少在当场就被分享了,烟酒之类会被带回大家共享,以至于到抄家的后期,红卫兵们的注意力经常都会被放在这些可吃的物资上。

那时候人年轻,好吃。L对此觉得很惭愧。

对于打人、罚跪这些折磨人的事情,他也不再愿意去回忆那些令人难受的场面。L认为,有的人心狠,下得了手。实际上每次打人的,也就是那几个人。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实话,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到一年,L在医院病逝。

很多当年抄家和被抄家的亲历者,都不再愿意去直面那段时光。

抄家到这儿该结束了,说实话,抄家这一大段写得让人心情十分的沮丧。

但该写的还有得写,因为有的人和事还得说一下。

抄家到这儿该结束了,说实话,抄家这一大段写得让人心情十分的沮丧。

但该写的还有得写,因为有的人和事还得说一下。

在网上找到一个统计数据,不知其准确性,也不知道它统计了哪些地方。先将原文粘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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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战果”统计表(1966.6-1966.10.3)

“对敌专政”挖出“隐藏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16623人

破获“现行反革命案”1788宗

没收财产方面黄金118.8万两

白银30.6万两

银元978.9万两

外汇729.7万元

现金、存款、公债券482.8亿元

金银等物171.9万件

古物1000万件

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7400人

*上表据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公布。显然,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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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数据和文字来源于《学科网》)

我估计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数字,但也仅仅是上缴的部分,因为实际散失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后来还有一个发还抄家物资的过程,那个时候散失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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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曾组织过发还抄家物资的工作。但也只有一部分登记在册、有交接手续、保管尚属完好的物品归还了;有接受访谈者称,最高的归还率可达50%,一般的勉强可达20-30%。金银是不发还的,纯金折价为95元一两,大约三元一克。钻石折价与黄金相同,也就是五克拉的钻(一克)折价三元,现价大约为三百万元。”

(这段文字同样来自《学科网》,引号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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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大抄家到底有多少财产易手?估计没得人能说清。从以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归还率如果平均按30%,那么散失率也应该至少与之相当,这好像是符合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吧。而且还没有算上很多家庭自己破四旧毁坏的物品的价值。

听说在发还抄家物资之前,有的单位还把部分抄来的物资作为无主物进行了变卖,用了“听说”二字,是这样的事具不具有普遍性抑或范围有多大,现在是已经无法求证了,买了便宜的人也肯定会讳莫如深。

我后来供职的单位,就听说一个当时的造反派小头目花了几块钱就买了一件貂皮长大衣(那时候的貂皮可是货真价实的哦),而这件貂皮大衣的前主人就是他的同事兼邻居。

貂皮大衣的前主人老两口的家族都曾经是江浙的名门望族、大家巨富(所以才被抄家),家中十分殷实。因工作关系曾经与那位老先生颇熟。前些年偶遇早已退休、深居简出的老先生,于是陪他在墙根晒了一会儿太阳,聊起过当年的事,老先生最痛心的还是祖传的十几幅字画,其中有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图,被抄走后下落不明,归还抄家物资时也不见踪影。老起一张脸去找一个熟悉的相关负责人(这已经需要相当的勇气了),老同事告诉他,既然发还时没有,那就肯定没有了。他也毫无办法。

要说明的是,那个相关负责人实际上也不知道那些抄家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去了,因为他也是被关进“牛棚”的人之一,只不过刚刚“解放”出来。而抄家的是红卫兵,那些人是老先生不敢去找的。

至于已经无法索回的貂皮大衣之类,那些毕竟只是身外之物;只可惜了那些字画,传世几百年,不知流落何方了。那是文化、那是文物啊。老先生发自内心的唉叹。

前两年老先生已经高寿辞世,再也无人去思念那些字画的下落了。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藏匿者本人和俯视人间的上苍了。

我由此得出散失率与归还率至少相当的推断。

还有那些如少东家自己毁坏的呢、还有那些直接拿去回炉或造纸的公有文物呢、还有那些公私合营的股权股份呢?这些,可以肯定是无法计数的了。

写到这儿,没来由的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一段文字,兴之所至,抄录于此,想来不算是剽窃吧。

““(阿Q)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到: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末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到: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以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

阿Q的革命和文革的抄家。呵呵,真佩服鲁老先生。

不到半年的抄家风暴,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家庭被抄、多少人被打死打残或精神失常,这个数字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统计。

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抄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上,曾经出现过没有?这样的抄家是秉承了哪个王朝的“经验”?为什么要不分青红皂白的连老百姓都一锅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被“誉为”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元朝和北洋军阀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快二十年了,政权早已巩固,为什么还要抄这么多人的家。是谁发明并推广的、谁在后面主使,到底目的是什么,政治的?经济的?抑或兼而有之?我不知道,也许有人知道吧。至少,上帝知道。

家基本上抄得差不多了,造反派和红卫兵们除了还在搜罗极少的漏网之鱼外,精力转向争夺权力上。

武斗很快就要开始了。

成都的武斗——

武斗的发生发展以及武斗的形式内容,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但这儿要事先申明一下,本帖子只是从老百姓的视觉来讲述一下成都当时的所见所闻,一来我没有亲身参与,二来视觉非常有限,故描述的情况不一定全面;更不想涉及和描述当时的那些派别纷争。所以还是祈请大家当成故事来看。

个人观点: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无论是哪一派、无论当时参与与否,武斗是没有赢家的。

66年年底的成都,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战斗队等造反组织逐渐归结成为两个大的派别。这两大派别都自诩为革命派而指认对方是保守派。

这种情况在全国基本上都是一样。

这时候,成都的红卫兵已经形成了两大派,一个是“8。26造反兵团”,简称“826”;一个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这两大派别当时观点尚还一致,共同反对所谓的保守派;然而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也分成两派,一个是以成都的小厂和街道生产组纠集而成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其派系和观点和“826”、“红成”一致;另一个是以国营大厂包括军工厂组成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由于产业军厂大人多,所以势力强大,被视为成都的保守派,他们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

既然形成了两派,谁革命谁保守就得分个高低,这不仅是名份问题,其实质是谁能成为领导派别的问题,于是双方的争与辩就愈来愈激烈,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这一短暂的时间好像相对“平静”。论战如火如荼,但剑还未拔弩还未张,两大派各自招兵买马,各大中学校都要求自己的学生回到本校去参加革命,我们院子里的红卫兵们包括我的哥姐也都天天回校去闹革命。

我们几个玩耍的少年也被网罗进了附近一个中学成了他们发展的“红小兵”,开始几天是发一卷写好的标语在中学附近的大街小巷去贴,内容也无非就是万岁保卫打倒之类。我真佩服国家的造纸能力,也感叹那时好像纸张也可以不花钱,街上能贴标语的地方重重叠叠起码有一寸厚的纸(因为内容都非常革命所以没人敢撕),不过倒有可能前脚刚贴好,后脚就被别人给你覆盖了。接下来就是用木桶装起兑好的石灰水,用一个小的软扫帚在红星路街面的地上写“打倒产业军”,当时街上车少人也不多,写起来倒也不是难事。

干了十来天连午饭都没得人管的红小兵(实际是当了十几天免费的小临时工),自觉索然无味,干脆各自回家玩耍,不去了。

派别的争端开始变得充满火药味,相互都用恶毒语言来侮辱对方派别,红卫兵成都部队被简称为“蠢猪部队”,“826”则叫做“趴耳驴”,工人造反兵团是“撬杆兵团”(成都的老话把小偷叫撬杆),产业军叫做“惨猫儿军”。各个据点单位都相互驱赶本单位的对立派别,自己占山为王。小规模的冲突已经不断出现,但都还是局限与拳头和少量的冷兵器,大规模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产业军主要在靠近城郊几个大厂如132、川棉一厂等;826、红成和工人造反兵团的势力范围则主要在城区。

这期间,发生了“二月镇反”或者叫做“二月逆流”的事件。据说是在北京的几个元帅不满造反派的胡作非为,绕开中央文革,动用军队抓了一些太过于乱来的“516分子”,这就叫“二月镇(压)反(革命)”,在四川也同样进行了这一行动,抓的主要是“826”和工人造反兵团中的一些打砸抢分子,以至于“826”派的最高长官(一个某大学的大二女生)率领一大帮本派骨干,倒挂本派大旗,在人民南路广场长时间下跪向毛主席请罪(那时候人民南路广场上还是皇城即蜀王宫,万岁展览馆还未修建),以求得毛大爷的宽恕。镇压反革命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毛大爷及其中央文革强烈反弹,迅速处置了那几个老帅(据说叶剑英元帅在争论中敲桌子把手指都敲断了),收回了军队的指挥权,释放了各地被抓的人员。所以此次事件又叫“二月逆流”。毛在处理此事后,要求军队要到地方去,支持左派继续文化大革命。这叫做“支左”。

严格的说,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就是起源于“支左”。虽然当时派系的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中央文革的支持,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应该是不可能在全国展开的,至少是不会大规模使用现代化的制式装备进行战斗的。

谁是左派,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两派都声称自己一派是革命派而对方是保守派。

当时全国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驻地的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所有的权力全部由部队掌管,军队的介入即支左,很快局势就有了明显的发展。

当时成都军区的第一政委是著名的中印反击战的指挥官张国华将军,司令员是原38军军长著名战将梁兴初将军,这两位的战绩威望资历都足以使川内任何人望而生畏,尽管两位按中央的精神支左即支持学生,但在四川总的局势还比较稳定。

“二月逆流”后不久,中央改组了四川的领导班子,由一姓刘一姓张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两口子)担当了省上的三、四把手,实际接管了四川的文革掌控权。

这两口子是坚定支持826派的。

既然有人支持指使,谁革命谁保守就只有在武力上见个高下。

这时候,成都的红卫兵已经形成了两大派,一个是“8。26造反兵团”,简称“826”;一个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这两大派别当时观点尚还一致,共同反对所谓的保守派;然而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也分成两派,一个是以成都的小厂和街道生产组纠集而成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其派系和观点和“826”、“红成”一致;另一个是以国营大厂包括军工厂组成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由于产业军厂大人多,所以势力强大,被视为成都的保守派,他们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

既然形成了两派,谁革命谁保守就得分个高低,这不仅是名份问题,其实质是谁能成为领导派别的问题,于是双方的争与辩就愈来愈激烈,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这一短暂的时间好像相对“平静”。论战如火如荼,但剑还未拔弩还未张,两大派各自招兵买马,各大中学校都要求自己的学生回到本校去参加革命,我们院子里的红卫兵们包括我的哥姐也都天天回校去闹革命。

我们几个玩耍的少年也被网罗进了附近一个中学成了他们发展的“红小兵”,开始几天是发一卷写好的标语在中学附近的大街小巷去贴,内容也无非就是万岁保卫打倒之类。我真佩服国家的造纸能力,也感叹那时好像纸张也可以不花钱,街上能贴标语的地方重重叠叠起码有一寸厚的纸(因为内容都非常革命所以没人敢撕),不过倒有可能前脚刚贴好,后脚就被别人给你覆盖了。接下来就是用木桶装起兑好的石灰水,用一个小的软扫帚在红星路街面的地上写“打倒产业军”,当时街上车少人也不多,写起来倒也不是难事。

干了十来天连午饭都没得人管的红小兵(实际是当了十几天免费的小临时工),自觉索然无味,干脆各自回家玩耍,不去了。

派别的争端开始变得充满火药味,相互都用恶毒语言来侮辱对方派别,红卫兵成都部队被简称为“蠢猪部队”,“826”则叫做“趴耳驴”,工人造反兵团是“撬杆兵团”(成都的老话把小偷叫撬杆),产业军叫做“惨猫儿军”。各个据点单位都相互驱赶本单位的对立派别,自己占山为王。小规模的冲突已经不断出现,但都还是局限与拳头和少量的冷兵器,大规模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产业军主要在靠近城郊几个大厂如132、川棉一厂等;826、红成和工人造反兵团的势力范围则主要在城区。

这期间,发生了“二月镇反”或者叫做“二月逆流”的事件。据说是在北京的几个元帅不满造反派的胡作非为,绕开中央文革,动用军队抓了一些太过于乱来的“516分子”,这就叫“二月镇(压)反(革命)”,在四川也同样进行了这一行动,抓的主要是“826”和工人造反兵团中的一些打砸抢分子,以至于“826”派的最高长官(一个某大学的大二女生)率领一大帮本派骨干,倒挂本派大旗,在人民南路广场长时间下跪向毛主席请罪(那时候人民南路广场上还是皇城即蜀王宫,万岁展览馆还未修建),以求得毛大爷的宽恕。镇压反革命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毛大爷及其中央文革强烈反弹,迅速处置了那几个老帅(据说叶剑英元帅在争论中敲桌子把手指都敲断了),收回了军队的指挥权,释放了各地被抓的人员。所以此次事件又叫“二月逆流”。毛在处理此事后,要求军队要到地方去,支持左派继续文化大革命。这叫做“支左”。

严格的说,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就是起源于“支左”。虽然当时派系的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中央文革的支持,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应该是不可能在全国展开的,至少是不会大规模使用现代化的制式装备进行战斗的。

谁是左派,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两派都声称自己一派是革命派而对方是保守派。

当时全国已经实行了军事管制,驻地的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所有的权力全部由部队掌管,军队的介入即支左,很快局势就有了明显的发展。

当时成都军区的第一政委是著名的中印反击战的指挥官张国华将军,司令员是原38军军长著名战将梁兴初将军,这两位的战绩威望资历都足以使川内任何人望而生畏,尽管两位按中央的精神支左即支持学生,但在四川总的局势还比较稳定。

“二月逆流”后不久,中央改组了四川的领导班子,由一姓刘一姓张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两口子)担当了省上的三、四把手,实际接管了四川的文革掌控权。

这两口子是坚定支持826派的。

既然有人支持指使,谁革命谁保守就只有在武力上见个高下。

武斗开始了。最先还是冷兵器的较量。826派这一方在得到了领导支持后,一扫“二月镇反“的晦气,频频出击,要把保守派的势力彻底赶出成都城区,除之而后快。

武斗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但在成都,还没有动用热兵器。

当时街上经常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头戴藤帽(当时的安全工作帽)、手持钢制梭标的精壮汉子高呼口号招摇过市,展示实力,当然其中也不乏头缠绷带或手脚受伤的斗士,以控诉对方的暴行。

武斗双方的口号都非常一致,叫做“文攻武卫、武装保卫成都”

成都的工业发展一直很一般,尽管也有好几家军工大厂。虽然工业落后,但打制长矛梭标的能力倒是绰绰有余。那寒光闪闪的梭标真是叫人望而生畏;锦江、沙河的河滩上有的是鹅卵石,所以在用冷兵器交锋时,武器倒是十分的充足。

67年的五月份的某天,826、红成派和工人造反兵团组织了上万人去围攻地处成都西郊的132厂,试图把132厂从保守派的手中夺下。进攻一方用石块、梭标、木棒倾尽全力猛攻;据目击者后来讲,进攻用的石块都是用汽车不断的运上火线的,以保证进攻的连续性;进攻方有的使用由两个人操作的自制大弹弓,“弓弦”是用汽车内胎剪成的,一人固定一人拉弓,可以发****拳头大小的鹅卵石;还有把小桌子翻过来,用桌子腿当支架拴上轮胎橡皮,两三个人压住桌子、两个人拉弓,则可以发**巨碗大小的石头;因为**程越远,杀伤力就越大。而后勤保障人员则把饭菜和饮用水送到前线,以势在必得的架势,以期一鼓荡平对方。守卫一方则依托自己熟悉的地势和建筑拼死抵抗,双方在飞蝗般的石头雨中冲锋与反冲锋,伤者累累。打到第二天,在几道防线逐一被攻破后,守卫一方招架不住,放弃了132厂外围的办公区,退进厂区坚守。

守卫一方用高音喇叭警示进攻一方,132厂是军工部门,是保密单位,任何闯入者都后果自负。估计进攻一方根本没有顾及这一告诫的真正含义,继续猛攻不止。结果守卫一方开枪了(军工单位的保卫部门是有制式武器的)。

现代热兵器的加入,攻守的形势迅速发生了逆转,进攻一方以四、五十人阵亡、一千多人受伤(包括在互掷石头中受伤的)的代价结束了进攻,撤退回了城区。132厂之围遂解。

这是成都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两派冲突。同时也开启了成都使用热兵器进行武斗的先河。于是武斗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斗时代。

好在132厂造反派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敢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开上几架飞机进行反攻。

这种先例不是没有的。30年代刘湘将军就曾命令自己所属的空军开起飞机往成都城里扔大石头(因为当时没有可供空投的炸弹)。

接下来没几天,826的造反派与成都南边郊区的琉璃场中和场的农民造反派组织、据说也是保守派的“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双方十多万人在田野里对峙,互掷石头,导致无数人受伤。后由部队分隔,那次武斗乃停。

这是学生造反派与工人、农民造反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学生造反派赢得胜利,因为有领导的支持。

自从132厂事件以后不久,所谓的保守派就解散了,退出了派系的争斗。

不久,红卫兵的两大派即826派和红成派迅速分成了新的两大阵容。分的原因据说是省革筹的刘张两口子是支持826派的,而红成派则是反对刘张两口子的。

实际上,造反派在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是两派,并不是一个学校或单位里只有纯粹的一派,只不过一个学校或单位里某一派人多势众占了上风,另一派兵微将寡则要极力抗争而已。

在成都,826派要强大得多,斗争的激烈性也要强得多;而红成派相对要弱一些。

冲突的两派后面都有部队在支左,所以军队开始向自己支持的派别发放(明面上是抢,实际上是发放)了很多轻武器,于是,冲突的两派手中都有了大量的制式装备。

值得庆幸的是,在成都,军队被抢(发放)的武器只是轻武器,据说重量级的最大也就是重机枪。火炮火箭筒没有出现,连所谓的小钢炮即60毫米的迫击炮都没有出现在冲突双方的武器库中。这原因不得而知。本来火炮的操作就比较复杂,非专业人士是弄不好的。成都人烟稠密,如果动了大型,成都百姓恐怕要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全川的武斗中,重庆、中江、泸州打得最凶,都动用了重型武器。

还是先说成都。

132厂事件后,826那一派抬上阵亡者遗体游了好几次街,声讨对方的暴行,发誓要报仇雪恨,局势更加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红星路是当时的游行的主要街道,荷枪实弹的队伍那几天天天都从那里游行走过,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和凄婉的哀乐声不断地传来。红星路是前两年才修通的大街,以前从新南门往北依次是南打金街、北打金街和棉花街,之后一道高墙就没有路了,64年打通并拓宽后才叫红星路。当时沿路没什么大单位也没有学校,从那儿游行一般不会和哪个发生冲突。

估计预料之外的、猝不及防的冲突实际上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文革的武斗是一场非常荒谬而奇怪的武装冲突,如果吉尼斯世界记录有此一项,应该把它列为世界第一而且估计至今无人能够打破。几千年来人类自从有了战争,争斗双方总是要有理由才进行战争,无论是争夺权力、领土还是资源,乃至于争夺其他包括曾经南美荒谬的足球战争,战争的双方总是有着各自的目标,打得过打不过那是另一回事;如果实在没有理由,那也得找一个理由来发动战争。然而文革的武斗双方都是朝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即都是为保卫毛主席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而流血而牺牲,目标相同任务相同派别相同(都是毛派,打到最后也没人声称自己一派是其他派别的),为什么还要打得冤冤不解以命相博呢。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唯有牺牲多壮志”,用此去体现红卫兵的价值,这恐怕是解释之一吧。

成都地处盆地,气候温润,水土肥美,生活悠闲,所以成都人性格相对温和,不太火爆,甚至有点娘娘腔。文革武斗时这一特点使成都的武斗也不算太火爆,真是谢天谢地。成都人口密集,如果再火爆一点,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争斗双方手中有了现代兵器,仗还是有得打的,不过比起四川其他几个地方,成都的武斗确实要“温柔”得多。

当时的造反双方抢到了武器后,首先是加强防守,因为各自的据点早已划分,大家先把地盘守好,设置障碍,防止对方来进攻。继而到周边的粮店粮库去征用大量的大米面粉,既可以用来构筑工事,又能保证有饭吃。因为社会混乱,所以只要市面上有的,都可以征用(抢)到,造反派们的生活绝对是有保障的。然后绝大多数都龟缩在自己的据点内,玩弄枪支,向远距离的或者是想象中的对手一阵乱打,其形式很有点像电视里播放的利比亚反对派向沙漠中开火的场景。

据我后来所知,成都那些去参加抢枪的年轻造反派们,很多都是怀着好奇心和年轻人对枪这种现代火器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才去参加这一极端行动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真正去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也没必要去和那素不相识的同胞去计较那所谓的派系之争。我不知道换到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不过,好奇归好奇,好玩归好玩,当知道那子弹真的要穿透身体导致生命瞬间消失的时候,不少人还是悄悄地放下武器溜回了父母身边。

由于严重缺乏军事常识和军事素养,玩枪走火导致伤亡的事件在武斗一开始十分普遍,武斗当中这类事件有多少,现在已无法去查证,但被走火吓得再也不敢玩弄武器的人却不在少数。

张三去食堂吃饭已经晚了,走进食堂,好友李四放下筷子,顺手拿起放在饭桌上的手枪,开玩笑说,咋来晚了,老子毙了你。张三还学着电影里英雄口气,指着**膛,来啊,朝着这儿打。结果,枪真的响了。因为李四根本没想过那手枪是不是曾经子弹顶上了膛。

这种情景的再现,几乎在每个武斗的据点中都发生过。幸运的,子弹擦肩而过(这是最幸运的,但吓得尿裤裆的大有人在);一般幸运的,子弹击中身体但不至于收命;运气不好的就只好当即命归黄泉。当然,人死了,可以把这一罪行归结于对方派别的进攻,以激起更大的对立情绪并可以推卸在内部的责任。

比较极端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对着窗外(对方可能进攻的方向)上了膛的重机枪掉头,枪口对着满屋子的本方人员然后去擦拭、摆弄那可怕的武器,走火后的重机枪至少在瞬间会有几十发子弹飞出枪膛,那9毫米的子弹近距离足以打垮墙壁、也能把人打成两段。

成都某个中技校,和其他中学一样,用抢来的武器把自己彻底武装起来,由于没有进犯者,同时也暂时找不到可以进攻的对象,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反正都是在学校里头耍。一天,外号“豺狗”的重机枪手去食堂端回自己的午饭,回到自己在教学楼的制高点“重机枪”阵地(一个视觉颇好的房间),一进门看见几个同学正在摆弄他所司职的重机枪,机枪已经掉头,而且枪口正对着房门,“豺狗”大叫:那是上了膛的。话音未落,枪响了,一串子弹呼啸而出,“豺狗”身中九枪,当场身亡。

任凭同学怎样呼唤和自责,曾经经常自诩命大、有“九条命打不死”的“豺狗”,命丧于自己亲手擦得干干净净的重机枪之下。而且是身中九枪。

我的一个大朋友目睹了“豺狗”同学被枪击后的惨状,哭着回家,再也没敢出门。

这种极端情况在本市至少发生过好几起。

我们那个院子里十来个当时适龄的青年先后都从学校回了家,基本上都是被走火或者玩枪几乎丢命吓回来的,还算好,后来的几个月的武斗,我们这个大杂院里没有人去火线上玩命。

打得不凶并不等于不打,固守是不可能赢得地盘的。处于进攻态势的826派虽然没敢再去攻打132厂以雪前耻(可能是因为保守派已经消失了),但对红成派在城中的据点必欲驱之,特别是成都十中,那是红成的一个坚固的据点,又在市中心,让826派如骨鲠在喉。

成都第十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了)在陕西街,面对现在的四川省教育厅(当时叫做省高教局),十中原址在解放前以前是座教堂,校园里一座高高的钟楼形成一个坚固的制高点,十中的红成们占领了对面的高教局大楼(也就是临街的一座五层的楼)形成了犄角之势,**界开阔,在几个街道的要点上筑起工事,也算是易守难攻。对那些未经过军事战术正规训练、又不愿意真正去拼命的业余战士来讲,要拿下十中确实不易。所以,826派占据了与十中隔着一条人民南路的百货大楼,利用周边的制高点相互对峙,每天用轻重火力对**,打得那些楼房弹痕累累。这种打法是吓跑对方的打法,和现在利比亚冲突双方的打法差不多,打得热闹,却基本上没有进展。当然,双方也每天可能会有几个倒霉蛋会被没有任何战争规律的弹雨打中。战端一启,周边的民房里的百姓们只好投亲靠友,逃亡一空。

听说当时双方每天都要印刷“捷报”发行,向本派和成都市民报告十中战役的战况。双方都多次宣称自己取得了重大进展。

就这样对峙了十多天,据说省革筹多次下令停火也无济于事。826派下决心要拿下十中,于是调来了本派中最具实力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由街道分团来攻打十中。

有必要介绍一下成都的街道工业和由它组成的街道分团。所谓街道工业,是当时成都的经济体系所产生的一种工业形式。那时候成都的稍具规模的工矿企业都是归国家所有,是国营体制;而另外很多以前就存在的手工作坊和极小的工业作坊,则由区和街道进行管理,属于集体所有制。几乎每条小街上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企业,当时叫做“街道生产组”。由于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几乎没有个体工商户,所以由集体经营的街道生产组就包罗万象,从打铁补锅到修理架架车、从编席子补鞋到修房子捡瓦,用现在的话来讲,基本上是属于第三产业的工作,起到了关乎民计民生的作用。(用划成份的做法,划下来就是小手工业者)

街道生产组遍布全城,人数众多且构成复杂。由于社会变革的原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闲散人员和57年划的右派分子(这部分人中有不少被埋没的高水平人才)、城市的无业贫民及其后代、对读书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劳教劳改的释放人员等等基本上都收罗接纳到这些街道生产组自食其力。这些人工资低、待遇差、工作繁杂,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层。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改革开放,成都颇具传奇色彩的“Y百万”就是街道工业即街道生产组的一员,就在我们那条街上打铁。据说是出身不好、颇有文化的他,哪怕是最混乱的时候也一直在围着那个硕大的炉子,老老实实的工作。

文革一开始,街道生产组里就有人出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的战斗队,后来就依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成为街道分团。

街道分团的中坚力量即骨干队伍,基本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渣滓组成,这种人被老成都称之为“烂眼儿”,是社会上吃喝嫖赌抽、抓拿骗吃偷啥子都敢干、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文革给了他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成为一支破坏社会的生力军、让老百姓望而生畏敢死队、打砸抢队伍中最有力的执行者。后来的群众专政大军(简称群专、当时代替公安队伍的社会管理人员)也基本上由这些“当代牛二”组成。

这些烂眼儿带着一大帮社会的底层人员,所作所为大家都能想到。

估计他们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真诚的拥护者。有了文革,才有了他们横行于市、为所欲为、吃得好耍得好而且不用上班做活路。

还是回到十中的战场。

自从街道分团担任了主攻任务后,战场形势有了较大的改观。街道分团组织敢死队白天冲锋,晚上进行偷袭。十中虽然暂时还未易主,但已经岌岌可危。

一天晚上,一声巨大的爆炸响彻全城,进攻方用炸药把高教局大楼炸了一个巨大的豁口,楼虽然没有被炸塌,但已经显得十分恐怖。远远看去,高教局大楼有点像现在那只著名的苹果标识。

据说这名勇敢的爆破手就是街道分团的司令宋某人。据说他身先士卒,趁夜色携五十斤TNT炸药,完成了给对方的沉重一击。据说爆炸虽然没有直接造成对方人员死亡,但给了守卫一方的士气极大的打击。

第二天,由于头天晚上的爆炸声引起的好奇,我们几个伙伴偷偷溜出家门,前往十中战场去一探究竟。

一路上可以说是路断人稀,一片肃杀之气,人民南路完全没有人迹,枪声也十分稀疏。我们几个溜到百货大楼下面,刚刚探头看清高教局那巨大的豁口,密集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打得百货大楼碎砖石块劈里啪拉往下掉。几个伙伴大家屁滚尿流地一溜烟逃回了家。

回家后惊魂未定,被父母追问后再一次挨了一顿痛骂(我的父母很少打人),在做出了保证后才算平息下来。

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仅看了两分钟的战斗,还差点命丧“疆场”,这种热闹和冒险确实不值得。

看了那种打仗又能咋样,未必还长个仔耳朵来吊起?

十中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尽管红成派在大力的声援,也在想法进行派队伍、送物资,但是包围圈如铁桶一般,一切增援犹如杯水车薪。守军困守穷城,十中的失守几乎已成定局。

一天上午11点多,一辆苏制的“嘎斯51”货车偏偏倒倒的由东向城里急驶,在当时的环城路(大至是现在的一环路)九眼桥附近急速转弯时,侧翻进路边的田里。车上几名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学生猝不及防,连同车里的几大蒸笼肉包子一起被摔了出去,其中一支带刺刀的56式半自动步枪飞出去插在地上,颤巍巍的不断抖动。乘员们爬起来,扔掉钢盔子弹带,一溜烟的分头跑了。没有人因此而负伤。

下午,一个大我两岁多点的好友告诉我此事,他就是车上的乘员之一。他们的任务是把肉包子送给十中被围困的同派战友。我问他曾经去过十中没有,惊魂未定的他肯定的回答:没去过。再问:那怎么送进去,回答:不知道,到了十中再说。

显然他们还以为是一场游戏。

去给十中送给养,是因为他们那个半工半读中学地处郊外,武斗开始后一直十分平静;当天本校红卫兵的领导在闲极无聊中,突发奇想,带领几个“兄弟伙”,路边拦下一辆卡车,赶走开车师傅,装上原本是大家的午饭肉包子,就兴冲冲的“增援”十中去了。

开车的是他的同学,读初一,是第一次开车。

好在车开翻了,真正是到了十中附近,会是什么结果实在不好说。

分手时,他专门告诫我: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他母亲。

事情的发展有时候是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的。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解救了十中那些已经无路可逃的被围困者。

某个晚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高速行驶,路过总府街口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时,遭到一群持枪人员的伏击。乱枪过后,吉普车被打成筛子,车上乘员大部分遇难。

吉普车是解放军驻成都某独立师的,车上乘员是独立师师长杜灵,和本师参谋长(重伤)及其警卫人员一起返回驻地。

杜师长参加革命多年,闯过了无数的大风大浪、枪林弹雨,却在如此月黑风高之夜,命丧于一帮无名鼠辈。

这一事件迅速激起了轩然大波,所有的各帮各派都强烈谴责对方制造了枪杀军队高级官员的恶性事件,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明证。闹得最凶的是红成派,因为城区的地盘主要是由826派在占领,所以红成派认定行凶者定是对手一派无疑。

当然不会有哪个组织站出来承认这事是自己干的。这也符合文革的传统手法:把黑锅扔给别人,把清白留给自己。

省上的最高首长之一梁兴初从战火纷飞的重庆返回成都,勒令两派立即停火,停止武斗。如果不从,后果自负。

据说梁司令是支持红成派的。

面对手握大权和重兵的领导,两派当天就停火了。

十中之战宣告结束,已危若累卵的十中“守军”得以死里逃生,悄悄撤退。十中不战而易主。

过后不久,两派都举办了关于十中战事的展览,强烈控诉对手的武斗暴行。

谁杀死了杜师长?为什么要杀害军队的高官?直到文革结束,好像也没谁给出答案。

我这个帖子发出来后,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家就住在衣冠庙附近,打十中的时候,一天正在街边是玩,他突然觉得衣服袖子被什么扯了一下,而旁边的另一个伙伴就捂住肚子大声哭叫,大人赶来发现,是一颗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流弹穿过他的袖子后,又穿过伙伴的衣服擦着肚皮掉在地上,那肚皮被划了一道红痕,好在没有划破。这运气算是极好的了。

这大概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吧。

成都的武斗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全国应该都是一样的,。什么826、什么红成,还有对百姓相对温和的产业军,都是被人家利用的工具而已。那个刘张两口子以前是遭开除过党籍的,文革复出,就是想把以前的场子找回来,其做法与那些社会烂眼有何区别?只不过他们的场子要大得多而已。

四川武斗据说死了上万人,伤残的数字远大于此。

停火了,但武斗并未停止,只不过成都的冲突规模小得多了。但到处都是手持枪支的造反派,同样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打冷枪的、报私仇的、趁乱抢劫的,就接连不断的出现。

自从打老产(打保守派)开始一直到68年底,成都到处哨卡林立,特别是城郊结合的地方,随时都可能遇上几个持枪的人,盘问过往行人的派别(主要是盘问青壮年)。因为盘问者本身就没有派别标识,往往被盘问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回答得稍有不对甚至神色紧张(面对凶神恶煞手持利器的估计没人不紧张),那就是大祸临头,轻则当场暴打一顿,重则拉进去打了再审,遭关几天,还得看抓人者的心情再放。这很有点当年日本鬼子查良民证的意思。很长一段时间,搞得几乎路断人稀,在郊区工作的不少人班都不敢去上。很快就有人总结出了经验,遇上盘问的,就回答是“逍遥派”,两边不沾,最多拿给歪人们骂你不上进而已。更有甚者,直接态度谦卑的回答“我是黑五类”,表明自己没有资格去参加派别。文革都进入武斗了,黑五类早已打成死老虎了,反而对革命没啥危害了。

我的一个表哥,中专毕业后在城南一大厂当工人,是一直没有参加派别的“逍遥派”,厂子是维修飞机的,时局再紧张,上班还是非去不可。平时住在厂里,一天周末下班,和平时一样得先走到簇桥再赶车回家(参加工作不久还买不起自行车)。路上窜出几个拿枪的,问他是哪个单位的(没问派别)。表哥据实回答我XX厂的。话音未落,一个拿56式半自动步枪的就当**一刺刀将他戳翻在地,那帮人然后就扬长而去。

几个路过的同事赶紧把他送回厂医院救治。

他哥子算运气极好,上衣左边口袋里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是当时随身的必备品)、一个硬壳的工作证中间还夹了一小叠饭菜票,再加上几张小面额的钱,全部被刺穿,这些东西缓解了大部分冲击力,但左**仍被刺了一个深达至骨头的大口子。如果没有那些东西抵挡,估计当场就没命了。

回家养了大半年。伤口总是膏不到口,那刺刀是涂了铅的,做为杀人武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伤了人总得弄个明白。亲友们帮着找了一些当时的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弄清了原委:他们厂的造反派抢了另一帮造反派的汽车,被抢的吃了哑巴亏,就在路上找对方的人出气。他哥子正好赶上,当了顶缸者。

由于有人出面过问,伤人的一方道了歉。但又能咋样呢。

这种事情多得很,不少人挨了误伤连哪个整的都弄不清楚。

成都的大战基本上平息了,战场却陆续在全川展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大治蜀后治”,这句不知何时开始流传的俗语用在文革时的四川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重庆的武斗开始得比较早,其惨烈程度据说是居全国之首。武斗的两派一开始也是以拳脚棍棒、钢钎长矛进行斗争,后来武斗升级,使用热兵器,除了一般的步兵轻武器外,坦克、长江上的武装巡逻艇、重型迫击炮、37毫米口径的四管机关炮都参加了战斗(重庆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很发达,成都是望尘莫及的),一直打得“重庆反到底”那一派被彻底赶出重庆,“815”派完全控制山城,这才基本平息。

据说重庆武斗,导致至少好几千人阵亡。阵亡人数居全国之首。

四川的中江县地处川中,其位置基本上算是在成都重庆之间。那个地方有个庞大的造反组织叫“继光兵团”,是以抗美援朝的英雄战士黄继光命名的,其总司令就是黄继光的母亲(那老太太大字不识、估计也就是挂个名而已)。武斗开始后,被赶出重庆的“反到底”、成都的826派会同当地的本派造反势力,在省上刘张两口子的支持下,对继光兵团进行围剿,真刀真枪的干了几十天,继光兵团被彻底打垮摧毁。据说也是死了几千人。中江的战争是一场颇具规模的战争,从城里打到城外,从平原丘陵的追逐到最后的太阳山攻坚战,前后好几十天,双方十几万人的攻防,光凭喊冲喊杀是肯定不行的,据说双方的组织者都网络了不少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复员转业的老兵,利用其曾经的实战经验,运筹于帷幄之中,使那次战争颇具有现代的特征。最后,以人才和资源都占优势的一方获得全胜。

此外就是三次“武装支泸”。同样是在省上刘张两口子的支持下,也是重庆的“反到底”、成都的826派以及泸州周边的同派系的造反派,三次围攻地处川南的泸州,前后好几个月,战斗的惨烈程度并不亚于重庆中江。直到对方被彻底打垮。

这期间,枪毙俘虏、**轮奸女俘、抢掠财产、焚烧房屋,战场成了人间地狱。

大规模的武斗基本结束了,成都的两派是同城共存,826一派势力还是要强大的得多;而重庆则是与红成同派的815占主导地位,与826同派的“反到底”派(又叫砸派)的骨干力量被赶出重庆后,基本上都逃到了成都,依附于826派,主要驻扎在川大校园内。

枪声稀疏了,但局势依然紧张,传言十分吓人:重庆的砸派为报被赶出重庆的仇,纠结了多少人马和武器要血洗成都、以帮助826派独占成都;大炮已经对准了哪里、哪条街又有人曝尸街头等等。由于重庆的武斗打得凶,而且跑到成都来的都是铁杆造反派,所以成都街头把重庆砸派传得十分恐怖,似乎个个都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度百姓们把砸派都称之为“砸匪”。

反正全城都没有安全,只有那些不知真假、越传越可怕的恐怖消息,让百姓们在惶恐中度日。

前面讲到的街道工业分团的司令宋某人被红成一派抓住了,折磨致死。

传言说,宋司令带着情妇和几个保镖,乘小轿车在红成的某据点附近被对方发现(也不知他跑到那儿去招摇啥),结果在机枪冲锋枪的逼迫下束手就擒。

红成派赓即将其秘密押解到当时红成的主要据点之一当时的成都大学(在青华路),在各种酷刑折磨之下,宋某命归黄泉。

没过多久826派出版的什么报纸详细讲述了此事,刊登了宋某的大幅照片,据说宋某被对方点了天灯。当然也讲述了设法营救、交换等等,但最后得到的只是一具尸体。

这件事后来好像也就不了了之,也没追查谁弄死了他。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坏事做多了,下场肯定不好。

让老百姓更加恐慌的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闹“李向阳部队”;一件事是顺城街一家储蓄所被抢。

那时候的根本没有什么正式的消息来源,都是从百姓的口中传来传去,所以这两件事都只是经过老百姓“证实”过的传言。

“李向阳部队”是何时“组建”的,确实不得而知。反正在最混乱的那段时间,突然传言成都有一支类似于土匪的武装(好像人数不多、但也不详),据说领头的长得有点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是老的《平原游击队》),而且他也自称是李向阳,所以就因此而得名。传说这帮人杀人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擅于晚上作案,李向阳手持两把二十响的盒子炮,带着几个弟兄伙,骑着自行车(那时候小汽车是无人企及的绝对奢侈品)来无踪去无影,作案无数、杀人如麻。民间的口头文学几乎就把他描述成了真的李向阳一样,飞檐走壁、枪法如神,只不过抗战的李向阳打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而成都的李向阳到底干了些什么,老百姓其实并不清楚,不过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在那个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老百姓对有“炮火”的人都是十分畏惧的。

闹腾了一段时间,有消息说李向阳被击毙了。

先是逮住了李向阳部队的一些重要成员,据说是惯偷惯匪,插起打了红叉叉的示众牌牌,游街示众后枪毙了好几个。

后来据说,成都李向阳在城郊被人发现,军队迅速进行了围攻,经过激烈交火,李向阳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举枪自杀。

再后来才知道,那李向阳就住在和我们紧邻的一条街上,姓王,在他当李向阳之前,很多人都认识他,只不过并不知道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李向阳。平心而论,他与电影李向阳仅仅是有一点点挂像,鼻子有点大,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邻家大哥而已。

顺城街一家储蓄所被抢的事,传得很快也很恐怖,传得快是因为那时候人们对银行普遍都有一种敬畏之心,都知道抢银行是杀头的罪,成都已经很多很多年都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而且据民间传言这个抢银行的绝对不是“李向阳部队“干的,也就是说干杀人越货的不止仅仅是李向阳等人;传得恐怖是据说那个储蓄所里的三个工作人员在大白天被杀死,血都积了半尺深、里面的钞票被洗劫一空(具体有多少钱不知道)。

这两件事是社会极度混乱的缩影,其实当时肯定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只不过这两件事很具有代表性罢了。再加上无数关于“砸匪”的传言,当时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成都李向阳被击毙了,事情好像也就完了,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解释。到底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至今不知道。

而储蓄所的杀人抢银行案件,好像也一直没有破案。

社会的混乱和无序,迫使良民百姓们自己动手,组织起来保卫自己。我们院子里十几个中青年人自发组织起来,找来厚铁皮,加固院子大门,抬来大块的硅酸盐砖(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给进院子的通道砌了一个带直角拐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障碍。前前后后忙了好几天才算完工。然后制定了一些临时的“院规”:比如院子的大门白天都必须关上、对外来人员要盘查、紧急情况要敲脸盆示警、每家每户都要准备棍棒等武器等等,我们这些少年则要担负起打探街上动向的任务。

防卫工作准备完成后,上街一打探,几乎每个院子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而且街坊们都希望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可能出现的匪徒和暴力。于是本街上的一位很少露面的人站了出来。

本街上一个幽静而深邃的小院,住着一个据说是老红军的黑脸汉子,有人说他曾经当过朱德的警卫员,也有人说他曾经是张国焘的马夫,不管怎样,反正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脸上一大块伤疤,威严中透着几分杀气。由于他家是独处一院,大门也经常关着,所以与街坊邻居极少有交道。现在他都站了出来。

一天的中午,本街不少青壮居民经过召集,齐聚在老红军的院子门前,老红军身披**的呢子军大衣(那可是身份的象征),站在门前的上马石上,手上拎着一支大号的勃朗宁手枪,用他南腔北调的口音高声道:居民同志们,为共同防御“砸匪”,一有情况,以我的枪声为号。说完,“咣咣”朝天打了两枪,然后宣布:老子爬雪山过草地,打过鬼子打过老蒋,还怕这帮毛孩子,有我在,就有街坊的安全。

大家鼓掌欢呼。

然而“砸匪”们最终没有洗劫成都。尽管居民们把能想到的防卫措施都用上了。

实际上这些防卫措施没什么用,真正遇上了明火执仗的打劫,估计起不了什么防守的效果。就好像在破门上加了一把锁,防得住君子,防不了小人。

但这些措施,至少能在心理上增加一点安全感。

混乱的时代,在夹缝中度日——

院子里空前的热闹,因为全院的大中小学的学生都在,既无学可上,也无处可去(父母们严令无事不准出门),关起大门,院坝就是聚会的场所,谈天说地,讨论成都时局,自由参加,但是都很注意,都尽量不去涉及文革和当时的政治的事。我们这些小点的就只有听“圣喻”的份,只听,无讨论权。

喜欢读书的几个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交流,在院子里迅速掀起了读书“热潮”。在那个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消遣混日子的时候,只有看小说,才是打发光阴的最好方法,这真是叫闭门读书。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院子里这些无所事事的学生们都是在聊天和读书这两件事当中度过。www.1987v.com真是颇有些“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觉。说实在话,这段光阴还让不少学生受益匪浅:没地方耍,“被”读了若干与年龄并不相称的课外书籍,用现在的话,就是“综合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文革大破四旧,焚书坑儒,不准看那些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但老百姓几乎每家都还有不少以前存留下来的书籍,麻五类没一般都是穷人,又没得啥子仇家,既不怕抄家,也没得啥子把柄,即使破四旧也就是把神龛子的“天地君亲师”或者祖宗牌位取了,没得哪个自己去烧自己的东西,家里头的那几本旧书,至不济还可以拿来做引火之物,当然,没得事就可以拿出来看看,混混时间。

最主要的还是没人来管,革命者们都忙于革命或者夺权,哪个还管这些生活在夹缝里的百姓在做啥呢。只要没人去告发,可以大胆的看书。我们那个院子里,可以肯定不会有人去当那种告发者的。

生活在夹缝里是可怜的,但在某些时候却又是一种幸福。

院子里两个高中学生溜回自己曾经的学校,用自己家中买米的布口袋,从早已无人管理的学校图书馆弄了一些书回来,基本上都是小说历史类的,这样书的来源就更加丰富了。那段时间,我除了熟读了初中三年的语文历史地理课本,还囫囵吞枣的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在哥姐们的指导下,有的还看得懂,有的确实看不懂。特别是俄国的那些长篇巨著,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等等,不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人的名字又长,尽是些什么“啰啰嗦嗦夫斯基”之类,读起来很打脑壳。

看得最多的是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因为正好有他们的短篇小说集。法国那时候时的穷人们百姓们好像和我们也差不多,看起小说,就很有些感同身受。印象极深刻的如《克洛德。格》、《无神论者做弥撒》、《羊脂球》等等,至今都还记得。而深受年轻男人们喜爱的作家是美国的杰克。伦敦,他的《海狼》、《毒日头》《雪虎》,那充满野性的、原始和适者生存的描写,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院子里一家邻居,家里有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三学生,还有一个大学毕业从事教师职业的大姐姐。其父亲曾经是旧政府的普通职员,解放以后也从事体力劳动,属于文化较高的、接近黑五类的麻五类。他们家里有一台放唱片的留声机。文革开始时就藏在床底下。自从关了大门修了路障后,街上已经是经常路断人稀,于是就敢拿出来把房门一关,悄悄地放,也欢迎几个关系好的同龄人共同欣赏。我因为爱和比我大的人耍,也就可以经常叨陪末座,沾光听了不少当时闻所未闻的唱片。由于唱片的来源有限,所以就是有啥就听啥,从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到川剧《迎贤店》,从京剧《四郎探母》到印度电影的插曲《拉兹之歌》,古今中外,乐器唱腔,虽然我绝大多数都不见得听得懂,但大家悄悄的来静静的听,真正是在享受那份混乱中的安宁。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情景,尚历历在目。

现在还记得听的几个川剧的唱段,《一只鞋》里那县官唱:“我出了三千银才把官做,初上任就弄得我糊里糊涂……”

邻居那大学生大哥是文革前两年考进大学的。高中毕业时去拉了一年的架架车(主要是去河边为建筑工地拉沙石),以挣够未来的学费和一些生活费。所以他戏称自己是拉萨(拉沙)大学的。后来我供职单位的一位领导,也是这样先拉架架车挣学费,先去“拉沙大学”,然后再读大学的。

这样大家自我囚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68年底,因为要复课闹革命了,大家很快就各自东西。

从红卫兵造反、划分红黑五类开始到老三届知青下乡,这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当中,不少因各种各样原因没去参加派性斗争的人,自我调侃为“逍遥派”。

这“逍遥派”里面有不少文革刚一开始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造反中,后来发现形势险恶、赶紧抽身的;有在父母不断教导下只偶尔去参加“摇旗呐喊”做面子活路的;也有本来就是普通工人不想去参与折腾的,更多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不符合社会潮流而不敢去参与的,于是,当淳朴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位和社会的主人公、而且自己真正是微不足道的时候,消极和自我封闭在潜意识中迅速的蔓延开来。www.1987v.com人数众多的逍遥派就成了自己管自己的派别。这一“派别”存在的时间最长,对后来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最大,既不上学也可以不上班(到处都在武斗),学生们和工人们就在家当逍遥派,就混日子。

时间一长,光混日子也难过,大家就找事做。

读书写字的、下围棋象棋的、拆装自行车练手艺的(一般院子里都有一、两部来历不明的自行车)、找几块木料操练木匠活路的做个小桌小凳的、修理安装收音机的、修补住房的,反正自己找些事情了练练手艺,既混了日子,又能多一些技术,艺多不压身嘛。逍遥派们相互切磋交流,互通有无,只要一家有活路,大家都去帮忙,既增进了感情,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在第三产业极不发达的那时候,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问题。当然,原材料和工具的来源基本上都是从自己单位东拼西凑弄来。不过这也没办法,很多东西根本买不到。

到后来,要结婚的找人买木料自己做家具自己油漆,成都人结婚需要“多少条腿”好像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结了婚的趁上班很“水”,赶紧生个娃娃自己带,既免去了找托儿所的苦处,还能省下银两;还有的趁机再生一个,以达到儿女双全,享受天伦之乐。

从三年灾害起,居民的住房一直没有得到增加,人口在不断的增长,儿女们已经长大。当时的住房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最低的栖身需求了,所以,只要有一点空地,大家就搭建“偏偏儿”来扩大生存空间,在后来的几年中,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偏偏儿”就挤满了每个院子。以前尚属规整的院子,真正成了烂院坝。

90年代中期到北京出差,见地图上有明代于谦的祠堂,离住地距离也不远,于是就抽空步行前往拜谒。到了一看,除了大门还保留着祠堂的风貌外,里面就完全是一个“偏偏儿”博览会,除了留有极其狭窄的迷宫式的通道外,根本就是一个大杂院、一个贫民窟。一个北京老太太防贼似的跟着我(这可以理解),嘴里不断念叨着:哪儿还有祠堂哦。

我才知道,搭建“偏偏儿”,并不是成都人的专利。老百姓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那些年,十几个平方的破房子里,挤下祖孙三代、六七口人,绝对属于正常。

穷日子当中,百姓的“养生健体”——

那些年,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的清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甚至是在贫困线以下。(www.1987v.com 1987文学社)尽管日子过得十分灰暗,但百姓们仍然在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日复一日的行进,也试图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于是,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养生健体的民间发明,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还留下了社会的烙印。

一是“甩手疗法”,据说是能治疗不少疾病。具体做法就是心无杂念的甩动双手,长期坚持,自然疾病消除。这种方法由于除了消耗时间外,不需要其他成本,所以曾经风靡于社会的下层,几乎在每个院子里,都有不少中老年男女站在一起甩手聊天(聊天时心就肯定不静),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线。不过此法属于身体锻炼,有益无害,至少可以治疗肩周炎之类的小毛病。

另一个是养“海宝”。1987v.com 1987文学社“海宝”是个啥东西,到现在也不清楚。米**,放在少量的茶水中,加入些白糖,就可以养。据说容器有多大,它就能长多大,且可以分割而不影响生长(那时候还幻想过,如果把它放在池塘里不知会长多大)。其分泌的液体加上本来就加进去的茶水,可以喝而且有病治病、无病强身。饲养方法简便、饲养成本较低,也算是一种耍的方式。于是在年轻人和中小学生中流传甚广。不过海宝的液体其味极酸,光喝那个水水,恐怕牙齿都要酸掉。所以喝的时候必须再加入数量较多的白糖才能下咽。找同学要来一块,养在一个捡来的小的圆形玻璃鱼缸中。过了一二十天,居然也生产出不少可喝的液体。但是我家父母并不认可,他们既不喝,也不提供白糖(本来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两白糖,属于奢侈品。只能用于家里有人不舒服时,喝点糖开水糖稀饭之类)。虽然母亲也悄悄给过几次少量的白糖让我自产自销,并且要求我与弟弟共享。但是那液体喝了好像除了更让人胃口大开之外,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那个年代,最不需要的就是开胃。两三个月后,那家伙越长越大,大有长出鱼缸的意思,已经就让人有点害怕了。拿来给人吧,同学朋友都已经早就有不养的想法了,于是,只好悄悄地扔进垃圾堆。

不知道那家伙是不是后来风靡北方的“红茶菌”?

写到这儿,顺手上网查了一下,“海宝”就是“红茶菌”。(确实让我倍感失望。现在资讯实在发达。以前一直认为“海宝”是无脊椎生物、而且是成都人的独到发明)现在百度上也说那家伙好得很,属于营养饮料。酸的东西能开胃,胃口好了,吃东西就倍儿香。只不过那时候的人们并不需要开胃,供应的东西本来就不够吃。

现在还有人养海宝或者叫“红茶菌”的吗?

还有就是喝鸡血和打鸡血针,简称为鸡血疗法。从何处流传而来,已经无法考证,据说这才是返老还童、法力无边的好东西。到如今,有的写小说的人都还在用“那些人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形容人的精神陡增,可见这一疗法和曾经的疗效之深入人心,估计与烧鸦片烟的功能差得不远。

申明一下,那个时代老百姓的科学水平很低,人们的认知水平与现在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个东东千万莫去尝试。鸡血可以煮汤、可以做成毛血旺,下饭佐酒均可;但是生的就喝或者注**进人体,估计离进医院就不远了。特别是在化学药品广泛滥用的今天。

不过在当时,鸡血疗法是很有些要求的:一是鸡必须是活体(本来死鸡也无法放血);二是鸡必须是公鸡;三是该鸡必须是纯白无杂毛的雄鸡公(仔鸡阉鸡不行);四是喂养的方法要得当即必须圈养而不能敞放(估计吃了蜈蚣虫的鸡血没人敢用)等等。

据传,鸡血疗法的操作方法是,每天早晨从鸡的翅膀血管处(不能割喉咙,以确保白公鸡能活下去)取鸡血一小盅,空腹饮下;或者每天早晨把公鸡提到医院,由医生抽鸡血给你注**进去。前者还有可操作性,自己割而取血,反正那鸡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上。后者就不太好办,据说医院只给某些特殊人和特殊病人注**(不知真假与否),而以当时的科学水平,能给自己注**的人和家庭简直是凤毛麟角,所以,喝鸡血成为首选方式。

由于据说疗效如神,而且这种疗法是从某些人从欧美传回来的(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牛高马大精神抖擞,是否与此有关?而且纯白鸡也是欧洲的原种),于是不少人都打算尝试一下,一时间白公鸡身价陡增,能寻上一只是难上加难。

当时城里很多家庭都在养鸡,主要是生活十分艰难,养上两三只鸡,平时能生蛋,过年还能宰杀之以改善伙食(没有人拿来当宠物养),加上大家都闲极无聊,所以能多养一只白公鸡也不是太难。

于是上街逛了几次,春熙路盐市口经常都有卖小鸡娃卖米糠的(现在不可想象吧),买回几只河南人卖的“电抱鸡儿”(用电加热进行孵化的),据那个河南人说是绝对的纯白鸡,但在养了一段时间后,等到硬毛长齐,哪来的纯白,还是以白为主的杂交花鸡。

曾经试图找人分一只已经长成的纯白公鸡来养,但是需要十来元钱,结果筹款的请求迅速被母亲果断驳回,而且受到教育。母亲说:“我不信那些哈,你们老汉儿也不得信。喝了那个白鸡血,未必然就要多活几年?活到一百二十岁零一早晨?现在这个日子…!动脑壳想一下嘛,鸡血和人血咋个合得到一起嘛!鸡是卵生人是胎生…”

母亲曾经读书到高中一年级,抗战时学业中断。家里头当时她的文化最高。

“活到一百二十岁零一早晨”是老成都骂人的,活得再久,也得有一个早晨用来板命(临死前的挣扎)。

还是老人家言中了。鸡血疗法和养白公鸡很闹腾了一阵,不过喝鸡血打鸡血针的,也确实没见到有多大的效果。

当时流传的那些养生之道,很多都是这些无所事事的人们自己想方设法莫得事找事做,来折腾自己。

文革的十年,让生活在政治风暴下的“逍遥派”和百姓们在夹缝中过着清苦而清闲的日子。

文革武斗时期成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情况——

我们继续放下那些武斗、抄家、夺权之类的话题,来继续说当时成都老百姓的生活吧。

一个社会,无论怎么说,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是百姓的生活。底层百姓生活的好与不好,这是最能折**当时整个社会的、无法掩盖或者夸大的一个层面。

这个话题其实比较难。因为我只能说点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也代表不了其他人。所以,也只能做为闲龙门阵来摆。

这个话题也不轻松,而且时间跨度很长,文革结束后物资匮乏、生活困难的日子还又过了好几年。所以只有分成几段来说。文学社先说文革中间这段的见闻。

还是那句老话: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文革一开始,因为全国都在大吵大闹,生活上的影响头几个月还不太显现。本来老百姓普遍都穷,米面油盐有供应就基本上不影响生活,你也不可能天天有鱼有肉的过日子,再加上经过了三年灾害的磨炼,大家对过艰苦日子还是属于没办法有信心的。

当时主要物资的供应和以前差不多,粮票和布票本来就还存在,每人按定量照旧;很快就又制定了每人每月肉一斤、菜油半斤的标准。这一标准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这标准是四川的标准,或者叫成都的标准,因为稍远一些的县城供应的标准就有可能要低一些。而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标准要高得多,北京上海甚至河南河北都比四川高,主要体现在肉油糖上面。

也有比四川还惨的。后来我在东北当兵,东北三省老百姓的供应远远低于其他省份,每人每月只有猪肉半斤,食油三两。以至于长期在东北的主政者被百姓们背地里称为“陈三两”。这一状况也是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平心而论,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按量供应而且有保证的,哪怕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保证不了的话,就有大麻烦了。

后来社会更加混乱了,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持续下降,虽然上述的凭票供应的东西还是照旧,但其他物资特别是日用工业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很多东西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肥皂、洗衣粉、牙膏、毛巾、香烟、针头线脑等等日用必需品,完全买不到,洗脸盆、温水瓶之类成了绝对的奢侈品。大家都不上班或者上班只去闹革命,生产的产品自然就少而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成都街上连食盐都没得卖,经过紧急调运,就有了那种没有经过处理的粗盐卖,那种盐每颗大约有一立方公分那么大(形象一点,和麻将桌上的骰子差不多大小),买回家要先洗一次,因为里面泥巴、杂草和小虫子都有,清洗完了还要捣碎才能用,不然,可能菜弄好了盐粒在菜里面还是那么大,溶解的速度太慢。为此,刚到外地小城工作的哥哥还专门托人带回一个生铁铸的碓窝(成都买不到),用来捣碎那坚硬的盐粒。

四川的自贡、乐山是我国著名的井盐生产地,曾经也是四川值得骄傲的地方。近代的四川军阀敢于与中央政府叫板而闭关自守,能够产盐也是其中因素之一。抗战八年,四川为了抵御外辱,贡献了大量的青壮年、粮食和税赋;而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保证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全部食盐供应,直到战争结束。有史料记载,到抗战后期,四川的井盐产量达到二十万吨,确保了川鄂滇陕等八省的军队人民的生活。

产盐地都无盐可卖,实在是有点可悲。

物资奇缺,难不倒聪明的管理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几千年来老祖宗就教导过大家。东西缺乏,就实行凭票供应,反正我们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票证制度,无非再多一些票证、让老百姓们多体会一些配给制的优越性而已。

于是,几乎一切基本的日用生活品都凭票供应,包括烟酒火柴、牙膏肥皂、针头线脑、盐巴酱油,凡是属于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的必须,都要凭票才搞得成。每月的哪一号买什么,都必须搞清楚,出了差错,没得人帮你承担责任。

成都的“号号儿票”是每月公布一次,哪一号买哪样东西,凭领粮票的粮折子排队领取。记得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中发放的票证号数达到了七十多号;而外省基本上是什么票就是代表某样物品,反而要简便得多。后来我想,成都的方法恐怕是防止百姓们更多的制造假票。

记得当时家中有一个小本子,专门用来记当月哪一号买哪种东西,以免搞忘了。负责完成这项细致而不容出错的工作是我当会计的父亲。以至于院邻甚至街坊们经常到家来查询求证号票的对应情况。

按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离现在的社会已经十分的遥远,说多了也没多大意思。不过,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对普通百姓来讲,这些小事才是大事,未必然真的每个人都要去关心国家大事?

发几张以前的票证照片,有成都后期的和辽宁、沈阳的,成都稍早的票证我手里从来就没有过。这几张东北的,还是不知何时从相熟的老百姓那儿要来的,夹带在笔记本中得以保持下来,已经几十年了,算是无心插柳吧。

东北当时的供应状况比四川还要糟糕,尽管是工业基地,几乎所有的日用品不仅有要凭票,还要加上购物劵才算证照齐全,而那个购物劵每人每年只有六张(照片上的是小面额,最小的就是0.1张)。www.1987v.com

除了粮票和食油票以外,所有的票证都是当月(或当年)有效、过期作废。这是全国的统一标准。

当时的流行的经典说法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像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只有等到红旗插遍全世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是说只有到那时候,东西才可能不再凭票供应。

至少当时像我这样的懵懂少年,真是以为那些三分之二还等到红卫兵们去解放他们咧。如果真能早点解放了他们,我们的日子兴许也要好过点。

烟和酒——

在当时,最缺的物资是什么,估计经历过文革的男人们绝大多数都会认同,最缺的是:烟和酒。

这个说法肯定不会完全正确,而且只是站在男人们的角度来说的。当时的妇女们可能觉得最缺的是实实在在的吃穿用品。而所有的百姓觉得最缺的是钱。

烟酒的缺乏是因为供应的数量太少而烟民酒客太多;心情郁闷纠结的人们又要靠烟酒来刺激。于是买烟酒的号票(买东西的票统称号号儿票,而对当月买烟酒的票则专称烟票酒票)就成了绝对的抢手货。

后来下乡当知青,看见流传的手抄“歪诗”:

烟,

白色的篙杆,

它把我撑出

寂寞的港湾。

酒,

芬芳的江流,

它冲洗我

**中的忧愁

在那中世纪般的日子里,恐怕这是人们对烟酒紧缺的最好的诠释了。

当时一张烟票能够买两包烟,一包中档的,如“朝阳桥”“金沙江”之类,价格在三角以内;一包低档的如“春耕”“飞雁”之类,价格在一角五分以内;更好的烟是没有供应的,即使有,一般老百姓们也抽不起。一张酒票三两酒,散装的,一般都是白干酒(即后来成都人喊的跟斗酒,)那时没人造假,酒倒是真正的粮食酿的。

一个家庭如果五个人,只有户主一人抽烟喝酒,这些供应举全家之力由他自己支配,那么省着点计划好点,还可以勉强过得去,但不能有较多的计划外支出,比如来了客人坐到那儿长时间不走等等。但是人口少的就困难了,如果一个单身汉,那点烟酒票简直无法维系。

但是有的家庭也不行。比如户主要抽烟喝酒,而儿子也同样要抽烟喝酒,这个票就不好分配,69年上了中学,班上好几个同学就是这样。那咋办呢,就只有这个月老汉儿拿三张烟票两张酒票,儿子则两张烟票三张酒票;以此类推。这是一个相对科学的方法,避免了家庭矛盾的产生,至于够不够,那就只有另想办法了。

事实上,不少家庭为烟酒票的分配而引起的矛盾很深。

很快,就有人想出办法,利用其他的废旧号票来改烟酒票(由于各种的原因,有些票是用不完的,比如火柴票。既然是非法改造,就改最紧缺的)。先把废票的号用剃须刀片小心地刮掉,再把另一张或两张的号拼接上去成为一种完整的票。要做到基本上看不出来是拼的(那时候商店里的光线普遍不好,鱼目混珠是比较容易的),确实要小心又小心,而且还要制作者有点美术天赋才行。所以不是大家都可以去做的。

由于粮票、布票、肉票是专门的,格式迥异,而且绝对没有剩余,所以就无法去改。

如果放在现在就简单了,直接用机器印就完了。钱都有人敢造。

在不敢出门的那段时间,我哥就给家里和邻居们改了一些烟酒票。他有那份耐心和细致,也能画得一手好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生活所迫,逼得良民百姓也去做不该做的事。

人改变社会,社会也在改变人。

中国人的造假是不是从此开始泛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后来做假票的就很多了,甚至有人把做的假票拿来卖给别人。

当然再后来,就什么假都有人造了。

烟卷的另一个来源是自制。有时候用烟票可以买到散装的烟丝(数量比买烟卷要多),混合上自己抽剩的烟**(也有人在街上顺便捡几个。说实话,街上很少会遇见无人问津的烟**),用两支筷子加上薄纸和浆糊,就可以卷烟了。手巧的卷得像模像样,堪比烟厂的烟卷。邻居们相互交流,不断改进,技术上进步很快。但自制的烟卷始终不如真正的烟卷好抽。估计是纸张和浆糊的原因吧。

渐渐的,有人开始偷偷的卖烟,当然是黑市。春熙路的孙中山铜像后面就是一个主要的地方。下午和晚上,中档的一角一支,最低的本来只卖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的,卖五分钱一支。就是那几个中年人,天天都鬼鬼祟祟的在那儿卖,生意不错,足以证明烟是真货。

烟卷便于携带,一只挎包装上十多包,生意就可以开始了。

那时武斗已经基本不打了,所以晚饭后溜出去看看热闹,家里也不太管。

有一次,一位卖家拿了一包红“牡丹”(那时候的“牡丹”分为两种,为“红牡丹”和“黑牡丹”,以“红牡丹”为好),那可是绝对的高档香烟,开价是一角钱抽一口。说好了几个人后,交钱点烟,一支烟最多三口就抽完了。居然生意还好。那时候我还不会抽烟(也没条件),还体会不到那种享受。

一角钱加上粮票,是可以吃一碗素面的,也就是可以解决一顿伙食的基本费用。

也看见过不止一次那个卖烟的被几支手枪逼住,弄进附近的楼里,很快倒是就放出来了。不过,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装烟装钱的挎包也没了。

但过不了两天,他又在铜像背后卖烟了。

香烟的紧缺,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再来说酒。

川人嗜酒,且擅于酿酒,当今的好酒,除了茅台之外,好酒基本上都出在我们四川。如果当年工农红军能够攻下四川的泸州或者宜宾,估计国酒就不止茅台这一种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

以前曾经在哪儿看到过一首诗,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大概是清朝人写的:“文章读来意兴酣,试问谁家酒满坛,青石桥下浣花水,锦江春色似江南”。看书看高兴了,心情愉快,问左邻右舍哪家的酒酿好了没有(应该是各家自己酿的醪糟酒),弄一碗来喝。这是写成都青石桥金河边的悠闲的日子。现在金河早已填平,青石桥和古卧龙桥也只剩下一个象征性的桥栏杆,留下的只是都市的喧嚣。www.1987v.com 1987文学社

酒确实是个好东西。二两酒一下肚,晕晕乎乎的,就飘飘欲仙了。所以古人认为“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二两酒下了肚,世间上的事情就可以啥子都不管了,一切烦恼都可以扔到爪哇国去;而且是“酒壮英雄胆、饭胀哈老三”,喝酒醉了,也不是丢人的事情,只要不酒后太过于失德就行。

喝酒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当然也可能得罪不少人。中国的历史上,以饮酒而留名的文人雅士实在不少,除开李白、张旭这些耳熟能详的之外,“高阳酒徒”酈食其、“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等等,那种喝酒的境界和高度,是喝酒的后学后进们包括用公款吃喝的人们都无法企及的。

现代一位作家曾经有过“喝酒三不论”的“原则”:在一起喝酒,应该是“不论杯子的大小、不论颜色的深浅、不论度数的高低”;这一说法,已经很接近古人古风了。

爱喝酒的人或者想喝酒的人,总是可以找点理由来喝酒的。今天高兴,喝两杯心情愉快,今天心情纠结,喝点闷酒以浇愁肠;今天菜好,不喝酒辜负了好菜,今天菜少,则可以喝点酒充个数;来了客人,肯定要喝两杯;没得客来,也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反正理由总是找得到的。以至于前人都有“有兴只喝酒,无聊才作诗”的调侃。

据说这个世界上,最爱喝酒的是俄罗斯人。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在俄罗斯没有不喝酒的男人(据说女人们也能喝)。在前些年“比较文化”盛行时,有人曾经把中国人喝酒与俄罗斯人喝酒做过比较:认为中国人喝酒是喝过程:几个人坐在一起,慢慢地饮酒聊天,增进人与人的交流,这样,感情与聊天成了酒席的主要成份,至于喝多少酒则是根据酒桌子上的气氛,于是后来就有“感情深一口闷”的说法,于是就有喝得酒酣耳热为埋单而打架的;于是自古就有“酒喝微醉花看半开”的优雅的喝法。而俄罗斯人喝酒是喝结果:为了我们的相识先干一杯、为在座的美女们干一杯、为了共同的工作干一杯、为了母亲的健康干一杯、为伟大的祖国干一杯等等,而且都是用大杯子,干杯的话题都没完,就可能已经醉倒丢翻了。大家都喝醉了,酒席也就可以提前结束了。

据说前苏联的解体也与酒也不无关系:戈尔巴乔夫严令禁酒,不准喝酒,老百姓没得酒喝,喝香水喝煤油过瘾的都有,搞得酒客们怨声载道;而叶利钦则支持喝酒,他本人也是个伏特加的忠实爱好者;你想想,爱喝酒的男人们会去支持哪个。

这些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不好说,但是至少我相信。

解放以后,烟酒专卖,私人酿酒是违法的,但蒸醪糟却是允许的,不过,粮食定量都不够吃,而且做醪糟的酒米(糯米)也买不到,又有多少人能够去做呢。何况醪糟喝起来也不过瘾。

所以,酒的供应一紧张,酒客们就基本上无计可施。

也有人尝试找点医药用的酒精来兑水喝,但确实味道太怪,加上医药酒精也买不到,就只好尽量克制酒瘾。

黑市上,偶尔会有人拿几瓶酒来悄悄出售,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运气事情。

某一天,还是春熙路孙中山铜像的背后,两个人用自行车驮了二三十瓶酒,摆开架势就准备卖,还在和酒客们说价钱,突然几个臂带“群众专政大军”袖标的来了。

先来说一下“群众专政大军”。

文革开始后,最先被捣毁和撤销的是公安局(包括派出所)、检察院和法院。这三家被称之为“黑公检法”,是被彻底砸烂而且已经消失的国家机关。其实这三家都是根据宪法成立的国家机关,又是共和国自己建立的司法机构,突然成了“黑”色的并且要砸碎撤销,个中原因肯定不是老百姓能了解的。但是司法机关砸碎了、社会又确实需要有人来维护最基本的秩序,于是根据不知道哪儿传来的经验,由革命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成立“群众专政大军”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应对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企图。到文革后期,“群众专政大军”又更名为“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

于是,大致上按照以前划分的派出所的行政管辖范围,街道就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指挥部”,工作人员简称“群专”。

“群专指挥部”的职权远远超过了以前派出所的职权,大到反革命事件、小到两口子吵架,他们都可以管(当然前提是看他们愿不愿意管,一般没油水的事是不会管的)。里面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闲杂人员(以前的专业“黑”公安们都被扫地出门了),这支由北方人称之为“混混儿”、成都人称之为“烂眼儿”组成的大军,是真正一切都无所畏惧的流氓无产阶级,抓拿骗吃、估吃霸赊、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很有点小说中描写的日伪时期沦陷区汉奸们的风范。以至于成都人背地里把“群专指挥部”称之为“纸火铺”(纸火铺是旧时成都卖丧葬用品的商店,专卖出丧时用的花圈及纸人纸马。现在已经改称寿衣店了)。

估计群专们工作的最大乐趣就是扰民。晚上查户口查夜,是那帮人经常进行的常态性的工作。半夜三更(绝不夸张、一般都在12点以后)来查户口,敲开门后手电筒到处乱晃,撩开蚊帐甚至掀开被子一个一个按照户口点人,没有必要告诉你缘由,你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你不能抗拒也不敢抗拒,只好无条件地接受检查,我们家最高记录是曾经一夜被查过三次户口。当然,在查户口的同时,也要看看你们家有没有他们认为的违禁物品。所以,在被查户口之后,家里少了一两件小的物品比如喝水的杯子洗脸的毛巾甚至当时流行的像章,那绝对是正常的。

曾经的一次查户口,我的三本书放在桌子上忘了藏起来,眼睁睁的看着被查户口的群专没收。三本书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是《东周列国志》、《黑海水手》和《缘缘堂随笔》。其中最可惜的是丰子恺先生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那本书至今也没见到再版。

抓投机倒把和突袭黑市、没收偷偷进城卖鸡蛋小菜的农民的物品,由于这是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物质需求的工作,所以群专们更是乐此不疲,一旦被那帮鸡脚杆上都要剐油的“群专”盯上,不死都要脱层皮。

“投机倒把”是一项可大可小罪名,可以用在除国营商店之外的任何人身上。如果某人挎包里装了几瓶酒或者其他市面上的紧缺物资,被群专发现,不管你有没有倒卖的动机,都可以视为你在“投机倒把”,都可能被“执法”的“群众专政大军”盘查、搜身、没收所有的财和物,不把你抓进去关上十天半月,那已经是运气好得很了。所以做黑市的一旦遇上“群专”,基本上就死定了。

这一次,也许是有不少酒客围观,也许是卖酒的苦苦哀求,也许是遇上了心地善良的执法者,反正没有马上将人赃一起带走,而是为首的群专在批评教育了卖酒人后,当众随手从七长八短的酒瓶堆里拿出一瓶,拧开盖就喝了一大口,连声夸赞酒的纯正,然后让在场的酒客们(潜在的买主们)大家尝一口。酒确实不错。价格呢?卖酒的诚惶诚恐,本来想卖五元(一瓶),现在只收回成本,卖四元就行。为首的群专不答应,认为投机倒把是不应该的,价格只能卖三元,于是,群专首领当场宣布: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每瓶酒售价三元,全部处理给在场的革命群众,大家自觉排好队,自备零钞不找不补,每人限购一瓶,售完为止。

如此好的事,让酒客们兴奋异常,真是运气太好了。

几分钟后,酒就卖完了。在没买到酒的人的一片惋惜声中,卖酒的骑上自行车走了,群专们也不知去向。买到“便宜”的酒客们也各自怀揣酒瓶,匆匆回家享用去了。

说明一句,那时候的酒瓶,是用软木塞子密封,有点像现在的红酒的包装,不用工具,徒手打开有点难度。

很快,买到酒的人们都又匆匆赶了回来,他们买到手的,是连假酒都说不上的一瓶水。

那几十瓶中,唯一的真正的酒,就是供大家轮流品尝的那一瓶。

有人叫来了本地段的“群众专政大军”(相当于现在的报警),来人了解了情况后,说了句:“毬大爷喊你们买相因(买便宜)”后就走了。

社会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范例,给所有受害者以及在场看到的、听到的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酒是粮食酿的,所以,酒的匮乏时间延续的要长些,虽然后来有了红薯酒、甘蔗酒之类的替代酒类,但粮食酒的敞开供应,已经是八十年代了。

“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和像章的交易——

67年68年的这两年,武斗的不断、社会的混乱、物质的匮乏,都是伴随在狂热的造神运动中进行的。

“三忠于四无限”和像章热都是在这段时间中达到顶峰的。

现在想起来真滑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种无法名状的困苦日子当中,却还必须得无时无刻的惦记和感谢给大家带来这种日子的神一般的领袖。

当真是“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越累心越甜”?

“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已经没必要再去重复了,这是当时造神的主要一环。从上到下,一层层的加码,到了老百姓这里,就是每家都必须悬挂领袖像,条件稍好点的,还得“请”一尊陶瓷烧制或石膏制作的塑像供奉在家(我记得当时街道革委会来找过母亲,要我家带头‘请’一个,母亲以家里太窄、娃娃太“费”,打坏了担不起责任为由拒绝了),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天的早晚都要面向伟大领袖,向他老人家“早请示晚汇报”;领袖著作也就是“红宝书”则每人必备,270页的语录的每一段都由某位著名作曲家(好像是李劫夫)谱写成了歌曲供大家传唱;世界上最美好最感人最动听的语言、词句、歌曲都献给了领袖,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因为地富反坏右已经被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了,全国只剩下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子民了。

“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你的阳光下幸福开放;你是天上的北斗,我们像群星静静地围绕在你的身旁;你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你的抚育下茁壮成长”。(这种比情歌还肉麻的歌曲,一天到晚都响彻在大街小巷。

这是全国人民统一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言不由衷的根源,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彻底的破坏。

政治意愿**了人民的意愿。

后来在当知青时,有人把上面那首歌改了一下:“你是天上的雀雀儿,我是水头的鱼儿,你在天上栽筋斗儿,我在水头打汨头儿(成都老话:头朝下的潜水)”

来说说当时几个既庄严又滑稽的表现。

“跳忠字舞”是一个非常普及的革命运动。

武斗时,忠诚的革命者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其他人门都不敢出,自然很多活动开展不了。不久武斗少了,各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革命者们就把精力放在治下的子民身上,以最革命最忠于的态度,来谋求在今后的权力机关中分得一席之地。这恐怕是造神运动无限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吧。于是,跳忠字舞就成了表忠心的最合适的形式。于是,跳忠字舞也就成了当时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上班的,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面向领袖的画像,手捧“红宝书”,先山呼万岁以后,就集体跳一次忠字舞;有的单位一天要跳几次;这是“早请示晚汇报”的内容之一;后来(69年初)我们上中学,每天也都要跳,形式与大人们完全相同。最可怕的是,街道上没有工作的居民们每天也必须跳,那些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凡是还能走动的,都必须参加;那时候还有不少曾经缠过脚的老人,也在必跳之列。“跳不跳是态度问题,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类似的这句话现在都有人还在使用),“忠不忠、看行动”。大帽子一扣,没有人敢于不跳。“忠”是忠于毛主席,不忠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被专政。一大帮凶神似的“群众专政大军”那可不是光吃干饭的。

成都为数不多的大型商场如“东风副食品商场”(现在的成都假日酒店旁边)和“中心菜市场”(后来改为红旗商场),每天早上开门之前,要让早已在外面等候的黑压压的大批市民们先跳一次“忠字舞”;但是搞了几天后实在不行,因为前后几道门门口挤的人实在太多了而无法列成队形,所以后来就稍微简化一下,改为让等候买菜的市民们先唱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由铁门内一个工作人员用喇叭先起一个头),唱完了,然后铁门大开,营业。

整个文革时期,蔬菜的供应倒是不再使用菜折子,但蔬菜品种不多,好一点的如豆腐之类,是不定时的限量供应(也就是不一定每天都有),所以要想买到合适的菜,就得一开门就冲进去,抢在前头兴许就能买到。

读中学期间,我经常的任务就是去“东风商场”买豆腐。一大早就得去,经常是天都没亮就到门口去等候了。所以就经常亲自在东风商场门口唱红歌。

那时候的唱歌只唱歌颂伟大领袖的,到处的高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唱。其他的歌,是属于封资修而早已禁唱。所以,那些红歌既不要人教,也不用去学,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由于长期受影响,至今不少“红歌”还扎根在我这并不灵光的脑袋之中。不过,那时候唱红歌,是必须的(说得难听点,是强迫的)。哪像现在某地大唱红歌大跳红舞,发衣服、给补助、不上班,唱得跳得不亦乐乎。成都某些单位亦有效仿,唱得不少人以为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

几句说明:

唱红歌的这几句,是去年唱的最闹热的时候写的,而不是现在。当时想的是,这几句如果发出,会不会有影响。

好在现在问题不大了。

我这个帖子已经写了一年多了,未曾想到,发出来有这么多人来看来支持,在下实在惭愧当时写得不精细。

谢谢大家的支持

院子里一个老辈,酷好京剧。文学社年轻时在成都是比较有名气的票友(戏剧这一行,业余爱好的叫做票友;有名气的票友,可以出钱在戏院客串自己爱好的角色;由票友而职业唱戏,就叫做下海)。老先生说话、手势、步态,随时都会显露出来京剧须生的优雅气度。解放前些年家境富裕,他的父辈积攒下几间店铺,属于城市中介乎于“小商”和“资本家”的之间的“商人”。不过那个时候也无所谓是资本家还是商人(但是文革划的成份恰恰是没有“商人”这一个相对中间的等级)。反正他就是“少掌柜”。由于自己的爱好已经接近于专业级别,所以家中的资财就基本上花在了这一耗资颇大的爱好上。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赞助商或什么媒体之类的来赞助、包装或者炒作你,兴趣爱好都需要自己掏钱来做。要做一个捧场人气高的京剧票友,各式的行头道具、请的琴师、教功夫的师傅以及场地等等,开销是非常大的。家财就在这抑扬顿挫的唱腔中逐渐散尽。成都解放时,家中的店铺仅仅剩下了小小的一间,他父亲是店主,他则是店员。用他自己后来的话,就是“偌大一个家业,活生生的给唱垮了”。不过还好,文革当中却没有受到过多的责难。

文革刚开始时,老先生不得不在院子里当众毁掉了自己一直还珍藏的全部行头,以示与封资修“决绝”。而他的那些髯口(挂在脸上的胡须,是用马尾做成的)、头套和辫子(是真的人发做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假发问世),则捆成一捆,让我拿到废品收购站帮忙去处理。废品收购站按人头发的价格收购,一共卖了不到三块钱。

记得当时废品收购站的那个老头,一边验看一边说:可惜了、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只有当废品了……

戏唱不成了,票友老先生经常在家一个人又比又划,不出声的唱;有人开玩笑问他唱的啥子,他就悄悄的用京剧的叫板“过—瘾—呐”来回答。

在武斗结束以后不久,几个样板戏开始盛行。老先生和以前的几个同好一下子就找到了可以唱戏的由头,既然那些“靠舵手”之类的歌是必须唱,那唱样板戏也应该算是政治表现。于是就经常约在一起,一琴师一小锣,“大唱革命样板戏”,也经常悄悄的小唱老戏过瘾,反正没有人去告发他们。憋了好几年,又可以恢复自己的业余爱好了。几个老头倒也怡然自乐。

老先生和几个朋友却从专业的角度,私下里并不认同那几个“样板戏”的唱腔和编排。

我想,这应该是从“跳忠字舞”获得真正乐趣的、为数不多的例子。

后来改革开放,旧的电影开始解禁。已经退休的老先生一天到晚就去周边的几个电影院看电影京剧《野猪林》,那是京剧艺术家李少春主演的。光是我,都曾经陪他看了不下十回。而据他儿子说,老先生看《野猪林》,看了不下一百回。那时候,电影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五角一张了。

居民们特别是婆婆大娘们的忠字舞跳得确实不太雅观。其实那种场景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有的老人活了一辈子,别说参加跳舞,连看都没看见过跳舞。所以,用群魔乱舞来形容,是亵渎了那些可怜的老人。只能说是组织者的变态吧。

记得当时有个二人对唱的歌曲(二人转?):“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俩口儿坐在那窗前,咱们俩来学‘毛选’……”。当然这是歌曲,其实也是当局所想达到的某种境界。现在想起来却实在滑稽,如果真正是两个没啥文化的老人,没事儿对坐学“毛选”,那就实在太精彩了。

“早请示晚汇报”,形式上是要求每个人每天早晚要手持“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面对领袖的画像或者塑像,汇报自己学习工作的情况。老百姓哪来哪么多事情去打扰他老人家呢。上班上学那是没办法,那是公众场合,该从众的只能从众,多半是念一段语录了事。在家就免了吧,这叫做“从权”或者叫“心到神知”,你不要让另外的人知道就行了。

后来看过不少庙宇里做法事,烧香拜佛做道场,那是为了求得菩萨的庇佑,形式到了,即心到了神就知道了;至少有菩萨的代表——和尚在旁边做代理人——至少他知道;而“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和烧香拜佛是一样的,但心到了而神却不知道,因为他老人家根本顾不了民间那么多的芸芸众生和那些繁琐事情;而仪式的旁边,通常都是参与者,连一个代理人都没有。也没有人敢于自封为他老人家的代理人,在旁边接受膜拜。不过估计想当代理人的倒是不会少。

最搞笑的是在“三忠于四无限”的最疯狂的那段时间,上街买东西必须要和营业人员用语录进行交流,如果你想省掉这个程序,那你就别想买到物品。

东大街与红星路之交的东边拐弯路口当时有个店招叫“临江寺”的酱园(那时候可没有超市和便利店),这是几百年的老招牌,当然文革时已经改名。油盐酱醋都在那儿买。一般家里的这种跑腿打杂的事都由我来承担。一天去买酱油(真正的去打酱油、呵呵),连说了几声,人家都不理睬,其中一个姆姆级的营业员指了指墙上写的须知,看清了才知道,新实行的准则,是要先说一段语录,才会有人为你服务。于是:

“要斗私批修,打一角钱酱油”

“为人民服务,打哪一种?”

“为人民服务,就打一角一斤的”

“要斗私批修,找你一角”

程序结束,提着酱油回家。这是亲身的经历。

回家路上边走边想,仔细一琢磨,语录中的完整句子,好像就这两句最短。我想,如果你在人家面前长篇大论的背语录,不知道人家爱不爱听。那天一定找个机会,先把《为人民服务》整篇背给她们听,让她们也好好的洗耳恭听、认真学习一下。结果到了下一次,自己都觉得没有任何意思,于是就先败下阵来,放弃了。

跳忠字舞和买东西说语录,这种极端搞笑的事没维持得太久就寿终正寝了,应该是69年权力分配完毕了,革命者们对这种献忠心的方式也就逐渐失去了兴趣;加上苏联修正主义觊觎我国,战争阴云开始笼罩,革命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另一些地方。

春熙路孙中山铜像的背后永远是一个集散地。在黑市卖烟酒的基础上,不知何时,有人开始在那儿交换毛大爷的像章,很快,就形成了集市。

最先制作毛的像章的是谁或者是哪个单位,好像已无法查证了,但此风一起,这一下子就大家都做,反正原材料、机器、人工等成本又都是公家的,怎么精美就怎么做,除了金银和镶嵌钻石的(那是国家专控。也好在是专控,不然恐怕都可能用金银去做)没有见过,其他材料金属的、陶瓷的、塑料的、木制的应有尽有。最大的如锅盖如盾牌,精巧的如指甲盖大小。别在身上或者别在一块红布上,去进行交换,当然也带有炫耀的意味。估计和后来才知道的奥运会世博会的纪念章交换差不多。

成都人好凑热闹,不少人就跟风去收集像章(据说到现在,全国收藏毛的像章的最大藏家就在成都)。1987v.com 1987开始是互换,即以像章换像章;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人用其他物品甚至用钱去换像章。按当时的“道理”,毛主席的形象是无价之宝,互通有无可以,但买卖肯定不行。不过对这种事情却好像没谁来管,就形成了五花八门什么都用来换像章:香烟、军帽、皮带、球鞋(回力牌的)等等。有需求就有“市场”,甚至有人抱来了一条小狗,换五个像章(那时城市里养狗养宠物的人极少,人都吃不饱);当然,在那个像章的集市上,买卖其他黑市东西的、摸包包的、顺手牵羊的也就不断涌现。

院子里几个同龄的伙伴一商量,凑了十个像章,去换回了一副罾(捕鱼的网。事先就谈好了的)。

这下就大家作准备,找竹竿、弄绳子、做舀舀儿(手持的捞网),也不去像章市场上闲逛了。

那时候,锦江河还是一江碧波,河边的住家户还在河里挑水做饭。于是,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几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娃娃就到河里搬罾捕鱼去了

搬罾的地点选在东门大桥和新南门之间的水东门桥头(现在的双林路西口),每天两三个钟头,也能捞上几斤大小鱼儿。几个伙伴颇为得意,至少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这就是70年代的成都水东门。正好照片上那个竹子的架子就是“罾”的支撑;那是河边上人家长期捕鱼而设置的。

好景不长,有一天,逮着一条大鱼,至少好几斤,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把大鱼弄上岸,结果让鱼挣破渔网逃走,网也整了个大窟窿。鱼没死,网倒破了。没有补网的工具和补网的技术,长期的捕鱼计划只好宣告破产。

这几十年,前后搬过几次家,不少东西也散失了。前段时间发现家里还留有一个像章,虽然质地极其一般,但也颇为庄严。照张像发一下。

像章热没维持多久,不知道是不是管事的领导意识到了原材料的紧张,还是其他原因,逐渐做的少了,热度慢慢就降下来了,加上翻来覆去的就是一个头像,给人的兴趣也不会持久。

在68年大约是像章热的那段时间,省革委会成立了(以前叫省革委会筹备组),造反派的头目们也“结合”进了各级革委会,权力分配结束,武斗也就不再打了,即使有些小打小闹也掀不起浪子。这在当时叫做“大联合、三结合”。经过几番搏杀,领头的造反派们终于如愿以偿的“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当上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大家也该歇歇了,以共同享受一下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省革委会成立了,得利者弹冠相庆。所以,广播里唱的歌又变成了“我们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欢庆的歌声震山河”、“凉山九十九个火把节,比不上今天更快乐”等等,不过,对老百姓来讲,好像也没有啥值得那么快乐的。说得自私一点,就是连当月的肉票都没有多“赏”一斤给老百姓们。

省革委会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权力终于名花有主,武斗和权力的争夺也就失去了悬念,終于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状态下结束了。逐渐,连那些零星的枪声也完全消失。

成都的武斗残酷、纷乱、时间长、涉及面广,武斗的水平不算高但也不算低,但由于本人未能亲自参与,仅凭有限的听与看来回忆,所以只能讲个大概,作为一段野史,权当故事吧。至于那些当事当时的人物、时间、政治背景,也仅仅是故事中的一部分,而且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个中细节,也就没必要去再翻老账了。

“皇城”和“万岁”展览馆——

把武斗结束作为文革前期的结束,不知道符不符合大众的标准。专家学者咋个分,我也没去考证,但我觉得按这样去分,有个方便之处,就是很多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都是从69年开始的。不过,整个文革的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截然分开。

这一时段,对成都这座城市本身来说,最大的事莫过于皇城的拆除和万岁展览馆的建成。

成都是一座千年古城。撇开那些经过从无数的角度和无数次考证的历史,光从民间的故事来说,在著名的老子出关时,告诉在场的观众,大家三百年后在成都的青羊宫再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后来真来过没有)。不管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如何,至少那时写这个故事的人知道成都、知道成都有个青羊宫,可见成都之古老。成都虽然不是那些六朝古都、八朝古城,也不具备龙盘虎踞之像,但成都毕竟有刘皇叔建立的蜀国、五代时期的前、后蜀国,还是有点帝王之气的。

建了国就有皇帝,有了皇帝就肯定有皇宫。象刘皇叔的蜀国这样偏安一隅的小国,估计皇宫的规模也不会大。不过,成都的皇宫到了唐后宋前的后蜀,就很具规模了,因为后蜀把四川治理得很好,有钱。有钱就可以搞基本建设。

比较令人费解的是,历史上的皇帝,没有一个四川人。就是在四川称皇帝的,也没有一个四川人。中国历史毕竟已经几千年,本乡本土没一个人当过皇帝或者是当过全国最高领袖,我觉得还是让我辈乡党们有点脸上无光。

后来才有了邓大爷,才算是基本上填补了空白,不过名分上还是软了点,仅仅当了个总设计师。

我们来看看:刘备刘皇叔,河北涿州人;刘皇叔的事迹就不说了,一本流传很广的《三国演义》,一个擅于笼络人心的“大耳贼”,大家都知道;

前蜀皇帝王建,河南舞阳人,这个老哥子曾经是个河南烂眼儿、失足青年,年轻时偷牛杀驴,贩卖私盐,好勇斗狠、打架杀人,因排行老八,所以江湖人称“贼王八”。www.1987v.com 1987文学社后来从军,逐渐当上了节度使,再后来趁乱在四川建立蜀国,史称前蜀。西门上那个永陵,就是他的最后归宿——陵寝。

后蜀皇帝孟知祥,河北邢台人(根据这三个皇帝的籍贯,再次印证了四川猴子服河南人牵的说法),也是从军,到了四川当了两川节度使,后来趁乱当了皇帝,史称后蜀。这位就有点水平,当两川节度使时就把四川治理得很好,不仅轻徭薄赋,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物价很低,“斗米三钱”(一斗米约三十斤)。同时还大搞绿化,保护环境,在成都遍种芙蓉树,使成都得名为“蓉城”。他的皇帝当得不久,在位一年多就牺牲了。陵寝在成都北门磨盘山,史称“和陵”。但他的儿子孟昶当了三十多年的后蜀皇帝,因为没有战乱,四川特别成都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得都很好,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社会财富积累了不少,所以皇宫也修建得很不错。只是这老弟有点偏科,只晓得诗词歌赋吃喝玩乐,不懂得加强军事、招兵买马以抵御侵略;再加上有点贪耍,以至于赵家的宋朝军队打来了,就只有开城投降。

还有点龙门阵。这后蜀孟皇帝,有个贵妃(排在第几就不晓得了,应该是排在第一),长得实在美丽而有又文化,又懂时装,推动了成都的织锦的发展,遂使蜀锦蜀绣成为当时中国的著名品牌,成都的锦江也是因为大家在河里洗涤锦缎而由此得名。这位夫人就是五代十国著名的女词人花蕊夫人。后来大宋皇帝赵匡胤灭了后蜀,一包耗子药毒死孟昶,纳花蕊夫人为贵妃。在赵皇帝认为是花蕊夫人误导孟昶(陪他耍得太多)而使蜀国灭亡时,花蕊夫人立马回答了一首诗:“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口占回太祖皇帝》。这首诗实在有意思,不仅回答了问题,还把那些男人们都骂了(估计解甲投降的多半是日子过得逍遥自在的成都人);此外还印证了“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的俗语,孟昶老弟大概从小在成都长大,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性格早就被消磨的一干二净了。

成都的皇宫就是孟昶建得像模像样的,后来明朝的蜀王宫也就在这个规模上捡的现成加以完善的。

尽管明末张献忠在四川称大西皇帝(有点像搞起耍的,这位的籍贯是陕西),尔后又在成都屠城,但成都的皇城还是基本保存下来了。皇城的位置在当时成都的东西南北四门的正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中轴线的交汇点上。在后蜀那个时代,选准这个点还是要点科技含量的。

后来历经几百年,解放过后,市政府还在里面办公。直到68年的下半年,终于没有保住。

其实成都已经没得几个真正的古迹了。www.1987v.com 1987文学社始建于隋唐时代的大慈寺(相传唐三藏玄奘法师都曾在大慈寺进修过佛法),以前是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文革后期也遭拆了一大半,里面的一尊据传说铸于唐代的很大的铜佛也在文革初期就毁于一旦。至于将军衙门(成都将军府)、督院衙门(四川总督府)、成都县衙门(就在城守东大街,解放后是四川省图书馆)、下东大街的城隍庙等等,文革前都还看得出来以前的风貌,慢慢地都被拆完了。

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靠近郊区(当时),因为驻扎的是军队,没有单位去占领,才得以幸存。但这些名胜和文殊院、昭觉寺等,基本上都是清朝或者以后改建补建的。

据说成都皇城里面很大也很漂亮,著名的建筑是明远楼和致公堂,以及一个水榭叫摩珂池.

皇城的前门在文革前修葺过,壮观而且开阔,有一点类似于天安门的形式和韵味。www.1987v.com 1987文学社门前的大坝子成都人叫做皇城坝。

武斗打完了,权力的分配也暂告结束,当权者要立个东西,来做个纪念。于是就拆掉皇城,在城中心建个标志性的建筑。

拆掉皇城,据说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完全是毁灭性的拆除:能推倒的推倒,能撬开的撬开,城墙是用炸药炸塌的。在极短的时间内,皇城和周边的一些其他建筑就彻底消失了。

上千年的古迹、蜀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就这样彻底毁灭了,连一点渣渣都没留。

“金陵王气黯然收”。

以前皇城周边是成都的回民比较集中的区域,有不少的清真寺,也一起被拆。但当时还保留了一个,在皇城西边、距离相对较远、比较古老的,据说是清康熙时建的清真寺。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前些年也给拆了,却又在不远的旁边又建了一个新的。www.1987v.com

皇城的内护城河成都人称之为“御河”,环绕在皇城的四周,十几米宽的河面,堤坝坚实,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古雅而厚重;御河与金河、继而与府南河相通,既是内护城河,又是成都城内的泄洪排涝的渠道;而金河与锦江还是水路的运输航道。皇城拆了,御河也就被填平;后来金河也就被改**防工程,成都市区的内河河道就彻底成了历史,只留下了卧龙桥、向荣桥、青石桥、半边桥等街名。

建起来的是用来展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展览馆。估计是举全省之力、也无须乎计较成本,所以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建好了。

当时要求成都全市的工人、干部、学生都向修建展览馆“自愿捐款”,单位组织大家去参加义务劳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添砖加瓦。69年复课闹革命,到学校开始读初中,我们也去参加过一次,帮助建筑工人们运砖。

我们去参加义务劳动时,展览馆的主体已经完成。砖没搬几块,几个同学避开带队的工宣队,悄悄地顺着还是毛坯的楼道溜上了顶层平台。

那是当时全市最高的建筑,极目远眺,可以看到火车南站。成都当时楼房极少,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低矮的青瓦房。

除了搞建设的工人师傅们,能登顶上平台的人不多(不允许上去)。我们几个算是有幸的,尽管还没有建好;但很快我们就被管理人员撵了下来。

可惜没有条件记录下来那些弥足珍贵的声像。

展览馆建成后,上面高耸着“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九个红彤彤的大字,那是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手书。所以展览馆就称之为“万岁展览馆”。林彪失势后,那几个大字就取下来了。

展览馆建成了,但里面究竟展览过些什么,一直没有进去的资格,也就不知道。直到改革开放了,里面搞连展带卖衣服书籍之类的活动,才进去逛过几回。后来这个展览馆除了搞点画展之外,几乎变成了商场,充分体现出了那些主管官员们的急功近利思想。近些年改成四川科技馆,还像那么回事,至少让娃娃们有一个去参观的地方。

展览馆的前方,塑立了一个毛大爷的汉白玉的巨像(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以供人们瞻仰,这在全国都算既高且大的。当时像章热已过,又有了塑像之风,很多地方很多单位都塑一个在那儿摆起。结果到后来,很多就悄悄地拆掉了(那是要花钱维护的,不然年久失修要影响形象)。

目前成都还有两个,一个就是人民南路的;另一个在郫县红光镇。不知道是不是只剩下这两个?

毛大爷塑像的右手向前,伸出一个巴掌。体现的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伟大意境。

69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幽默的成都人就说:毛主席告诉知青,至少五年,才能返城;当然只能私下说说;

后来改革开放,休闲的成都人打麻将成风,就有人调侃,毛主席告诉麻友:四番不能和,必须五番才能和牌。

这时,无伤大雅的调侃已经不再“犯法”。

建起来的是用来展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展览馆。估计是举全省之力、也无须乎计较成本,所以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建好了。

当时要求成都全市的工人、干部、学生都向修建展览馆“自愿捐款”,单位组织大家去参加义务劳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添砖加瓦。69年复课闹革命,到学校开始读初中,我们也去参加过一次,帮助建筑工人们运砖。

我们去参加义务劳动时,展览馆的主体已经完成。砖没搬几块,几个同学避开带队的工宣队,悄悄地顺着还是毛坯的楼道溜上了顶层平台。

那是当时全市最高的建筑,极目远眺,可以看到火车南站。成都当时楼房极少,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低矮的青瓦房。

除了搞建设的工人师傅们,能登顶上平台的人不多(不允许上去)。我们几个算是有幸的,尽管还没有建好;但很快我们就被管理人员撵了下来。

可惜没有条件记录下来那些弥足珍贵的声像。

展览馆建成后,上面高耸着“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九个红彤彤的大字,那是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手书。所以展览馆就称之为“万岁展览馆”。林彪失势后,那几个大字就取下来了。

展览馆建成了,但里面究竟展览过些什么,一直没有进去的资格,也就不知道。直到改革开放了,里面搞连展带卖衣服书籍之类的活动,才进去逛过几回。后来这个展览馆除了搞点画展之外,几乎变成了商场,充分体现出了那些主管官员们的急功近利思想。近些年改成四川科技馆,还像那么回事,至少让娃娃们有一个去参观的地方。

展览馆的前方,塑立了一个毛大爷的汉白玉的巨像(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以供人们瞻仰,这在全国都算既高且大的。当时像章热已过,又有了塑像之风,很多地方很多单位都塑一个在那儿摆起。结果到后来,很多就悄悄地拆掉了(那是要花钱维护的,不然年久失修要影响形象)。

目前成都还有两个,一个就是人民南路的;另一个在郫县红光镇。不知道是不是只剩下这两个?

毛大爷塑像的右手向前,伸出一个巴掌。体现的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伟大意境。

69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幽默的成都人就说:毛主席告诉知青,至少五年,才能返城;当然只能私下说说;

后来改革开放,休闲的成都人打麻将成风,就有人调侃,毛主席告诉麻友:四番不能和,必须五番才能和牌。

这时,无伤大雅的调侃已经不再“犯法”。

清理阶级队伍和“小爬虫”——

武斗结束了,各地的革委会也成立了,刘少奇刘大爷邓小平邓大爷及其同伙已经被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土崩瓦解,被打到了阴山背后,权力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派系的争斗也因为各级革委会的成立而转为幕后,就不再是明面上的焦点,取而代之的重大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揪小爬虫”。

“清理阶级队伍”是对已经被揪出来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进行重新审查,主要是审查这些人对文革造成了哪些新的危害;同时还要深挖“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987v.com 1987按毛大爷的说法,是那些“在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变节分子”,按中央的文件,就是“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一旦发现,狠狠打击,决不留情”。

建国以来,好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和大的清洗,已经揪出了无数的反革命和阶级敌人。但是好像阶级敌人越清越多,从上到下到处都是,以至于那些坏人都混进了“广大群众”之中,于是,“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清理阶级队伍”就成了文革的另一个主要内容,由于走资派已经成为死老虎,所以这一次的矛头指向的是全国的老百姓。镇压反革命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方法。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一次十分恐怖的政治运动,当时的官方语言是“刮红色风暴”、“刮二十四级的红色台风”,据后来的非官方统计数据,一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国揪出三千多万各型各类的反革命分子,五十多万人被打死或者被处决。死亡人数远远超出全国武斗的死亡人数。近年有博客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恐怖程度超过了斯大林的“肃反运动”。

由于没有目睹的事实和熟悉的人中间没有人受到“清理”(熟悉的人基本上都是“死老虎”),所以在这儿只能说点耳闻: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事件,据说受牵连的人有几十万,被打死和枪毙的人上万;

“云南特务组织”案,由于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某人被认为是特务头子,于是上百万的人被牵连,近两万人被打死;

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则挖出不少“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和大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制造出无数的惨案;

大城市里,挖出大量从海外归来的“特务分子”,一些著名的学者、文艺家、运动员再遭打击,不少人自杀或被打死;我们前面说到的成都工学院那位留学美国的教授,由于文革之初就被挖出来了,早已被斗争被抄家,已经成为“老特务”“死老虎”,所以才幸运地躲过了新的一劫。可能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先生由于被勒令退休,又住在早已空无一人的一栋学生宿舍里,几年未曾跨出楼门一步,估计早就让革命者们遗忘了。

成都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估计和全国差不多,街上经常贴出用朱笔勾决的枪毙反革命的布告(很多人的罪行中都有“思想极其反动”这样的句子),时不时就有背插示众标牌、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的车队呼啸而过;

“清理阶级队伍”时成都杀了多少人,不知道。除去一些真正为非作歹的,被冤枉的应该也不少。

与此同时,也对文革前期和武斗时的一些人进行清理,主要是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和“站错队”的即在派系斗争中失败的一些首要人物。

被枪毙的有一个成都本地的武师,给大家的印象较深。

那个武师姓柳,据说擅使一对判官笔,江湖上称为“铁笔柳”,四五十岁的样子;他带着一帮徒弟,趁社会混乱,为非作歹,成为东门的一霸;据说在解放军去逮他时,故意想试一试他的武功,十几个练过功夫的精壮汉子与他缠斗多时才将其擒获;

我曾经在春熙路铜像背后亲眼看见过“铁笔柳”和另一帮练家子过招,成都人叫做“抢手”,用现在的专业术语就是自由搏击。“铁笔柳”在本方连败的情况下亲自出马,以一敌二,十几个回合,就将那两人打翻,身手确实不凡;

柳某人的处决,应该算是一个罪有应得的例子吧。

“清理阶级队伍”是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揪“小爬虫”则是再次折磨那些还够不上杀头坐牢的潜在对手。在当时,这叫做“触及灵魂”。

“小爬虫”是文革中的新词汇,据说创造者是毛大爷,而最先被他老人家命名为“小爬虫”的,是文革前期的干将和中央文革的政治打手王力、关峰、戚本禹。

这些都是党国大事,是书上查得到的,所以在这儿就不去多说了;但是,既然在中央文革都揪出了“小爬虫”,那么,就应该到处都有这些小型的有害动物,于是,各地各单位都开始了揪“小爬虫”的运动,这一运动开始后,又增加了另一个需要揪出来的动物品种,叫“变色龙”。“变色龙”估计就是站错队的“变节分子”。

“小爬虫”、“变色龙”之类的标准是什么,估计是由单位的当权者确定,不过,在当时要弄人,无所谓标准不标准,谁不顺眼,谁就可能获得这一光荣称号,所以,一时间“小爬虫”到处都是,有的还被再次抄了家。文学社这是继66年的大抄家之后的第二次较为普遍的抄家。

“小爬虫”们的待遇,是继续享受批斗(有一部分被抄家)和游街示众。在街上,经常有一串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小爬虫XXX、神情沮丧、敲着铜锣或者是洗脸盆的人,在革命群众的押送下,边走边敲边喊,“我是小爬虫”,蹒跚而去。

这些人究竟为什么是“小爬虫”,实在让人不解。

说说前面讲到的那个画家和书法家。

蜀中自古多才子,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老先生应该是明星级的人物:成名较早,解放后是专职画家,靠实力经过选拔参加过全国的画展(那时候不像当今社会,钱和权势与水平能力还基本没有挂钩;没得水平,即使再有钱有势也当不了画家参加不成画展),不过那时候既无追星族,媒体、资讯也还相当的落后,画作基本上都归单位收藏,也不像现在,动辄就是一平方尺标价要卖好几万。老先生和绝大多数的老式文人一样,住的是大杂院,过的是百姓生活,倒也怡然自得。这老先生四季都一袭蓝布长衫,拎一根竹木拐杖,和气淡泊,中国传统文人的气度。指导几个学生,时常和二三好友喝茶喝酒聊天,谈诗论画;本可以为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多做点事,可是天不永寿,文革一来,传统文化就成了封资修的东西。

于是,老先生在文革前期就被批斗多次,主要罪名就是宣扬封资修文化,但他既不是领导(当不上走资派),又不是反动权威(那种单位一般不会封谁当‘反动权威’的,那是怕抬高了人家,反而贬低了自己),也不算反革命(写万寿无疆的事,经追查也只算是捉刀代笔),所以也就是那种没有“名份”的人物。“揪小爬虫”运动一来,就先把你弄来再次触及一下灵魂。

长期的批斗和屈辱,老先生在70年代初含冤病逝。

前段时间,再办了几位老先生的遗作展,成都某大报的标题是:“风雅已逝久矣”。

风雅确实已逝。

我们的中学,有好几个普通老师,无官无职,也当上了小爬虫。

一个远亲,曾是四川某军阀属下的汽车连长,军衔少校,参加了成都的彭县起义,在单位上默默无闻,也是做为小爬虫被批斗。

当然还有很多曾经当过领导的小爬虫以及更多的原因不明的小爬虫。这些人很多都是在前期就经常被批斗的人。

后来流传说有人在峨眉山某处写了一首题壁诗:

人说峨眉天下秀,

我说峨眉秀个毬!

不是成都闹虫灾,

老子安在此地游。

这不是诋毁峨眉山的景色,而是外出躲避揪小爬虫的“虫灾”时的愤懑。

(峨眉山有郭沫若题写的“峨眉天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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