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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欧元区危机的最佳途径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法国和希腊的选举告诉我们,“紧缩计划疲劳症”已开始显现。这并不出人意料。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看上去不存在摆脱萧条、通缩和绝望的可信退出策略。如果欧元区这个货币联盟只是一个一般的固定汇率安排机制,那么它注定会瓦解,就像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分别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瓦解那样。现在的问题是,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的事实,除了延缓瓦解以外,能否发挥其他作用。推动欧元区实行必要变革的最后机会,落在了法国新当选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的肩上。奥朗德表示,他的使命就是为欧洲带来“增长和繁荣”。那么,他能否实现这一值得赞许的目标呢?

财政紧缩不会改善正在萎缩的经济体的状况。于是,紧缩只能导致更多的紧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的每一年,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都将上升,而不是下降。希腊的该比率将会短暂下降,但原因仅仅是债务重组。

最触目惊心的数据是失业率(见图表)。15岁至25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希腊和西班牙是51%,葡萄牙和意大利是36%,爱尔兰则是30%。法国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好一些,但形势也很严峻,年轻人失业比例达到五分之一。我们能相信人们将会无限期忍受这种状况吗?不能。人们更有可能像在希腊和法国选举中一样,再次投出抗议票。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成为一年多来被赶下台的第八位欧元区国家领导人。

欧元区经济前景很暗淡。IMF预测,今年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将会出现实际收缩,而爱尔兰增长率仅为0.5%。即使乐观估计,前四个国家2013年的增长率也不过是接近于零。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更极端政党的出现和背叛感的泛起,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在经济上也是危险的:现在有多少最富才华的青年才俊想要移民?

有些事情必须改变。但所有的路似乎都已被堵死。德国央行(Bundesbank)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货币政策已经用到了极限——如果没有超过极限的话。制定财政协定的目的在于防止无度的财政政策。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财政团结,面临不可持续性高利率的欧元区成员国将没有回旋余地,而这个货币联盟并未设立联盟财政部门。因此“结构性政策”势在必行,欧元区领导人称之为增长政策。但是,改革能够迅速使经济恢复增长的观点属于无稽之谈。中期来看,改革措施将推高失业率,加剧通缩,并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较为有利的环境中,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英国推行的改革也花了十多年时间才显露大部分成效。

正如约瑟夫•约费(Josef Joffe)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所述,许多德国人相信,德国近来取得的相对成功源于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时期推行的改革措施。这基本上也是无稽之谈。德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驱动的。这部分得益于德国优异的工业基础。但其他国家毫无节制的信贷供应造就的经济繁荣,也令德国受益匪浅。现在,德国有无可能回馈这一恩惠?答案是,可能性几乎为零。

魏德曼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个句子或许是:“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针对的是整个货币联盟;因此,德国大幅扩张的政策立场必须由其他的国家政策来配合。”简言之,如果你梦想德国将允许信贷推动的经济繁荣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快醒醒吧。这和IMF的预测是一致的。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一直高于德国,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通胀率相对较高。从逻辑上讲,这种状况现在肯定会被逆转,但距离IMF的预测仍有很大差距(见图表)。IMF资料显示,欧洲央行(ECB)甚至将无法达到接近2%的通胀目标。

正如目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任教的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近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当前的调整进程是非对称性的:遭遇困境的国家通胀减缓;而状况较好的国家无通胀。这不是货币联盟的特点。这远远更像是一个帝国。

那么,奥朗德可能会如何做?首先,他将不得不忘记对国内的几乎所有承诺,这不仅因为这些承诺对法国毫无帮助,也是因为若不如此,德国领导人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

然后,这位新总统必须与德国领导人严肃地讨论他们期望欧元区以何种方式结束危机。他应当对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近来呼吁提高德国人工资的明智观点予以热烈支持。接着,他应该指出,似乎只有五条途径可以结束危机。第一条、也是最佳途径,便是对危机爆发之前积累的失衡进行对称性调整,并辅以弱国的改革。第二条途径是盈余国家永久性地向赤字国家转移资源。第三条途径是欧元区痛苦地转型为外部盈余——可以说,这显然取决于德国。第四条途径是弱国进入半永久性的萧条。最后的途径是欧元区部分或完全解体。

唯一理智的选择是第一条途径。但欧元区目前并未走上第一条道路。紧缩政策必须与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的实际步伐相匹配。

奥朗德变换视角、采取这种观点的可能性很小。但货币联盟曾是法国提出的计划。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是与奥朗德同属社会党的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奥朗德的任务和目标必须是化敌对情绪为希望。他可能遭到失败。但在欧洲领导人当中,唯有他有进行尝试的意愿和能力。

译者/邢嵬

欧债危机的政治变数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高级宏观分析师 袁江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是欧洲的大选年,选票政治在欧债危机中日益发酵并发挥主导作用。财政紧缩作为化解债务危机的核心举措,在小范围政治精英决策之后,不得不面对欧元区广大民众手中选票的考量。不幸的是,高举整肃财政纪律大旗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并未获得多数法国民众的认可,成为继帕潘德里欧和贝卢斯科尼之后受欧债危机影响下台的又一位欧元区领导人。希腊也出现“政治地震”,自1974年希腊实行共和制以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新民主党一直轮流主导政坛,但两党形成的执政联盟却在5月7日的议会大选中未获明显多数,凸显希腊民众对紧缩政策已忍无可忍的态度。

当下的欧洲政治变局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符合经济逻辑的财政紧缩政策会遭到广大民众选票政治的否决?在欧元区现有的制度架构下,经济与社会政治因素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联?而上述关联又将多大程度上影响欧债危机的演进方向?笔者认为,虽然欧洲局势表现为不同经济主张在选票市场的竞争和博弈,但本质上却反映出欧元区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架构之间的内在不稳定和动态调整过程。

假如从经济视角分析,财政紧缩无疑是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直接选择。截至2011年底,欧元区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7.2%,其中德国和法国分别为81.2%和85.8%,而意大利和希腊则高达120.1%和165.3%。与此同时,欧元区公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4.1%,其中德法分别为1%和5.2%,最高的则是爱尔兰,达13.1%。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指标多数均已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过去几年,巨额债务在维持表面繁荣的同时却透支了欧元区的未来。如果未来高负债国家继续扩张债务,那么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和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欧元区最终可能走向解体。因此,以默克尔、萨科奇为代表的欧元区政治领导人高举财政紧缩大旗,通过整肃欧元区财政纪律,削减财政赤字规模等措施,坚定地“为欧元的稳定而战”。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统一货币和政治联盟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耀将一去不复返。

但是,政治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努力往往过于勇往直前而显后劲不足。早在上世纪中叶,伟大的社会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曾指出,经济“内嵌”于社会系统之中,任何意在摆脱社会束缚的市场力量终将受到社会系统的反向惩罚。这种被称为“双向运动”的经济社会互动机制与中国传统哲学“反者道之动”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波兰尼教授在书中讲述的只是工业革命时期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案例,但其经典而深刻的分析思路为我们从更宽阔的视野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有益启示。

回顾上世纪的欧洲历史,我们可清晰地发现欧洲的财政政策早已超越经济范畴,深深内嵌于欧洲的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早在19世纪后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形成了欧洲福利制度的雏形。1942年,贝弗里奇教授设计了一个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国民保险制度,成为当代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二战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不断建设和完善。福利财政虽然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负担,但却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约和平稳,进而为维持欧洲社会长期稳定和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的看,高福利制度主导下的财政政策已发展成为欧洲民众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欧债危机的爆发俨然打破了高福利制度与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均衡。政治家们为了捍卫欧元,开始着手紧缩财政、削减社会福利的经济改革。但是,正如波兰尼教授所说的,这种试图“脱嵌”并主导社会系统的经济力量必将带来社会系统的反向运动。而目前的欧元区正是到了社会启动反向调整的关键时点。在欧元区各国的高额债务中,一部分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是欧洲长期维系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保障开支,其在各国普遍占政府债务比重40%以上。当以“默科奇”为核心的欧元区政府积极推动财政紧缩以限制债务扩张之时,就直接引燃了欧洲社会内部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减少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人数增加。2011年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0.3%,而IMF甚至预测2012年会进一步下降至-0.3%。与此同时,3月份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0.9%,再创历史新高,总失业人数达到1736.5万人。另一方面,财政紧缩计划直接指向社会保障体系,而广大民众由于长期享受高福利而对改革产生了“棘轮效应”,因此往往很难忍受失业和福利削减带来的双重冲击。

幸运的是,欧洲社会的反向运动无需通过暴力,只需通过手中的选票就能对经济政策的“脱嵌”努力进行调整和校正。新古典经济学的拥趸们可能会责怪欧洲民众缺乏全局意识:假如再忍受一段时间,财政紧缩就会带来债务规模下降和经济复苏的理想效果。但是,这部分经济学家可能永远也无法认识到,由于忽视了人性的本能,任何抛开社会系统的经济政策努力往往都会徒劳无功。这不是民众的素质问题,而是历史曲折演进的规律。另外,也无需诟病选票政治,虽然它使政治家在某一领域经济改革的努力付诸东流,但这种社会系统的自我减压又何尝不是避免更大灾难的有效方式?

展望未来,更多“奥朗德式”的政治明星或将走向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客观的说,并不是这些政治人物反紧缩、重民生的竞选纲领有着多大的正确性,而是其恰恰迎合了当下欧洲社会反向运动的需要。短期内,这些政治人物会修正原有债务危机解决路线图。例如,奥朗德就明确提出要修改法国与欧元区的“财政契约”,主张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中下层民众就业。经济政策回归社会属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从长期视角看,欧元区的财政扩张却必须依赖“金融抑制”才能实现。政府为了确保自身能以很低成本融资偿债,将会通过各种手段将成本转嫁到企业、家庭、消费者等其他经济主体,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旷日持久的低增长,削弱债务危机化解的经济基础。以希腊等代表的部分高负债国家不排除就此退出欧元区,而欧洲经济也可能经历“失去的十年”。

最后来看,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和社会“双向运动”的历史。欧债危机的化解不会一蹴而就,而是曲折前进的过程。欧洲的政治家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欧元这一“大欧洲梦”的重要标志。在统一的光荣梦想、多元的政治主张、长期的经济衰退与懒惰的人类本性之间,欧洲广大民众需要经历一个反复体验和权衡的过程。唯有如此,欧洲的未来之路才会走得更加清晰而坚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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