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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普世主义

April 21, 2012 Leave a comment

草根网

via 辨析普世主义.

普世主义是当下国际政治领域和思想讨论空间内无可回避的一种思潮和修辞手法,它将某些价值理念定义为“普世的”,相应地,另一些价值理念是落后的、应该被普世价值替代的。参与政治性辩论的人,要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诘问:难道你不认同普世价值吗?这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终结讨论、为对手定性的一个策略。
  普世价值是一组能动的概念,指向一个被规定了的方向,其作用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与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安排紧密相关,在这个“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仍存在巨大商榷空间的时代,对普世主义进行一番辨析是必要的。
  普世主义与普世价值
  普世主义(Unive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其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普世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筐,可以容纳任何符合此类倾向的思想。最初,普世主义是指具有普世适用性的宗教、哲学理念,比如基督教,它相信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且将可以或者将通过耶稣获得救赎,无论它所面对的个体是否是基督教的信徒。
  普世价值(UniversalValues)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至少可以区分其两重含义:
  第一,根据以赛亚?柏林的理解,普世价值是“绝大多数人在绝大部分地方或情境下,在几乎所有的时候,都共享的那些价值观,无论是有意识地赞同还是表现在其行为中”。在这重含义中,普世价值是所有人都认为有价值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全球范围内的实践。
  世界上有这种普世的价值吗?在19世纪,人类学家们就带着这个任务去寻找,结果发现,无论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原始部落,最显著的可以被共享的价值观是“乱伦禁忌”。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实证层面开展过调查,发现在不同社会中,普遍接受程度较高的价值观包括权力、成就、享乐等等。
  第二,普世价值是指人们有理由相信其有价值的价值观。阿玛蒂亚?森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普世价值,他认为,即便现在有很多人不认同甘地的非暴力理念,但人们有理由认同它。在这里,普世价值就不限于其字面的含义,而是指那些值得被普世推广的价值理念。
  在当下的语境中,普世价值这个词是在第二层含义上被使用的,普世主义者推崇的是包含民主、自由、人权、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理念,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终将在文明的冲突中胜出,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实现依托于这些价值观念普遍被接受和被贯彻。
  什么样的价值才能普世?
  既然普世价值不是以其普世存在的事实而被认可,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而不是另一些价值观被视为普世价值?决定一种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文明等级论,纯粹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世界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文明是否有高下之分?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就会对此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
  举例来说,印度教有一项称为“萨提”(Sati)的习俗,男人去世之后,其遗孀要在火葬的时候跳入火堆殉葬,1829年,英国殖民政府下令禁止了这一习俗;在包括苏丹在内的一些非洲地区,有给女子施行“阴蒂切除术”的传统,1946年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将其废止。这些传统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从客观的立场出发,即便激烈的反殖民主义者,也无法孤立地反对殖民政府对此采取的强制措施。
  那么先进的、高尚的价值观是否在现实中始终能取得优势地位,压倒落后的、敝俗的价值观念呢?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用对劳动的不同看法作为例证来说明。
  劳动在西方的观念中,一向是被鄙视的,是用来忍受而不是享受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公民不能是体力劳动者,公民必须有闲暇来发展其美德和从事与公民身份相符合的活动,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拥有奴隶。在基督教传统中,劳动的伦理价值是负面的,劳动本身不是好东西,只是减轻罪恶的手段。
  这种对劳动的态度在其他地方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因贪污被查处后,就说过希望能给他十几亩地,他愿意当农民,种田赎罪。
  对劳动的鄙夷借由经济学理论获得了神圣化的地位。经济学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是“经济人”假设,将人视为理性的、自利的、逃避劳动的经济主体,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经过斯图亚特?密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大家的理论塑造,人的属性被定义了。
  但是,英国人类学家奥利弗?哈里斯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一种对劳动的认识。哈里斯于1970年代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当地的农民身上看到了与“经济人”截然相反的人性。那里的农民视劳动为美德,在他们的文化里,劳动并非被赋予了价值,相反,劳动就是价值本身。劳动于他们是节庆般的活动,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一起下到田间劳作。基于对劳动的热爱,他们发育出了完全利他性的人格,不时有城里人前来与他们进行交换,用很少的代价换取他们的大量的产品,但他们并不感觉到吃亏,而是以怜悯的眼光看待这些可怜的不会劳动的人。
  显然,“经济人”是对人性的歪曲抽象,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证明人的本性并非如此狭隘,但都不能阻挡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一整套自由市场制度设计按照其面目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世界观。这种扭曲的“普世的”人性观还随着市场的扩张侵入到非经济的领域,结果是自利的行为得到奖赏,利他的行为受到惩罚。
  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显然,安第斯山区的农民对劳动看法是更高尚、文明程度更高。问题是,为何这种价值观不能成为普世价值,雷锋精神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反而是鄙夷劳动、好逸恶劳的“经济人”理念大行其道?
  道理不言自明,价值有高下之分,但决定哪种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的因素,不是价值本身的高度,而是其他因素。“经济人”假设脱胎和发展的历史,正是资本主义狂飙猛进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需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对世界的创造就包括符合资本扩张需求的人性。
  有了这层视角,便容易理解普世价值以及那些与普世价值紧密相联的政治话语的实质。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普世主义乃是权力的说辞。西方国家领导人、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将普世主义作为推行其全球政策的依据,他们将世界视为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争夺的场域,西方是善的化身,其主张和行动(哪怕是明显错误的)反映的是不证自明的普世真理。问题是,人权、民主、西方文明的高高在上、自由市场的无可避免等理念都不是自明的,需要认真审慎的分析,抽离出其中有害的因素。
  这并非是说“普世价值”都是错误的、不好的东西,而是要了解权势者所高扬的普世主义在本质上是片面的,我们需要警惕普世主义说辞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普世主义的演进
  沃勒斯坦归纳了当今国际政治生态中西方国家诉诸普世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泛欧洲地区领道人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保障人权,进一步说,是为了保障民主;文明冲突的话语,假定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对市场作为科学真理的确认,各国政府除了接受和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外“别无选择”。
  在达至此阶段之前,西方普世主义思潮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形态演进相契合,普世主义作为一种殖民主义的知识,承担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德克士概括道:“在一些地区和人民被殖民之前,他们需要被标记为‘异质的’、‘他者’、‘可以殖民的’。”普世主义从两个方面服务于这一目标:一方面,它被用于整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力量,为对外扩张提供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用于麻痹殖民地国家的精英群体,制造一种“长期而言对被压迫者有利,哪怕短期内要承受代价”的幻象,以制造认同。
  沃勒斯坦将普世主义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形态,当今的普世主义话语正是这三种形态的综合体。
  第一、文明对野蛮的干预。在15、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面对征服对象时,优越感首先来源于宗教。在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没有文字、奉行偶像崇拜和活人祭祀等陋习的美洲大陆原住民面前,自命为上帝选民的西班牙人觉得高人一等,并以改造美洲原住民的野蛮作为其野蛮入侵和杀戮的充分理由。但殖民主义的残暴也在西班牙国内引发了反思和讨论,在讨论中最终占据了上风的是支持殖民扩张的观点,理由是印第安人是低等人种,即便他们不愿意也必须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唯如此才能阻止印第安人的暴行,为天主教牧师传播福音提供便利等。
  沃勒斯坦认为,这场发生在16世纪的最初的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为后来所谓文明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确立了四条最基本的理由:他人的野蛮;终止伤害普世价值的行为;保护无辜者;使传播普世价值成为可能。
  这可以见于英国驻印度总督柯曾勋爵1905年的一个辩白:“帝国的目的是为正确而战,摒弃不完美、不公正和鄙陋……记住上帝将你的手放在他的犁上……将犁铧在你的时代向前推进一点,感觉到你在千百万人之中留下了一丝正义、幸福或繁荣,留下了一丝人道或道德尊严,一丝爱国主义情操,一丝启蒙的曙光或责任。这些都是此前并不存在的。这就够了。这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的正当理由。”
  这也见于2003年5月1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时的讲话:“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为自由和世界和平而战。我们的国家和盟友为此成就而骄傲,是你们,美国军人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传递着希望的讯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讯息……”
  这一套说辞的生命力仍旧强大,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问题上,西方国家重复的还是这一套被重复了几百年的老调。
  第二、东方主义。当殖民主义在扩张的途中遭遇到东方的古老文明,如中国、波斯、印度等,原本那一套粗浅的普世主义理念就不够用了。因为这些古老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典籍、成型的官僚体系、也创造了可观的财富,简单地把他们归为“野蛮人”的类别是行不通的,西方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来定位和这些“高等文明”的关系。
  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是不会给文化上的平等留有余地的。西方需要一种将所谓东方“高等文明”纳入以西方文明为金字塔塔尖的等级体制之中的解释体系,于是逐步发展出了一种被通称为东方主义的思潮。这种观念将东方塑造为西方的他者,东方文明虽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阻碍,像欧洲启蒙文明那样找到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东方的现代化使命只有在西方的帮助下才能完成。
  这一对立建立起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对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区而言(印度是最典型的代表),精英群体起初大都被普世主义的承诺所折服,在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引诱下接受了事实上的西方化进程。但历史的发展并未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平等,同时,西方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为殖民地的觉醒创造了条件。终于,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大潮中,传统的殖民主义土崩瓦解,东方主义的普世主义历史也告一段落。
  第三、科学普世主义。沃勒斯坦将其称为最精致的一种为强势者辩护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为自身涂抹上了价值中立的色彩,从而使自己看起来与文化无关,也与政治无关。
  科学普世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野,后者被分工专司探索“善”和“美”,而在知识体系的竞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前者,则垄断了对“真”的阐释权。科学普世主义所宣称的是,“真”的取得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故而这是一种客观的真理,终将为接受他的社会带来福祉。
  科学普世主义赋予了自由市场无上的地位,为精英统治(Meritocracy)构筑了道德基础,它成功地用全球化替代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概念,遮蔽了世界体系中不公正的一面。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普世真理的面貌被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科学不承认第二个真理,故而这些国家“别无选择”。有些国家深受此类政策的祸害,但这可以用一套客观的标准解释为必须接受的市场竞争的结果,而非政治的操控或其他原因。
  寻找普世的普世主义
  不可否认,很多披着普世主义外衣的价值观是进步的,甚至曾经是革命性理念。但是,这些价值的传播和实践无法脱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普世主义在绝大多数时候被强势者所利用,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文化工具。
  比如自由、平等、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激发受压迫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积极作用,也长期作为殖民统治的辩护词而存在——英国统治印度就被解读为传播自由和平等的过程。19世纪末,法国率先引领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法国应该担负起其天赋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Mission),以暴力的手段为落后民族提供先进的法国文化,这一理由迅速地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接受。
  同样,人权也是个好东西,却被美国和北约所窃用,成为推行霸权的工具,用以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以不惜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的方式巩固美国的霸权利益。若干场战争以保卫人权的名义而发动,结果是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了更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有批评家将此行径称为人权帝国主义,这是恰当的。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西方的原则和西方的实践中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虚伪和双重标准是普世主义的代价。他尖刻地描述了西方普世主义的虚伪:“民主是要推动的,但不能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防止核武扩散针对伊朗和伊拉克,但不针对以色列;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良方,但不包括农业;人权对中国来说是个议题,但对沙特阿拉伯则不是;对富油国科威特的入侵遭到迎头痛击,对贫油国波斯尼亚的侵略则无人过问。认真思考的话,认为非西方国家应该接纳西方价值观、体制和文化的观点的言下之意是不道德的。”
  普世主义还往往沦为强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起初,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借口与普世价值毫无关系,但后来,当初的所有理由都被证明是谎言后,美国人只好拾起那个不新鲜的论调:至少美国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普世主义的说辞就成了强盗行径最后的避难所——哪怕有千百万人丧生,西方至少有通过暴力手段教会他人自由的权利。
  普世价值被操控、被扭曲、被滥用的根源是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关系。沃勒斯坦把迄今为止所有的普世主义统称为欧洲的普世主义,他认为,问题不是质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而是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普世价值不是被给定的,而是被创造的。
  沃勒斯坦提出一个命题:我们应该追寻真正的普世的普世主义(UniversalUniversalism)。这有赖于一个权力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出现,而这个动荡的世界向何处走,将决定我们是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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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不可阻挡

April 19, 2012 Leave a comment

FT中文网专栏_吉迪恩•拉赫曼

via 中国现代化不可阻挡.

我在伦敦的书架上,沉甸甸地摆满了《遮天蔽日: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之类的书。但亲临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人对于中国是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说法抱有怀疑。

怀疑者中不仅包括带有偏见的西方侨民或感到受挫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很善于给“中国奇迹论”泼冷水。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不可持续”。最近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葬送中国的经济成就。

温家宝发表上述言论后的次日,带有争议性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失势了。这种高层政治内斗的爆发,被怀疑中国的人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中国备受吹嘘的稳定只是一个神话。

那么,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或者坚称中国在深层次上是个不稳定的国家,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吊诡的是,双方没说错。中国显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然而未来的不稳定不太可能破坏中国的崛起。无论西方一些人抱有什么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都不可能一觉醒来发现中国奇迹实际上只是海市蜃楼。

几乎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繁荣时,西方分析人士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的繁荣将要告终。这使我自己对中国的怀疑有所动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担任《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亚洲版主编时,一直刊登关于中国内在不稳定性的文章——无论是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悲观预测,也有对共产党高层激烈内斗的报道。2003年,我买了一本备受推崇的书,章家敦(Gordon Chang)所著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该书预测中国奇迹最多还能延续五年。所以,现在当我读到中国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农村不安定局面发酵、城市处在环境灾难的边缘、中产阶层奋起抗争时,我都想打个哈欠,翻到下一页。我真的听到过所有这些话。

可同样难以相信的是,中国经济或政治体制能够沿着同一条轨道无止境地走下去。由出口推动的年均8%至9%的快速增长是不会永远持续的。同时,随着民主诉求传遍全世界,中国的政治体制正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温家宝似乎也想隐晦地表述这层意思,他最近表示“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中国显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然而亚洲其他地方有着鼓舞人心的先例。韩国和台湾都从相当残暴的一党制政体,转型成为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并从低成本制造模式转型至高科技消费主义模式。

中国的巨大规模和独特的痛苦历史,会加大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难度。尤其是如果中国向自由选举过渡,那么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运动几乎肯定将加强。鉴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很深,这些问题得到微妙或敏感处理的可能性不大。除了努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外,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还需要应对各种目前勉强压制的社会紧张——尤其是如果它取消城乡之间迁徙限制的话。

不过即使人们设想最坏的情形,即爆发内战,那也未必意味着中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上一个撼动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内战,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就成了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可以参考德国或日本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满目疮痍,然而却迅速重新跻身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行列。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掌握了成功发展工业经济的秘诀。这似乎能够经受各种动荡。经过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很显然中国也已经掌握了这种秘诀。

一些怀疑中国的人,喜欢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苏联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但是当年的苏联从未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因此其低下的效率被掩盖了,中国与之相反,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至于日本的经济泡沫,在其破裂时该国人均收入已远远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相对贫困的中国经济,仍有广阔的现代化空间。

在政治方面,也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的弱点同样暗示了尚未利用的潜力。就像最近的政治内斗所显示的,中国仍被一个不成熟的政治体制所拖累。如果中国能实现曾被异议人士魏京生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民主,那么届时中国就克服了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剩下的最大障碍。

译者/何黎

The varieties of belief

April 19, 2012 Leave a comment

Democracy in America

via The varieties of belief.

Science, religion and policy

The varieties of belief

Apr 18th 2012, 14:27 by J.F | ATLANTA

MY COLLEAGUE wrote a characteristically thoughtful poston the non-binarism of scientific and faith-based belief systems. As it happens, my piece in this week’s paper is about Tennessee’s newly enacted law protecting teachers “from discipline for teaching scientific subjects in an objective manner”. I spent a large part of last week discussing this bill with scientists and civil-libertarians, many of whom see the bill as a Trojan horse for the teaching of creationism and intelligent design; with the bill’s supporters in Tennessee’s legislature, who seem genuinely amazed that the bill has stirred controversy; and with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Discovery Institute, whence the bill’s inspiration came. In this battle generally—that is, in the battle over whether humans evolv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or were created ex nihilo by God a few millennia back, and in the battle over whether the latter theory has a place in science classrooms—I side with the first camp.

But I found it difficult not to feel a measure of sympathy for the bill’s sponsors, Representative Bill Dunn and Senator Bo Watson, both of whom seemed genuinely surprised by the furore it had caused. The original bill, which Mr Dunn sponsored and which passed Tennessee’s House last year, said that “the teaching of some scientific subjec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iological evolution, the chemical origins of life, global warming, and human cloning, can cause controversy.” Mr Watson amended that language out, but to many, the shadow remains. The problem, of course, is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subjects that “can cause controversy” for reasons external to science and subjects that are genuinely scientifically controversial. Evolution is the former but not the latter. That it may upset some people who take the Bible as literally true in every word is not science’s problem, and ought not be the concern of science teachers. Mr Watson explained to me that distinctions such as this create great “teachable moments”, and he is right, of cours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bill changes nothing in Tennessee’s curriculum, which includes evolution, and that it contains language expressly forbidding it from being used for religious instruction. Also true. If this bill is a Trojan horse for creationism, decades of court precedent have made sure it’s a pretty weak one.

The problem is that it sows doubt in the wrong places. To be sure, there is continuing research into how people evolved, and Darwin’s theory may not be correct in every particular (I wonder whether that’s why the Discovery Institute so frequently uses“Darwinism” or “Darwinian evolution” rather than simply “evolution” or “evolu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s a way to suggest that every quibble with Darwin amounts to a fatal flaw in the concept of evolution). There is also continuing research into gravity: how it works differently and unexpectedly on different bodies, but there is little clamour to throw out Newton’s theory of gravity (oops: I spoke too soon). That is how science works: through observation, testing, empiricism. There is very little “this is how it is, in saeculum saeculorum“, and a whole lot of “this is the best we can determine from observable evidence right now.”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certainty. On the other hand, significant amounts of observable, scientifically tested data and evidence support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The theory of ex nihilo creation cannot make the same claim.

None of this should be read as a denigration of religion. I notice I got a few comments on my post last week on Ross Douthat accusing me of loud-mouthed, aggressive atheism. For what it’s worth, I am not an atheist. I do think, however, that religion is principally a matter of conscience, and that it should have far less direct influence on politics than it does in America today. That is a distinction worth preserving. It would seem to me entirely possible to be a faithful Jew, Christian, Muslim or other believer and still believe wholeheartedly in human evolution (that theory says nothing about the “unmoved mover”), just as it ought to be possible to be devout and still wish religion and politics to be kept as separate and far apart as possible. That is not just for the good of a multi-confessional polity, but also for the good of faith (faith as individual belief and as collective institutions) which cannot but be corrupted by too close a relationship with earthly power.

(Image credit: Photograph of Charles Darwin taken by Leonard Darwin; God from Creation of the Sun and Moon by Michelang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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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恶方识善[Know Evil Know Good]

April 19, 2012 Leave a comment

左岸读书_blog

via 知恶方识善[Know Evil Know Good].

 

Jorywang的投稿。

原文知恶方识善[Know Evil Know Good]

知恶方识善[Know Evil Know Good],善恶

社会学里面有句话,原句我忘了,大意是这样的:即使一个人的意愿和出发点是美好的,然而结果却不尽然都美好,甚至还会对社会产生破坏。从历史上看, 从王莽新政到各种变法,美好的意愿并没有用美好的结果画上句号。甚至一个善意的出发点,最后变成恶意的恶作剧。如此说来,善和恶让人在一瞬间变得模糊。这种模糊是否是真的,我们暂时先放一下。

最近还有一个说法触动了我,大体是这样的。我的博士同学,一次吃饭的时候聊天。他说,感觉办公室的同学们素质很低,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把办公室和实验室搞得乱糟糟的。我同学说的义愤填膺,我知道他有伤,有怨气。我也知道有这样抱怨的人不仅仅是我同学,很多时候我们的身边弥漫了这样的抱怨。开车的时候被人无缘无故憋了一下,大骂对方会不会开;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被行人挡住了,大骂对方要不要命了;自己走路的时候,被车挡住了,大骂开车的有车就了不起 了,云云。肿么了,抱怨对方是心情舒畅的唯一砝码?我也不知道。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怎么一会儿谈善恶,一会儿谈抱怨,哪跟哪儿啊?然而事实上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大体把善恶作为行为动机的源泉,那么之后的一个环节就是表现层,也就是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之后你施加到的身边人就是受众层,他们对你行为的体会就是感受层,最后的结果(用眼前的和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后)就是影响层。那么从动机出发,到形成结果。期间经历这么多层转化,一定有信息偏离和误解的方面。产 生误会是必然的。

有了上面的一个传播的基础,就更容易理解博士同学的抱怨了。他仅仅站在感受的角度去体会对方行为的结果,自然充满了误解。其实,也许对方的行为不见 得是故意加害。有一个关于误会的著名故事:早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地方,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婚后生育,他的太太因难产而死,遗下一孩子。他忙生活,又忙于看家,因没有人帮忙看孩子,就训练一只狗,那狗聪明听话,能照顾小孩,咬着奶瓶喂奶给孩子喝,抚养孩子。有一天,主人出门去了,叫它照顾孩子。他到了别的乡 村,因遇大雪,当日不能回来。第二天才赶回家,狗立即闻声出来迎接主人。他把房门开一看,到处是血,抬头一望,床上也是血,孩子不见了,狗在身边,满口也是血,主人发现这种情形,以为狗性发作,把孩子吃掉了,大怒之下,拿起刀来向着狗头一劈,把狗杀死了。之后,忽然听到孩子的声音,又见他从床下爬了出来, 于是抱起孩子;虽然身上有血,但并未受伤。他很奇怪,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看看狗,发现腿上的肉没有了,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狼,口里还咬着狗的肉;狗救了小主 人,却被主人误杀了,这真是天下最令人惊奇的误会。

这是一个对行为层面误解的案例,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心理学家们开出的药方常常是:冷静、淡定、三分钟后再说话。我相信这都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遗憾的是这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修养和身心健康,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能将自己塑造出这样的习性。

而另一层面常常被忽视,就是对动机的理解。我们不妨统计我们所做过的很多事情,有时候效果好的不见得动机好,有时候动机好的不见得效果好。经过分析后的体会,大家常常能发现只有我们对善恶更深入的实践才能体会到这样的完整过程。也就是本篇的题目:知恶方识善。比如我的同学,试着和一帮土匪(比喻有些极端)住段日子,就发现,可能他的同学们动机上还是好的,只是表现上无疑伤害了大家。而表现上伤人,无疑还是能力的问题,本文不做研究。所以,从动机上原谅对方,是心底深处由生的理解和包容,这样的理解和包容更有力量也更持久。

过去的一年,我和大约200多个人有过中度聊天(了解对方背景和经历及感受)。也更加理解什么是好动机什么是坏动机,什么是好的表现什么是坏的表现。说到底越发的接近什么是真相。经历了这个过程,才能不被坏动机好表现所迷惑;也不对好动机坏表现所愤怒。

如此说来:好人难当啊。

左岸记:从这个角度的理解深刻而有趣,如此看来,以往我理解的善恶观要单薄很多,恶行的善果自然非当事人所意想,善行的恶果却常在生活中不断出现。暮春三月,羊欢草长;天寒地冻,问谁饲狼?人心怜羊,狼心独怆;天心难测,世情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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